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我刚到香港，许多在欧美学成的中国学人陆续聚集到这块即将回归的殖民地。当年的我喜欢广交天下豪杰，经常会邀集一些朋友喝酒聊天。最常聚在一起喝酒的是吴国光、丁学良和我。当时国光在中文大学教书，学良在科技大学当教授，因为彼此意气相投，也就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了。三人成党，我们便自封酒党。
　　国光小我6岁，山东人氏。我们在国内时并无交往，但都爱写杂文。《新华文摘》转载杂文，经常有他和我的作品，因此特别留意，就向《文汇报》副总编吴振标打听。这才知道国光是个才气逼人的青年才子。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然后在社科院新闻所取得硕士学位。28岁就担任《人民日报》评论员，挑起了撰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重担。1986年，被借调到中央政改小组办公室当大笔杆子。惺惺相惜，我很想找机会结识他。后来，我们都到了美国留学，国光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研究生。1993年他来洛杉矶开会，在会场上，我们第一次见面，初次见面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1996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后，来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去国光临时落脚的酒店探访，见到他和那位漂亮的新婚夫人。此后，我们的交往就越来越密切。

　　比我小两三岁的丁学良，1979年以同等学历考取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读书期间，他已崭露头角，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理论界重视。1982年毕业后，即奉调进京到社科院马列所任职。1984年，学良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教授。1992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我到香港不久就和他认识了。尽管在国内时没有来往，但在复旦大学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所以我俩一见如故。
　　如今他们两位都已著作等身，学有专精了。他们除了才华横溢，更让人钦佩的是勤奋。尽管早已名满天下，但从早到晚，加上周末，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几乎都是在办公室埋头看书写作。主要业余爱好就是聚在一起喝酒谈玄。
　　学良好酒也懂酒。照他自己的说法，旅居海外20年里，对洋酒的品味经历了从啤酒、威士忌、白兰地到葡萄酒4个阶段。如今每天喝一瓶葡萄酒，来了朋友再多加两瓶。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酒上，至少喝过上千种葡萄酒，经常自诩为“葡萄酒大师”。他喝酒很讲究，开瓶后还要调节室内温度，说是让葡萄酒发挥到最佳状态。还有一个怪癖，遇到有年份的酒一定喝下瓶底的酒渣，说是对心血管有益处。他把回忆录命名为《液体的回忆》，“痛说”喝酒成长史，还听说近年在国内报刊上开辟了酒经专栏。
　　相比学良的高调，国光喝酒和做人一样低调。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决不弄虚作假，酒量虽略逊于我，但肯定胜过学良。有一次，他在铜锣湾和我们喝完酒，开車回沙田的住所。把车停进车库，第二天清早起床一看，车身离墙壁不到一公分。后来得意地告诉我们，不是借着酒精带来的胆气，还发挥不了如此高超的泊车技术呢。
　　国光还在香港的时候，我们酒党聚会一般都喝高度白酒，只为那种热闹气氛。有时轮流在三人的家里，有时找一家平民化的小菜馆。我和国光是无肉不欢，学良则独钟卤水鹅片，且要指定湾仔“卤八”的出品。几杯酒下肚，话闸子打开，这才是正戏。此时，三人的不同性格也就表露无遗。山东人憨厚耿直，国光喜欢直言不讳。安徽人机智幽默，学良更多妙语连珠。我则往往慷慨激昂，说到动情处，学良打诨插科，不紧不慢地说上几句，令人啼笑皆非。酒酣之余，三人往往得意忘形，或勾肩搭背，或唇枪舌战，若不是各自的老婆在一旁催促，喝到半夜也不肯罢休。
　　2004年，国光离开香港，远走加拿大。酒党瓦解，只剩我和学良对饮，有时也会加入几位朋友，如出版家林道群、诗人北岛和学者甘阳等。白酒也渐渐换成了葡萄酒，多了雅兴，却少了豪情。举起酒杯，就会怀念酒党的黄金岁月。最近我决定去西雅图购屋常居，也有靠近国光的考虑。学良闻讯后有点落寞，临行前又约在一起喝酒。我力劝他将来退休后搬来西雅图，重建酒党。学良啊学良，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美酒老友更值得留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