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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点：趁慈禧六十大寿，后起的日本国挑战亚洲第一海军——清朝海军一击即中；趁袁世凯与革命党鏖战正酣，逼迫精熟对日外交的老练政治家签下亡国的“二十一条”；趁国共合作即将成功，日本发动全面战争以图扩大在华利益；趁大陆与台湾争夺联合国代表权，日本趁机窃占钓鱼岛……回顾历史，日本屡屡发难又屡屡“得手”，其时机把握不可谓不精准。
挑起甲午战争：打断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对于这次生日，慈禧非常重视。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初二，就委派礼亲王世铎、醇亲王奕譞等总办万寿庆典。光绪十九年（1893）春，又成立庆典处，专门负责庆典事宜。慈禧的六旬庆典，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动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
最近几年，在日本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出现了“这场战争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引发的非计划的、非预谋的事件”的论调。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又是贯彻和执行政策的手段，而甲午战争正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了对外扩张的蓝图——“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全世界。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征服朝鲜。继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港口后，日本在朝鲜首都汉城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日本还通过1884年的“甲申事变”，力图扶植朝鲜亲日派制造傀儡政权，以独霸朝鲜为它的殖民地。当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达到一定目的之后，便把矛头对准中国，急切通过武力手段，去实现其既定目标。
史实说明，甲午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必然结果。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社会危机，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日本之所以用战争形式来推行“大陆政策”，这也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紧密相关。日本的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强烈的军事性。它的封建性，使日本国民尤其是军队绝对服从天皇；它的军事性，是日本以武力扩张推行军国主义的基础。正是日本明治政府制定的“大陆政策”，把日本军民的战争情绪煽动起来，特别是日本占领旅顺后，举国上下庆贺胜利的狂热，更是推向高潮。
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被迫接受《马关条约》而告终。《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它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日甲午战争，其持续时间并不长，波及范围也不广，但是它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却是无比伤痛的，中国而为此付出的损失也是无比巨大。最直接的破坏性影响是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打断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趁列强忙打仗无力东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认为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黑龙会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也先后向日本政府建议对中国下手。黑龙会建议与中国订立包含有十条秘密条款的防御同盟，目的就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日置益认为“一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不久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日置益在面递“二十一条”与袁世凯时，威胁道：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面对日置益的威胁之语，袁世凯始终默而不答，看到“二十一条”所用之纸上有无畏舰及机关枪之水印，老练的袁世凯深知个中意味。因此袁世凯对日置益说道：“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袁世凯说完后就将日本“二十一条”文件，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置益没有办法，只得辞出。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一向不和。在甲午战争期间及其以前，袁世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及实践与当时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相一致的。为了阻止日本破坏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清朝政府采纳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外交方针，阻止日本对朝鲜的扩张。袁世凯作为清朝一臣子，也不得不视日本为对手。日俄战争期间，袁世凯虽然力主中立立场，但他却表现出对日本的对立立场。日俄战争后，袁世凯由联俄制日转向联合英美制日，以英美为靠山，公然向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权益挑战。日本妄图讨好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并不理会日本。最终，袁世凯在英美的支持下，成功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日本对此极为愤怒，以为袁世凯得志，将依英美等国而弃日，于是日本断然决定倒袁。“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力东顾，袁世凯失去靠山，日本看到了宰割中国且能倒袁的大好机会。
日置益施加的压力，最终使袁世凯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他还是通过各种策略的运用尽可能使中国的损失有所减少。
发动七七事变：打断民国黄金十年
日本为什么选择在1937年中期发动战争？原因大体上包括三大方面：
首先，分析一下来自日本国内的因素。总括起来，由于长期危机的打击，国内矛盾的激化，使得积极侵华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执掌国家政权，并陆续完成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
其次，侵略对象国——中国局势演变对日本侵华决策产生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侵华手法在中国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在消失，而对日本侵华不利的因素却正在形成之中，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逐渐从以往的“零刀割肉式”侵略向全面武力征服过渡。日本是以极为复杂的心情看待中国的。基于近代以来对华侵略经验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日本向来鄙视中国实力。中国是穷国、弱国，分裂、内乱不已，再加上已被列强蹂躏了近百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是不堪一击的。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侵略中国，每一次侵略都轻而易举地得逞。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仍然认为，“只要加以强烈的攻击，就可以轻易使中国屈服，只要派遣大军尽情地给中国一个大的打击，问题就可以简单地解决了”。有人甚至狂妄地断言，“中国事变一个月左右便可结束”。 但是，中国毕竟是地广人多的大国，日军部制定的《对华作战用兵纲领》称，“一举吞并，势所难能，蚕食中国，又需时日”，因此采取了“鞭挞与糖饵并用办法，即虎与水鸟策略”。乘中国内部分裂、内战之机，“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软弱可欺、一味妥协，以较少兵力，甚至仅靠威胁、讹诈，迫使对手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这是日本最为惯用的手法。这种手法存在的前提就是中国的分裂、内乱以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软弱、妥协。所以，“它最怕中国内部的和平与团结”。1937年，“当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显眉目，将要形成而未最后形成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抛弃传统侵华手法，作出全面侵华决策之日。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纷纷表态：团结对敌，武装抗日。中国这一巨变表明日本传统的“零刀割肉式”侵略手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丧失，而且，既得权益也将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而有丧失的可能。日本帝国主义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担忧，中国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形成，将会使中国“最后走上国内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成为一个强邻，这对日本称霸远东非常不利”。因此，决心彻底根除祸根。
再次，在远东发挥着重要影响的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和拥有重大安全利益的苏联的对日妥协态度促使日本作出全面侵华的决策。在作出全面侵华决策之前，日本由于自身实力所限，还不得不看着在华拥有殖民利益的英、美等国和拥有安全利益的苏联的眼色行事。然而，“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美、英等西方国家不敢正面对抗，而是企图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日本侵略者作交易”。从苏、美、英三大国的远东政策中，日本侵略者看到了侵华、灭华的千载难逢良机，因此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日本的全面侵华，致使中华民国黄金十年被打断。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经济已呈现起飞的苗头。而1936年更成为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可以说，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历史有时会出奇地相似，正当我们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再次启动拭目以待时，又一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
窃钓鱼岛时机：大陆欲与美建交
1969年，日本终于与美国达成了将琉球归还日本的谈判。但琉球的归还问题，没有尼克松的亚洲战略调整，仍难有定数。而本涉及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领土问题，破题的关键也是美国的亚洲战略的调整。此时，尼克松的亚洲战略变化要旨在于：实现与中国的接触。而此刻也正是中国方面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之际，两相结合——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与基辛格启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11月14日，在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在表示欢迎尼克松派特使访问北京的同时，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显然，这仍是领土问题，只不过它是台湾。
如果说尼克松亚洲政策的调整，之于日本，其关键是日本长达20多年争取琉球归还成为自己的冲绳的机会，那么，对于中国政府，则是如何与美国建交，而对台湾当局，是联合国的位置是否可保以及如何保住。在这一美国政策变动之下，每个国家与地区的核心议题，并无交集。由此而观，钓鱼岛问题，正处于这种错开的结构之中。
非交集而且议题错开格局下的钓鱼岛，这个时候却发现其未来可能的石油价值，这一发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岛屿的战略位置。1970年1月4日，意大利《罗马和平报》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回报道说：“联合国圈子里传说一件美国领袖最近与日本佐藤首相华府会谈的可耻事件，在琉球基地归还日本而尚未公布的正式协定中，美国屈从日本要求，将认为尖阁群岛（即钓鱼岛）是琉球岛的一部分。其实尖阁群岛一直属于中国，从未是日本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的亚洲报告，该处发现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日本兴趣在此。”
钓鱼岛的价值确认，日本的动作亦极迅速。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领土问题，岂可如此单方向宣称，中日双方的争议无可避免。9月11日，台湾“外交部长”魏道明表示：日本方面的主张我们不能同意。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回到日本宣示钓鱼岛屿主权时刻，却正是各自议程迥异之时——对台湾地区，正值是否将会被联合国驱逐之际，而中国大陆刚刚接到美国方面意欲建立接触的口信，可重建中美关系，显然这都是更急迫更具压倒性的国家议题。在这种议题错开的结构里，日本找到了“抵抗乏力”的最佳时刻。
与政府应对相伴，1971年1月30日，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开展了一场保钓示威活动。民间保钓，由此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云涌。○
（本刊编辑部摘自《读报参考》2012年第30期）
挑起甲午战争：打断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对于这次生日，慈禧非常重视。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初二，就委派礼亲王世铎、醇亲王奕譞等总办万寿庆典。光绪十九年（1893）春，又成立庆典处，专门负责庆典事宜。慈禧的六旬庆典，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动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
最近几年，在日本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出现了“这场战争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引发的非计划的、非预谋的事件”的论调。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又是贯彻和执行政策的手段，而甲午战争正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了对外扩张的蓝图——“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全世界。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征服朝鲜。继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港口后，日本在朝鲜首都汉城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日本还通过1884年的“甲申事变”，力图扶植朝鲜亲日派制造傀儡政权，以独霸朝鲜为它的殖民地。当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达到一定目的之后，便把矛头对准中国，急切通过武力手段，去实现其既定目标。
史实说明，甲午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必然结果。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社会危机，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日本之所以用战争形式来推行“大陆政策”，这也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紧密相关。日本的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强烈的军事性。它的封建性，使日本国民尤其是军队绝对服从天皇；它的军事性，是日本以武力扩张推行军国主义的基础。正是日本明治政府制定的“大陆政策”，把日本军民的战争情绪煽动起来，特别是日本占领旅顺后，举国上下庆贺胜利的狂热，更是推向高潮。
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被迫接受《马关条约》而告终。《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它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日甲午战争，其持续时间并不长，波及范围也不广，但是它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却是无比伤痛的，中国而为此付出的损失也是无比巨大。最直接的破坏性影响是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打断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趁列强忙打仗无力东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认为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黑龙会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也先后向日本政府建议对中国下手。黑龙会建议与中国订立包含有十条秘密条款的防御同盟，目的就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日置益认为“一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不久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日置益在面递“二十一条”与袁世凯时，威胁道：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面对日置益的威胁之语，袁世凯始终默而不答，看到“二十一条”所用之纸上有无畏舰及机关枪之水印，老练的袁世凯深知个中意味。因此袁世凯对日置益说道：“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袁世凯说完后就将日本“二十一条”文件，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置益没有办法，只得辞出。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一向不和。在甲午战争期间及其以前，袁世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及实践与当时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相一致的。为了阻止日本破坏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清朝政府采纳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外交方针，阻止日本对朝鲜的扩张。袁世凯作为清朝一臣子，也不得不视日本为对手。日俄战争期间，袁世凯虽然力主中立立场，但他却表现出对日本的对立立场。日俄战争后，袁世凯由联俄制日转向联合英美制日，以英美为靠山，公然向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权益挑战。日本妄图讨好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并不理会日本。最终，袁世凯在英美的支持下，成功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日本对此极为愤怒，以为袁世凯得志，将依英美等国而弃日，于是日本断然决定倒袁。“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力东顾，袁世凯失去靠山，日本看到了宰割中国且能倒袁的大好机会。
日置益施加的压力，最终使袁世凯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他还是通过各种策略的运用尽可能使中国的损失有所减少。
发动七七事变：打断民国黄金十年
日本为什么选择在1937年中期发动战争？原因大体上包括三大方面：
首先，分析一下来自日本国内的因素。总括起来，由于长期危机的打击，国内矛盾的激化，使得积极侵华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执掌国家政权，并陆续完成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
其次，侵略对象国——中国局势演变对日本侵华决策产生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侵华手法在中国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在消失，而对日本侵华不利的因素却正在形成之中，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逐渐从以往的“零刀割肉式”侵略向全面武力征服过渡。日本是以极为复杂的心情看待中国的。基于近代以来对华侵略经验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日本向来鄙视中国实力。中国是穷国、弱国，分裂、内乱不已，再加上已被列强蹂躏了近百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是不堪一击的。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侵略中国，每一次侵略都轻而易举地得逞。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仍然认为，“只要加以强烈的攻击，就可以轻易使中国屈服，只要派遣大军尽情地给中国一个大的打击，问题就可以简单地解决了”。有人甚至狂妄地断言，“中国事变一个月左右便可结束”。 但是，中国毕竟是地广人多的大国，日军部制定的《对华作战用兵纲领》称，“一举吞并，势所难能，蚕食中国，又需时日”，因此采取了“鞭挞与糖饵并用办法，即虎与水鸟策略”。乘中国内部分裂、内战之机，“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软弱可欺、一味妥协，以较少兵力，甚至仅靠威胁、讹诈，迫使对手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这是日本最为惯用的手法。这种手法存在的前提就是中国的分裂、内乱以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软弱、妥协。所以，“它最怕中国内部的和平与团结”。1937年，“当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显眉目，将要形成而未最后形成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抛弃传统侵华手法，作出全面侵华决策之日。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纷纷表态：团结对敌，武装抗日。中国这一巨变表明日本传统的“零刀割肉式”侵略手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丧失，而且，既得权益也将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而有丧失的可能。日本帝国主义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担忧，中国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形成，将会使中国“最后走上国内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成为一个强邻，这对日本称霸远东非常不利”。因此，决心彻底根除祸根。
再次，在远东发挥着重要影响的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和拥有重大安全利益的苏联的对日妥协态度促使日本作出全面侵华的决策。在作出全面侵华决策之前，日本由于自身实力所限，还不得不看着在华拥有殖民利益的英、美等国和拥有安全利益的苏联的眼色行事。然而，“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美、英等西方国家不敢正面对抗，而是企图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日本侵略者作交易”。从苏、美、英三大国的远东政策中，日本侵略者看到了侵华、灭华的千载难逢良机，因此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日本的全面侵华，致使中华民国黄金十年被打断。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经济已呈现起飞的苗头。而1936年更成为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可以说，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历史有时会出奇地相似，正当我们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再次启动拭目以待时，又一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
窃钓鱼岛时机：大陆欲与美建交
1969年，日本终于与美国达成了将琉球归还日本的谈判。但琉球的归还问题，没有尼克松的亚洲战略调整，仍难有定数。而本涉及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领土问题，破题的关键也是美国的亚洲战略的调整。此时，尼克松的亚洲战略变化要旨在于：实现与中国的接触。而此刻也正是中国方面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之际，两相结合——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与基辛格启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11月14日，在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在表示欢迎尼克松派特使访问北京的同时，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显然，这仍是领土问题，只不过它是台湾。
如果说尼克松亚洲政策的调整，之于日本，其关键是日本长达20多年争取琉球归还成为自己的冲绳的机会，那么，对于中国政府，则是如何与美国建交，而对台湾当局，是联合国的位置是否可保以及如何保住。在这一美国政策变动之下，每个国家与地区的核心议题，并无交集。由此而观，钓鱼岛问题，正处于这种错开的结构之中。
非交集而且议题错开格局下的钓鱼岛，这个时候却发现其未来可能的石油价值，这一发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岛屿的战略位置。1970年1月4日，意大利《罗马和平报》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回报道说：“联合国圈子里传说一件美国领袖最近与日本佐藤首相华府会谈的可耻事件，在琉球基地归还日本而尚未公布的正式协定中，美国屈从日本要求，将认为尖阁群岛（即钓鱼岛）是琉球岛的一部分。其实尖阁群岛一直属于中国，从未是日本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的亚洲报告，该处发现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日本兴趣在此。”
钓鱼岛的价值确认，日本的动作亦极迅速。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领土问题，岂可如此单方向宣称，中日双方的争议无可避免。9月11日，台湾“外交部长”魏道明表示：日本方面的主张我们不能同意。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回到日本宣示钓鱼岛屿主权时刻，却正是各自议程迥异之时——对台湾地区，正值是否将会被联合国驱逐之际，而中国大陆刚刚接到美国方面意欲建立接触的口信，可重建中美关系，显然这都是更急迫更具压倒性的国家议题。在这种议题错开的结构里，日本找到了“抵抗乏力”的最佳时刻。
与政府应对相伴，1971年1月30日，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开展了一场保钓示威活动。民间保钓，由此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云涌。○
（本刊编辑部摘自《读报参考》2012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