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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的落幕是这样的：失联数十载的老特工归队了，千里迢迢坐着火车来到北京，要见一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老首长，他走到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门前，按响了门铃……
似曾相识的场景，在我们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现过。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们的院子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到来，让我的祖父夏衍很兴奋，也很重视。他告诉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位老特工，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劳改后回到北京，曾是潘汉年的部下。
祖父与老人是久别重逢。这位老人走时，留下了电话和地址，并用颤抖的手握着笔写下了“华克之”三个字，我后来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张建良”。
“文革”以后，特别是潘汉年案平反前后，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在我祖父的客厅里经常出現。很多当年的老地下党员，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员，他们或是来家里叙旧，或是找组织申诉平反。这些来访的客人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神秘传奇。祖父说起他们，总是三言两语，但如果将其展开，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载，终得沉冤昭雪，这有着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早在1978年，从特科时代走过来的李一氓写下一首诗：
电闪雷鸣五十年，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相寻倩女魂。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首纪念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怀董慧的诗，取名为《无题》。从诗中看，李一氓已经知道潘汉年在湖南去世了。既然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会知道。
随后，“潘案”的平反工作在潘汉年的老战友们中开始了。陈云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决心要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首先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职位的上海市委书记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来说话。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潘案”的复查带来了很大阻力。陈云交待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复查“潘案”。此外，陈云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上报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亲自写信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复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错案，予以彻底纠正。
陈云在11月初让秘书持他的亲笔信来到我们家，请祖父写一篇怀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此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汉年亲友们盼望的大日子，他们多年来共同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潘汉年夫妇的骨灰要运回来了。
之前，湖南涞江茶场已经给我祖父来过信函，汇报潘汉年夫妇骨灰安置的情况。14日，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被送往北京。人们聚集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宝山安葬，其中主要成员有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以及专程从上海赴长沙护送骨灰的于伶、刘人寿，还有潘汉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孙师毅的家属等。覆盖党旗仪式在北京站贵宾室举行，潘汉年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
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在《我的父亲与潘汉年》一书中描述了“潘案”平反后她父亲所受到的震动。“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一岁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隐蔽战线”是当下的一个热搜词。关于夏衍与隐蔽战线的关系，外界做过多种揣测。我祖父生前从不炫耀他与隐蔽战线的关系。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情报系统）。”这句话，他对我的长辈们讲过，也对我讲过。
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其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
“中共特科成员”和“中共情报人员”，这两个秘密身份，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与夏衍自己的说法完全相违背。毕竟档案上记载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特科结束的两年以后。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1月至1935年10月。
1927年，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初，也就是大革命失败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与海宁路交叉口的一家烟纸店楼上，夏衍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寄居在绍敦公司，靠翻译为生。
同年冬天，绍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学同学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1929年，夏衍搬出绍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据阿英（钱杏邨）的回忆，“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汉年是“文委”的书记。阿英等同志认为，调沈端先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能够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们就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
1928年，潘汉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夏衍回忆说：“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科长。
1931年夏天，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露面的潘汉年，通过一家书店的关系找到夏衍。夏衍回忆：“他约我到爵禄饭店的一间房间里见面，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薄暮。我先谈了一些‘左联’和‘剧联’的工作情况，对于这些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于是，我就幼稚地问他这段时间到哪儿去了，他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讲了……饭后，我和潘分手时，问他是否要离开上海，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老待在上海也没有意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别，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才在上海见面。”
作为一名老牌的地下党员，夏衍与特科之间的桥梁，除了潘汉年，还有蔡叔厚。
1933年，夏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
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思想进步，客观报道“五烈士事件”，与夏衍等左翼人士有着良好的来往，夏衍他们也是袁殊杂志的作者。至于袁殊更为复杂的背景，潘汉年在1931年那次与夏衍的谈话中并未涉及，潘汉年只是在夏衍说起《文艺新闻》有可能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时提醒夏衍：“你不要想得太简单，潘公展和吴醒亚（中统）有矛盾是事实，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潘汉年要夏衍在适当的时候和袁殊讲不要对吴醒亚抱有幻想。通过这句话，夏衍猜想潘汉年和袁殊可能也有联系。后来，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这是夏衍知道的，袁殊还一再请夏衍为他保密。之后，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袁殊）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共产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1935年对夏衍来说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汉、阳翰笙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后，自己也险些被诱捕。这两个事件，迫使他不得不与特科进行了紧急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夏衍的机智敏锐，蔡叔厚的果断善后及孙师毅的缜密心思，使两件事都有惊无险地平稳度过。
事情要从1934年田汉家的年夜饭说起。这实际是一次“文委”的碰头会，参加者有夏衍、周扬、阳翰笙和孙师毅。田汉、夏衍等人对形势持乐观态度，但是孙师毅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国民党在军事‘围剿’中取得了‘胜利’（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于11月间就在中外报纸上出现），可能会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镇压’。师毅不是‘文委’成员，对外也还保持着公开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连襟刘进中先在特科工作，后来转到国际情报局，所以我们也知道师毅和党中央有联系，由于这种缘故，师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不幸被其言中，2月19日的夜晚，田汉被捕。钱杏邨夜里回家时在弄堂里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见状他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冲到夏衍家报信。
夏衍当时的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夏衍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的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两天以后，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于难。在得到特科的准确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扬隐蔽起来。
随即夏衍也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夏衍把田汉留下来的《风云儿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写在最后一页上的歌词，成为了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这一年的5月，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来他和华尔敦（又名劳伦斯）的联系地点，随后，华尔敦及有关的几个人被捕，其中包括袁殊，这就是“怪西人事件”。由于涉及苏联，国民党军统严密封锁消息。因此，袁殊被捕的消息，起初连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也不知道。
然而，像夏衍这样一个和远东情报局无关的左翼文化人，却因为两年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被军统盯上了。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已從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我的信，（袁殊）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跟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可能是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
本来，在1935年初，蔡叔厚已经办好护照准备去苏联学习，但因为华尔敦的被捕，他果断决定留下来善后。当夏衍找到蔡叔厚时，蔡讲述了“怪西人”案的大致轮廓，他跟夏衍、孙师毅的分析是一致的，“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的被捕就是一个例子”。
人称“蔡老板”的蔡叔厚，早年留日，与曾希圣在党内并称为“无线电双雄”。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就是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的。1932年，蔡叔厚被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支援共产国际的骨干，蔡叔厚调出特科，被吴克坚派往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正是由于蔡叔厚的双重背景，使他能妥善地处理后续的事宜。到了6月，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袁殊的“知日派”身份惊动了日本方面，军统将袁殊送到武汉“归案”，由此切断了军统在上海对远东情报局这条线索的追查，使萧炳实、刘思慕等人安全脱险。王莹也在两周以后被悄悄释放。
蔡叔厚在南京汤恩伯处得知，由于华尔敦拒绝回答问题，军统方面对蔡的这一条线一无所知，蔡暂时是安全的。虽然袁殊已被送往武汉，但国民党可能还在追查夏衍的线索，因此，要夏衍做好长时间隐蔽的准备。夏衍当即请蔡叔厚转告孙师毅，在电影界代他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北平。
爱文义路卡德路上的一座古老的西式二层楼房，是一个白俄女人经营的收费不菲的公寓，夏衍在这里躲藏了三个月，写出了多幕剧《赛金花》。
在夏衍的回忆录里，他没有回避袁殊事件对左翼人士及远东情报局的伤害，而是将它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不是他个人的结论，而是他与蔡叔厚、孙师毅及潘汉年的共同判断。
“潘案”发生后，“经过审查，于1955年4月29日由李克农出面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他珍视这段峥嵘岁月留给他的难忘记忆，但是，地下党不等同于特科。对此，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明确阐述过，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总结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还特别举了我祖父的一个例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这里所指的电视剧应该是曾风靡一时的《敌营十八年》，事隔多年之后，如果我祖父看到有些文章将他这样的老地下党员与“谍战”混淆在一起，一定会对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观点摇头感叹。
还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组织已经在考察袁殊，准备介绍袁入党，同时转入特科。他透露了一个关于瞿秋白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随后，夏衍又补充了一句话：“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这是情报工作的特点，也是潘汉年的风格。夏衍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的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信的结尾处，陈云特地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和情报系统两条线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开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潘汉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为周恩来的决定。
1930年，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即将离开，组织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大约是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约上夏衍，叫了一部出租车，开到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旁，把夏衍介绍给了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一上来，没有太多的寒暄，潘汉年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接着，他指着夏衍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衍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收下后连谢谢也不说，夏衍回忆说：“我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物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怠慢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这一尘封的历史场景，我祖父在《杨度同志二三事》和《纪念潘汉年》两篇文章中描述过两次，角度有所不同，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他特别补充了在1978年潘汉年案尚未平反，不能写明的史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这次经历，也可以视作是夏衍日后从事统战工作的初探或试水。
1937年6月间，王莹再次转给夏衍一封信，凭着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夏衍知道是潘汉年回来了。他们很快见了面，这次与1929年的情形不同，这次潘汉年的行动相当公开，他的电话和住址也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潘汉年说要陪夏衍见一位朋友。“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
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夏衍进入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说自己大约在1930年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他翻译的小说，并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他们认为他具备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
潘汉年说：“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周恩来与夏衍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孙中山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开宗明义地说：“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
周恩来明确地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后离开的准备，他耐心地给夏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接下来，首先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协助即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办一张党报，即《救亡日报》。”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上海沦陷后，组织决定让夏衍南下。“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12月16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在熟睡的沈宁、旦华额头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黄浑的江面上，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在《潘汉年年譜》中，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离”。
抗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夏衍在这条战线上的非凡经历，离不开周恩来和潘汉年这两位最重要的人。
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对象都是三教九流，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此，李克农跟他讲得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他都在反复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甚至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风”的检讨中，他也会写到统战工作对自己的影响：“在大约有十年的时期内，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根据大后方当时的具体情况，组织上要我以非党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触，由于我立场不坚定，党性不纯，日子久了，不知不觉地就渐渐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很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恰恰是这十年的文化统战工作，夏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他自己革命职业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十年。
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人，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及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辉映。
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大多数人最后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阶段……潘汉年、蔡叔厚成了断线的“风筝”，瞿秋白就义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讲述着另一个自己，周恩来则用爱好者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艺术情怀。相比来说，夏衍最幸运，因为他的手里始终握着文艺这支笔。
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的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得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于他自己在隐蔽战线的诸多业绩，夏衍选择了缄默，因为他跟潘汉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汉年用上海话说过：“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下流）。”
隐蔽战线上的很多事情，宁可让其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也不能成为坊间、饭桌上的谈资。
1955年，“潘案”后，夏衍被隔离在翠明庄审查，写材料。此后，他保持了二十多年有尊严的沉默。在此期间，获得假释的潘汉年夫妇曾经有过出来探访老朋友孙师毅、唐瑜的机会，但他们回避了与当时仍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上的夏衍的见面。
对于一场浩劫的来临，潘汉年夫妇是有预见的。1967年6月，董慧给唐瑜、孙师毅两家最后留言：“我们后天就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让我再给孩子们买一次糖果吧，希望他们健康长大。今生恐难再相见了。”
“文革”中，在专案组的逼迫下，潘汉年用了很长时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这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献，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友的真诚负责。
夏衍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给潘汉年的六封信得以幸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里行间，他对潘汉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称谓：开兄、凯。
有一封没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
开兄：
七日抵京，作出国准备，现在大体都就绪了，乘便你带个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问他我们这几个人的安排，他说一九五四年估计有七个资本国家要建交，还不能保险说不调。并问出了一些情况，他说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国，太老实，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并说，前开三人名单，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
夏衍24/11
李瞎公即李克农，柯大鼻指柯庆施，都是当时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起的外号。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写道：“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这两份文字比照，说明确有其事，而写信的时间，可以断定是1950年。1951年5月，夏衍即随林伯渠、沈钧儒等出访苏联和东德。
他在《访德杂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1951） 6月12日 星期二 晴
……
8时，大会堂讲话，听众情绪热烈。11时回德累斯顿。
此城人口五万。以瓷器著名，仿制中国瓷甚多，市长赠仿制宜兴陶器盆一只。拟带回以赠汉年。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水云间荐自《北京青年报》
2018年4月28日〕
似曾相识的场景，在我们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现过。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们的院子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到来，让我的祖父夏衍很兴奋，也很重视。他告诉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位老特工，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劳改后回到北京，曾是潘汉年的部下。
祖父与老人是久别重逢。这位老人走时，留下了电话和地址，并用颤抖的手握着笔写下了“华克之”三个字，我后来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张建良”。
“文革”以后，特别是潘汉年案平反前后，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在我祖父的客厅里经常出現。很多当年的老地下党员，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员，他们或是来家里叙旧，或是找组织申诉平反。这些来访的客人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神秘传奇。祖父说起他们，总是三言两语，但如果将其展开，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载，终得沉冤昭雪，这有着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早在1978年，从特科时代走过来的李一氓写下一首诗：
电闪雷鸣五十年，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相寻倩女魂。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首纪念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怀董慧的诗，取名为《无题》。从诗中看，李一氓已经知道潘汉年在湖南去世了。既然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会知道。
随后，“潘案”的平反工作在潘汉年的老战友们中开始了。陈云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决心要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首先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职位的上海市委书记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来说话。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潘案”的复查带来了很大阻力。陈云交待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复查“潘案”。此外，陈云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上报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亲自写信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复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错案，予以彻底纠正。
陈云在11月初让秘书持他的亲笔信来到我们家，请祖父写一篇怀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此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汉年亲友们盼望的大日子，他们多年来共同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潘汉年夫妇的骨灰要运回来了。
之前，湖南涞江茶场已经给我祖父来过信函，汇报潘汉年夫妇骨灰安置的情况。14日，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被送往北京。人们聚集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宝山安葬，其中主要成员有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以及专程从上海赴长沙护送骨灰的于伶、刘人寿，还有潘汉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孙师毅的家属等。覆盖党旗仪式在北京站贵宾室举行，潘汉年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
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在《我的父亲与潘汉年》一书中描述了“潘案”平反后她父亲所受到的震动。“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一岁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祖父夏衍的两个身份
“隐蔽战线”是当下的一个热搜词。关于夏衍与隐蔽战线的关系，外界做过多种揣测。我祖父生前从不炫耀他与隐蔽战线的关系。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情报系统）。”这句话，他对我的长辈们讲过，也对我讲过。
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其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
“中共特科成员”和“中共情报人员”，这两个秘密身份，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与夏衍自己的说法完全相违背。毕竟档案上记载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特科结束的两年以后。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1月至1935年10月。
1927年，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初，也就是大革命失败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与海宁路交叉口的一家烟纸店楼上，夏衍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寄居在绍敦公司，靠翻译为生。
同年冬天，绍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学同学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1929年，夏衍搬出绍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据阿英（钱杏邨）的回忆，“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汉年是“文委”的书记。阿英等同志认为，调沈端先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能够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们就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
1928年，潘汉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夏衍回忆说：“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科长。
1931年夏天，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露面的潘汉年，通过一家书店的关系找到夏衍。夏衍回忆：“他约我到爵禄饭店的一间房间里见面，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薄暮。我先谈了一些‘左联’和‘剧联’的工作情况，对于这些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于是，我就幼稚地问他这段时间到哪儿去了，他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讲了……饭后，我和潘分手时，问他是否要离开上海，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老待在上海也没有意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别，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才在上海见面。”
作为一名老牌的地下党员，夏衍与特科之间的桥梁，除了潘汉年，还有蔡叔厚。
1933年，夏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
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思想进步，客观报道“五烈士事件”，与夏衍等左翼人士有着良好的来往，夏衍他们也是袁殊杂志的作者。至于袁殊更为复杂的背景，潘汉年在1931年那次与夏衍的谈话中并未涉及，潘汉年只是在夏衍说起《文艺新闻》有可能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时提醒夏衍：“你不要想得太简单，潘公展和吴醒亚（中统）有矛盾是事实，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潘汉年要夏衍在适当的时候和袁殊讲不要对吴醒亚抱有幻想。通过这句话，夏衍猜想潘汉年和袁殊可能也有联系。后来，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这是夏衍知道的，袁殊还一再请夏衍为他保密。之后，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袁殊）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共产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
1935年的多事之秋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1935年对夏衍来说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汉、阳翰笙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后，自己也险些被诱捕。这两个事件，迫使他不得不与特科进行了紧急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夏衍的机智敏锐，蔡叔厚的果断善后及孙师毅的缜密心思，使两件事都有惊无险地平稳度过。
事情要从1934年田汉家的年夜饭说起。这实际是一次“文委”的碰头会，参加者有夏衍、周扬、阳翰笙和孙师毅。田汉、夏衍等人对形势持乐观态度，但是孙师毅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国民党在军事‘围剿’中取得了‘胜利’（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于11月间就在中外报纸上出现），可能会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镇压’。师毅不是‘文委’成员，对外也还保持着公开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连襟刘进中先在特科工作，后来转到国际情报局，所以我们也知道师毅和党中央有联系，由于这种缘故，师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不幸被其言中，2月19日的夜晚，田汉被捕。钱杏邨夜里回家时在弄堂里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见状他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冲到夏衍家报信。
夏衍当时的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夏衍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的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两天以后，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于难。在得到特科的准确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扬隐蔽起来。
随即夏衍也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夏衍把田汉留下来的《风云儿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写在最后一页上的歌词，成为了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这一年的5月，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来他和华尔敦（又名劳伦斯）的联系地点，随后，华尔敦及有关的几个人被捕，其中包括袁殊，这就是“怪西人事件”。由于涉及苏联，国民党军统严密封锁消息。因此，袁殊被捕的消息，起初连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也不知道。
然而，像夏衍这样一个和远东情报局无关的左翼文化人，却因为两年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被军统盯上了。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已從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我的信，（袁殊）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跟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可能是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
本来，在1935年初，蔡叔厚已经办好护照准备去苏联学习，但因为华尔敦的被捕，他果断决定留下来善后。当夏衍找到蔡叔厚时，蔡讲述了“怪西人”案的大致轮廓，他跟夏衍、孙师毅的分析是一致的，“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的被捕就是一个例子”。
人称“蔡老板”的蔡叔厚，早年留日，与曾希圣在党内并称为“无线电双雄”。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就是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的。1932年，蔡叔厚被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支援共产国际的骨干，蔡叔厚调出特科，被吴克坚派往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正是由于蔡叔厚的双重背景，使他能妥善地处理后续的事宜。到了6月，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袁殊的“知日派”身份惊动了日本方面，军统将袁殊送到武汉“归案”，由此切断了军统在上海对远东情报局这条线索的追查，使萧炳实、刘思慕等人安全脱险。王莹也在两周以后被悄悄释放。
蔡叔厚在南京汤恩伯处得知，由于华尔敦拒绝回答问题，军统方面对蔡的这一条线一无所知，蔡暂时是安全的。虽然袁殊已被送往武汉，但国民党可能还在追查夏衍的线索，因此，要夏衍做好长时间隐蔽的准备。夏衍当即请蔡叔厚转告孙师毅，在电影界代他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北平。
爱文义路卡德路上的一座古老的西式二层楼房，是一个白俄女人经营的收费不菲的公寓，夏衍在这里躲藏了三个月，写出了多幕剧《赛金花》。
在夏衍的回忆录里，他没有回避袁殊事件对左翼人士及远东情报局的伤害，而是将它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不是他个人的结论，而是他与蔡叔厚、孙师毅及潘汉年的共同判断。
“潘案”发生后，“经过审查，于1955年4月29日由李克农出面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他珍视这段峥嵘岁月留给他的难忘记忆，但是，地下党不等同于特科。对此，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明确阐述过，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总结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还特别举了我祖父的一个例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这里所指的电视剧应该是曾风靡一时的《敌营十八年》，事隔多年之后，如果我祖父看到有些文章将他这样的老地下党员与“谍战”混淆在一起，一定会对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观点摇头感叹。
还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组织已经在考察袁殊，准备介绍袁入党，同时转入特科。他透露了一个关于瞿秋白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随后，夏衍又补充了一句话：“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这是情报工作的特点，也是潘汉年的风格。夏衍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的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信的结尾处，陈云特地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和情报系统两条线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开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潘汉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为周恩来的决定。
1930年，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即将离开，组织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大约是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约上夏衍，叫了一部出租车，开到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旁，把夏衍介绍给了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一上来，没有太多的寒暄，潘汉年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接着，他指着夏衍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衍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收下后连谢谢也不说，夏衍回忆说：“我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物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怠慢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这一尘封的历史场景，我祖父在《杨度同志二三事》和《纪念潘汉年》两篇文章中描述过两次，角度有所不同，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他特别补充了在1978年潘汉年案尚未平反，不能写明的史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这次经历，也可以视作是夏衍日后从事统战工作的初探或试水。
夏衍在周恩来的视野中
1937年6月间，王莹再次转给夏衍一封信，凭着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夏衍知道是潘汉年回来了。他们很快见了面，这次与1929年的情形不同，这次潘汉年的行动相当公开，他的电话和住址也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潘汉年说要陪夏衍见一位朋友。“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
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夏衍进入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说自己大约在1930年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他翻译的小说，并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他们认为他具备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
潘汉年说：“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周恩来与夏衍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孙中山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开宗明义地说：“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
周恩来明确地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后离开的准备，他耐心地给夏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接下来，首先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协助即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办一张党报，即《救亡日报》。”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上海沦陷后，组织决定让夏衍南下。“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12月16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在熟睡的沈宁、旦华额头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黄浑的江面上，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在《潘汉年年譜》中，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离”。
抗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夏衍在这条战线上的非凡经历，离不开周恩来和潘汉年这两位最重要的人。
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对象都是三教九流，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此，李克农跟他讲得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他都在反复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甚至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风”的检讨中，他也会写到统战工作对自己的影响：“在大约有十年的时期内，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根据大后方当时的具体情况，组织上要我以非党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触，由于我立场不坚定，党性不纯，日子久了，不知不觉地就渐渐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很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恰恰是这十年的文化统战工作，夏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他自己革命职业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十年。
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人，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及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辉映。
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大多数人最后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阶段……潘汉年、蔡叔厚成了断线的“风筝”，瞿秋白就义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讲述着另一个自己，周恩来则用爱好者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艺术情怀。相比来说，夏衍最幸运，因为他的手里始终握着文艺这支笔。
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的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得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于他自己在隐蔽战线的诸多业绩，夏衍选择了缄默，因为他跟潘汉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汉年用上海话说过：“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下流）。”
隐蔽战线上的很多事情，宁可让其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也不能成为坊间、饭桌上的谈资。
1955年，“潘案”后，夏衍被隔离在翠明庄审查，写材料。此后，他保持了二十多年有尊严的沉默。在此期间，获得假释的潘汉年夫妇曾经有过出来探访老朋友孙师毅、唐瑜的机会，但他们回避了与当时仍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上的夏衍的见面。
对于一场浩劫的来临，潘汉年夫妇是有预见的。1967年6月，董慧给唐瑜、孙师毅两家最后留言：“我们后天就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让我再给孩子们买一次糖果吧，希望他们健康长大。今生恐难再相见了。”
“文革”中，在专案组的逼迫下，潘汉年用了很长时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这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献，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友的真诚负责。
夏衍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给潘汉年的六封信得以幸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里行间，他对潘汉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称谓：开兄、凯。
有一封没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
开兄：
七日抵京，作出国准备，现在大体都就绪了，乘便你带个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问他我们这几个人的安排，他说一九五四年估计有七个资本国家要建交，还不能保险说不调。并问出了一些情况，他说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国，太老实，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并说，前开三人名单，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
夏衍24/11
李瞎公即李克农，柯大鼻指柯庆施，都是当时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起的外号。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写道：“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这两份文字比照，说明确有其事，而写信的时间，可以断定是1950年。1951年5月，夏衍即随林伯渠、沈钧儒等出访苏联和东德。
他在《访德杂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1951） 6月12日 星期二 晴
……
8时，大会堂讲话，听众情绪热烈。11时回德累斯顿。
此城人口五万。以瓷器著名，仿制中国瓷甚多，市长赠仿制宜兴陶器盆一只。拟带回以赠汉年。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水云间荐自《北京青年报》
201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