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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上个世纪90年代，昆德拉的小说一度让我很是痴迷。那时候，我还在一个小城里工作，买书颇不方便，但我还是利用出差、邮购、托人代购等，搞到了昆德拉的所有作品。然而，这么多年里，昆德拉只是我心中的一片风景，我从来没有专门为他写过论文，也没有让他在课堂上完整亮相。
但是，这个学期，我却动了讲一讲昆德拉的念头。我在给本科生上一门“大众文化理论专题”课，其中的一讲谈的是“媚俗艺术与大众文化”。进行到这里时，我仿佛听到昆德拉在我耳边低语：kitsch的案例我小说就有，讲讲它。其口吻就像托马斯下的命令：Take off your clothes！于是我终于决定，增加一次个案分析，话题就叫做《昆德拉笔下的kitsch》。
这意味着我得重读他老人家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依稀记得，初遇昆德拉是1989年后半年，其时我读过他的两部长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活在别处》。读后一本书，我写了好几页的读后感，但前一本书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把震惊或是惊艳记在了心中。当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托马斯也在抵抗和坚守，但他同时又积习不改，走马灯似的在众多女人中寻欢作乐。于是境遇之重与存在之轻、政治与性爱便捆在一起，构成了这位“第一小提琴手”弹奏出的奇妙音符。如此境遇岂不正好书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状况？许多年之后，这本小说的责任编辑白冰说：“‘布拉格之春’后，捷克传统的价值观被摧毁，新的价值观还没建立，人在精神上非常空虚。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非常相似，所以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我就是与它形成共鸣的诸多读者中的一个。
重读昆德拉使用的是许钧的译本，书名已改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故事是熟悉的，但经过20多年的“遗忘”，仿佛一切又变得陌生了。写到不到一半的篇幅时，叙述者说，托马斯与特蕾莎死于一次车祸，俩人已摔得粉身碎骨。记得当年读到这一处时，我就琢磨过这种预叙之法，却依然有点云里雾里，重读时我似乎想清楚了。这部小说其实有多种声音，其中之一应该是淡淡的忧伤在浅吟低唱。当我们在小说的中途提前得知托马斯夫妇的死讯时，忧伤的旋律便开始鸣响——轻轻地，似乎是一种若有若无的伴奏音。于是，布鲁斯的音符开始在四重奏中显山露水了。
也翻腾出十多年前曾经买过的一张碟——《布拉格之恋》，重看一遍。平心而论，这部电影拍得还是相当讲究的。但是，要把这部哲理化的小说转换成图像，也必然要丢失许多东西。比如，夹在小说中的第六部分（《伟大的进军》）便无法传达，因为那是昆德拉塞到小说里的随笔文字。我在网上找资料时，发现这部电影已被列为十大情色片之一，不禁哑然失笑。或许，这就是电影对小说的惩罚吧。
谈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能不提到“布拉格之春”。关于这次事件，百度一下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我还是找回来两本书：《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泽曼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和《“布拉格之春”前后》（舒尔茨著，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本书是去年推出昆德拉的新作《庆祝无意义》时偶然听说的，读它是为了了解昆德拉在“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1967年）上说过些什么。作者告诉我们，昆德拉率先发言时小心翼翼，很讲技巧，但它攻击的目标却非常清晰：妨碍捷克文学发展的，“首先是纳粹的占领，然后是斯大林主义，一共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捷克文学同外部世界隔绝了，它的多方面的内部传统被废弃了，它被降低到了枯燥无味的宣传水平”。他认为，捷克文学与艺术的前途如何，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否自由发展。当昆德拉说出这番话时，他应该是底气十足的。因为就在这一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玩笑》经历漫长的审查，终于面世。加上瓦丘利克的《斧头》，这两部小说立刻成为捷克文坛的重要事件。然而，苏联入侵之后，《玩笑》被禁，昆德拉也被革除教职，开除出党，他终于为他的言行付出了沉重代价。
萨宾娜曾经说过：“我的敌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我似乎也明白为什么昆德拉会对媚俗恨之入骨了。不过，一说到“媚俗”，我便想起了“意象形态”。那是《不朽》中的一个关键词，但不幸的是，中译本中有关意象形态的论述遭到过删改。
关于《不朽》（宁敏译，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的删改，我早就读过施康强写过的专门文章。事过多年之后，责编杨葵也坦率承认：“《不朽》书中，有对革命导师指名道姓的讥讽字句，被我在编辑过程中删除。”但令我不解的是，新译本《不朽》（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不仅在同样的地方做了删除，而且删得更加干净。2006年，我买到《不朽》的台湾译本（尉迟秀译，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发现大陆版中被删除的那段文字完整地保留在书中，便好奇心大增，索性进一步做功课：找来英译本（Immortality， Translated by Peter Kussi， Grove Press， 1991）和法译本（L’immortalité， Traduit du tchèque par Eva Bloch， Gallimard， 1990）进行比对。那段文字在这两个文本中均完好无损，这意味着昆德拉并没有动过自己的文字，一定是中国译者或编辑在那里做了手脚。只是如此这般之后，文字就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意象形态（新译本译为“意象学”，我觉得不如原来的译法好）的出场也显得突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需要把那些删除的文字告诉学生吗？当然需要！教师的职责之一是说出事情的真相，否则，便也陷入到昆德拉所批判的kitsch之中了。因为据翻译家杨乐云辨析：“这个词的含义重要的不是俗，而是盅惑性的虚假。西方的一位评论家把它定义为‘故作多情的群体谎言（a sentimental group lie）’，似较准确。”
就这样，那一阵子我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昆德拉。为了做好PPT，我还想找点“布拉格之春”的影像资料，却偶然在“优酷”中发现了李凤亮教授的一个讲座视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与中国》。这个视频看到一半时，我便给他发去了短信：“凤亮兄：正看你在诸子讲坛讲昆德拉，很好，特告。”当时，我的面前摆放的正是他编辑的那本厚厚的书：《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
还对《不朽》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发生了兴趣。那上面写着宁敏译，但有篇文章却说此小说的翻译出自盛宁之手。带着这种疑惑，我在微博上向盛宁先生请教，他答复我说：“91年翻译《不朽》（英译本）时，因太太译了其中的一两章，便取其名中的一字合成为‘宁敏’作为笔名。”
噢——，原来如此。
一切似乎已准备就绪。2015年5月29日上午八点整，我走上讲台，说：先做个调查，有多少同学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百多人的教室里有二十几位同学举起了手。
“好吧，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昆德拉。”我说。
但是，这个学期，我却动了讲一讲昆德拉的念头。我在给本科生上一门“大众文化理论专题”课，其中的一讲谈的是“媚俗艺术与大众文化”。进行到这里时，我仿佛听到昆德拉在我耳边低语：kitsch的案例我小说就有，讲讲它。其口吻就像托马斯下的命令：Take off your clothes！于是我终于决定，增加一次个案分析，话题就叫做《昆德拉笔下的kitsch》。
这意味着我得重读他老人家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依稀记得，初遇昆德拉是1989年后半年，其时我读过他的两部长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活在别处》。读后一本书，我写了好几页的读后感，但前一本书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把震惊或是惊艳记在了心中。当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托马斯也在抵抗和坚守，但他同时又积习不改，走马灯似的在众多女人中寻欢作乐。于是境遇之重与存在之轻、政治与性爱便捆在一起，构成了这位“第一小提琴手”弹奏出的奇妙音符。如此境遇岂不正好书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状况？许多年之后，这本小说的责任编辑白冰说：“‘布拉格之春’后，捷克传统的价值观被摧毁，新的价值观还没建立，人在精神上非常空虚。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非常相似，所以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我就是与它形成共鸣的诸多读者中的一个。
重读昆德拉使用的是许钧的译本，书名已改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故事是熟悉的，但经过20多年的“遗忘”，仿佛一切又变得陌生了。写到不到一半的篇幅时，叙述者说，托马斯与特蕾莎死于一次车祸，俩人已摔得粉身碎骨。记得当年读到这一处时，我就琢磨过这种预叙之法，却依然有点云里雾里，重读时我似乎想清楚了。这部小说其实有多种声音，其中之一应该是淡淡的忧伤在浅吟低唱。当我们在小说的中途提前得知托马斯夫妇的死讯时，忧伤的旋律便开始鸣响——轻轻地，似乎是一种若有若无的伴奏音。于是，布鲁斯的音符开始在四重奏中显山露水了。
也翻腾出十多年前曾经买过的一张碟——《布拉格之恋》，重看一遍。平心而论，这部电影拍得还是相当讲究的。但是，要把这部哲理化的小说转换成图像，也必然要丢失许多东西。比如，夹在小说中的第六部分（《伟大的进军》）便无法传达，因为那是昆德拉塞到小说里的随笔文字。我在网上找资料时，发现这部电影已被列为十大情色片之一，不禁哑然失笑。或许，这就是电影对小说的惩罚吧。
谈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能不提到“布拉格之春”。关于这次事件，百度一下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我还是找回来两本书：《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泽曼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和《“布拉格之春”前后》（舒尔茨著，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本书是去年推出昆德拉的新作《庆祝无意义》时偶然听说的，读它是为了了解昆德拉在“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1967年）上说过些什么。作者告诉我们，昆德拉率先发言时小心翼翼，很讲技巧，但它攻击的目标却非常清晰：妨碍捷克文学发展的，“首先是纳粹的占领，然后是斯大林主义，一共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捷克文学同外部世界隔绝了，它的多方面的内部传统被废弃了，它被降低到了枯燥无味的宣传水平”。他认为，捷克文学与艺术的前途如何，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否自由发展。当昆德拉说出这番话时，他应该是底气十足的。因为就在这一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玩笑》经历漫长的审查，终于面世。加上瓦丘利克的《斧头》，这两部小说立刻成为捷克文坛的重要事件。然而，苏联入侵之后，《玩笑》被禁，昆德拉也被革除教职，开除出党，他终于为他的言行付出了沉重代价。
萨宾娜曾经说过：“我的敌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我似乎也明白为什么昆德拉会对媚俗恨之入骨了。不过，一说到“媚俗”，我便想起了“意象形态”。那是《不朽》中的一个关键词，但不幸的是，中译本中有关意象形态的论述遭到过删改。
关于《不朽》（宁敏译，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的删改，我早就读过施康强写过的专门文章。事过多年之后，责编杨葵也坦率承认：“《不朽》书中，有对革命导师指名道姓的讥讽字句，被我在编辑过程中删除。”但令我不解的是，新译本《不朽》（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不仅在同样的地方做了删除，而且删得更加干净。2006年，我买到《不朽》的台湾译本（尉迟秀译，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发现大陆版中被删除的那段文字完整地保留在书中，便好奇心大增，索性进一步做功课：找来英译本（Immortality， Translated by Peter Kussi， Grove Press， 1991）和法译本（L’immortalité， Traduit du tchèque par Eva Bloch， Gallimard， 1990）进行比对。那段文字在这两个文本中均完好无损，这意味着昆德拉并没有动过自己的文字，一定是中国译者或编辑在那里做了手脚。只是如此这般之后，文字就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意象形态（新译本译为“意象学”，我觉得不如原来的译法好）的出场也显得突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需要把那些删除的文字告诉学生吗？当然需要！教师的职责之一是说出事情的真相，否则，便也陷入到昆德拉所批判的kitsch之中了。因为据翻译家杨乐云辨析：“这个词的含义重要的不是俗，而是盅惑性的虚假。西方的一位评论家把它定义为‘故作多情的群体谎言（a sentimental group lie）’，似较准确。”
就这样，那一阵子我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昆德拉。为了做好PPT，我还想找点“布拉格之春”的影像资料，却偶然在“优酷”中发现了李凤亮教授的一个讲座视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与中国》。这个视频看到一半时，我便给他发去了短信：“凤亮兄：正看你在诸子讲坛讲昆德拉，很好，特告。”当时，我的面前摆放的正是他编辑的那本厚厚的书：《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
还对《不朽》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发生了兴趣。那上面写着宁敏译，但有篇文章却说此小说的翻译出自盛宁之手。带着这种疑惑，我在微博上向盛宁先生请教，他答复我说：“91年翻译《不朽》（英译本）时，因太太译了其中的一两章，便取其名中的一字合成为‘宁敏’作为笔名。”
噢——，原来如此。
一切似乎已准备就绪。2015年5月29日上午八点整，我走上讲台，说：先做个调查，有多少同学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百多人的教室里有二十几位同学举起了手。
“好吧，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昆德拉。”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