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记得他最后一个微笑。去年，我痛失挚爱的人。
　　30年前相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是记者，职业生涯中惟一一次没有写出稿子的采访，竟在一场关于北岛、舒婷的朦胧诗与贝多芬、肖邦音乐之间有无关联的讨论中，注定了一生的忘年之恋。那时他前妻已病逝8年。
　　婚后，1986年，世界宇航科学大会第一次接纳12名中国航天专家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杨南生名列其中，我这才知道嫁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他在家里从不谈自己做过的事。直到他80岁那年，航天固体研究院为他举办生日庆典，出了一本《伟大的爱国主义学者杨南生》，里面有关于他的生平小传和老同志们的回忆文章，我才窥到他过往生命的辉煌。
　　他早年就读西南联大，毕业后赴英留学。新中国成立第二年，携妻回国。这正是中国航天时代揭幕战前夕，杨南生奉命披甲挂帅。

　　1958年，他从中科院受命赴上海组建探空火箭基地，带领年轻的科研队伍，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枚现代探空火箭T7M，为开辟中国航天时代做出重大贡献。
　　再后来，他拿着周恩来总理的任命书，投身内蒙戈壁，率领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拉开中国现代固体导弹事业的大幕。“文革”期间，秩序大乱，此时正是东方红一号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研制的关键时刻，他作为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受保护的专家，每天骑着自行车奔波在车间实验台，一些岗位无人上班，他就挨家挨户敲门请人。大戈壁的风寒让他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下不了床，他就让人把自己从床上背起来，用车子拉到实验台观察实验结果。一条腿疼痛稍好一些，他就单腿骑车继续跑。每次实验，他总是扑在离发动机只有几米远仅隔一层防爆玻璃的地方观察，就为能看到发动机喷火的状态，以便更准确地总结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二十多年奋斗的结果，中国现代固体导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固体战略导弹等等，杨南生和他的团队都以固体火箭无可替代的价值，在其中写下让中国笑傲世界的篇章。他一直记得，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夕，他与钱学森等4位专家赴北京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的情景，总理要求他们负责卫星各部分的技术负责人都要签下万无一失的报告，他一夜未眠写完报告，郑重签下“杨南生”3个字时，心潮澎湃。
　　他的一生几乎就成了喜剧，但注定不是。
　　他是纯粹、透明、视真理为第一的知识分子，面对不符合科学精神的长官意志，总是“一士谔谔”，并在中国航天多年的固液之争中，凭借对世界趋势的敏锐把握，怀着对国家利益的忠诚，对加快发展中国固体火箭事业一直不懈呼吁和力争，直言某些反对固体发展者为“液体脑袋”。
　　历史已经证明他坚持的正确。然而他的人生却遭遇不露痕迹的“回报”。随着航天大门渐向国人打开，这个领域赢得无数鲜花、掌声、聚光灯时，人们越发感受到杨南生的悲剧。作为中国航天固液两大臂膀的固体火箭技术的奠基人、领跑者，他消失在一切聚光灯外，连参评中国两院院士的资格，也被暗地剔出。杨南生对这一切一笑而过：“我绝不后悔！我没做错！”
　　那一年，电视播放两弹一星功勋授奖大会新闻，家里电话那晚被打爆。电话那边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这边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他微笑着：“没关系，我这一辈子干的这些事又不是为得到这些东西而干的。想想天上飞的有我亲手摸过的，再想想我们干的东西让国力强大，外人不敢欺负，这就够了。其余的，随它去！”
　　共和国60年大庆，我在天安门观礼台采访，当第二炮兵方阵载着中国最新战略导弹出场时，天安门沸腾如海。我不禁想起为了共和国这一刻的辉煌奉献了一生、而此时正蜗居在没有电梯下雨漏水的三层老楼上那个简陋家中已近耄耋之年体弱多病的老先生，辛酸如绞，泪流满面。
　　人心永存。2012年夏，中国航天固体动力50年大庆，评选50年十大感动人物，杨南生以第一高票荣登榜首。老航天们捎来话：“杨先生不是两院院士，他是我们心中的院士；杨先生未获功勋，他是我们心中品德高尚功绩卓著的科技大师。”
　　先生该是欣慰了。2013年3月5日，92岁的他静静离去，那一天是惊蛰。敬重爱戴他的老战友们为他挂起挽联：满腔热血奉人民天问无悔；一世功名任春风碑树人心。
　　认识并牵手先生，是我生命最大的幸运和幸福。挚爱的人，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