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将在保安的“中国红军大学”迁往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不久，胡耀邦来到抗大学习，就此开始了他在抗大的一段经历。

入抗大学习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此前，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在中共抗日主张的感召下，满怀抗日救国的理想和执着追求，纷纷奔向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成为他们的强烈愿望。
　　1937年上半年，胡耀邦自首届西北民族救国大会结束后不久，就来到抗日军政大学二期第一队学习。一队队长为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的陈赓，胡耀邦被选为一队党支部书记。

　　抗大二期共有学员2767人，绝大部分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也有部分从全国各地来延安投身抗日的爱国青年。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学员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胡耀邦认真听讲，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受到领导和学员的好评。他的学习成绩居全班之冠，令人羡慕不已。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大二期学员为适应需要，于7月提前毕业，分赴抗日前线，驰骋抗日疆场。胡耀邦因品学兼优，各方面突出，被作为在学员中选拔的28个人之一，留在抗大高级研究班学习。学习期间，他珍惜分分秒秒，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而且能联系实际，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政治理论和马列主义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有一次，毛泽东到抗大召开座谈会，倾听大家对办好抗大的意见。胡耀邦在会上发言提出办好抗大的3点意见，很受毛泽东赞赏并被毛泽东采纳。毛泽东还根据胡耀邦提供的抗大学员的思想状况的材料，写出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是年秋，胡耀邦从抗大毕业，经毛泽东亲自选拔，担任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胡耀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手创办了抗大校刊《思想战线》。1939年9月7日，毛泽东以“反对自由主义”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思想战线》上。胡耀邦看后感触颇深，便写了一篇学习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体会，以“论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为题，刊登在《思想战线》上。文章列举了抗大学员中存在的各种自由散漫的现象，强调反对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受毛泽东的赏识。
　　在抗大，胡耀邦还主持了《生产导报》《我们的事业》这两份小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从组稿、编排、写标题到刻版以至发行，样样都干。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负责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胡耀邦遵照并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这项工作，对于年轻的胡耀邦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过去吸收党员时，只是问对方：“哪里人？家里共几口？以往干过些什么？愿意参加共产党吗？”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这种问答式的方法已不适用了。抗大的知识分子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单在简历材料上所写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往往就达数千字，比起以往那些农民出身的党员情况要复杂得多。
　　胡耀邦不仅亲自审查每份入党积極分子的材料，提出问题，而且同他们个别谈话，向他们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首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和扩大任何抗日党派，就是加强和扩大抗日战线、加强和扩大抗日力量的道理。通过做思想工作，胡耀邦力图使他们在政治上理解党的基本方针，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将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尽可能多地吸收到党内来。
　　经过胡耀邦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抗大第三期的知识分子学员，将近百分之七十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力量。

与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政府县长田杰生斗争

　　1938年4月，抗大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工作需要，胡耀邦调任抗大第一大队政治委员。
　　当时，抗大第一大队驻陕北瓦窑堡，离延安有90公里，是个独立大队，干部配备很强，共有学员300名。
　　胡耀邦与大队长苏振华率领抗大第一大队学员进驻瓦窑堡后，以师范学校为基础，不仅开展军政训练，而且组织学员深入农村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重点向农民强调第六条，即减租减息，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员们不仅增长了统战工作的实际经历，同时也给瓦窑堡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带来了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
　　抗大一大队驻地瓦窑堡，是子长县（原安定县）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地区。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缘故，这里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存：政府方面，这里既有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安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政府；在军事上，有共产党的保安队，又有国民党的保安队。根据双方协定，县城内的地盘归国民党管辖，县城外归共产党管辖。随着抗大一大队的到来，当地革命力量突然强大起来，国民党右派对此惧恨交加，不断挑起事端。
　　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政府县长田杰生是一个“摩擦专家”，反动透顶，他不断对抗大一大队进行挑衅、破坏活动。他们经常雇用特务、流氓，晚上朝抗大宿舍和过往人员扔石头，甚至暗杀抗大学员、侵占抗大校舍。他还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什么“抗大害怕日本人，不敢上前线，在后方与民争利”，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借给抗大学员生活用具。
　　胡耀邦与抗大一大队领导同志一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领导一大队教职工和学员与田杰生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有毛驴子，拉毛驴子上山，驴子不走就用驴钩子拉，再不走就在后面推，还不走就用鞭子抽，赶着它走，它不走是不行的。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但人民掀起的抗战浪潮势不可挡。他不抗战，全国人民就拉着他抗战，再不抗战就推着他走，还不抗战就逼着他走，西安事变就是逼着他走的例子。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蒋介石不肯合作，就逼着他合作。但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时刻提防它，不要让它伤着我们，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生动形象的比喻，给胡耀邦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与田杰生的斗争中，胡耀邦充分运用又联合又斗争这一统战谋略，显示了高超的统战才华。
　　1939年春，田杰生非法抓捕八路军驻安定办事处民运干部薛铭山、贾仲清。不久，他又以召开清乡运动会议为由，乘机绑劫赴会的中共安定县民主政府县长薛南斌，挑起严重摩擦事件。面对田杰生的严重挑衅，胡耀邦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据理奋起斗争。他认真了解当地的民情社情，研究了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一、他亲自主持召开房东座谈会，介绍抗战的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战的真相，宣传八路军的战绩，讲清抗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二、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发动全体人员向人民群众普遍开展宣传活动；三、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与他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在胡耀邦等的领导下，抗大一大队很快行动起来，军民关系迅速地得到了改善。一天，胡耀邦把一大队宣传干事牛克伦叫到他的窑洞里，对他说：“大队研究决定，由我去见见田杰生，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牛克伦坚定地回答：“没问题，带枪吗？”胡耀邦笑笑说：“没必要，带支笔就行了，作作记录。”他那轻松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要深入虎穴，倒像是要去参加一个普通的座谈会。牛克伦深知胡耀邦身经百战，胆识过人，更兼口才出众，田杰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路上，胡耀邦向牛克伦讲了许多统战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并嘱咐他：“要沉着冷静，有理、有利、有节。”
　　田杰生的县政府是个庞大的院落，门口懒洋洋地站着两个保安队员。胡耀邦与牛克伦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昂首直入。听说有八路军找他，田杰生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只有两个人，而且没带武器，便又恢复了常态，皮笑肉不笑地钻了出来，口口声声喊着“胡政委”，点头如同鸡啄米，又是敬烟又是沏茶。
　　胡耀邦开宗明义地向他说明来意，严肃地指出：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
　　田杰生唯唯诺诺，口是心非，跟他们兜起了圈子，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起了自己的政绩。胡耀邦紧紧地把握住主题，问道：“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这些情况你知道吗？”田杰生故作惊讶，赶忙说：“我不知道，确实不知道！”胡耀邦声色俱厉地问：“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情况也不知道呢？”田杰生支支吾吾，心虚地说：“一定调查，一定调查。”胡耀邦严正指出：“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最后，胡耀邦严肃地对田杰生说：“惩治汉奸，恐怕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不同意吧？”田杰生强作镇定，连声道：“当然，当然。”
　　回来的路上，胡耀邦对牛克伦说，田杰生这类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既要同他谈，又要准备打。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胡耀邦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胡耀邦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迫使田杰生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并且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为一大隊初到瓦窑堡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像火一样温暖身边的人

　　陕北的冬夜异常寒冷，胡耀邦住的窑洞里有时连炭火也没有，常常是户外北风呼号，室内一灯如豆。但是，每一个曾在这里与胡耀邦谈过话的人，都永远难忘他那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情怀。他像一团火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一大队办起了队刊，采访、编辑、排版都由牛克伦负责。牛克伦虽在“一二·九”运动时参加过《救亡时报》的编辑工作，但如今要比较全面地负责队刊的工作，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一天，牛克伦在胡耀邦那里汇报完工作正要走，胡耀邦把他叫住，取出一本牛克伦送胡耀邦审定的队刊。牛克伦心里打鼓：大概要挨批评了！谁知，胡耀邦丝毫没有批评他的意思，而是把刊物摊放在桌子上，一丝不苟地评判起来：报头该怎样画，版面为什么显得不够生动，所选文章该怎样取舍……点点滴滴，细致入微。那神情，俨然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在向学生授课。
　　胡耀邦的指点令牛克伦心悦诚服，同时感到惊异：一位贫苦出身、由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居然对办刊物如此内行！胡耀邦看出了牛克伦的疑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在抗大总校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毛主席让我编校刊，我对主席说，我没有经验，编不好。主席说：‘不会可以学嘛！’还说：‘可以让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写稿子嘛！’我马上就说：‘那就请主席写一篇稿子吧！’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喽？’后来，主席很快就送来了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刊登在抗大校刊第一期上，我还写了一篇编者按呢！”
　　接着，胡耀邦满面春风地对牛克伦说：“今天，我也把毛主席的这句话送给你——‘不会可以学嘛’。你是知识分子，基础比我强得多，只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就一定能把队刊办好。”
　　胡耀邦的一席话，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烧得牛克伦周身暖洋洋的。他回到窑洞后，把这期稿件从头到尾重新编排了一遍。忙完时，天已大亮，他竟毫无睡意。早饭后，他把改过的稿子拿给胡耀邦看。胡耀邦仔细地翻看了每一页，笑着说：“很好嘛，士别一夜，便当刮目相看！”接着，他又说：“领导干部都要写稿，我带头！”
　　胡耀邦说到做到，带头写稿。他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全队的办刊热情，使刊物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受到领导和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不久，田杰生妄图利用其保安队与抗大一大队在一条街上站岗执勤之机，瓦解抗大中央党史研究室学员，煽动学员开小差。胡耀邦针锋相对，动员抗大学员向保安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结果，不少保安队士兵“开小差”，参加了八路军。田杰生不得不调新的保安队换防。与此同时，胡耀邦一方面与我边区警备队联合行动，做好战斗准备，并举行游行示威，向田杰生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及时向上级汇报，请求向国民党高层提出强烈抗议。胡耀邦还利用报纸，充分揭露田杰生的行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共研究》杂志，曾叙述胡耀邦既敢于斗争又善于联合的统战谋略：
　　“胡耀邦不仅有军务工作与党务工作之长期经验，其统战工作尤见成效。时值卢沟桥事变之后，位于延安东约100里的绥德县（瓦窑堡）由（国民）政府委任之县长管辖，并有县保安团守护，此系政府在共党控制之陕北地区一重要基地，虽陈伯钧与王震所率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驻扎城外，但并不敢贸然以武力夺取。其后，‘抗日军政大学’之分校政治部首脑胡耀邦，率学员二三百人进入绥德县城，名为‘联合抗日’。他们接管了绥德师范学校校园，将其改为‘抗大分校’。继而运用‘统战’策略，大谈‘抗日统一战线’之伟大原则。胡耀邦要县长将县城自动让给他们。与此同时，发动‘抗大’学员要做‘结交朋友’之举动，对保安团展开心理战，在其隊伍中制造政治不和。他又经常与驻扎城外之三五九旅保持联系，商讨使用武力战略。胡耀邦同时运用‘既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战术’，中共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夺得绥德县城。其后，胡耀邦‘既联合又斗争’之经验成为毛泽东‘统战’理论与战略之重要内容。‘统战佳话’在中共干部中广为传播，其后，影响至为深远。”
　　在抗大一大队驻守瓦窑堡期间，虽然国共两党之间摩擦不断，国民党一直蓄意挑衅，但一大队从未开过一枪，并且在反摩擦中屡占上风，这与政委胡耀邦正确的统战谋略不无关系。
　　胡耀邦任一大队政委时，倡导发起“斯达汉诺夫”（斯达汉诺夫是苏联的一位劳动英雄）运动，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革命竞赛”，以调动全大队学员的学习和劳动积极性，克服某些懒散、拖拉的作风和消极因素。在他的带动下，这个“斯达汉诺夫”运动卓有成效，迅速推广到全校。为此，胡耀邦还连续给队刊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指导运动健康发展，总结群众的经验，使队刊成为几千名学员的必读之物，连毛泽东也每期必看。
　　王稼祥当时是抗大的领导人之一，他对胡耀邦十分关注，多次在各种场合给予表扬。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兴奋地说：“你们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仅要去听经济学家王家文和何思敬、哲学家艾思奇等同志的课程，还要下功夫多读书。你们要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学习他刻苦攻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