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上海的一条小弄堂里，一家人挤在九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她怕她的妈妈。九岁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相约周末一起坐公交车去玩，直到要去的当天还是不敢和妈妈提。于是她的同学那天在公交车站白白等了她一整天，从此再也不和她说话。
　　 她学习成绩一向优秀，但是从小高度近视。她的母亲认为再接着读书就会“眼瞎”，所以不让她报考高中，没经过她同意，帮她报了幼儿师范的中专学校。
　　 她怨恨母亲替她作的这个决定，拒绝了毕业后的分配，尝试自考，两次都失败了。面对自己人生的缺憾，她选择结婚，当时她二十岁，二十一岁就生了儿子。
　　 她的丈夫有一天和她说：“楼下摊煎饼的人都是立志要开连锁店的。”她明白这是在说她对人生毫无志向。她一边照顾着怀里啼哭不停的婴儿，一边重新复习。这次她考上了。她瞒着丈夫自己出门找工作，才知道自考文凭在求职市场用处不大。
　　 她给她的儿子写了一封又一封长信，说了很多期望，记录了很多溺爱的瞬间。可是，她的儿子总觉得过于尴尬，从来不读。
　　 她的母亲晚年时患有重度抑郁症，接下来的十几年，几乎每个半夜都会唤她起来扶自己上厕所。
　　 她终于又考上了全日制的大学。毕业后，她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公立学校的英语教师。她给她的学生们写信，几年后出版成了一本书，虽然没有太多人会去读。
　　 她丈夫辞职，借钱办了工厂。失败了，欠了不少钱。他们失去了自己在郊区的房子。他们又挤回了她母亲的小房子。
　　 她曾经和好朋友一起合编一本教材。当她拿到署有她名字的样书时，自豪的感受无以言表。她邻居家的小孩，在书店里发现真正出版的教材里，封面上只印了她好朋友一个人的名字。她却一直没去揭穿那个朋友。
　　 三十六岁的时候，她拥有了像样的住房，是她跑遍上海郊区才找到的一套能勉强买得起的。
　　 三十八岁的时候，丈夫的姐姐和弟弟把她婆婆安置在她儿子的房间里，把她的儿子安排在了二十公里外婆婆的房子里。她知道这是儿子想要的独立生活，所以接受了。
　　 她给她儿子买了点新家具运到了房子里。她儿子认为这是她一如既往的入侵，连续几个礼拜都拒绝和她说话;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高烧不止。
　　 她三十九岁的时候，在儿子的强烈要求下，才开始舍得给自己消费超过两百元的东西。她四十一岁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拥有朋友。她现在每天都会接到她儿子给她打的电话。
　　 她还是成天担心。如果儿子因为工作太忙几个小时没有回复她的消息，她会心急如焚。她总是担心儿子心情不好，在外面受了委屈……她，是我的母亲。
　　 她总是设法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每天以“比昨天更体面一点”的方式继续下去，突破生活企图附加的道道重围。
　　 她是女儿、妻子、儿媳、教师和母亲;正是因此，她便从来就不仅仅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儿媳、谁的老师和谁的母亲，她还有那么多未知的身份要去经历……

　　 那么，真正具有含义的诠释只有一句——她，是一位女性。
　　 【原載《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