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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跋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被视为珍贵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得到历代藏家、学者的重视。其涵盖的诸多信息，对版本目录学、藏书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多年来鲜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为更多地揭示古籍的文献价值，推进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施的“古籍题跋整理项目”，无疑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关键词]题跋太平天国印书整理
古籍文献是承载中华文明记忆的物质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2年9月正式实施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古籍题跋整理项目”。整理后的成果将编纂成《国家珍贵古籍题跋汇编》，并将发布在“中华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中为广大研究者使用。
题跋作为珍贵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向得到历代藏家、学者的重视。它涵盖的关于古籍内容、刻印、流传及其他诸多的信息，对版本目录学、藏书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为配合此项工作，对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有题跋款识的《钦定英杰归真》进行了整理研究。
一、关于题跋
中国古代题跋是一定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一定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记录。作为一种文体，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足部》谓：“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这表明书写于书籍、字画、碑帖作品前面的文字称“题”，后面的则称“跋”，总称“题跋”，又称题款、款识。
学界认为，六朝是题跋的萌芽时期，宋代则臻于极盛。明代的题跋大家毛晋评论称“题跋一派，惟宋人当家”[1]；清代的王世贞也推服“宋人工于题跋”[2]。这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和黄庭坚。题跋大致可归为学术类与艺术类两种。学术类题跋重于载录、考订、评论，并讲究谨言博洽，以学养、识见取胜；而艺术类题跋则较为松弛，往往由载体触发，发散思维，并延伸开去，更侧重于主观情志的抒发。到了清代，文人私家藏书风气繁盛，校勘研读蔚然成风，特别是乾嘉以后，金石、版本、校雠、考据之学成为显学，大量题写于各类载籍上的题跋文多为考证金石、书画、典籍的真伪、流传经过等学术问题，其内容逐渐由艺术性转向学术性考证。
历代藏书家及学者尤其注重典籍版本的考订与研究。为寻得善本而藏，他们每得一书，首先是精审校勘典籍内容，或究其外观，或借助书目及其他书外资料来评判该版本的优劣，并利用题跋这种文体形式来详细记录其收、校、刊的过程及心得收获。这对辨章学术，研究目录、版本有指示门径之功，是后人读书治学的重要参考依据。
正因为题跋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最能表现出文人学者的真实思想、艺术见解和审美情趣，这些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题跋文，学术性和文学性兼备。对这些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二、题跋者背景
作题跋历来都是具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文人的一种文化行为，作题跋者均非书画工匠，一般为当时文人圈子里具有较高威望的名流、贤达。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太平天国印书《钦定英杰归真》原刻本”上的手书题跋文之著者叶恭绰，就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更是一位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著名人士。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号遐庵。广州番禺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清廪贡生。其一身经历了晚清、北京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四个时期，历任民国交通部长、交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长等要职，并在铁路交通、金融、书画、收藏方面卓有建树。
中年时期的叶恭绰于诗文、考古、书画鉴赏无不精通。在《四十年求知的经过》中曾自述道：“余对文学艺术，本有先天之遗传，故书、画、古物之鉴别，似颇具只眼。……此外，土、木、竹、骨、玉、石、漆之雕刻、抟塑，丝、棉、麻之织绣，音乐、戏剧、歌谣、金石、碑帖、建筑、營造、诗歌、词曲、篆、隶、真、草，虽未敢云悉有心得，亦庶几具体而微。”[3]故此，其搜藏的文物，遍涉书画、珍版、宣炉、古尺、名墨、印章、砚台、笺纸、古泉、竹刻等，至为丰富，声著一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使国宝和古籍免遭兵燹不断、书厄接踵、大量外流的命运，作为收藏家的叶恭绰将重金购得的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明唐寅《楝亭夜话图》等稀世珍宝和大量珍贵古籍保护了下来，并于抗战胜利后，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
叶恭绰致力于艺术生涯50余年，著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梁代陵墓考》《矩园余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等。还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等。他自视绘画、书法为余事，却能情融于书，诗融于画，至老不倦。他的绘画创作多取元人神韵，秀劲隽永，直写胸臆。书法也自成一家，讲究用笔运腕，行笔线条率意，细劲飞扬，笔法则雄强朴厚，绰约多姿，人称其书有褚之俊逸、颜之雄浑、赵之润秀。就连启功也赞其“文章浩瀚，韵语丰穰，书法则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4]不愧为中国的现代书画大师。
三、题跋内容考释
叶恭绰为太平天国印书《钦定英杰归真》所做的手书题跋为行书款识，题写于中华民国26年（1937）8月，并钤有“石林”和“誉虎”朱印各一方。全篇没有句读，整理后的内容为：“太平天国诸王以洪仁玕为好弄文墨，近年发见太平文献仁玕之著作为独多。《钦定军次实录》《资政新编》及此《英杰归真》，皆较成片段者，三书皆有刊本存伦敦。年前由王君重民撮影寄回，后覆印于《逸经》杂志，吾国人始得见之。初未闻国内有存本也。兹胡君汀鹭以所藏《英杰归真》见示，其版式与《资政新编》等正同，卷首仁玕官衔及旨准颁行字样亦复一律，惟此书刊版于辛酉，后己未二年，为太平天国十一年耳。仁玕为洪氏四王之一，据近日简又文查见之洪氏族谱，乃秀全之同祖兄弟，原名谦益，号吉甫。金陵破后随幼主走赣，被获，尚有极长之口供，临刑复赋诗见志。当时命之任军师，掌文衡，盖有由也。此书当系宣传，只其问答乃设辞，非必实有其人也，所论各端，言亦甚辨，作序之七人，则概不可考，惟官衔足为考官制者之一助耳。此本闻北平图书馆曾极力访求，不知有所获否，兹别得一本补其缺逸，俾成完璧。何幸如之。”这篇多达380余字的题跋文，详细记述了叶恭绰对该书校雠后的认识与品评。 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从辛开元年（1851）起就开始刻书，一直到庚申十年（1980），被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印书共计有29部，其外若干部。从已发现的40余种太平天国印书版本来看，它不仅有初刻与后刻之别，还有增补与修改的重印本。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以及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政见不一，导致其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印书的内容、文字常有或多或少的修改。因此，不同的版本是研究太平天国政治思想及政策之变化的重要史料。
可惜的是，这些被时人称之为“汗牛充栋，人人习见”[5]的珍贵印书在太天国失败后遭到了清政府的疯狂焚毁，几无孑遗。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太平天国印书，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外。当时的太平天国为扩大宣传，在与外国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及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向他们赠送自己出版颁行的各种印书，而这些文献被外国人带回其国内赠送给当地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收藏，故而得以留存下来。最早从国外发现并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第一人是梁启超。此外，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等众多学者海外寻宝，陆续从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摄照并抄录不少太平天国印书回国，为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推动了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从已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来看，干王洪仁玕撰写的著作为最多，其内容也多为宣传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和制度。作为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才学异常，文学造诣很高，他的近代化思想甚至超过了魏源、徐继畲等早期先觉之士。特别是凝聚着他学习西方，立志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可贵理想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堪称当时国内最为完整、最为先进的近代化方案。
20世纪30年代初，由金陵某书铺在扬州搜得的《钦定英杰归真》是国内最早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这部书的著者就是洪仁玕，该书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镌刻颁行。在书中，他通过假设回答一个投降的清朝官员张某询问太平天国礼法等问题，阐明了太平天国后期“革故鼎新”的思想和制度，意在规劝人们心归真道、身归真主。萧一山曾据此版本影印，编入1936年版的《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中，并作跋，称其为国内前所未闻、弥足珍贵的太平天国刻本。遗憾的是，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这本太平天国印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带往台湾。
1935年王重民去英国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时，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竟也发现一部《钦定英杰归真》刻本。经校勘，“剑桥本”为黄纸双折封面，封二格式如“萧辑本”（即台湾所藏版本），封一左上墨印“钦定英杰归真上卷”。“萧辑本”序文作者之一“昱天福刘闼忠”，“剑桥本”则作“昱天安”。可见“萧辑本”的镌刻年代早于“剑桥本”。至此，太平天国史学界认为，《钦定英杰归真》仅存于台湾和英国剑桥大学两处。
其实，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部有叶恭绰题跋的《钦定英杰归真》原刻本。据题跋所言，“北平图书馆曾极力访求”国内留存的《钦定英杰归真》，当胡振（字汀鹭，民国时期书画家）携其所藏的《钦定英杰归真》拜访叶恭绰，并请其鉴定时，叶恭绰在经过仔细校勘后，認为“其版式与《资政新编》等正同，卷首仁玕官衔及旨准颁行字样亦复一律”，弥补了国内空缺，是值得庆幸的大事，所以欣然为胡振藏本题款，并附于该刻本书前。该刻本高27厘米，宽15厘米，封面上方横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年新镌”，两边竖镌“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制”和“旨准颁行”，正中竖镌“钦定英杰归真”6个大字。卷首序文3页，正文46页，每页8行，每行20字，后5页上部残破。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经核对，“萧辑本”的第5页，第2、3行两处“干王”只是空格，未另起行和抬头，而这一版本两处皆另起行，并抬头一格，其他完全相同。可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本与台湾藏本、英国剑桥大学藏本是三种不同的版本。至于它的来源，已不可考。该书几经转手，约1940年代时，转藏于钱瘦竹。1965年1月，钱瘦竹将珍藏20多年的《钦定英杰归真》原刻本捐赠给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结语
我国古代题跋是丰富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作为研究对象，其涉及的有关版本之优劣、校勘之精细，间及书籍流传、书林掌故等，体现出原始资料与学术性的结合，具有极高的学术史料价值、思想启迪价值、艺术借鉴和欣赏价值。近年来，随着古籍文献研究的纵深发展，对手录题跋进行整理并系统研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版本校刊方面的资料，其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
参考文献
[1]（明）毛晋：《“容斋题跋”跋》，《津逮秘书》第13集，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1912年。
[2]（清）王世贞：《带经堂诗话》卷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1月。
[3]叶恭绰：《四十年求知的经过》，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49—356页。
[4]许习文：《艺林广记》（五十五），《收藏·拍卖》2010年第4期。
[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9，《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7月。
[关键词]题跋太平天国印书整理
古籍文献是承载中华文明记忆的物质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2年9月正式实施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古籍题跋整理项目”。整理后的成果将编纂成《国家珍贵古籍题跋汇编》，并将发布在“中华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中为广大研究者使用。
题跋作为珍贵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向得到历代藏家、学者的重视。它涵盖的关于古籍内容、刻印、流传及其他诸多的信息，对版本目录学、藏书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为配合此项工作，对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有题跋款识的《钦定英杰归真》进行了整理研究。
一、关于题跋
中国古代题跋是一定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一定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记录。作为一种文体，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足部》谓：“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这表明书写于书籍、字画、碑帖作品前面的文字称“题”，后面的则称“跋”，总称“题跋”，又称题款、款识。
学界认为，六朝是题跋的萌芽时期，宋代则臻于极盛。明代的题跋大家毛晋评论称“题跋一派，惟宋人当家”[1]；清代的王世贞也推服“宋人工于题跋”[2]。这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和黄庭坚。题跋大致可归为学术类与艺术类两种。学术类题跋重于载录、考订、评论，并讲究谨言博洽，以学养、识见取胜；而艺术类题跋则较为松弛，往往由载体触发，发散思维，并延伸开去，更侧重于主观情志的抒发。到了清代，文人私家藏书风气繁盛，校勘研读蔚然成风，特别是乾嘉以后，金石、版本、校雠、考据之学成为显学，大量题写于各类载籍上的题跋文多为考证金石、书画、典籍的真伪、流传经过等学术问题，其内容逐渐由艺术性转向学术性考证。
历代藏书家及学者尤其注重典籍版本的考订与研究。为寻得善本而藏，他们每得一书，首先是精审校勘典籍内容，或究其外观，或借助书目及其他书外资料来评判该版本的优劣，并利用题跋这种文体形式来详细记录其收、校、刊的过程及心得收获。这对辨章学术，研究目录、版本有指示门径之功，是后人读书治学的重要参考依据。
正因为题跋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最能表现出文人学者的真实思想、艺术见解和审美情趣，这些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题跋文，学术性和文学性兼备。对这些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二、题跋者背景
作题跋历来都是具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文人的一种文化行为，作题跋者均非书画工匠，一般为当时文人圈子里具有较高威望的名流、贤达。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太平天国印书《钦定英杰归真》原刻本”上的手书题跋文之著者叶恭绰，就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更是一位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著名人士。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号遐庵。广州番禺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清廪贡生。其一身经历了晚清、北京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四个时期，历任民国交通部长、交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长等要职，并在铁路交通、金融、书画、收藏方面卓有建树。
中年时期的叶恭绰于诗文、考古、书画鉴赏无不精通。在《四十年求知的经过》中曾自述道：“余对文学艺术，本有先天之遗传，故书、画、古物之鉴别，似颇具只眼。……此外，土、木、竹、骨、玉、石、漆之雕刻、抟塑，丝、棉、麻之织绣，音乐、戏剧、歌谣、金石、碑帖、建筑、營造、诗歌、词曲、篆、隶、真、草，虽未敢云悉有心得，亦庶几具体而微。”[3]故此，其搜藏的文物，遍涉书画、珍版、宣炉、古尺、名墨、印章、砚台、笺纸、古泉、竹刻等，至为丰富，声著一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使国宝和古籍免遭兵燹不断、书厄接踵、大量外流的命运，作为收藏家的叶恭绰将重金购得的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明唐寅《楝亭夜话图》等稀世珍宝和大量珍贵古籍保护了下来，并于抗战胜利后，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
叶恭绰致力于艺术生涯50余年，著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梁代陵墓考》《矩园余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等。还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等。他自视绘画、书法为余事，却能情融于书，诗融于画，至老不倦。他的绘画创作多取元人神韵，秀劲隽永，直写胸臆。书法也自成一家，讲究用笔运腕，行笔线条率意，细劲飞扬，笔法则雄强朴厚，绰约多姿，人称其书有褚之俊逸、颜之雄浑、赵之润秀。就连启功也赞其“文章浩瀚，韵语丰穰，书法则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4]不愧为中国的现代书画大师。
三、题跋内容考释
叶恭绰为太平天国印书《钦定英杰归真》所做的手书题跋为行书款识，题写于中华民国26年（1937）8月，并钤有“石林”和“誉虎”朱印各一方。全篇没有句读，整理后的内容为：“太平天国诸王以洪仁玕为好弄文墨，近年发见太平文献仁玕之著作为独多。《钦定军次实录》《资政新编》及此《英杰归真》，皆较成片段者，三书皆有刊本存伦敦。年前由王君重民撮影寄回，后覆印于《逸经》杂志，吾国人始得见之。初未闻国内有存本也。兹胡君汀鹭以所藏《英杰归真》见示，其版式与《资政新编》等正同，卷首仁玕官衔及旨准颁行字样亦复一律，惟此书刊版于辛酉，后己未二年，为太平天国十一年耳。仁玕为洪氏四王之一，据近日简又文查见之洪氏族谱，乃秀全之同祖兄弟，原名谦益，号吉甫。金陵破后随幼主走赣，被获，尚有极长之口供，临刑复赋诗见志。当时命之任军师，掌文衡，盖有由也。此书当系宣传，只其问答乃设辞，非必实有其人也，所论各端，言亦甚辨，作序之七人，则概不可考，惟官衔足为考官制者之一助耳。此本闻北平图书馆曾极力访求，不知有所获否，兹别得一本补其缺逸，俾成完璧。何幸如之。”这篇多达380余字的题跋文，详细记述了叶恭绰对该书校雠后的认识与品评。 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从辛开元年（1851）起就开始刻书，一直到庚申十年（1980），被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印书共计有29部，其外若干部。从已发现的40余种太平天国印书版本来看，它不仅有初刻与后刻之别，还有增补与修改的重印本。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以及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政见不一，导致其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印书的内容、文字常有或多或少的修改。因此，不同的版本是研究太平天国政治思想及政策之变化的重要史料。
可惜的是，这些被时人称之为“汗牛充栋，人人习见”[5]的珍贵印书在太天国失败后遭到了清政府的疯狂焚毁，几无孑遗。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太平天国印书，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外。当时的太平天国为扩大宣传，在与外国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及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向他们赠送自己出版颁行的各种印书，而这些文献被外国人带回其国内赠送给当地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收藏，故而得以留存下来。最早从国外发现并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第一人是梁启超。此外，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等众多学者海外寻宝，陆续从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摄照并抄录不少太平天国印书回国，为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推动了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从已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来看，干王洪仁玕撰写的著作为最多，其内容也多为宣传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和制度。作为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才学异常，文学造诣很高，他的近代化思想甚至超过了魏源、徐继畲等早期先觉之士。特别是凝聚着他学习西方，立志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可贵理想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堪称当时国内最为完整、最为先进的近代化方案。
20世纪30年代初，由金陵某书铺在扬州搜得的《钦定英杰归真》是国内最早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这部书的著者就是洪仁玕，该书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镌刻颁行。在书中，他通过假设回答一个投降的清朝官员张某询问太平天国礼法等问题，阐明了太平天国后期“革故鼎新”的思想和制度，意在规劝人们心归真道、身归真主。萧一山曾据此版本影印，编入1936年版的《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中，并作跋，称其为国内前所未闻、弥足珍贵的太平天国刻本。遗憾的是，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这本太平天国印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带往台湾。
1935年王重民去英国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时，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竟也发现一部《钦定英杰归真》刻本。经校勘，“剑桥本”为黄纸双折封面，封二格式如“萧辑本”（即台湾所藏版本），封一左上墨印“钦定英杰归真上卷”。“萧辑本”序文作者之一“昱天福刘闼忠”，“剑桥本”则作“昱天安”。可见“萧辑本”的镌刻年代早于“剑桥本”。至此，太平天国史学界认为，《钦定英杰归真》仅存于台湾和英国剑桥大学两处。
其实，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部有叶恭绰题跋的《钦定英杰归真》原刻本。据题跋所言，“北平图书馆曾极力访求”国内留存的《钦定英杰归真》，当胡振（字汀鹭，民国时期书画家）携其所藏的《钦定英杰归真》拜访叶恭绰，并请其鉴定时，叶恭绰在经过仔细校勘后，認为“其版式与《资政新编》等正同，卷首仁玕官衔及旨准颁行字样亦复一律”，弥补了国内空缺，是值得庆幸的大事，所以欣然为胡振藏本题款，并附于该刻本书前。该刻本高27厘米，宽15厘米，封面上方横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年新镌”，两边竖镌“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制”和“旨准颁行”，正中竖镌“钦定英杰归真”6个大字。卷首序文3页，正文46页，每页8行，每行20字，后5页上部残破。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经核对，“萧辑本”的第5页，第2、3行两处“干王”只是空格，未另起行和抬头，而这一版本两处皆另起行，并抬头一格，其他完全相同。可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本与台湾藏本、英国剑桥大学藏本是三种不同的版本。至于它的来源，已不可考。该书几经转手，约1940年代时，转藏于钱瘦竹。1965年1月，钱瘦竹将珍藏20多年的《钦定英杰归真》原刻本捐赠给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结语
我国古代题跋是丰富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作为研究对象，其涉及的有关版本之优劣、校勘之精细，间及书籍流传、书林掌故等，体现出原始资料与学术性的结合，具有极高的学术史料价值、思想启迪价值、艺术借鉴和欣赏价值。近年来，随着古籍文献研究的纵深发展，对手录题跋进行整理并系统研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版本校刊方面的资料，其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
参考文献
[1]（明）毛晋：《“容斋题跋”跋》，《津逮秘书》第13集，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1912年。
[2]（清）王世贞：《带经堂诗话》卷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1月。
[3]叶恭绰：《四十年求知的经过》，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49—356页。
[4]许习文：《艺林广记》（五十五），《收藏·拍卖》2010年第4期。
[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9，《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