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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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中,如何区分先天因素和后天途径是识别因果关系的重点.借助义务教育法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应用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造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辈教育表现的影响,并对传导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父辈的受教育年限,其中男性的局部处理效应为0.45～1年左右,女性为1～1.3年左右;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对子辈的教育表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政策外生性增加的受教育年限却不能影响子辈的教育表现.这表明教育代际流动性主要依靠能力等自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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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广东省财税大数据重点实验室,广州510320;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州510632;广发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州510080;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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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中,如何区分先天因素和后天途径是识别因果关系的重点.借助义务教育法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应用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造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辈教育表现的影响,并对传导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父辈的受教育年限,其中男性的局部处理效应为0.45～1年左右,女性为1～1.3年左右;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对子辈的教育表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政策外生性增加的受教育年限却不能影响子辈的教育表现.这表明教育代际流动性主要依靠能力等自然遗传进行传导,基础教育政策并不能产生代际溢出效应,公平性的基础教育政策仍需要不断推行下去,才能保障每个儿童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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