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苦谏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联共抗日无望的情况下，将蒋介石及其随行大批军政要员扣押，此即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事变来得突然，加之详情不清，中共中央最初只能凭借以往的政治经验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般了解来判定应变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纷至沓来，事件实质逐渐清晰，中共中央随即在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基础上对处理事变的方案进行了灵活及时的调整。
　　一
　　西安事变发生的12日清晨，张学良就致电中共中央，通报扣押蒋介石有关情况并征询“有何高见”。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很是突然，加之张、杨两将军要求速复“高见”，中共中央必须尽快做出明确表态，拿出解决方案，时间十分紧迫。
　　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应对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性质与两广事变不同，是抗日的、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这对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为此，他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但是他同时也提出要在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表明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借西安事变来推动全国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战局面。
　　周恩来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势力可能對事变出现的种种反应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事变爆发后，日本可能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这样一来，就会加剧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英美将支持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中间派，苏联则会在英美之后表态支持我们。在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制定对策。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系、元老派、欧美派，推动这些派别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就是要争取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巩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还要在抗日援绥的旗帜下联合阎锡山、刘湘和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鉴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作战，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
　　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得到会议的认同，决定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不把抗日与反蒋并列”。
　　上述事实表明，在事变之初即12日至17日前，我党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张杨抗日救国的义举，必获广泛而普遍的支持。
　　二
　　周恩来17日到西安后，中共中央开始比较广泛而全面地了解到国内外各方动态，从而及时地对有关决策尤其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处置办法，做出相应的调整。
　　17日下午，周恩来乘飞机抵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会见并进行深入的长谈。从中，周恩来不仅获知蒋介石被扣后各方的反应和动态，也清楚了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张说，据他个人看，现在逼蒋抗日最有可能。他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因此，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央，提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面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应当指出，周的提议主要是基于策略考虑，即以蒋之安全为筹码，阻止或延缓南京方面讨伐，便于西安方面集中兵力布防，同时分化南京政府，其除蒋方针并未真正改变。
　　接电后，中共中央则进一步把周恩来的策略考虑转化为实质的主张，于18日通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和平解决事变。通电指出：“贵党欲救援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所）能奏效，实属显然”，“即对于救援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通电还建议国民党立即实行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等五项具体措施。通电最后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显然，中共此时已把对待和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与事变的和平解决联系起来，并由除蒋转为保蒋安全了。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的和谈和释蒋方案，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更加明确地承认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24日，中共、西安与南京三方代表谈判时，周恩来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当晚，周恩来见蒋介石时，再次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这样，西安事变发生六天之后，为了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共中央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由主张“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释蒋”，继而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这种承认是以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让步为条件的，也就是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
　　中共中央之所以对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作上述的调整和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在于中共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更为现实、更为客观的认识，特别是周恩来到西安后，了解到真实情况并反馈回中共中央，为中共中央合理地调整决策提供了必不可缺的依据：
　　第一，蒋介石被扣，在客观上造成了西安与南京的敌对局面。中共中央意识到事变本身已造成南京与西安间的严重对立，甚至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毛泽东在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第二，相当多的地方实力派明确谴责张、杨，表示支持南京政府“讨伐”西安以营救蒋介石。如湖南省主席何健13日致电何应钦说：“健愿率三湘健儿，扑杀国贼，如何行止，惟中央之命是从。”李宗仁、白崇禧等16日通电全国，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一致对外，反对内战。从总体上看，地方实力派基本上是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地位的。
　　第三，除西安地区和中共苏区外，全国各阶层的大部分民众和社会舆论虽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却不同程度地谴责了西安事变，要求释放蒋介石。
　　第四，亲日派的动向异常，南京政府可能变为日本傀儡。18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亲日派的动向：“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汪将回国。”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信息，认为亲日派勾结日本，有“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鉴于亲日派的动向和时局的极端危险性，中共不能不使其决策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调整和转变。
　　第五，蒋本人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蒋介石被捉之初，态度极为对立，立场十分僵硬，动辄训斥张、杨，拒不与张、杨商谈抗日问题。然而，蒋在被囚的现实面前，“并没有一直顽固下去，而是逐渐省悟”。18日，周恩来向中央电告蒋的变化，谓“蒋开始态度强硬，现转取调和，企图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中共中央从这些信息中认识到，蒋仍有赞成团结抗日的可能。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就由“保蒋安全”发展为“释蒋”“拥蒋”了。
　　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随着事态进程不断据实调整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非常英明正确、坚定果决的，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和抗日高潮的到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