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以色列外交部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总裁。著有《战争的伤疤、和平的创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 一书
　　法国计划举行一场国际会议，重启以巴直接对话，目标直指万难的“两国方案”。法国的这一计划就像一个抱有执着幻想的孩童。但是，在几十年失败的谈判后，现在应该开始进行成熟的思考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都不愿妥协。相反，在以色列，高涨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任何谈判的主要障碍。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要素，要他完成其前任巴拉克和奥尔默特所追求的和平方案绝无可能。至于巴勒斯坦，其支离破碎的政治局面遏制了任何可能的有效谈判。
　　即使不考虑当前的环境，也有更为根本性的理由认为以巴和平进程从未产生效果。历史和宗教在冲突中的角色，以及雙方争夺的领土范围之小，决定了几乎没有协调的可能。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巴勒斯坦谈判方不是国家，而是一个不可预测的运动。这个运动缺少制度主心骨，分裂为两端，一端是各个梦想建立一个无边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派系，另一端则是四度（1937年、1947年、2000年和2008年）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机会的无能的世俗民族主义者。
　　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态度最为强硬。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总理拉宾向时任叙利亚总理哈菲兹·阿萨德承诺退回1967年的边界，完成这一过程根本不需要如此多的谈判。1979年，埃及也获还了以色列从1967年六日战争中夺走的全部领土。
　　当然，以色列也是以一场运动起步的。但几乎从开始的那一刻起，锡安运动背后的推动力一直是统一的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在通往以色列建国的历程的几乎每一个十字路口，锡安运动领导人都做出了务实而非虚妄的选择。
　　相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从未聚焦于建国。拜遭驱逐和剥夺继承权利的悲剧所赐，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梦想的重点是得到偿还。2013年巴勒斯坦总理法雅德（Salam Fayyad）的失败和最终下台便是明证——他坦言意欲通过艰苦的建国政策效仿锡安主义。
　　但有一个两国方案的替代品可以兼顾这些因素：约旦河西岸可以归属约旦，然后再建立约旦-巴勒斯坦邦联。从本质上，这一选择代表着对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方案的回归。在马德里会议上，巴勒斯坦由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代表。
　　在这一情形中，以色列的好处是有了一个作为有序国家、具备谈判和遵守协定传统（以及利益）的谈判方。这应该足以促使以色列领导人考虑这一选项，也不会像与巴勒斯坦的直接谈判那样极尽诡谲之能事。
　　当以色列不再能够以巴勒斯坦的制度缺陷为借口继续占领约旦河西岸时，巴勒斯坦也会受益。此外，以色列无法像过去所尝试的那样，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战略性地区而将其余部分返还约旦；相反，它必须以一致的修约和土地交换为条件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
　　巴勒斯坦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些好处。2013年，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中心进行的民调显示，55%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约旦选项——比五年前增加了10%。
　　也许最大的障碍是约旦，目前它已经不再有兴趣卷入其中。只有当它面临对自身威胁（比如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动荡）的溢出效应时，才意图改变局面。
　　矛盾的是，这一安全风险的潜在触发因素可能正是两国方案取得巨大进展。已故约旦国王侯赛因担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可能成为激进的恢复故土主义（irredentist）实体，他本人1988年决定放弃约旦在约旦河西岸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由于来自阿拉伯联盟的压力而从未获得议会批准，且至今仍被许多人视为违宪。
　　对巴勒斯坦动荡的担心也促使两位约旦前总理——马贾利（Abdel Salam Majali）和马斯里（Taher al-Masri）支持约旦-巴勒斯坦邦联。马贾利仍然是该方案的忠实拥趸，他最近在阿曼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会晤中清楚地透露了这一点。2007年，他曾提出过一个精心设计的方案，该方案显然与阿卜杜勒国王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方案所考量的是，如果以色列政府决定通过单方面撤出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以保证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而存在，那将造成混乱的局面。约旦政府担心，这种混乱可能蔓延到约旦河东岸，给约旦国王造成致命打击。
　　国际社会即将启动又一场旨在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有序可行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和平进程。这是最正义的结果。但不幸的是，这个结果实现的可能性渺茫，而约旦-巴勒斯坦邦联，是巴勒斯坦立国的最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