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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落实他在竞选中的威胁，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美国经济受到的损失可能比中国更大。根据现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对于美国所征收的每一项“非法”关税，中国都可以任意报复
我很讨厌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但这次的美国大选算不上出人意料。我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解释说，我们用来管理全球化的政策已经给普遍的不满埋下了种子。讽刺的是，特朗普出身共和党，共和党曾经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一体化最着力的推手，而他却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承诺赢得选举。
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如今，中国和印度已经融入全球经济，技术创新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制造业岗位的数量。特朗普无法再创造过去几十年的高薪制造业岗位；他只能推动高端制造业，而高端制造业需要更高的技能，雇佣人数也更少。
与此同时，不平等性的加剧继续导致普遍的不满，特别是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美国中部白人选民。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们发表于2015年12月的研究中指出，中年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因为自杀率、吸毒率和酗酒率上升了。一年以后，国家卫生数据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总体预期寿命20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谓的复苏的前三年里，91%的收益归于收入占据最顶层1%的人。纳税人耗资数十亿美元拯救了华尔街银行，而购房者们却得不到一个子儿。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不但拯救了银行，还拯救了银行家、股东和债权人。他的经济政策团队由华尔街内部人士组成，他们打破资本主义的规则来拯救精英，这坐实了广大美国人的怀疑——也是特朗普所指出的——制度被“操縱”了。
奥巴马在某些问题上带来了“你能够相信的变化”，如气候政策；但对于经济，他强化了现状，为期30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它承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好处将“渗透”到每一个人。相反，这些好处“向上”渗透了，部分是因为如今的政治制度更像是基于“一元一票”原则，而不是“一人一票”原则。
不确定性的加剧、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以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而为精英服务的政府，这一组合为特朗普创造了理想的温床。特朗普是一位富翁，但他显然不属于传统的精英，他凭借的是带来“真正”的变革的承诺。但特朗普上台后一切将照旧，特朗普将谨守共和党正统的税收政策，而他任命了游说集团成员和行业内部人士担任政府职位，这已经打破了他要在华盛顿“清理门户”的承诺。
特朗普的其他经济计划将主要取决于众议长保罗·莱恩（Paul Ryan）是否是一位正宗的财政保守主义者。特朗普提出，为富人大幅减税的同时要采取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后者将提振GDP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财政处境，但并非以供给侧经济学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如果莱恩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关心赤字，他将成为特朗普计划的应声虫，经济也将获得急需已久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货币政策。特朗普已呛声反对低利率，并且美联储理事会还有两个空位子。此外，很多美联储官员希望利率正常化，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概率很大，这也许将抵消特朗普凯恩斯主义刺激的效果。
如果特朗普通过税收方案加剧不平等、掀起贸易战，或放弃美国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特别是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跨境税作为报复的话），他的促增长政策也将受到影响。由于共和党同时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削弱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减少对华尔街和其他行业的监管，并对现有反垄断法视而不见——所有这些，都将制造更严重的不平等。
如果特朗普落实他在竞选中的威胁，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美国经济受到的损失可能比中国更大。根据现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对于美国所征收的每一项“非法”关税，中国都可以任意报复，比如针对支持美国关税的国会议员的选区实施贸易限制，使该地区无法增加就业岗位。
平心而论，针对中国并且受世贸组织框架允许的措施，如反倾销关税，在某些领域是合理的。但特朗普并没有为贸易政策阐明指导性措施，而且，美国直接补贴汽车和飞机行业，并通过极低利率间接补贴银行，因而它这样做是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向敌人开枪。一旦以牙还牙的游戏开始，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二战后所建立的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毁灭。
类似地，主要通过经济制裁来执行的国际法治体系在特朗普治下也有可能流于形式。如果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联军让东乌克兰冲突升级，特朗普如何应对？美国真正的实力一向来自它作为包容性民主国家的立场，但全世界人民现在已经对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事实上，纵观非洲，我听到各种诸如“特朗普让我们的独裁看上去很美”之类的评论。随着美国软实力在2017年及以后继续下滑，国际秩序的未来将变得更加不确定。
与此同时，民主党肯定会进行败选反思。不可否认，希拉里·克林顿失败的原因是她没有在选民面前拿出与比尔·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有显著不同又令人信服的愿景。在不止一代人的时间里，民主党追求“三角化”的政治策略——采用对手的政策，这个左翼政党已不可能再将自己包装成右翼政党的可信的替代者。
只有拒绝新自由主义，接受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领导人提出的进步政策，民主党才有未来。这将把他们置于共和党的强烈反对者的境地；而共和党必须弄清楚如何管理一个由福音派基督徒、公司高管、本土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所组成的联盟。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两大政党重新对自己进行定义，新的一年很可能作为美国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
我很讨厌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但这次的美国大选算不上出人意料。我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解释说，我们用来管理全球化的政策已经给普遍的不满埋下了种子。讽刺的是，特朗普出身共和党，共和党曾经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一体化最着力的推手，而他却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承诺赢得选举。
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如今，中国和印度已经融入全球经济，技术创新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制造业岗位的数量。特朗普无法再创造过去几十年的高薪制造业岗位；他只能推动高端制造业，而高端制造业需要更高的技能，雇佣人数也更少。
与此同时，不平等性的加剧继续导致普遍的不满，特别是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美国中部白人选民。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们发表于2015年12月的研究中指出，中年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因为自杀率、吸毒率和酗酒率上升了。一年以后，国家卫生数据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总体预期寿命20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谓的复苏的前三年里，91%的收益归于收入占据最顶层1%的人。纳税人耗资数十亿美元拯救了华尔街银行，而购房者们却得不到一个子儿。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不但拯救了银行，还拯救了银行家、股东和债权人。他的经济政策团队由华尔街内部人士组成，他们打破资本主义的规则来拯救精英，这坐实了广大美国人的怀疑——也是特朗普所指出的——制度被“操縱”了。
奥巴马在某些问题上带来了“你能够相信的变化”，如气候政策；但对于经济，他强化了现状，为期30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它承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好处将“渗透”到每一个人。相反，这些好处“向上”渗透了，部分是因为如今的政治制度更像是基于“一元一票”原则，而不是“一人一票”原则。
不确定性的加剧、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以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而为精英服务的政府，这一组合为特朗普创造了理想的温床。特朗普是一位富翁，但他显然不属于传统的精英，他凭借的是带来“真正”的变革的承诺。但特朗普上台后一切将照旧，特朗普将谨守共和党正统的税收政策，而他任命了游说集团成员和行业内部人士担任政府职位，这已经打破了他要在华盛顿“清理门户”的承诺。
特朗普的其他经济计划将主要取决于众议长保罗·莱恩（Paul Ryan）是否是一位正宗的财政保守主义者。特朗普提出，为富人大幅减税的同时要采取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后者将提振GDP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财政处境，但并非以供给侧经济学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如果莱恩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关心赤字，他将成为特朗普计划的应声虫，经济也将获得急需已久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货币政策。特朗普已呛声反对低利率，并且美联储理事会还有两个空位子。此外，很多美联储官员希望利率正常化，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概率很大，这也许将抵消特朗普凯恩斯主义刺激的效果。
如果特朗普通过税收方案加剧不平等、掀起贸易战，或放弃美国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特别是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跨境税作为报复的话），他的促增长政策也将受到影响。由于共和党同时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削弱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减少对华尔街和其他行业的监管，并对现有反垄断法视而不见——所有这些，都将制造更严重的不平等。
如果特朗普落实他在竞选中的威胁，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美国经济受到的损失可能比中国更大。根据现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对于美国所征收的每一项“非法”关税，中国都可以任意报复，比如针对支持美国关税的国会议员的选区实施贸易限制，使该地区无法增加就业岗位。
平心而论，针对中国并且受世贸组织框架允许的措施，如反倾销关税，在某些领域是合理的。但特朗普并没有为贸易政策阐明指导性措施，而且，美国直接补贴汽车和飞机行业，并通过极低利率间接补贴银行，因而它这样做是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向敌人开枪。一旦以牙还牙的游戏开始，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二战后所建立的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毁灭。
类似地，主要通过经济制裁来执行的国际法治体系在特朗普治下也有可能流于形式。如果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联军让东乌克兰冲突升级，特朗普如何应对？美国真正的实力一向来自它作为包容性民主国家的立场，但全世界人民现在已经对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事实上，纵观非洲，我听到各种诸如“特朗普让我们的独裁看上去很美”之类的评论。随着美国软实力在2017年及以后继续下滑，国际秩序的未来将变得更加不确定。
与此同时，民主党肯定会进行败选反思。不可否认，希拉里·克林顿失败的原因是她没有在选民面前拿出与比尔·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有显著不同又令人信服的愿景。在不止一代人的时间里，民主党追求“三角化”的政治策略——采用对手的政策，这个左翼政党已不可能再将自己包装成右翼政党的可信的替代者。
只有拒绝新自由主义，接受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领导人提出的进步政策，民主党才有未来。这将把他们置于共和党的强烈反对者的境地；而共和党必须弄清楚如何管理一个由福音派基督徒、公司高管、本土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所组成的联盟。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两大政党重新对自己进行定义，新的一年很可能作为美国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