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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负责“怨恨”计划期间，到我办公室访问的那些人很像一支国际纵队。在美国执行秘密任务的英国皇家空军的两名情报官员带来了满满6页纸的问题，他们急于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派驻在英国、法国、德国的空军情报官员因公返回美国时，常常会带回一堆非机密的飞碟资料。一个经常往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非军方情报人员，将我收集的关于UFO的畅销报纸和杂志送往德国。作为回报，我会收到欧洲发生的目击事件的最新消息。这些目击事件从未被公开过，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到达美国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ATIC）。
在决定“怨恨” 计划命运的那一天，杰里·卡明斯中尉将他的角质框架眼镜托在鼻梁上，脖子伸得老长，从镜片上方盯着卡贝尔少将，样子滑稽得很，全然不像一个中尉。他说，UFO研究陷入了困境。从那时起，“怨恨”计划一点点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洛斯卡顿中校曾断言我在“怨恨” 计划待不了几个月，结果被他言中了。自1952年3月起，“怨恨”计划不再是某个团体的内部项目，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官方名称为航空现象研究大队。航空现象研究大队成立后，这一计划的代号也随之变为“蓝皮书”，不再使用“怨恨”一词。对于那些喜欢通过名称解读隐含信息的人们，我想说的是，“蓝皮书”这一代号取自大学测试题目，无论是计划还是测试，都有一大堆令人困惑的问题存在。
因为收到的报告越来越多，“蓝皮书”计划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从1951年12月开始，每月收到的报告数量由大约10份增加到20份。1952年3月，报告数量略有减少，但4月的报告数量就达到了一个峰值——我们共收到了99份UFO目击报告。
1952年4月1日，我与柯克兰上校一起到洛杉矶出差。离开ATIC之前，我们就计划好要去参加一个民间飞碟调查组织的会议。这个现在早已解散的组织在1952年非常活跃。
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带着良好初衷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因此，当他们开始介绍自己将如何解开UFO之谜时，我就知道他们注定会失败。“蓝皮书”计划有整个空军作后盾，资金充足，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但我们仍然一无所获。而他们拥有的，只是满腔热情而已。
然而，当晚的高潮并不是民间飞碟调查人员。该组织获得了一份《生活》杂志的复印件，上面有鲍勃·吉纳写的一篇关于UFO的文章，内容源自他研究了一年多的材料。柯克兰上校将这篇文章看了很久，然后递给我，说：“我们最好快点赶回代顿，这下你有的忙了。”
《生活》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的分量比以往任何关于UFO的文章都要重，而且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单是它的题目——《我们是否有天外来客？》，就足以见其犀利程度了。其他负有盛名的杂志，比如《真相》，也曾刊登过此类文章，但《生活》刊登此文的意义却大不寻常。《生活》并没有肯定地说UFO来自外太空，而只是说“有可能”，但为了支持这种可能性，它援引了许多知名人士的讲话。例如，曾在德国V-2导弹研发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现任北美航空公司火箭发动机研究室主任的瓦尔特·里德尔博士就说过，他认为UFO 来自外太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毛里斯·比奥博士也公开支持这种观点。
但对《生活》刊登的这篇文章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数读者心中的疑虑，即：《生活》为什么要刊登这篇文章？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生活》不会随随便便跟风渲染空间飞行物的。一些细心的读者在作者的评论中发现，空军高层现在非常重视UFO目击报告。于是，许多人不禁怀疑，难道是军方授意《生活》刊登此文的？
回到代顿时，记者早已把ATIC的门槛踏破。对于《生活》刊发的文章 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给出的官方解释是：“这篇文章是依据事实而写的，但结论是由《生活》单方面得出的。”对于“此文是否受军方启发而写”之类的问题，我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他们说：“我们给《生活》提供过一些具体的目击事件的原始数据。”
我是有意如此回答的，因为我知道军方确实间接促成了《生活》刊登这篇文章。“也许它们是行星际空间飞行器”中的“也许”确实是五角大楼里几位高层人员的个人观点，他们的级别非常高，因此，他们的个人意见几乎就是官方观点了。我认识这些人，而且知道其中一位将军把这个观点告诉了鲍勃·吉纳。
奇怪的是，《生活》刊登那篇文章后，并没有导致UFO目击报告数量的激增。文章刊登后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9份目击报告，而且接下来那天，报告的数量就更少了。这有点不太寻常。
然而几天后，报告数量急剧增多，原因是一份文件将“蓝皮书”计划从私生子提高到了家族继承人的位置。使“蓝皮书”计划得以合法的文件就是空军第200-5号文件，标题为“不明飞行物”。该文件由空军部长签字盖章，主旨为“UFO并非儿戏，空军正在认真研究此问题，具体研究事宜由‘蓝皮书’计划负责”。文件说，空军所有部门的指挥官都有义务将UFO目击报告通过电报的形式发送给ATIC，并将复印件送至五角大楼，详细报告稍后经航空邮件送达。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使“蓝皮书”计划有权直接联系美国境内的所有空军部队。这在空军内部还是头一次，“蓝皮书”计划也因此赢得了不少威望。
这份文件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对那些精彩的报告及时进行调查研究。但该文件也有不足之处，它规定报告发送者可以采取任何被授权的优先方式传递报告，当这类报告到达信息中心后，立即被送至收信人手里。不知为什么，关于UFO的报告似乎都在半夜或凌晨4时到达，而我则被视为所有UFO报告的收信人。更麻烦的是，报告一般都是加密的，我不得不到空军基地亲自签收。
1952年5月8日凌晨4时30分，我收到了一份此类电报。该报告来自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民航管理局的一处无线电台，而且是通过空勤处的电传打字机发来的。挂断赖特·帕特森基地电传打字机室打来的电话后，我穿好衣服出去取电报。就在我签收电报的时候，电传打字机室的值班人员说了句：“这是个不错的报告，上尉。”
当时新闻对此事的报道
泛美航空飞行员的目击报告
这份报告的确精彩。当天凌晨1时左右，泛美航空公司一架DC-4客机由纽约飞往波多黎各。起飞几小时后，飞机到达距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960千米处的大西洋上空，飞行高度约2400米。当时一片漆黑，就连星光都被一片巨大的云层遮挡住了。机长和副驾驶都很清醒，但也没怎么集中精力去注意其他飞机，因为他们刚进入圣胡安海洋控制区，而且无线电告知他们该空域没有其他飞机。在副驾驶转身去看四号引擎时，发现其正前方有一个发光体，看起来像一架飞机的尾灯。因为已经知晓附近空域没有其他飞机，所以他仔细观察了几秒。他向外看了几眼四号引擎，转过头来发现那个发光体还在他初次看见它的位置。他低头看了下控制板，将引擎设为同步，然后抬起头来。就在他的目光移开的这几秒中，发光体向右移动到了DC-4的正前方，而且体积更大了。副驾驶探过身去拍了拍机长的肩膀，并将发光体指给他看。就在这一瞬间，发光体变得越来越大，最后竟有“飞机着陆灯的10倍之大”。发光体继续靠近，闪烁着快速飞过DC-4的左翼。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又有两个较小的火球闪烁着飞过。事后，两名飞行员说，当时他们呆坐了几秒，汗流浃背。
事后，其中一位飞行员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晚你在高速公路以110千米/时的速度开车时，突然有辆车向你所在车道冲过来，然后又急转离开。你与那辆车擦肩而过差一点就撞上了。在事情结束的刹那，你惊魂未定地呆坐在那里，头脑一片空白。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感觉。”
当机组成员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机长拿起对讲机呼叫杰克逊维尔市无线电台，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我们也在几分钟后拿到了这起事件的报告。第二天下午，克里·罗斯坦上尉——继迈特舍尔中尉后接任该计划的官员——就动身前往纽约，与从波多黎各返回的两位飞行员会面。
在与克里谈话的过程中，这两位飞行员没有增加更多细节。他们最后说的话我们曾听到过很多次，即“我曾认为那些报告称看到了飞碟的人都是疯子，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返回代顿后，罗斯坦上尉又与民航管理局核查了一下空域的飞行状况，确认当天该空域没有其他飞机。有人会问，会不会当时该空域有飞机而民航管理局并不知道？答案是：不会。没有人能够在不提交飞行计划的前提下飞离海岸960千米，因为如果他在飞行中遇到困难或不幸坠落，海岸警卫队或空军救援无法及时进行搜救。
克里在核查了当时的水面舰艇状况后，也得出了否定的答案。
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些不明飞行物是流星。但根据飞行员的讲述，这一可能也被排除了。首先，约5500米空域附近覆盖着厚厚的云层，而且，流星也不会在低于5500米的空中沿直线飞行;其次，人们几乎看不到流星编队飞行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大约是十亿分之一。
也有人猜测，某些气象现象会在飞机前形成一面类似镜子的空气墙，因此，飞行员夜晚看到的光只是空气墙反射的灯光而已。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立，但想要形成灯光反射，首先必须要有灯光，但是飞机上根本就没有灯光可以反射出接近“着陆灯10倍之大”的影像。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认识一位上校，他说这与东方航空公司两名飞行员——克拉伦斯·奇利斯和约翰·怀特迪——1948年7月24日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看到的一样，他认为那是一艘宇宙飞船。
4月的目击报告数量创造了历史新高，所有报告都来自军方各部门。此外，我们还收到近200封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信件，但因为当时实在太忙了，只能将它们暂时存档，以供日后查询参考。
一位高管的目击事件
1952年5月，我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空军基地调查一系列发光体事件，结束后返程回家。我对返回代顿的那趟航班仍然记忆犹新，因为整个航行过程中天气都很糟糕。我不想错过芝 加哥的转机航班，也不想延迟着陆，因为我曾郑重答应过妻子回到代顿后一起出去吃晚餐。我从洛杉矶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很快就到家了。她说已经找好了保姆，并预订了餐位。3个月来，我每周在家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天，所以她非常盼望能一起出去吃个晚餐。
我10时左右到达代顿，一下飞机就直奔基地。回到办公室时，秘书不在，但我的办公桌上留有一张便条：“回来后尽快致电邓恩上校。”
我给邓恩上校打完电话后又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让她退掉保姆，取消晚餐，并把我的行李打包好。我得去一趟华盛顿。
我还在加利福尼亚时，邓恩上校接到桑福德将军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几天前，中央情报局的某位高层在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自家草坪上举办了一场宴会，许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在宴会期间，他们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报告直接转到空军情报部，而且鉴于目击者的身份，空军方面“建议”我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跟宴会主人谈谈。我15时前到达这位高层的办公室，看到了事件的完整报告。
以下是事件经过。
那天22时左右，他与两位客人站在院子边缘处聊天，当时他正好面朝南，眺望着村庄的远处。此时，他暂停回顾，解释说他家位于村中的山顶上，从他家往南望去，就能俯瞰整个村庄。在他与那两个人谈话时，发现从西边飞来一个发光体。他当时猜测可能是架飞机，于是就漫不经心地看着它。但是，当它靠得非常近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发光体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如果是飞机的话，以它如此之近的距离，所有人都应该听到飞机的巨大轰鸣声才对。事实上，他已经停止聊天，专心看着这个物体了。突然，该物体停了片刻，然后开始以近乎垂直的角度攀升。他提醒了一下两位客人，当他们一起抬头看时，正好看到发光体结束攀升，静止了一会儿，然后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它水平飞行了几秒后，来了个垂直俯冲，接着又沿水平直线朝东边飞去，消失不见了。 事后得知，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在发光体消失前看到了它，随后还就此展开了一场友好的争论。其中有人认为这是个点燃的热气球，而一位退休的将军认为这是架飞机。为了解决这些争论，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有必要补充一点，这些人都大有来头，电话中只需报一下名字就能立刻得到答案。华盛顿地区的雷达站回应说，过去1小时内，并没有自西飞往亚历山大东南方向的飞机。伯灵空军基地的气象站说该地区没有热气球，但为了保险起见，气象人员还查看了高空风记录，说2万米处并没有自西向东吹的高空风，因此不可能是热气球;而且，要想看到热气球上的光，热气球必须远远低于2万米才可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我，他们甚至认为那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流星，那两次“跳跃”可能是由某种大气畸变导致的。但是，发光体停留的时间很久，流星不可能停留这么长时间。他补充说，客人中有位军队牧师和滴酒不沾的人，他们也看到了发光体的跳跃现象。
与这位高层的谈话结束后，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了，因为该核查的都已核查过了。我能做的就是返回代顿，写出详细报告，并将其定性为“未知事物”案例。
接待媒体
早在3月媒体似乎重新对UFO感兴趣之时，我就建议“蓝皮书”计划订购一项剪报服务，这项服务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一，它可以显示公众对UFO的关注度以及人们对此进行的谈论，使我们可以实时掌握情况的进展;其二，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数据，因为很多时候报纸上刊登的报告空军都没有收到，而且在挖掘事实的功力上，记者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情报官员，我们错过的东西有可能被记者揭露并刊发出来;最后，它能为我们研究报刊宣传对UFO数量及类型的影响提供资料。
邓恩上校对订阅剪报一事表示赞成，而且很快就兑现了。每隔三四天，我们就会收到装满剪报的信封。3月时，剪报是用信纸大小的信封寄来的，信封都很薄，里面可能装着十几份剪报。慢慢地，信封越来越厚，后来做剪报的人干脆就用牛皮纸信封来装了。再后来，牛皮纸信封也越来越厚。到5月时，我们不得不动用旧鞋盒了。鞋盒里装的大多数新闻资料都来自ATIC。
媒体的询问加大了“蓝皮书”计划的工作量，也给我带来不少问题。一般来说，像ATIC这样的军事机构都有自己的公共信息发言人，但我们没有，所以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此，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各大报纸随意引用我的话，五角大楼的人动不动就对我咆哮一番。几乎每天都有“迷宫”（五角大楼的别称 —— 译者注）的人打来电话，毫不客气地张口就问：“谁让你告诉他们的？”最终，我只能选择放弃这项工作，并跑去跟邓恩上校诉苦。我提议说，应该由五角大楼的新闻办公室负责与媒体打交道，这些人受过专业训练，而且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对此，邓恩上校完全赞成，因为每次我被责骂的时候他的脸色也不好看。
邓恩上校去了趟桑福德将军的办公室，他们叫来了国防部新闻办公室的索里·史密斯将军，后者指派空军出版社的一名非军方人员阿尔·查普负责答复来自媒体的询问。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阿尔先尝试从“蓝皮书”计划在五角大楼的联络官杜威·福奈特少校那里得到答案，如果杜威少校无法解答，阿尔再给我打电话。
事实证明这种安排确实不错，因为阿尔·查普在赖特试验场新闻办公室工作时经历过UFO宣传之战。
5月，人们对五角大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超过了他们对UFO的兴趣。从5月开始，平均每两周我就要在华盛顿做一次情况说明发布会，会场每次都座无虚席。从官方评论的语气到公众对UFO的态度，都表明人们实际上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只不过就事论事而已。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似乎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发布会”。
有一次，简会结束后，一位少校（现为准将）提出了一项计划，即在特定情况下使用F-94喷气式拦截机去拍摄高水准的UFO照片。6架飞机为一个单元，共有两个单元12架飞机轮流执飞，以保持长期警惕。F-94是当时我们拥有的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届时，F-94将被卸下所有作战装备以使其操作性达到最佳，并在机鼻安装一部特殊相机。该中队将派往美国UFO出现最为频繁的
地区。
随后，少校又谈到了几个问题，诸如这两个空军小分队的飞机多久才能卸载完毕，特种相机何时才能制作完成，以及美国空军基地是否支持此项计划，等等。
最终，少校的计划被暂时搁置起来了，不是因为人们认为该计划过于疯狂，而是经过高层的大量研究和讨论之后，认为实在抽不出12架飞机来做这项工作，而减少飞机数量又怕达不到预期效果。
人们对这一计划的关注度，表明了一些军方人员对揭示UFO真实身份的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在讨论中，人们不止一次用到“星际飞船”这个称呼。
甚至空军的最高行政长官，时任美国空军部长托马斯·芬特勒也要求听取汇报。1952年5月8日，我和邓恩上校的属下泰勒中校一起，为芬特勒部长及其全体参谋人员做了一次长达1小时的汇报。
汇报期间，芬特勒部长听得非常认真，汇报结束后，他还就某些具体目击事件问了几个问题。不过，即使他对UFO有所担心，也是绝对不会表露出来的，他唯一的评论是：“好样的，做得不错，你们的工作一定非常有趣。谢谢！”
后来，他对外公开了以下声明：
“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凿证据对所谓的飞碟进行证明或证伪。然而，仍然有大量空军调查人员无法解释的目击事件。现在，空军将一如既往地对飞碟目击报告进行详细研究。”
1952年5月，“蓝皮书”计划共收到了79份UFO目击报告，而这个数字在4月是99份。单从报告数量上来看，似乎UFO事件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这两个月收到的178份报告已经堆积如山，这还不包括民众直接寄给我们的上千封信件。因为时间有限，只能优先调查和分析那些质量比较好的报告，所以压下了不少存货。我们打算6月时把这些积压的报告清理掉，然后就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但是，永远不要低估UFO的魔力。6月，人们将剪报装在纸板箱里，成箱地寄给了我们。（待续）
在决定“怨恨” 计划命运的那一天，杰里·卡明斯中尉将他的角质框架眼镜托在鼻梁上，脖子伸得老长，从镜片上方盯着卡贝尔少将，样子滑稽得很，全然不像一个中尉。他说，UFO研究陷入了困境。从那时起，“怨恨”计划一点点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洛斯卡顿中校曾断言我在“怨恨” 计划待不了几个月，结果被他言中了。自1952年3月起，“怨恨”计划不再是某个团体的内部项目，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官方名称为航空现象研究大队。航空现象研究大队成立后，这一计划的代号也随之变为“蓝皮书”，不再使用“怨恨”一词。对于那些喜欢通过名称解读隐含信息的人们，我想说的是，“蓝皮书”这一代号取自大学测试题目，无论是计划还是测试，都有一大堆令人困惑的问题存在。
因为收到的报告越来越多，“蓝皮书”计划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从1951年12月开始，每月收到的报告数量由大约10份增加到20份。1952年3月，报告数量略有减少，但4月的报告数量就达到了一个峰值——我们共收到了99份UFO目击报告。
1952年4月1日，我与柯克兰上校一起到洛杉矶出差。离开ATIC之前，我们就计划好要去参加一个民间飞碟调查组织的会议。这个现在早已解散的组织在1952年非常活跃。
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带着良好初衷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因此，当他们开始介绍自己将如何解开UFO之谜时，我就知道他们注定会失败。“蓝皮书”计划有整个空军作后盾，资金充足，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但我们仍然一无所获。而他们拥有的，只是满腔热情而已。
然而，当晚的高潮并不是民间飞碟调查人员。该组织获得了一份《生活》杂志的复印件，上面有鲍勃·吉纳写的一篇关于UFO的文章，内容源自他研究了一年多的材料。柯克兰上校将这篇文章看了很久，然后递给我，说：“我们最好快点赶回代顿，这下你有的忙了。”
《生活》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的分量比以往任何关于UFO的文章都要重，而且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单是它的题目——《我们是否有天外来客？》，就足以见其犀利程度了。其他负有盛名的杂志，比如《真相》，也曾刊登过此类文章，但《生活》刊登此文的意义却大不寻常。《生活》并没有肯定地说UFO来自外太空，而只是说“有可能”，但为了支持这种可能性，它援引了许多知名人士的讲话。例如，曾在德国V-2导弹研发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现任北美航空公司火箭发动机研究室主任的瓦尔特·里德尔博士就说过，他认为UFO 来自外太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毛里斯·比奥博士也公开支持这种观点。
但对《生活》刊登的这篇文章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数读者心中的疑虑，即：《生活》为什么要刊登这篇文章？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生活》不会随随便便跟风渲染空间飞行物的。一些细心的读者在作者的评论中发现，空军高层现在非常重视UFO目击报告。于是，许多人不禁怀疑，难道是军方授意《生活》刊登此文的？
回到代顿时，记者早已把ATIC的门槛踏破。对于《生活》刊发的文章 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给出的官方解释是：“这篇文章是依据事实而写的，但结论是由《生活》单方面得出的。”对于“此文是否受军方启发而写”之类的问题，我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他们说：“我们给《生活》提供过一些具体的目击事件的原始数据。”
我是有意如此回答的，因为我知道军方确实间接促成了《生活》刊登这篇文章。“也许它们是行星际空间飞行器”中的“也许”确实是五角大楼里几位高层人员的个人观点，他们的级别非常高，因此，他们的个人意见几乎就是官方观点了。我认识这些人，而且知道其中一位将军把这个观点告诉了鲍勃·吉纳。
奇怪的是，《生活》刊登那篇文章后，并没有导致UFO目击报告数量的激增。文章刊登后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9份目击报告，而且接下来那天，报告的数量就更少了。这有点不太寻常。
然而几天后，报告数量急剧增多，原因是一份文件将“蓝皮书”计划从私生子提高到了家族继承人的位置。使“蓝皮书”计划得以合法的文件就是空军第200-5号文件，标题为“不明飞行物”。该文件由空军部长签字盖章，主旨为“UFO并非儿戏，空军正在认真研究此问题，具体研究事宜由‘蓝皮书’计划负责”。文件说，空军所有部门的指挥官都有义务将UFO目击报告通过电报的形式发送给ATIC，并将复印件送至五角大楼，详细报告稍后经航空邮件送达。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使“蓝皮书”计划有权直接联系美国境内的所有空军部队。这在空军内部还是头一次，“蓝皮书”计划也因此赢得了不少威望。
这份文件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对那些精彩的报告及时进行调查研究。但该文件也有不足之处，它规定报告发送者可以采取任何被授权的优先方式传递报告，当这类报告到达信息中心后，立即被送至收信人手里。不知为什么，关于UFO的报告似乎都在半夜或凌晨4时到达，而我则被视为所有UFO报告的收信人。更麻烦的是，报告一般都是加密的，我不得不到空军基地亲自签收。
1952年5月8日凌晨4时30分，我收到了一份此类电报。该报告来自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民航管理局的一处无线电台，而且是通过空勤处的电传打字机发来的。挂断赖特·帕特森基地电传打字机室打来的电话后，我穿好衣服出去取电报。就在我签收电报的时候，电传打字机室的值班人员说了句：“这是个不错的报告，上尉。”
泛美航空飞行员的目击报告
这份报告的确精彩。当天凌晨1时左右，泛美航空公司一架DC-4客机由纽约飞往波多黎各。起飞几小时后，飞机到达距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960千米处的大西洋上空，飞行高度约2400米。当时一片漆黑，就连星光都被一片巨大的云层遮挡住了。机长和副驾驶都很清醒，但也没怎么集中精力去注意其他飞机，因为他们刚进入圣胡安海洋控制区，而且无线电告知他们该空域没有其他飞机。在副驾驶转身去看四号引擎时，发现其正前方有一个发光体，看起来像一架飞机的尾灯。因为已经知晓附近空域没有其他飞机，所以他仔细观察了几秒。他向外看了几眼四号引擎，转过头来发现那个发光体还在他初次看见它的位置。他低头看了下控制板，将引擎设为同步，然后抬起头来。就在他的目光移开的这几秒中，发光体向右移动到了DC-4的正前方，而且体积更大了。副驾驶探过身去拍了拍机长的肩膀，并将发光体指给他看。就在这一瞬间，发光体变得越来越大，最后竟有“飞机着陆灯的10倍之大”。发光体继续靠近，闪烁着快速飞过DC-4的左翼。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又有两个较小的火球闪烁着飞过。事后，两名飞行员说，当时他们呆坐了几秒，汗流浃背。
事后，其中一位飞行员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晚你在高速公路以110千米/时的速度开车时，突然有辆车向你所在车道冲过来，然后又急转离开。你与那辆车擦肩而过差一点就撞上了。在事情结束的刹那，你惊魂未定地呆坐在那里，头脑一片空白。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感觉。”
当机组成员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机长拿起对讲机呼叫杰克逊维尔市无线电台，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我们也在几分钟后拿到了这起事件的报告。第二天下午，克里·罗斯坦上尉——继迈特舍尔中尉后接任该计划的官员——就动身前往纽约，与从波多黎各返回的两位飞行员会面。
在与克里谈话的过程中，这两位飞行员没有增加更多细节。他们最后说的话我们曾听到过很多次，即“我曾认为那些报告称看到了飞碟的人都是疯子，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返回代顿后，罗斯坦上尉又与民航管理局核查了一下空域的飞行状况，确认当天该空域没有其他飞机。有人会问，会不会当时该空域有飞机而民航管理局并不知道？答案是：不会。没有人能够在不提交飞行计划的前提下飞离海岸960千米，因为如果他在飞行中遇到困难或不幸坠落，海岸警卫队或空军救援无法及时进行搜救。
克里在核查了当时的水面舰艇状况后，也得出了否定的答案。
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些不明飞行物是流星。但根据飞行员的讲述，这一可能也被排除了。首先，约5500米空域附近覆盖着厚厚的云层，而且，流星也不会在低于5500米的空中沿直线飞行;其次，人们几乎看不到流星编队飞行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大约是十亿分之一。
也有人猜测，某些气象现象会在飞机前形成一面类似镜子的空气墙，因此，飞行员夜晚看到的光只是空气墙反射的灯光而已。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立，但想要形成灯光反射，首先必须要有灯光，但是飞机上根本就没有灯光可以反射出接近“着陆灯10倍之大”的影像。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认识一位上校，他说这与东方航空公司两名飞行员——克拉伦斯·奇利斯和约翰·怀特迪——1948年7月24日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看到的一样，他认为那是一艘宇宙飞船。
4月的目击报告数量创造了历史新高，所有报告都来自军方各部门。此外，我们还收到近200封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信件，但因为当时实在太忙了，只能将它们暂时存档，以供日后查询参考。
一位高管的目击事件
1952年5月，我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空军基地调查一系列发光体事件，结束后返程回家。我对返回代顿的那趟航班仍然记忆犹新，因为整个航行过程中天气都很糟糕。我不想错过芝 加哥的转机航班，也不想延迟着陆，因为我曾郑重答应过妻子回到代顿后一起出去吃晚餐。我从洛杉矶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很快就到家了。她说已经找好了保姆，并预订了餐位。3个月来，我每周在家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天，所以她非常盼望能一起出去吃个晚餐。
我10时左右到达代顿，一下飞机就直奔基地。回到办公室时，秘书不在，但我的办公桌上留有一张便条：“回来后尽快致电邓恩上校。”
我给邓恩上校打完电话后又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让她退掉保姆，取消晚餐，并把我的行李打包好。我得去一趟华盛顿。
我还在加利福尼亚时，邓恩上校接到桑福德将军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几天前，中央情报局的某位高层在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自家草坪上举办了一场宴会，许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在宴会期间，他们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报告直接转到空军情报部，而且鉴于目击者的身份，空军方面“建议”我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跟宴会主人谈谈。我15时前到达这位高层的办公室，看到了事件的完整报告。
以下是事件经过。
那天22时左右，他与两位客人站在院子边缘处聊天，当时他正好面朝南，眺望着村庄的远处。此时，他暂停回顾，解释说他家位于村中的山顶上，从他家往南望去，就能俯瞰整个村庄。在他与那两个人谈话时，发现从西边飞来一个发光体。他当时猜测可能是架飞机，于是就漫不经心地看着它。但是，当它靠得非常近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发光体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如果是飞机的话，以它如此之近的距离，所有人都应该听到飞机的巨大轰鸣声才对。事实上，他已经停止聊天，专心看着这个物体了。突然，该物体停了片刻，然后开始以近乎垂直的角度攀升。他提醒了一下两位客人，当他们一起抬头看时，正好看到发光体结束攀升，静止了一会儿，然后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它水平飞行了几秒后，来了个垂直俯冲，接着又沿水平直线朝东边飞去，消失不见了。 事后得知，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在发光体消失前看到了它，随后还就此展开了一场友好的争论。其中有人认为这是个点燃的热气球，而一位退休的将军认为这是架飞机。为了解决这些争论，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有必要补充一点，这些人都大有来头，电话中只需报一下名字就能立刻得到答案。华盛顿地区的雷达站回应说，过去1小时内，并没有自西飞往亚历山大东南方向的飞机。伯灵空军基地的气象站说该地区没有热气球，但为了保险起见，气象人员还查看了高空风记录，说2万米处并没有自西向东吹的高空风，因此不可能是热气球;而且，要想看到热气球上的光，热气球必须远远低于2万米才可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我，他们甚至认为那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流星，那两次“跳跃”可能是由某种大气畸变导致的。但是，发光体停留的时间很久，流星不可能停留这么长时间。他补充说，客人中有位军队牧师和滴酒不沾的人，他们也看到了发光体的跳跃现象。
与这位高层的谈话结束后，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了，因为该核查的都已核查过了。我能做的就是返回代顿，写出详细报告，并将其定性为“未知事物”案例。
接待媒体
早在3月媒体似乎重新对UFO感兴趣之时，我就建议“蓝皮书”计划订购一项剪报服务，这项服务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一，它可以显示公众对UFO的关注度以及人们对此进行的谈论，使我们可以实时掌握情况的进展;其二，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数据，因为很多时候报纸上刊登的报告空军都没有收到，而且在挖掘事实的功力上，记者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情报官员，我们错过的东西有可能被记者揭露并刊发出来;最后，它能为我们研究报刊宣传对UFO数量及类型的影响提供资料。
邓恩上校对订阅剪报一事表示赞成，而且很快就兑现了。每隔三四天，我们就会收到装满剪报的信封。3月时，剪报是用信纸大小的信封寄来的，信封都很薄，里面可能装着十几份剪报。慢慢地，信封越来越厚，后来做剪报的人干脆就用牛皮纸信封来装了。再后来，牛皮纸信封也越来越厚。到5月时，我们不得不动用旧鞋盒了。鞋盒里装的大多数新闻资料都来自ATIC。
媒体的询问加大了“蓝皮书”计划的工作量，也给我带来不少问题。一般来说，像ATIC这样的军事机构都有自己的公共信息发言人，但我们没有，所以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此，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各大报纸随意引用我的话，五角大楼的人动不动就对我咆哮一番。几乎每天都有“迷宫”（五角大楼的别称 —— 译者注）的人打来电话，毫不客气地张口就问：“谁让你告诉他们的？”最终，我只能选择放弃这项工作，并跑去跟邓恩上校诉苦。我提议说，应该由五角大楼的新闻办公室负责与媒体打交道，这些人受过专业训练，而且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对此，邓恩上校完全赞成，因为每次我被责骂的时候他的脸色也不好看。
邓恩上校去了趟桑福德将军的办公室，他们叫来了国防部新闻办公室的索里·史密斯将军，后者指派空军出版社的一名非军方人员阿尔·查普负责答复来自媒体的询问。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阿尔先尝试从“蓝皮书”计划在五角大楼的联络官杜威·福奈特少校那里得到答案，如果杜威少校无法解答，阿尔再给我打电话。
事实证明这种安排确实不错，因为阿尔·查普在赖特试验场新闻办公室工作时经历过UFO宣传之战。
5月，人们对五角大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超过了他们对UFO的兴趣。从5月开始，平均每两周我就要在华盛顿做一次情况说明发布会，会场每次都座无虚席。从官方评论的语气到公众对UFO的态度，都表明人们实际上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只不过就事论事而已。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似乎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发布会”。
有一次，简会结束后，一位少校（现为准将）提出了一项计划，即在特定情况下使用F-94喷气式拦截机去拍摄高水准的UFO照片。6架飞机为一个单元，共有两个单元12架飞机轮流执飞，以保持长期警惕。F-94是当时我们拥有的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届时，F-94将被卸下所有作战装备以使其操作性达到最佳，并在机鼻安装一部特殊相机。该中队将派往美国UFO出现最为频繁的
地区。
随后，少校又谈到了几个问题，诸如这两个空军小分队的飞机多久才能卸载完毕，特种相机何时才能制作完成，以及美国空军基地是否支持此项计划，等等。
最终，少校的计划被暂时搁置起来了，不是因为人们认为该计划过于疯狂，而是经过高层的大量研究和讨论之后，认为实在抽不出12架飞机来做这项工作，而减少飞机数量又怕达不到预期效果。
人们对这一计划的关注度，表明了一些军方人员对揭示UFO真实身份的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在讨论中，人们不止一次用到“星际飞船”这个称呼。
甚至空军的最高行政长官，时任美国空军部长托马斯·芬特勒也要求听取汇报。1952年5月8日，我和邓恩上校的属下泰勒中校一起，为芬特勒部长及其全体参谋人员做了一次长达1小时的汇报。
汇报期间，芬特勒部长听得非常认真，汇报结束后，他还就某些具体目击事件问了几个问题。不过，即使他对UFO有所担心，也是绝对不会表露出来的，他唯一的评论是：“好样的，做得不错，你们的工作一定非常有趣。谢谢！”
后来，他对外公开了以下声明：
“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凿证据对所谓的飞碟进行证明或证伪。然而，仍然有大量空军调查人员无法解释的目击事件。现在，空军将一如既往地对飞碟目击报告进行详细研究。”
1952年5月，“蓝皮书”计划共收到了79份UFO目击报告，而这个数字在4月是99份。单从报告数量上来看，似乎UFO事件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这两个月收到的178份报告已经堆积如山，这还不包括民众直接寄给我们的上千封信件。因为时间有限，只能优先调查和分析那些质量比较好的报告，所以压下了不少存货。我们打算6月时把这些积压的报告清理掉，然后就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但是，永远不要低估UFO的魔力。6月，人们将剪报装在纸板箱里，成箱地寄给了我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