农田水利存在诸多问题，深层次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对其地位、作用认识不到位，导致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稳定；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农田水利基本属性和该由谁来办认识不清。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1958年“大跃进”和70年代“农业学大寨”为代表，国家对农田水利非常重视，真正把水利当做农业命脉来抓。中国多干旱洪涝灾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田水利在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历朝历代有远见、有作为的人士早就认识到这点，总结出“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的至理名言。
　　但是，水利的公共性、基础性特点，又往往造成人们的错觉，似乎不抓水利也没什么大问题。经常是粮食丰收了就会觉得水利可有可无，不那么紧迫了。遇到大涝大旱吃了亏，粮食供应紧张了，才会想到水利的重要。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对于公益性、基础性很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管理到底该由谁来负责，是市场、政府，还是农民，认识不清，政策措施摇摆不定。
　　有人认为农田水利是农民自己的事，农民受益，兴修农田水利主要靠农民投资投劳；有的地方想交给市场，吸引私人和社会资金，采取产权等方式让私人投资、兴建、管理。实践证明，农民没有资金能力兴建农田水利，私人资本没有兴趣投资兴办公益性很强的农田水利。
　　这就是农田水利投入不足、年久失修、效益锐减等老大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
　　
　　谁出资，如何办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水利的地位、作用和基本属性有非常清晰和准确的表述。如果承认农田水利设施属于准公共物品，带有很强的公益性，那么毫无疑问投入主体是政府，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政府投入能够基本到位，用10年－20年时间，就能补上历史欠账，解决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建设标准低、不配套、老化破损。
　　解决农田水利投入，需要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共同努力。在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财政承担一半或再多一些。比如解决农民饮水安全。西部地区三分之二由中央财政负担，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中央、省和市以下加农民各投三分之一，贫困县（市）地方政府和农民也应该象征性拿一些。一点不拿也不合适，意味着什么责任都不承担。
　　除了投入，第二个问题就是农田水利如何组织，如何兴办的问题。是行政办法直接组织兴办，还是农民自己组织兴办，政府引导、扶持？如果政府一手操办，包办得太多，农民始终处于要我干的位置，很可能失去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变成依赖。
　　还有一个问题是建成以后工程归谁所有，如何管？政策规定建成的工程由农村集体组织负责管理，但如果政府修建的工程，从一开始农民就不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工程，参与程度不深，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程。工程建成以后不但不会好好用，还会有意无意地损害，随意在渠道上扒口子浇地，在供水管道上私自开孔放水等等。
　　
　　尊重农民诉求
　　要启发农民、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成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主人，真正的业主。
　　比如村里有个塘坝二三十年没有清淤了，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政府直接组织，通过招标的办法，交给专业施工队清淤；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引导，让村民讨论，要不要清淤、如何清淤，要办的话，农民能出多少工，能出多少钱，需要政府从哪些方面提供帮助。
　　两种做法反映了两种管理体制。现在多数地方的农田水利建设政府包揽的事情太多，很少和农民商量。第二种办法体现了这个事情从始至终是农民要办，农民是主人，是业主。
　　有些人认为，只要是集体的事情、集体的财产肯定管不好。其实这是个认识误区。一般人会认为国有或集体企业经营管理确实效率是低的，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清楚，缺乏经营活力。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并不是都这样，关键取决于是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都江堰用了两千多年，除了政府负责管理的枢纽和骨干工程，斗渠以下的田间工程一直是农民自己管，只不过以前没有村委会或用水协会，由祠堂牵头宗族老人发号施令，而且有乡规民约，变成生活习惯慢慢传承下来。
　　不管是村委会还是农民用水协会，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要赋权，真正让各种权利，比如诉求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管理权，把这些权利交给农民，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是自己需要的农田水利，政府在帮助自己。
　　作者为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副会长，曾任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