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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党内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卓越成效。本文试结合中央纪委“三转”要求及目前党风廉政工作新形势，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领导下办理的大案要案的主要特点，针对目前巡视工作的重点领域暨国有企业领域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塌方式腐败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对预防对策进行思考。
关键词 塌方式腐败 国有企业 党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049
一、概论
（一）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府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半公共部门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载体和工具，即实现国有资本的有效配置资源能力，又满足广大国有企业从业人员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即为国家和政府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又肩负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基石。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国有企业在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像塌方式腐败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重大因素。塌方式腐败带来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也是毁灭性的，比较个体腐败和塌方式腐败，无论从腐败成员数量和造成经济损失的数量，塌方式腐败都远超个体腐败。长久以来，党中央、各级纪委都采取各种方式手段，不断完善惩防腐败体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攻坚战取得了巨大成效，本文试从塌方式腐敗成因分析和对策方面做一些思考，理清思路，为进一步做好惩治腐败，特别是预防塌方式腐败工作贡献一己之力。
（二）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的主要表现和手段
1.塌方式腐败的主要表现：
（1）存在规模巨大的利益链条。国有企业的塌方式腐败必然带来巨大的企业财产损失，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包括现有资产流失和潜在资产流失。现有资产无一例外地流向了权力寻租部门和个人、腐败者本身等腐败链条上的个体；潜在资产流失包括个人或腐败集团满足利益诉求过程中，通过以违规违法操作实现利益交换造成不良后果的经济财产损失，和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及在此过程中造成的党纪国法局部失效产生的不良示范作用和恶劣社会影响等无形成本，再加上修复这些不良影响的经济、时间成本。
（2）存在盘根错节的政经关系。国有企业的塌方式腐败必然牵涉到一定数量的政府部门、产业链上下游和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他们存在各种工作关系，由于利益驱动从而产生利益同盟关系，这张巨大的政经关系网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其主要表现是利益平衡时，上下协同谋求利益；当利益平衡被打破，如果该利益网没有通过内部调整达到平衡，整个利益集团就会分崩离析，瓦解崩溃，许多案件的侦破和查办都伴随着利益关系网的内部斗争和失衡。
（3）存在名存实亡的监管系统。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名存实亡的监管系统。一个健全的监管系统、一个执行到位的监管系统，必然会在腐败暴露的第一时间做到“抓早抓小”。而塌方式腐败规模之大，后果之严重，绝对不是短时间内一朝一夕形成的，在纪委、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反贪局、税务部门、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反商业贿赂部门联合执纪执法的过程中，哪怕有一个部门尽职尽责都不会使塌方式腐败最终形成。
2.塌方式腐败的主要手段：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提到：“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一些党员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不够坚定，存在‘七个有之’，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还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习总书记主要从政治规矩角度分析了“七个有之”的主要问题，在此，我们分析出与“七个有之”有着共性的、且与塌方式腐败三个主要表现相对应的主要手段：
（1）手段一：利益驱动性，即过河抽水、雁过拔毛、封官许愿、弹冠相庆。面对巨大的利益驱动，塌方式腐败通过权力寻租，主要是权利交换、权权交易、利利交易等方式，通过直接或间接收取回扣，不同利益部门交换利益决策，利益部门之间的利益交换，伴随着行贿、受贿、买卖项目投资权或建设权、买卖干部职位等交易手段，形成网状利益链条，实现隐藏在党纪国法公司制度下的，依靠潜规则的利益分配。
（2）手段二：团伙作案性，即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塌方式腐败绝非个体行为，一旦存在利益交换就必须有两个以上个体，为了使腐败手段更为隐蔽，往往通过第三方甚至第四方隐藏真实的关系链，为此，必须通过威逼利诱、排除异己等手段将利益关系岗位的人员变成“自己人”，形成腐败关系网，以达到利益共同体的“安全模式”。
（3）手段三：长期隐蔽性，即监管失效、形同虚设、自行其是、阳奉阴违。通过利益链和关系网编织出的利益共同体，监管部门必然成为腐败分子主攻的对象，一旦监管部门成为“网”中一环，再精密的组织设计也敌不过人性的弱点，使得塌方式腐败最终形成。
3.塌方式腐败的定义：
“塌方式腐败是指短期内出现的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即‘一窝黑’、‘一班蛀’的案件。此类腐败不仅败坏了政治生态，还严重损害了各级政府、党组织的形象，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以上是山西政商界塌方式腐败案发后，山西媒体对塌方式腐败进行了定义。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塌方式腐败绝对不是短期行为。因此我们尝试给出的定义是：塌方式腐败是指经过一定时期形成的，在现有监管体系局部失效的情况下一定范围内的管理部门、运行部门和监管部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的系统性腐败现象。
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在该定义的框架下约束了定义的范围，即国有企业内部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在监管体系局部失效的情况下一定范围内的管理部门、运行部门和监管部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的系统性腐败现象。而我们可以明显得出，监管体系局部失效也是腐败的结果之一。 二、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成因分析
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的成因错综复杂，我们尝试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总体分为结构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
（一）塌方式腐败发生的结构性因素及表现
塌方式腐败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是指从纪检监察的监管角度出发，从监管对象和监管机构本身系统结构分析腐败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权力结构、管理流程中腐败易发领域、体系及法律漏洞等方面。
1.权力结构方面：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产生的基础。“广义的权力是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它分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大类；狭义的权力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在这里讨论的权力，它是在组织为了达到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时，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赋予个人或领导集体分配资源的资格和能力。而腐败的产生，往往伴随着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通过滥用职权，将手中的权力用以换取个人利益，这样的现象往往与权力使用者所在的组织结构环境是分不开的。
（1）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的资产权属从本质上属于国家、属于全民，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职业经理人的一种，虽然其亦属于全民的一员，但是实质上国企的各级管理者并没有拥有国企财产权，但是却拥有财产支配权。如果没有对其权力的有效监督制衡，这样的权力结构将容易产生腐败问题。
（2）金字塔形组织结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强调权力的上下传递，具有较多的权力层级，容易形成较为绝对的權力集中或权力分散，主要有正金字塔形和倒金字塔形。
正金字塔形组织结构中，权力结构是向上集权，因此每个小金子塔都存在顶端权力集中，正金字塔结构往往容易推选出组织中的优秀人才担任领导或领袖，依赖个人操守，在个人状态良好时形成较高的效率，但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制衡，过分依赖于权力使用者的道德操守，一旦权力使用者面对利益驱使打破道德底线，突破制度和法律法规，没有有效监督和约束，即容易产生腐败。
倒金字塔形组织结构中，权力结构由组织中的个体参与民主决策，从而从结构上形成权力分散，虽从互相监督制衡避免了权力集中带来的腐败，但存在沟通过程繁琐，决策效率不高等问题。
由于正金字塔结构容易形成权力集中，并且伴随着金字塔权力层级的增多，容易形成“官官相护”的权力格局，是最容易产生塌方式腐败的组织形式。
（3）监督体系结构。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对于制约腐败是否有效还有待证实。体系内的监督和体系外的监督都需要制衡即互相制约。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体系都不会实现完全的独立于现有体系之外而存在。
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对“一岗双责交叉任职”的误读，使得理应被监督的权力部门、业务部门干部同时成为纪检监察干部，这样的组织形式不能实现纪检监察工作的相对独立性，一个运动场上，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身份交叉，又如何有效地开展体育赛事呢？如何体现权力制衡与公平呢？
2.国有企业管理流程中腐败易发领域：
（1）采购领域。采购领域是腐败高发领域。主要腐败前提是采购权缺乏有效约束。包括原材料、生产设备模具等物资、后勤保障物资、服务性采购等在内的各类供应商为了获得订单会行贿采购人员，或者行贿采购人员的上级管理者，从而左右供应商选定结果；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通过资本形式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供应商或供应链中的利益环节，在采购权限内谋取利益。
（2）生产领域。生产领域中的仓储、物流、生产、质量检验环节都伴随原材料通过加工制造成为产品的过程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利益链条，腐败的前提是生产管理权缺乏有效约束，腐败方式主要通过虚报仓储出入库信息，通过物流、生产、质检环节随意操控标准，产生报废余料等物资处置造成腐败。
（3）销售领域。销售领域产生腐败主要是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维护”客户关系，目的是掩盖产品问题或降低产品交货标准，获得新订单，最终损害终端客户的利益。
（4）投资管理领域。投资管理领域的主要权力集中在项目选择和项目审批及项目资源配置环节。这一领域的腐败产生形式主要通过项目筛选过程的腐败——类似采购领域；项目审批腐败涉及到审批权限的设计和复杂性，审批权未受到有效约束；项目资源配置包括资金、土地、人员以及其他公共资源配置部门，任何一个资源配置机构权力没有有效约束都会滋生腐败。
（5）工程建设领域。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诱因涉及到招投标及整体项目各个子项总包和分包流程未受到有效监督，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及资源配置部门的权力寻租。主要方式包括各种违规招投标，施工建设期的利益再分配以及外部部门的“吃拿卡要”等。
（6）选人用人领域。选人用人领域涉及到干部职位变化，除了直接的职务薪酬变化为诱因外，还有职位权力诱因，因此，当选人用人权力未得到有效监督制约，该领域同样会发生腐败。罗荫国案是为典型案例。此外，选人用人也成为形成塌方式腐败关系链条的重要手段，因此将关键岗位换上“自己人”也是选人用人领域塌方式腐败的重要诱因。
（7）财务管理领域。将塌方式腐败掩盖和合理化，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财务管理领域的腐败，主要通过弄虚作假，“阴阳账簿”等手法以及私设账户、违法违规进行资产转移，同时行贿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方式实现腐败合理化。
（8）监督管理领域。监管领域可以说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和最后一道防线，通过抓早抓小形成第一道防线，通过“苍蝇老虎一起打”形成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如果监管干部放松思想警戒，在腐败团伙的“围猎”之下最终使这道防线“决堤”，不仅使监管体系瘫痪，有时甚至助纣为虐，成为腐败团伙的帮凶。其腐败形式主要通过“睁只眼闭只眼”，不行使监督权，或在腐败问题暴露后歪曲事实、伪造材料为腐败行为掩盖。
3.其他体制漏洞与法律漏洞：
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需要一定周期，这势必使得法律法规的有效性产生滞后效应，即在法律法规从起草制定、讨论修改、论证公示、正式出台的过程中，其要约束的现象和环境又发生了动态变化，因此，腐败分子就会抓住这些漏洞为其所用。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在公开招投标过程中，招标金额公开，也就是说在这种公开采购行为中，潜在供应商从一开始就知道采购价格，可以“量体裁衣”从中标金额中划定利益。或者规避法律法规，在依法依规确定总包方后，再通过与总包方的利益勾结，左右分包方选定以开展利益输送，包括通过设计变更或以不可抗力为由增加工程量等。
此外，对于群众监督职能的行使，在法律法规中并未有明确量化指标对群众监督权进行保护，未有对于国有企业未落实群众监督职能有明确量化的罚则，因此不利于群众监督。
伴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过程，一些企业有意不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使得内部监管无规可依；或者有意混乱内部治理，没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和内部工作流程，工作随意性大，审批混乱，导致内外部监管调查无据可查。
（二）塌方式腐败发生的非结构性因素及表现
1.文化因素：
哪里有组织，哪里就有文化。塌方式腐败团伙也是一样。塌方式腐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围绕利益核心，将“礼尚往来”用于搭建利益链条、“和谐共存”用于编织关系网，在组织中形成小团体文化，随着团伙中核心人员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攀升，将这样的小团体文化影响到整个组织文化，成为盘根错节的“大毒瘤”，形成“没有利益输送就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利益交换就一事无成”的恶性循环，造成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
2.心理因素：
腐败的主角是人，人是万物之灵，也有着不可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心理变化。如果说文化是人创造的，那么贪腐文化也同样影响着人。心理因素在腐败过程中不断影响着人的行为，在腐败行为中，利益传递方与接收方的角色可能是单独存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重叠的，这样才能实现利益链或者说利益流，权与利实现双向或多向流动。
（1）腐败者心理。腐败分子背负着道德原罪，想法和行为总是充斥各种矛盾，长期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能有健康的心理是不太可能的，反观各类案例，不难发现腐败者都有以下的心理表现：
一是贪婪心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于是，直接利益和权力带来的利益都成为腐败者的不竭“动力”。发霉的钞票，从未打开过的贿赂品箱子……这些都表现出腐败者本身由于行为惯性和贪婪，一直追求自己并不需要的物质和权力。
二是能上不能下：受贿者是权力支配者，他们往往从行贿者而来，在多年的“投入”之后终于有了更大的权力，自然是在享受了权力的好处后，却不能承受跌下权力宝座的“痛苦”。
三是侥幸心理：法不罚众，往往有很多“小苍蝇”在腐败文化的影响下心存侥幸，认为反腐败工作只针对“大老虎”，因此才会有很多“苍蝇”被调查后不解地问：有那么多腐败分子，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四是有恃无恐：因为是塌方式腐败，或是官官相护，于是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有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觉得有权就代表“安全”，甚至主动通过利益输送寻找“保护伞”，更有人在被群众举报后大肆叫嚣“不信邪”、“告不倒”。或是与黑社会势力勾结，或通过行政力量对大胆监督的部门和群众打击报复，挟持威胁，制造恐怖。
五是从众攀比：腐败文化影响下，“笑贫不笑娼”，腐败文化中权力至上、利益至上，自然是将物质拥有的价值排序放在第一位，比谁的权力大，比谁的财富多，甚至比拼玩弄女性等，比谁规避法律法规能力强，心理极度扭曲。
六是补偿心理：许多塌方式腐败案件中的核心腐败分子，往往幼年或青少年时期出身微寒，家境拮据，一旦拥有未能有效制约的权力，便变本加厉补偿自己，或是家人，从而滋生腐败。
七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职位不是终身制，腐败分子往往“珍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职位和权力，行腐败之实。
八是猜疑心理：腐败分子虽然行为上进行了腐败活动，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学校、社会特别是党的廉洁教育，过着表里不一的双重生活，从一开始的认知失调，到后来为了达到心理平衡而自我欺骗或催眠，在内心将腐败行为合理化，将一切问题归结于外因，因此产生猜疑心理，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经常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猜疑，不信任的心理。
九是逃避心理：人的心理本能是追求平衡，想一套做一套会使人产生心理失衡，因此在经常性的廉洁教育或警示教育的过程中，腐败分子都有逃避心理，不愿意直面教育内容中对腐败分子严惩的环节，借以逃避现实和自我欺骗。逃避心理催生出迷信思想，求神拜佛在各类案件中屡见不鲜。
十是不能自拔心理：一步错，步步错，腐败分子的信仰是金钱和权力，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回头，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不断滋长使得腐败分子即使想回头也无计可施，腐败只有一线之隔，从廉洁跨越到腐败之后，质变之后只有量的累加，没有性质的本质不同；同时，对于领导干部的高道德标准要求，使得腐败分子没有忏悔的余地，一旦犯罪就仿佛下坡行驶的汽车失去了刹车，一发不可收拾。
十一是恐惧心理：长期的腐败和各类宣传教育导致腐败分子对东窗事发的恐惧，从而产生焦虑情绪。
十二是围猎心理：围猎主要是腐败分子针对监管部门的机构人员以及勇于揭发的群众展开的行动，腐败分子希望通过围猎将这些人“拉下水”，融化到腐败利益集团中，寻求暂时的“安全感”。
十三是穷凶极恶心理：一旦腐败问题暴露，腐败分子明知无处可逃还要做垂死挣扎，或是与利益集团内的人员发生直接冲突，或是为了隐藏罪证，包括人证物证而作出更加令人發指的举动，许多案件中发生的命案、重大损毁国有资产或案件证据的罪行，或是越境逃亡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
（2）旁观者心理。如果说塌方式腐败的利益集团是一个剧团，在光怪陆离的“江湖”剧院里表演，那么旁观者就像剧院中的看客，没有参与其中却目睹着一切的发生。旁观者心理有几种：
一是审判心理，欲杀之而后快。一些旁观者将自己摆在道德审判的审判席上，认为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该消灭，更何况自己作为国有资产的名义拥有者之一，更不能坐视不管，因此对腐败者深恶痛绝，有着强烈的憎恶感。 二是避事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虽然是旁观者，但是也是利益集团所在企业中的一员，惹不起，躲得起，既不参与其中，也对腐败行为熟视无睹，讳莫如深，生怕惹祸上身，不能自保。
三是仇富心态，眼馋，恨己不能。一些旁观者之所以唾弃腐败者，并非嫉恶如仇，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而产生妒忌心理。
四是看客心态，静观其变。一些旁观者不露声色地观察着一切，即便知道腐败者的各种行径，他们依然可以不带任何情绪地平静过日子。
五是拜金心态，笑贫不笑娼。一些旁观者也是权与利的崇拜者，他们崇拜利益集团，或者畏惧权力，愿意受腐败分子驱使，成为爪牙和帮凶。
六是因果心态，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些旁观者或许也是被盘剥者，是利益受损者，他们在利益集团面前显得人单力薄，没有与之抗衡或谋求公道的途径和能力，只能寄望于因果，发出无用的诅咒。
这些旁观者心态无形之中助长了腐败的滋生，如果能够加以正确引导，旁观者会成为反腐败中的一股新力量。
（3）监督者心理。监督者的角色有些是外力决定的，例如组织安排；有些是内在因素影响的，例如监督者本身的使命感。而对于塌方式腐败的形成，其所在利益团队中的原监督者的心理变异是监督者最终走上腐败道路的根源：
一是息事宁人。责权利不对等，一名监督者如果没有强大的职业操守和内心力量，面对腐败团伙威逼利诱的各种围猎，招架不住，必然会选择息事宁人。
二是糊涂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惹事，不碍事，最终还是怕事。为了保全自身，一些堕落的监督者宁愿姑息养奸，甚至有些在查大案奖励等绩效激励之下，“放水养鱼”，导致查办滞后产生的国有资产损失。
三是厚黑学，娇纵溺爱。成为帮凶的“监督者”自然会站在利益集团的角度，利用职务之便为腐败团伙掩盖罪行。
四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有一类监督者，利用职权出卖监督信息，形成监督权的寻租，从中谋取私利。
3.季节性因素：
（1）企业变革。企业变革时期是组织权力结构大变动时期，面临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成为腐败行为的高发期，并且为今后的塌方式腐败“奠定基础”。主要表现在机构调整或重组后违规操纵重大人事变动，部门职能和岗位权限的重新划分过程中的权力寻租，以及制度流程制定过程中故意制定为今后的腐败提供便利的条款内容等腐败方式。
（2）年节假期。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年节假期请客送礼的现象已经明显好转，但是“四风”依然有反弹的趋势，各种变相的“四风”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滋生新的腐败的重点区域。
三、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预防对策思路
针对本文第二部分中分析的塌方式腐败中成因分析，以下试从结构性因素防范、非结构性因素防范两个方面入手，简述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预防对策思路：
（一）针对塌方式腐败的结构性因素的对策思路
1.严格制定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法有例外必不严。很多企业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利用法律法规中的漏洞，在制度文件中做文章借以逃避监管。因此我国在立法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严谨性，查漏补缺，尽可能地防止漏洞的出现。对于企业常规的“人财物、产供销”实施细节性量化约束，明确罚则，提高制度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2.采用现代化的系统工具，例如建立决策信息系统、ERP信息系统等将企业管理数据透明化，在注意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加强内部信息共享，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
3.加强国有企业顶层设计，实现互相制约机制，有效防范“一支笔”的权力绝对集中和“一锅端”的权力有组织集中的腐败情况发生。通过决策流程和标准透明化，全方位接受群众监督。
4.正确评价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的功过是非，正确考量和回馈他们的劳动成果，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合理、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
（二）针对塌方式腐败的非结构性因素的对策思路
1.用廉洁文化替代腐败文化，通过各种载体的廉洁文化营造，从意识层、制度层、行为层、表现层各个层面使廉洁意识深入人心，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让腐败文化无处遁形。
2.正确区分道德水平與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强调在通过学习教育等方式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平的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普及，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关怀，建立心理健康监控与干预机制。
3.针对组织变革过程中的腐败隐患，加强组织变革前期设计，提升权力分配过程的透明度和参与率，科学设计选人用人体制机制，有效防止腐败滋生。
综上所述，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过往案件的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腐败行为将暴露在阳光之下，让人们警醒的同时，为今后的反腐败工作提供有效借鉴和经验教训，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广大纪检干部的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必将取得进一步胜利。
关键词 塌方式腐败 国有企业 党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049
一、概论
（一）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府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半公共部门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载体和工具，即实现国有资本的有效配置资源能力，又满足广大国有企业从业人员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即为国家和政府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又肩负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基石。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国有企业在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像塌方式腐败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重大因素。塌方式腐败带来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也是毁灭性的，比较个体腐败和塌方式腐败，无论从腐败成员数量和造成经济损失的数量，塌方式腐败都远超个体腐败。长久以来，党中央、各级纪委都采取各种方式手段，不断完善惩防腐败体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攻坚战取得了巨大成效，本文试从塌方式腐敗成因分析和对策方面做一些思考，理清思路，为进一步做好惩治腐败，特别是预防塌方式腐败工作贡献一己之力。
（二）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的主要表现和手段
1.塌方式腐败的主要表现：
（1）存在规模巨大的利益链条。国有企业的塌方式腐败必然带来巨大的企业财产损失，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包括现有资产流失和潜在资产流失。现有资产无一例外地流向了权力寻租部门和个人、腐败者本身等腐败链条上的个体；潜在资产流失包括个人或腐败集团满足利益诉求过程中，通过以违规违法操作实现利益交换造成不良后果的经济财产损失，和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及在此过程中造成的党纪国法局部失效产生的不良示范作用和恶劣社会影响等无形成本，再加上修复这些不良影响的经济、时间成本。
（2）存在盘根错节的政经关系。国有企业的塌方式腐败必然牵涉到一定数量的政府部门、产业链上下游和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他们存在各种工作关系，由于利益驱动从而产生利益同盟关系，这张巨大的政经关系网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其主要表现是利益平衡时，上下协同谋求利益；当利益平衡被打破，如果该利益网没有通过内部调整达到平衡，整个利益集团就会分崩离析，瓦解崩溃，许多案件的侦破和查办都伴随着利益关系网的内部斗争和失衡。
（3）存在名存实亡的监管系统。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名存实亡的监管系统。一个健全的监管系统、一个执行到位的监管系统，必然会在腐败暴露的第一时间做到“抓早抓小”。而塌方式腐败规模之大，后果之严重，绝对不是短时间内一朝一夕形成的，在纪委、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反贪局、税务部门、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反商业贿赂部门联合执纪执法的过程中，哪怕有一个部门尽职尽责都不会使塌方式腐败最终形成。
2.塌方式腐败的主要手段：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提到：“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一些党员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不够坚定，存在‘七个有之’，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还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习总书记主要从政治规矩角度分析了“七个有之”的主要问题，在此，我们分析出与“七个有之”有着共性的、且与塌方式腐败三个主要表现相对应的主要手段：
（1）手段一：利益驱动性，即过河抽水、雁过拔毛、封官许愿、弹冠相庆。面对巨大的利益驱动，塌方式腐败通过权力寻租，主要是权利交换、权权交易、利利交易等方式，通过直接或间接收取回扣，不同利益部门交换利益决策，利益部门之间的利益交换，伴随着行贿、受贿、买卖项目投资权或建设权、买卖干部职位等交易手段，形成网状利益链条，实现隐藏在党纪国法公司制度下的，依靠潜规则的利益分配。
（2）手段二：团伙作案性，即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塌方式腐败绝非个体行为，一旦存在利益交换就必须有两个以上个体，为了使腐败手段更为隐蔽，往往通过第三方甚至第四方隐藏真实的关系链，为此，必须通过威逼利诱、排除异己等手段将利益关系岗位的人员变成“自己人”，形成腐败关系网，以达到利益共同体的“安全模式”。
（3）手段三：长期隐蔽性，即监管失效、形同虚设、自行其是、阳奉阴违。通过利益链和关系网编织出的利益共同体，监管部门必然成为腐败分子主攻的对象，一旦监管部门成为“网”中一环，再精密的组织设计也敌不过人性的弱点，使得塌方式腐败最终形成。
3.塌方式腐败的定义：
“塌方式腐败是指短期内出现的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即‘一窝黑’、‘一班蛀’的案件。此类腐败不仅败坏了政治生态，还严重损害了各级政府、党组织的形象，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以上是山西政商界塌方式腐败案发后，山西媒体对塌方式腐败进行了定义。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塌方式腐败绝对不是短期行为。因此我们尝试给出的定义是：塌方式腐败是指经过一定时期形成的，在现有监管体系局部失效的情况下一定范围内的管理部门、运行部门和监管部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的系统性腐败现象。
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在该定义的框架下约束了定义的范围，即国有企业内部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在监管体系局部失效的情况下一定范围内的管理部门、运行部门和监管部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的系统性腐败现象。而我们可以明显得出，监管体系局部失效也是腐败的结果之一。 二、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成因分析
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的成因错综复杂，我们尝试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总体分为结构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
（一）塌方式腐败发生的结构性因素及表现
塌方式腐败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是指从纪检监察的监管角度出发，从监管对象和监管机构本身系统结构分析腐败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权力结构、管理流程中腐败易发领域、体系及法律漏洞等方面。
1.权力结构方面：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产生的基础。“广义的权力是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它分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大类；狭义的权力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在这里讨论的权力，它是在组织为了达到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时，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赋予个人或领导集体分配资源的资格和能力。而腐败的产生，往往伴随着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通过滥用职权，将手中的权力用以换取个人利益，这样的现象往往与权力使用者所在的组织结构环境是分不开的。
（1）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的资产权属从本质上属于国家、属于全民，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职业经理人的一种，虽然其亦属于全民的一员，但是实质上国企的各级管理者并没有拥有国企财产权，但是却拥有财产支配权。如果没有对其权力的有效监督制衡，这样的权力结构将容易产生腐败问题。
（2）金字塔形组织结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强调权力的上下传递，具有较多的权力层级，容易形成较为绝对的權力集中或权力分散，主要有正金字塔形和倒金字塔形。
正金字塔形组织结构中，权力结构是向上集权，因此每个小金子塔都存在顶端权力集中，正金字塔结构往往容易推选出组织中的优秀人才担任领导或领袖，依赖个人操守，在个人状态良好时形成较高的效率，但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制衡，过分依赖于权力使用者的道德操守，一旦权力使用者面对利益驱使打破道德底线，突破制度和法律法规，没有有效监督和约束，即容易产生腐败。
倒金字塔形组织结构中，权力结构由组织中的个体参与民主决策，从而从结构上形成权力分散，虽从互相监督制衡避免了权力集中带来的腐败，但存在沟通过程繁琐，决策效率不高等问题。
由于正金字塔结构容易形成权力集中，并且伴随着金字塔权力层级的增多，容易形成“官官相护”的权力格局，是最容易产生塌方式腐败的组织形式。
（3）监督体系结构。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对于制约腐败是否有效还有待证实。体系内的监督和体系外的监督都需要制衡即互相制约。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体系都不会实现完全的独立于现有体系之外而存在。
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对“一岗双责交叉任职”的误读，使得理应被监督的权力部门、业务部门干部同时成为纪检监察干部，这样的组织形式不能实现纪检监察工作的相对独立性，一个运动场上，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身份交叉，又如何有效地开展体育赛事呢？如何体现权力制衡与公平呢？
2.国有企业管理流程中腐败易发领域：
（1）采购领域。采购领域是腐败高发领域。主要腐败前提是采购权缺乏有效约束。包括原材料、生产设备模具等物资、后勤保障物资、服务性采购等在内的各类供应商为了获得订单会行贿采购人员，或者行贿采购人员的上级管理者，从而左右供应商选定结果；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通过资本形式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供应商或供应链中的利益环节，在采购权限内谋取利益。
（2）生产领域。生产领域中的仓储、物流、生产、质量检验环节都伴随原材料通过加工制造成为产品的过程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利益链条，腐败的前提是生产管理权缺乏有效约束，腐败方式主要通过虚报仓储出入库信息，通过物流、生产、质检环节随意操控标准，产生报废余料等物资处置造成腐败。
（3）销售领域。销售领域产生腐败主要是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维护”客户关系，目的是掩盖产品问题或降低产品交货标准，获得新订单，最终损害终端客户的利益。
（4）投资管理领域。投资管理领域的主要权力集中在项目选择和项目审批及项目资源配置环节。这一领域的腐败产生形式主要通过项目筛选过程的腐败——类似采购领域；项目审批腐败涉及到审批权限的设计和复杂性，审批权未受到有效约束；项目资源配置包括资金、土地、人员以及其他公共资源配置部门，任何一个资源配置机构权力没有有效约束都会滋生腐败。
（5）工程建设领域。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诱因涉及到招投标及整体项目各个子项总包和分包流程未受到有效监督，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及资源配置部门的权力寻租。主要方式包括各种违规招投标，施工建设期的利益再分配以及外部部门的“吃拿卡要”等。
（6）选人用人领域。选人用人领域涉及到干部职位变化，除了直接的职务薪酬变化为诱因外，还有职位权力诱因，因此，当选人用人权力未得到有效监督制约，该领域同样会发生腐败。罗荫国案是为典型案例。此外，选人用人也成为形成塌方式腐败关系链条的重要手段，因此将关键岗位换上“自己人”也是选人用人领域塌方式腐败的重要诱因。
（7）财务管理领域。将塌方式腐败掩盖和合理化，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财务管理领域的腐败，主要通过弄虚作假，“阴阳账簿”等手法以及私设账户、违法违规进行资产转移，同时行贿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方式实现腐败合理化。
（8）监督管理领域。监管领域可以说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和最后一道防线，通过抓早抓小形成第一道防线，通过“苍蝇老虎一起打”形成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如果监管干部放松思想警戒，在腐败团伙的“围猎”之下最终使这道防线“决堤”，不仅使监管体系瘫痪，有时甚至助纣为虐，成为腐败团伙的帮凶。其腐败形式主要通过“睁只眼闭只眼”，不行使监督权，或在腐败问题暴露后歪曲事实、伪造材料为腐败行为掩盖。
3.其他体制漏洞与法律漏洞：
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需要一定周期，这势必使得法律法规的有效性产生滞后效应，即在法律法规从起草制定、讨论修改、论证公示、正式出台的过程中，其要约束的现象和环境又发生了动态变化，因此，腐败分子就会抓住这些漏洞为其所用。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在公开招投标过程中，招标金额公开，也就是说在这种公开采购行为中，潜在供应商从一开始就知道采购价格，可以“量体裁衣”从中标金额中划定利益。或者规避法律法规，在依法依规确定总包方后，再通过与总包方的利益勾结，左右分包方选定以开展利益输送，包括通过设计变更或以不可抗力为由增加工程量等。
此外，对于群众监督职能的行使，在法律法规中并未有明确量化指标对群众监督权进行保护，未有对于国有企业未落实群众监督职能有明确量化的罚则，因此不利于群众监督。
伴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过程，一些企业有意不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使得内部监管无规可依；或者有意混乱内部治理，没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和内部工作流程，工作随意性大，审批混乱，导致内外部监管调查无据可查。
（二）塌方式腐败发生的非结构性因素及表现
1.文化因素：
哪里有组织，哪里就有文化。塌方式腐败团伙也是一样。塌方式腐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围绕利益核心，将“礼尚往来”用于搭建利益链条、“和谐共存”用于编织关系网，在组织中形成小团体文化，随着团伙中核心人员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攀升，将这样的小团体文化影响到整个组织文化，成为盘根错节的“大毒瘤”，形成“没有利益输送就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利益交换就一事无成”的恶性循环，造成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
2.心理因素：
腐败的主角是人，人是万物之灵，也有着不可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心理变化。如果说文化是人创造的，那么贪腐文化也同样影响着人。心理因素在腐败过程中不断影响着人的行为，在腐败行为中，利益传递方与接收方的角色可能是单独存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重叠的，这样才能实现利益链或者说利益流，权与利实现双向或多向流动。
（1）腐败者心理。腐败分子背负着道德原罪，想法和行为总是充斥各种矛盾，长期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能有健康的心理是不太可能的，反观各类案例，不难发现腐败者都有以下的心理表现：
一是贪婪心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于是，直接利益和权力带来的利益都成为腐败者的不竭“动力”。发霉的钞票，从未打开过的贿赂品箱子……这些都表现出腐败者本身由于行为惯性和贪婪，一直追求自己并不需要的物质和权力。
二是能上不能下：受贿者是权力支配者，他们往往从行贿者而来，在多年的“投入”之后终于有了更大的权力，自然是在享受了权力的好处后，却不能承受跌下权力宝座的“痛苦”。
三是侥幸心理：法不罚众，往往有很多“小苍蝇”在腐败文化的影响下心存侥幸，认为反腐败工作只针对“大老虎”，因此才会有很多“苍蝇”被调查后不解地问：有那么多腐败分子，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四是有恃无恐：因为是塌方式腐败，或是官官相护，于是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有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觉得有权就代表“安全”，甚至主动通过利益输送寻找“保护伞”，更有人在被群众举报后大肆叫嚣“不信邪”、“告不倒”。或是与黑社会势力勾结，或通过行政力量对大胆监督的部门和群众打击报复，挟持威胁，制造恐怖。
五是从众攀比：腐败文化影响下，“笑贫不笑娼”，腐败文化中权力至上、利益至上，自然是将物质拥有的价值排序放在第一位，比谁的权力大，比谁的财富多，甚至比拼玩弄女性等，比谁规避法律法规能力强，心理极度扭曲。
六是补偿心理：许多塌方式腐败案件中的核心腐败分子，往往幼年或青少年时期出身微寒，家境拮据，一旦拥有未能有效制约的权力，便变本加厉补偿自己，或是家人，从而滋生腐败。
七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职位不是终身制，腐败分子往往“珍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职位和权力，行腐败之实。
八是猜疑心理：腐败分子虽然行为上进行了腐败活动，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学校、社会特别是党的廉洁教育，过着表里不一的双重生活，从一开始的认知失调，到后来为了达到心理平衡而自我欺骗或催眠，在内心将腐败行为合理化，将一切问题归结于外因，因此产生猜疑心理，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经常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猜疑，不信任的心理。
九是逃避心理：人的心理本能是追求平衡，想一套做一套会使人产生心理失衡，因此在经常性的廉洁教育或警示教育的过程中，腐败分子都有逃避心理，不愿意直面教育内容中对腐败分子严惩的环节，借以逃避现实和自我欺骗。逃避心理催生出迷信思想，求神拜佛在各类案件中屡见不鲜。
十是不能自拔心理：一步错，步步错，腐败分子的信仰是金钱和权力，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回头，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不断滋长使得腐败分子即使想回头也无计可施，腐败只有一线之隔，从廉洁跨越到腐败之后，质变之后只有量的累加，没有性质的本质不同；同时，对于领导干部的高道德标准要求，使得腐败分子没有忏悔的余地，一旦犯罪就仿佛下坡行驶的汽车失去了刹车，一发不可收拾。
十一是恐惧心理：长期的腐败和各类宣传教育导致腐败分子对东窗事发的恐惧，从而产生焦虑情绪。
十二是围猎心理：围猎主要是腐败分子针对监管部门的机构人员以及勇于揭发的群众展开的行动，腐败分子希望通过围猎将这些人“拉下水”，融化到腐败利益集团中，寻求暂时的“安全感”。
十三是穷凶极恶心理：一旦腐败问题暴露，腐败分子明知无处可逃还要做垂死挣扎，或是与利益集团内的人员发生直接冲突，或是为了隐藏罪证，包括人证物证而作出更加令人發指的举动，许多案件中发生的命案、重大损毁国有资产或案件证据的罪行，或是越境逃亡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
（2）旁观者心理。如果说塌方式腐败的利益集团是一个剧团，在光怪陆离的“江湖”剧院里表演，那么旁观者就像剧院中的看客，没有参与其中却目睹着一切的发生。旁观者心理有几种：
一是审判心理，欲杀之而后快。一些旁观者将自己摆在道德审判的审判席上，认为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该消灭，更何况自己作为国有资产的名义拥有者之一，更不能坐视不管，因此对腐败者深恶痛绝，有着强烈的憎恶感。 二是避事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虽然是旁观者，但是也是利益集团所在企业中的一员，惹不起，躲得起，既不参与其中，也对腐败行为熟视无睹，讳莫如深，生怕惹祸上身，不能自保。
三是仇富心态，眼馋，恨己不能。一些旁观者之所以唾弃腐败者，并非嫉恶如仇，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而产生妒忌心理。
四是看客心态，静观其变。一些旁观者不露声色地观察着一切，即便知道腐败者的各种行径，他们依然可以不带任何情绪地平静过日子。
五是拜金心态，笑贫不笑娼。一些旁观者也是权与利的崇拜者，他们崇拜利益集团，或者畏惧权力，愿意受腐败分子驱使，成为爪牙和帮凶。
六是因果心态，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些旁观者或许也是被盘剥者，是利益受损者，他们在利益集团面前显得人单力薄，没有与之抗衡或谋求公道的途径和能力，只能寄望于因果，发出无用的诅咒。
这些旁观者心态无形之中助长了腐败的滋生，如果能够加以正确引导，旁观者会成为反腐败中的一股新力量。
（3）监督者心理。监督者的角色有些是外力决定的，例如组织安排；有些是内在因素影响的，例如监督者本身的使命感。而对于塌方式腐败的形成，其所在利益团队中的原监督者的心理变异是监督者最终走上腐败道路的根源：
一是息事宁人。责权利不对等，一名监督者如果没有强大的职业操守和内心力量，面对腐败团伙威逼利诱的各种围猎，招架不住，必然会选择息事宁人。
二是糊涂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惹事，不碍事，最终还是怕事。为了保全自身，一些堕落的监督者宁愿姑息养奸，甚至有些在查大案奖励等绩效激励之下，“放水养鱼”，导致查办滞后产生的国有资产损失。
三是厚黑学，娇纵溺爱。成为帮凶的“监督者”自然会站在利益集团的角度，利用职务之便为腐败团伙掩盖罪行。
四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有一类监督者，利用职权出卖监督信息，形成监督权的寻租，从中谋取私利。
3.季节性因素：
（1）企业变革。企业变革时期是组织权力结构大变动时期，面临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成为腐败行为的高发期，并且为今后的塌方式腐败“奠定基础”。主要表现在机构调整或重组后违规操纵重大人事变动，部门职能和岗位权限的重新划分过程中的权力寻租，以及制度流程制定过程中故意制定为今后的腐败提供便利的条款内容等腐败方式。
（2）年节假期。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年节假期请客送礼的现象已经明显好转，但是“四风”依然有反弹的趋势，各种变相的“四风”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滋生新的腐败的重点区域。
三、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预防对策思路
针对本文第二部分中分析的塌方式腐败中成因分析，以下试从结构性因素防范、非结构性因素防范两个方面入手，简述国有企业塌方式腐败预防对策思路：
（一）针对塌方式腐败的结构性因素的对策思路
1.严格制定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法有例外必不严。很多企业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利用法律法规中的漏洞，在制度文件中做文章借以逃避监管。因此我国在立法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严谨性，查漏补缺，尽可能地防止漏洞的出现。对于企业常规的“人财物、产供销”实施细节性量化约束，明确罚则，提高制度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2.采用现代化的系统工具，例如建立决策信息系统、ERP信息系统等将企业管理数据透明化，在注意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加强内部信息共享，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
3.加强国有企业顶层设计，实现互相制约机制，有效防范“一支笔”的权力绝对集中和“一锅端”的权力有组织集中的腐败情况发生。通过决策流程和标准透明化，全方位接受群众监督。
4.正确评价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的功过是非，正确考量和回馈他们的劳动成果，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合理、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
（二）针对塌方式腐败的非结构性因素的对策思路
1.用廉洁文化替代腐败文化，通过各种载体的廉洁文化营造，从意识层、制度层、行为层、表现层各个层面使廉洁意识深入人心，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让腐败文化无处遁形。
2.正确区分道德水平與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强调在通过学习教育等方式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平的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普及，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关怀，建立心理健康监控与干预机制。
3.针对组织变革过程中的腐败隐患，加强组织变革前期设计，提升权力分配过程的透明度和参与率，科学设计选人用人体制机制，有效防止腐败滋生。
综上所述，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过往案件的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腐败行为将暴露在阳光之下，让人们警醒的同时，为今后的反腐败工作提供有效借鉴和经验教训，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广大纪检干部的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必将取得进一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