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王自健成功通过电视彻底成为一个大众明星。他的粉丝绝大部分是白领人群，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沉着内敛的形象，却总渴望着一个张扬的出口，王自健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求。
在不需要彷徨的时候，提早想明白了赚到钱该怎么花，与小伙伴们怎么相处，未来该怎么办。到了其他人迷茫的节骨眼，是他清醒着大步向前的机会。他不成功，没道理。
我的金钱观：普通家孩子不能乍富
曲艺行当里，王自健有点特别。他不是传统相声模式中培养出来的，两年前，他还没有想到要以“说话”为生时，计划的是出国读书，外企工作，当个商务飞人。现在，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半，在京沪飞来飞去—在北京套大褂说相声，在上海穿西装当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金钱是成名后换来的最实际的东西。他不忌讳谈论现在的身价，“我商演的费用算是天价，虽然名气远没有到一线，但在主持人里是一线的价位，跟二线歌手差不多。”他自己画了个心理价位，少了的绝对不接。就算因为价格高导致商演数量并不密集，但每个月一两个却不成问题。
可王自健没有“乍富”的烦扰。他一直挺会赚钱，好几年前他开公司承包一档声讯节目就能日入数万。只可惜，两周后此类节目就被广电总局叫停，并被处以重罚，上百万投入打了水漂，却也不算重伤。即使每月只能赚千余元的专业相声演员时代，他也因为有车有房有存款而过得挺好。
因为没苦过，才看得淡“富”。他依然住在回龙观小区，拍摄的间隙忍不住跟朋友抱怨小区停车位紧张，常有人乱停车。年初他津津乐道“去年我挣了挺多钱的”，但情人节那天带着媳妇去新光天地，原想拎一只名牌包就走，但看到那超过三万的标价，他还是“蒙”了；如今他出国，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各种免税店和奥特莱斯。他指着自己脚上的运动鞋，“才30刀，白给的一样”，很兴奋。他成名了，但他还是跟小白领们坐在一起。去美国，他买的是经济舱。最近他想买辆四驱的车，方式跟每个买车的人一样，贷款。有厂商愿意半价，前提是他以车主身份做几个专访，他不愿意做“走后门”的勾当。他心里平衡的公式是：“打折的钱折算到三年的月工资里不算啥，但人情是最贵的。”
“必须过正常的生活，才能跟他们说出同频率的话”是他的原则。这里的“他们”是王自健的主力受众，80后的城市白领，“如果我愿意把名声变现，我可以迅速地去买好房子、豪车，但一旦我过上了那样的生活，说出来的话就不会那么‘好听’了。”
“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某人，他的相声曾经那么让人捧腹，作为一个同行业艺人，我曾以为自己十年也无法企及他的水准，但现在他迅速下滑，就是因为心态变化太严重了。普通人家的孩子不能乍富，他的相声不再好笑，因为他无法发现生活中的笑料，他曾经调侃的事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本来能成为一代宗师的某人由于乍富而失去了成为大师的机会，令人遗憾。”现在钱对王自健而言是尊严，“但凡能出得起高价请我们的，就绝不会拿可有可无的态度对你。” 他拒绝讲价和不尊重演出的人：“你确实喜欢我，尊重我，我就去。”
我的团队：小伙伴也得名利双收
王自健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团队建设”。给予他灵感与笑料的“段子手”们，譬如赖宝、“死胖子”王建国、蛋蛋，已经成为他的受众中耳熟能详的人物。
提起他们，王自健表示要从“古老的话题”—“相声为什么变成这样”说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作品出现，郭德纲之后除了我没有别人，这挺奇怪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品。冯巩、牛群、姜昆出现的时候井喷式爆发了许多作品，它们的创作者除了梁左是一个特例，其他都是国有单位的签约编剧，所以后来在改制的大潮里绝大部分生活困苦，甚至三餐不继只能吃低保。这是我成名前就发现的。在我还是小众相声艺人时，把赖宝的段子用到相声里，能做的就是请他吃顿饭，当时就想如果有能力，就让他们得到应得的东西，所以现在在《今晚八零后》里，赖宝、建国、蛋蛋他们的稿件采用量超过其他人总和，应该给他们回报。”
《今晚八零后》是国内唯一一个写手费用比主持人费用高的节目，但王自健觉得这还不够，“还要在名气上有所补偿”。他说：“像某人这样，微博上天天说自己在澳洲开了一个红酒庄园，而学员一个月连500元都拿不到，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奇怪？”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在微博上宣传赖宝的新书，让王建国出镜
王自健坚持的观点是：“无论怎样都得让大家知道，创造是值钱的。”“我也说过郭德纲的段子，现在北上广的婚礼主持和滑稽演员走穴的时候，很多人也在说我的段子，没钱的时候说人家的段子也就算了，有钱有能力了还这样，有点过分。”通过写手合作的方式也有硬伤，就是节目组有二三十个写手，现在还是只有赖宝、建国和蛋蛋三个出了名。王自健显得并不着急，他说，慢慢来。
我的担心：群众像抛弃香辣蟹一样抛弃了我
眼看着“逗人笑”成为一个日益红火的行业，几大卫视都在筹备做喜剧选秀节目，找王自健做评委或者驻场嘉宾，最后基本都被拒绝。“我问他们是选创作者还是表演者，创作者不可能在这样的节目中选，表演者中，那些洒狗血的会占便宜，像我这样的，在没有名气的情况下去参加选秀，一定出局。”更大的忧心在后头：选秀结束，总得保证前三有事干，一个喜剧演员背后需要二三十个创作者支撑，几家电视台选出的十几个喜剧演员需要四五百个创作者，“上哪儿找去啊。”创作者的问题不解决，这个行当里依然只会有一个王自健。
但他更愿意认为，自己的成功和运气有关。“我没有那么努力，也没郭德纲吃的苦多”，这不可复制，因为它集合了太多天时地利：在八零后白领需要一个代言人时，在国内脱口秀栏目还相对空白时，在太多人背负着压力需要笑的时候，王自健出现了上位了，正所谓“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当然他也担心，“人民群众像抛弃香辣蟹一样抛弃了我”，他还在学习，把脱口秀这门手艺精进下去。他的兴趣太广太杂，甚至还有心像罗永浩那样做个手机，他接广告也可能拍影视剧，但他的自我要求，是“别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这也是他的成功学元素之一：和每个80后一样，表面闷骚，内心高傲。
关于过去一年
一个最感到享受的时刻：
从洛杉矶到上海的美航空姐认识我，把我和王建国免费从经济舱换到商务舱，很高兴。
一个最欣赏的中国人：
史玉柱，他改变了世界游戏规则。在他的《征途》出现之前，所有的网络游戏都是用户花钱买时间，《征途》之后，玩游戏是免费的，但一些稀有的东西要花钱买。除了他之外没有哪个中国人改变了世界。
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戴口罩。
一个对你影响最深的人：
罗永浩，在他刚开始做手机的时候我也在设计手机，但因为懒后来没能进行下去。他最初发布的版本被我嘲笑得体无完肤，但现在他已经第二轮融资拿来六千万美元，团队也扩张了，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基础，挺了不起的。
一个遗憾或者失落：
在美航空姐把我和王建国移到商务舱后，一觉醒来，发现我们俩的手机都丢了。里面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我们在美国登机时，机长开着驾驶舱的门，让我坐在他的位置上戴着他的帽子，给我拍了张照片。它丢了，特别遗憾。另外发现自己不能熬夜了，饭量也变小了，郁闷。
一条最重要的人生准则：
不说让自己不舒服的话。有些话可能说出去让大家对我有好感，但是自己不舒服，那我不说。做自己最重要。
一个新的计划：
明年工作量会呈几何量级上升，可能会有一些挑战观众感受的节目，譬如引进一个叫“熊爷爷熊奶奶”的节目，让老年人来“整”年轻人，让大家意识到老年人有他们的幽默感；另外可能会开另一档脱口秀节目，更灵活一些。还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先不说—我喜欢干得差不多再拿出来，这叫低调。
在不需要彷徨的时候，提早想明白了赚到钱该怎么花，与小伙伴们怎么相处，未来该怎么办。到了其他人迷茫的节骨眼，是他清醒着大步向前的机会。他不成功，没道理。
我的金钱观：普通家孩子不能乍富
曲艺行当里，王自健有点特别。他不是传统相声模式中培养出来的，两年前，他还没有想到要以“说话”为生时，计划的是出国读书，外企工作，当个商务飞人。现在，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半，在京沪飞来飞去—在北京套大褂说相声，在上海穿西装当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金钱是成名后换来的最实际的东西。他不忌讳谈论现在的身价，“我商演的费用算是天价，虽然名气远没有到一线，但在主持人里是一线的价位，跟二线歌手差不多。”他自己画了个心理价位，少了的绝对不接。就算因为价格高导致商演数量并不密集，但每个月一两个却不成问题。
可王自健没有“乍富”的烦扰。他一直挺会赚钱，好几年前他开公司承包一档声讯节目就能日入数万。只可惜，两周后此类节目就被广电总局叫停，并被处以重罚，上百万投入打了水漂，却也不算重伤。即使每月只能赚千余元的专业相声演员时代，他也因为有车有房有存款而过得挺好。
因为没苦过，才看得淡“富”。他依然住在回龙观小区，拍摄的间隙忍不住跟朋友抱怨小区停车位紧张，常有人乱停车。年初他津津乐道“去年我挣了挺多钱的”，但情人节那天带着媳妇去新光天地，原想拎一只名牌包就走，但看到那超过三万的标价，他还是“蒙”了；如今他出国，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各种免税店和奥特莱斯。他指着自己脚上的运动鞋，“才30刀，白给的一样”，很兴奋。他成名了，但他还是跟小白领们坐在一起。去美国，他买的是经济舱。最近他想买辆四驱的车，方式跟每个买车的人一样，贷款。有厂商愿意半价，前提是他以车主身份做几个专访，他不愿意做“走后门”的勾当。他心里平衡的公式是：“打折的钱折算到三年的月工资里不算啥，但人情是最贵的。”
“必须过正常的生活，才能跟他们说出同频率的话”是他的原则。这里的“他们”是王自健的主力受众，80后的城市白领，“如果我愿意把名声变现，我可以迅速地去买好房子、豪车，但一旦我过上了那样的生活，说出来的话就不会那么‘好听’了。”
“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某人，他的相声曾经那么让人捧腹，作为一个同行业艺人，我曾以为自己十年也无法企及他的水准，但现在他迅速下滑，就是因为心态变化太严重了。普通人家的孩子不能乍富，他的相声不再好笑，因为他无法发现生活中的笑料，他曾经调侃的事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本来能成为一代宗师的某人由于乍富而失去了成为大师的机会，令人遗憾。”现在钱对王自健而言是尊严，“但凡能出得起高价请我们的，就绝不会拿可有可无的态度对你。” 他拒绝讲价和不尊重演出的人：“你确实喜欢我，尊重我，我就去。”
我的团队：小伙伴也得名利双收
王自健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团队建设”。给予他灵感与笑料的“段子手”们，譬如赖宝、“死胖子”王建国、蛋蛋，已经成为他的受众中耳熟能详的人物。
提起他们，王自健表示要从“古老的话题”—“相声为什么变成这样”说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作品出现，郭德纲之后除了我没有别人，这挺奇怪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品。冯巩、牛群、姜昆出现的时候井喷式爆发了许多作品，它们的创作者除了梁左是一个特例，其他都是国有单位的签约编剧，所以后来在改制的大潮里绝大部分生活困苦，甚至三餐不继只能吃低保。这是我成名前就发现的。在我还是小众相声艺人时，把赖宝的段子用到相声里，能做的就是请他吃顿饭，当时就想如果有能力，就让他们得到应得的东西，所以现在在《今晚八零后》里，赖宝、建国、蛋蛋他们的稿件采用量超过其他人总和，应该给他们回报。”
《今晚八零后》是国内唯一一个写手费用比主持人费用高的节目，但王自健觉得这还不够，“还要在名气上有所补偿”。他说：“像某人这样，微博上天天说自己在澳洲开了一个红酒庄园，而学员一个月连500元都拿不到，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奇怪？”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在微博上宣传赖宝的新书，让王建国出镜
王自健坚持的观点是：“无论怎样都得让大家知道，创造是值钱的。”“我也说过郭德纲的段子，现在北上广的婚礼主持和滑稽演员走穴的时候，很多人也在说我的段子，没钱的时候说人家的段子也就算了，有钱有能力了还这样，有点过分。”通过写手合作的方式也有硬伤，就是节目组有二三十个写手，现在还是只有赖宝、建国和蛋蛋三个出了名。王自健显得并不着急，他说，慢慢来。
我的担心：群众像抛弃香辣蟹一样抛弃了我
眼看着“逗人笑”成为一个日益红火的行业，几大卫视都在筹备做喜剧选秀节目，找王自健做评委或者驻场嘉宾，最后基本都被拒绝。“我问他们是选创作者还是表演者，创作者不可能在这样的节目中选，表演者中，那些洒狗血的会占便宜，像我这样的，在没有名气的情况下去参加选秀，一定出局。”更大的忧心在后头：选秀结束，总得保证前三有事干，一个喜剧演员背后需要二三十个创作者支撑，几家电视台选出的十几个喜剧演员需要四五百个创作者，“上哪儿找去啊。”创作者的问题不解决，这个行当里依然只会有一个王自健。
但他更愿意认为，自己的成功和运气有关。“我没有那么努力，也没郭德纲吃的苦多”，这不可复制，因为它集合了太多天时地利：在八零后白领需要一个代言人时，在国内脱口秀栏目还相对空白时，在太多人背负着压力需要笑的时候，王自健出现了上位了，正所谓“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当然他也担心，“人民群众像抛弃香辣蟹一样抛弃了我”，他还在学习，把脱口秀这门手艺精进下去。他的兴趣太广太杂，甚至还有心像罗永浩那样做个手机，他接广告也可能拍影视剧，但他的自我要求，是“别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这也是他的成功学元素之一：和每个80后一样，表面闷骚，内心高傲。
关于过去一年
一个最感到享受的时刻：
从洛杉矶到上海的美航空姐认识我，把我和王建国免费从经济舱换到商务舱，很高兴。
一个最欣赏的中国人：
史玉柱，他改变了世界游戏规则。在他的《征途》出现之前，所有的网络游戏都是用户花钱买时间，《征途》之后，玩游戏是免费的，但一些稀有的东西要花钱买。除了他之外没有哪个中国人改变了世界。
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戴口罩。
一个对你影响最深的人：
罗永浩，在他刚开始做手机的时候我也在设计手机，但因为懒后来没能进行下去。他最初发布的版本被我嘲笑得体无完肤，但现在他已经第二轮融资拿来六千万美元，团队也扩张了，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基础，挺了不起的。
一个遗憾或者失落：
在美航空姐把我和王建国移到商务舱后，一觉醒来，发现我们俩的手机都丢了。里面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我们在美国登机时，机长开着驾驶舱的门，让我坐在他的位置上戴着他的帽子，给我拍了张照片。它丢了，特别遗憾。另外发现自己不能熬夜了，饭量也变小了，郁闷。
一条最重要的人生准则：
不说让自己不舒服的话。有些话可能说出去让大家对我有好感，但是自己不舒服，那我不说。做自己最重要。
一个新的计划：
明年工作量会呈几何量级上升，可能会有一些挑战观众感受的节目，譬如引进一个叫“熊爷爷熊奶奶”的节目，让老年人来“整”年轻人，让大家意识到老年人有他们的幽默感；另外可能会开另一档脱口秀节目，更灵活一些。还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先不说—我喜欢干得差不多再拿出来，这叫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