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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18世纪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代表作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是歌德根据自身经历写出的书信体小说,也可称是第一部直接反映德国现实生活而富于真情实感的长篇小说,充溢着“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歌德“自然的人道主义”理想。《维特》一出版,立刻风靡德国和欧洲,在青年中掀起“维特热”,他们穿上维特式的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褐色长靴,模仿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学他开枪自杀……即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维特热”的余波仍在世界各地持续,这本薄薄的“小书”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何以以“经典杰作”的身份入主世界文学名著之林,在此,我们将结合杨武能先生对《维特》的文本分析、《歌德谈话录》中有关歌德文艺主张的部分,以及一些西方文学评论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揭开《维特》成为永恒经典的奥秘。
关键词: 《少年维特的烦恼》 文学创作的真实性 时代精神 经典
引言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1]一书中,列举了多条“经典”的定义:
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经典作品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经典作品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二百三十五年前,二十五岁的歌德“经过那么久那么多的暗中酝酿后,奋笔疾书,四星期完成了《维特》……”,二百三十五年后,对照以上“经典”的“标准”,这本薄薄的“小书”和诞生于同一时代的另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一样,完全够得上“表现整个宇宙”这样的形容,歌德和曹雪芹,一西一东,这两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都因创造出的作品表现了“超越时代和历史时空的人性情感和人类精神”,而成为“超出一切时间性、一切国际性、而与人类俱终的‘纯人’”[2],相比曹公的一种“消愁破闷,避世去愁”的旨意,歌德的《维特》亦绝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产物,而是“少年识却愁滋味,为真说愁赋新词”,这一个“真”字,就是破解《维特》成为经典奥秘的钥匙。
一
歌德的研究者杨武能先生在总结《维特》成功的原因时,第一点就提到:“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感的高度真实性赋予了《维特》强烈的感染力。”[3]我想在讨论“真实性”的问题时,应当先从作家的创作动因入手,中国古代文论里就有陈子昂以有感而发、有感而作的“兴寄”主张取代齐梁文学无病呻吟的例子,只有真正发自肺腑的、完全自发的创作才有“真实性”可言。这一点歌德亦说得很清楚[4]:“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毋宁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后世堪称可以与歌德比肩的作家卡夫卡在致女友的信中写道:“什么叫写作,写作就是把自己心中的一切敞开,直到不能再敞开为止。写作也就是绝对的坦白,没有丝毫的隐瞒,也就是把整个心身都贯注在里面。……对写作来说,坦白和全神贯注远远不够,如果仅只于此,不触及更深的泉源,那么这些东西就毫无意义……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需要有很长的时间供他支配……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一个人呆在地下室最尽头的小室,只身伴着孤灯和纸笔……我会把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写出来……”[5]而这正与歌德创作《维特》时的状态不谋而合:“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集中心思,排除一切杂念,……经过那么久那么多的暗中酝酿后,我奋笔疾书,四星期完成了《维特》……”[6]可见《维特》的确是歌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这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出自我自己心胸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7]
《维特》虽然如歌德所说“不能再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但它毕竟还是一部小说,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8]中专门探讨了小说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认为“真实与现实生活是有差别的。小说不只叙述人们的经历,还要在经历外加添些什么。一本小说必须经得起成年人的现实感的考验。”并提出好的故事“必须简单,能广泛引起读者的兴趣,讲的一定是我们感到重要的,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样一看《维特》高度的真实性就很明了了,歌德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选择最能反映现实特征的素材,从人物(维特的形象来自歌德自己和耶路撒冷的自杀者)到故事情节(歌德与夏绿蒂及其丈夫的交往)都做了加工提炼,维特与绿蒂的关系可以说就是伊丽莎白·鲍温所说的“控制全局的情景”,歌德在“一个青年因得不到所爱人的爱情而自杀”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中全面反映了自己的世界观、宗教观、社会观、美学观、教育观等,这就使《维特》变得非常“不简单”,这也可以从《歌德谈话录》歌德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点中找到注脚,歌德认为“写作当从小处着手,不要很早就写大部头。其次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不能单凭想象虚构,题材最好用现成的。哪怕最平凡的事物,只要经过诗人的处理,也会显出普遍性和诗意。”[9]根植在这样“真实性”上的“维特”的形象也就被赋予了某种必然性,没有哪个读者在阅读《维特》前不知道维特会自杀的,也就是说歌德并没有去“设计”维特自杀,即使没有耶路撒冷自杀青年的原型,我相信《维特》还会是这样的结局,我对卢卡契“维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丝毫不肯放弃自己人道主义的革命理想”[10]这样的论断不敢苟同,我认为维特自杀这一情节是小说真实性的最高体现,绿蒂曾责怪维特“对生命事都太爱动感情,照此下去会毁了自己”,类似的伏脉还有很多,这也是符合维特这一文学典型人物本身性格发展的逻辑规律的。
二
杨武能先生将《维特》取得成功的第二点原因归结为“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的确,深受卢梭“回归自然”理论和斯宾诺莎泛神论影响的歌德在《维特》中热烈地讴歌人和人生,“听从大自然的安排”,述说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想,主张人的感情、欲望、才能、智慧都得到充分表现、满足、施展的“自然的人道主义”。这些都是当时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勃兰兑斯评价《维特》:“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11]我想这也是《维特》能震撼德国乃至欧洲几代青年的心的根本原因之一。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谈及小说的“外部”时间问题,实际上和卡尔维诺的“经典”定义有契合之处,“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占据我们心头的,永远是对我们亲身所处的时代的关心或焦虑,快乐或满足。”[12]《维特》正是满足了在理想与现实矛盾重重的德国生活的读者的内心上的精神需求而得以风靡,但这种风靡之所以能长久持续两个世纪,“是因为它有基本的真实性,因为它含有某种共同的、普遍的东西,含有一种借助想象力的真知灼见,这种洞见完全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正像百年前小说刚问世时一模一样。”维特的追求和烦恼不仅具有时代的普遍意义还超逾了时代,成为一种历史的永恒。而这关键在于作家歌德的首创力,他“抓住了时代最本质的东西,抓住从过去传下来并且将要传到未来的东西:人类最普遍的经验。”[13]
正如作家叶兆言在为《维特》撰写的序中所言:“无论时代怎样发展,科学如何进步,只要有年轻人,就会有年轻人的追求和烦恼,《维特》就一定会有读者。”[14]叶先生将《维特》的生命力归结为它的青年读者群,在我看来,《维特》中广泛涉及的政治、宗教、法律、道德、文化教育等诸多问题和但丁、莎士比亚、曹雪芹一样,表达出了全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声,使后世的读者不断产生共鸣,他们的作品才得以成为超越时代的不朽之作。
三
《维特》之所以成为经典,还与它作为一件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色有关。杨武能先生以“精湛高超的艺术处理”概括。我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先提一下《歌德谈话录》中歌德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艺术家对于自然有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15]即艺术要服从自然,也要超越自然。《维特》中对大自然的崇拜慑服,对孩子天真纯朴的歌颂都体现着歌德的艺术追求,但一旦我们从这些描写中读出了人物的爱与恨,欢乐和苦闷,我们也就随歌德进入了超越自然的境界。歌德同时向我们指明了欣赏他作品的方法:“一件艺术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16]我们说贯穿《维特》全书的是一个“真”字,歌德巧妙地运用了第一人称书信体的写法,以真实强烈的情感,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浪漫的诗化特征体现了“自由大胆的精神”,这和《维特》严谨又不乏灵活的结构,精当的剪裁和凝练的语言相得益彰,造就了其非凡的艺术魅力。《维特》中往往一个微妙的细节就能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如维特在舞会结束后本给绿蒂特意留了橘子,当绿蒂将橘子分给别人时,维特的心“像被刀刺了一下似的疼痛”[17],这是爱情中本能的“排他”和“妒忌”心理,让我们想起《红楼梦》里宝玉为袭人留的酥酪被李嬷嬷偷吃后宝玉的大怒,正是有了这些零散的又深蕴了主题某些方面的细节,整部书才会有耐人咀嚼的艺术效果,而这些细节背后无一不跳动着维特的“一颗心”,这颗纯美如诗,蕴藉如斯的“心”在走向悲剧性的毁灭的同时却征服了亿万颗读者的心灵。
结语
美国学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曾说道:“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构筑的一个世界。”维特在一七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是的,谁能认识和看到这些,他也会心安理得,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并且为生而为人感到幸福。这样,他尽管处处受着限制,内心却永远怀着甜滋滋的自由感觉;因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这座监狱。”[18]《维特》一书不就是歌德“自己为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吗?不也是歌德为青年,为后世一代代的人们创造的一个世界吗?《维特》之所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卡尔维诺所说的“宝贵丰富的经验”,是因为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把所有那些将自己的东西添加给它的人的理解逐渐积累起来,不同时代的不同人与之相遇,感受它、评论它、解释它,如其他形式的经验一样不断丰富扩大。”[19]每一代青年读维特都会有特定时代里新的理解,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在《维特》的世界里感受到了“少年识却愁滋味,为真说愁赋新词”的伟大。
“经典”是一种世界性,乃至宇宙性的概念。眼观宇宙万物,胸怀全世界和全人类,巍然屹立在天地间的精神巨人歌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20]:“我越来越相信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使它早日来临……”《维特》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亦是对歌德远见卓识的一个印证吧。
参考文献:
[1]卡尔维诺著.黄灿然译.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
[2]杨丙辰.歌德何以伟大?.载于宗白华、周辅成编《歌德之认识》,1933.
[3]杨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74.
[4]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卡夫卡《致斐丽斯》根据U.Heise编《文艺理论读本》1977年德文版译出.刘小枫译.孙凤城校.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99.
[6]诗与真(13卷).歌德选集,VOL9:587.
[7]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7.
[8]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傅维兹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选自《世界文学》197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92.
[9]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31.
[10]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55.
[11]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2.
[12]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傅维兹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选自《世界文学》197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19.
[13]同上:221.
[14]叶兆言.想起了少年维特.书城,2007,(9).
[15]同[9],1985年版449页。
[16]同上,450页。
[17]歌德著.杨武能译.少年维特的烦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
[18]同上,10.
[19]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选自《世界文学》1979,(1).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傅维兹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20.
[20]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43.
关键词: 《少年维特的烦恼》 文学创作的真实性 时代精神 经典
引言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1]一书中,列举了多条“经典”的定义:
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经典作品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经典作品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二百三十五年前,二十五岁的歌德“经过那么久那么多的暗中酝酿后,奋笔疾书,四星期完成了《维特》……”,二百三十五年后,对照以上“经典”的“标准”,这本薄薄的“小书”和诞生于同一时代的另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一样,完全够得上“表现整个宇宙”这样的形容,歌德和曹雪芹,一西一东,这两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都因创造出的作品表现了“超越时代和历史时空的人性情感和人类精神”,而成为“超出一切时间性、一切国际性、而与人类俱终的‘纯人’”[2],相比曹公的一种“消愁破闷,避世去愁”的旨意,歌德的《维特》亦绝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产物,而是“少年识却愁滋味,为真说愁赋新词”,这一个“真”字,就是破解《维特》成为经典奥秘的钥匙。
一
歌德的研究者杨武能先生在总结《维特》成功的原因时,第一点就提到:“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感的高度真实性赋予了《维特》强烈的感染力。”[3]我想在讨论“真实性”的问题时,应当先从作家的创作动因入手,中国古代文论里就有陈子昂以有感而发、有感而作的“兴寄”主张取代齐梁文学无病呻吟的例子,只有真正发自肺腑的、完全自发的创作才有“真实性”可言。这一点歌德亦说得很清楚[4]:“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毋宁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后世堪称可以与歌德比肩的作家卡夫卡在致女友的信中写道:“什么叫写作,写作就是把自己心中的一切敞开,直到不能再敞开为止。写作也就是绝对的坦白,没有丝毫的隐瞒,也就是把整个心身都贯注在里面。……对写作来说,坦白和全神贯注远远不够,如果仅只于此,不触及更深的泉源,那么这些东西就毫无意义……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需要有很长的时间供他支配……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一个人呆在地下室最尽头的小室,只身伴着孤灯和纸笔……我会把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写出来……”[5]而这正与歌德创作《维特》时的状态不谋而合:“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集中心思,排除一切杂念,……经过那么久那么多的暗中酝酿后,我奋笔疾书,四星期完成了《维特》……”[6]可见《维特》的确是歌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这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出自我自己心胸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7]
《维特》虽然如歌德所说“不能再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但它毕竟还是一部小说,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8]中专门探讨了小说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认为“真实与现实生活是有差别的。小说不只叙述人们的经历,还要在经历外加添些什么。一本小说必须经得起成年人的现实感的考验。”并提出好的故事“必须简单,能广泛引起读者的兴趣,讲的一定是我们感到重要的,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样一看《维特》高度的真实性就很明了了,歌德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选择最能反映现实特征的素材,从人物(维特的形象来自歌德自己和耶路撒冷的自杀者)到故事情节(歌德与夏绿蒂及其丈夫的交往)都做了加工提炼,维特与绿蒂的关系可以说就是伊丽莎白·鲍温所说的“控制全局的情景”,歌德在“一个青年因得不到所爱人的爱情而自杀”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中全面反映了自己的世界观、宗教观、社会观、美学观、教育观等,这就使《维特》变得非常“不简单”,这也可以从《歌德谈话录》歌德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点中找到注脚,歌德认为“写作当从小处着手,不要很早就写大部头。其次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不能单凭想象虚构,题材最好用现成的。哪怕最平凡的事物,只要经过诗人的处理,也会显出普遍性和诗意。”[9]根植在这样“真实性”上的“维特”的形象也就被赋予了某种必然性,没有哪个读者在阅读《维特》前不知道维特会自杀的,也就是说歌德并没有去“设计”维特自杀,即使没有耶路撒冷自杀青年的原型,我相信《维特》还会是这样的结局,我对卢卡契“维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丝毫不肯放弃自己人道主义的革命理想”[10]这样的论断不敢苟同,我认为维特自杀这一情节是小说真实性的最高体现,绿蒂曾责怪维特“对生命事都太爱动感情,照此下去会毁了自己”,类似的伏脉还有很多,这也是符合维特这一文学典型人物本身性格发展的逻辑规律的。
二
杨武能先生将《维特》取得成功的第二点原因归结为“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的确,深受卢梭“回归自然”理论和斯宾诺莎泛神论影响的歌德在《维特》中热烈地讴歌人和人生,“听从大自然的安排”,述说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想,主张人的感情、欲望、才能、智慧都得到充分表现、满足、施展的“自然的人道主义”。这些都是当时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勃兰兑斯评价《维特》:“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11]我想这也是《维特》能震撼德国乃至欧洲几代青年的心的根本原因之一。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谈及小说的“外部”时间问题,实际上和卡尔维诺的“经典”定义有契合之处,“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占据我们心头的,永远是对我们亲身所处的时代的关心或焦虑,快乐或满足。”[12]《维特》正是满足了在理想与现实矛盾重重的德国生活的读者的内心上的精神需求而得以风靡,但这种风靡之所以能长久持续两个世纪,“是因为它有基本的真实性,因为它含有某种共同的、普遍的东西,含有一种借助想象力的真知灼见,这种洞见完全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正像百年前小说刚问世时一模一样。”维特的追求和烦恼不仅具有时代的普遍意义还超逾了时代,成为一种历史的永恒。而这关键在于作家歌德的首创力,他“抓住了时代最本质的东西,抓住从过去传下来并且将要传到未来的东西:人类最普遍的经验。”[13]
正如作家叶兆言在为《维特》撰写的序中所言:“无论时代怎样发展,科学如何进步,只要有年轻人,就会有年轻人的追求和烦恼,《维特》就一定会有读者。”[14]叶先生将《维特》的生命力归结为它的青年读者群,在我看来,《维特》中广泛涉及的政治、宗教、法律、道德、文化教育等诸多问题和但丁、莎士比亚、曹雪芹一样,表达出了全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声,使后世的读者不断产生共鸣,他们的作品才得以成为超越时代的不朽之作。
三
《维特》之所以成为经典,还与它作为一件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色有关。杨武能先生以“精湛高超的艺术处理”概括。我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先提一下《歌德谈话录》中歌德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艺术家对于自然有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15]即艺术要服从自然,也要超越自然。《维特》中对大自然的崇拜慑服,对孩子天真纯朴的歌颂都体现着歌德的艺术追求,但一旦我们从这些描写中读出了人物的爱与恨,欢乐和苦闷,我们也就随歌德进入了超越自然的境界。歌德同时向我们指明了欣赏他作品的方法:“一件艺术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16]我们说贯穿《维特》全书的是一个“真”字,歌德巧妙地运用了第一人称书信体的写法,以真实强烈的情感,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浪漫的诗化特征体现了“自由大胆的精神”,这和《维特》严谨又不乏灵活的结构,精当的剪裁和凝练的语言相得益彰,造就了其非凡的艺术魅力。《维特》中往往一个微妙的细节就能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如维特在舞会结束后本给绿蒂特意留了橘子,当绿蒂将橘子分给别人时,维特的心“像被刀刺了一下似的疼痛”[17],这是爱情中本能的“排他”和“妒忌”心理,让我们想起《红楼梦》里宝玉为袭人留的酥酪被李嬷嬷偷吃后宝玉的大怒,正是有了这些零散的又深蕴了主题某些方面的细节,整部书才会有耐人咀嚼的艺术效果,而这些细节背后无一不跳动着维特的“一颗心”,这颗纯美如诗,蕴藉如斯的“心”在走向悲剧性的毁灭的同时却征服了亿万颗读者的心灵。
结语
美国学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曾说道:“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构筑的一个世界。”维特在一七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是的,谁能认识和看到这些,他也会心安理得,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并且为生而为人感到幸福。这样,他尽管处处受着限制,内心却永远怀着甜滋滋的自由感觉;因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这座监狱。”[18]《维特》一书不就是歌德“自己为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吗?不也是歌德为青年,为后世一代代的人们创造的一个世界吗?《维特》之所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卡尔维诺所说的“宝贵丰富的经验”,是因为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把所有那些将自己的东西添加给它的人的理解逐渐积累起来,不同时代的不同人与之相遇,感受它、评论它、解释它,如其他形式的经验一样不断丰富扩大。”[19]每一代青年读维特都会有特定时代里新的理解,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在《维特》的世界里感受到了“少年识却愁滋味,为真说愁赋新词”的伟大。
“经典”是一种世界性,乃至宇宙性的概念。眼观宇宙万物,胸怀全世界和全人类,巍然屹立在天地间的精神巨人歌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20]:“我越来越相信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使它早日来临……”《维特》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亦是对歌德远见卓识的一个印证吧。
参考文献:
[1]卡尔维诺著.黄灿然译.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
[2]杨丙辰.歌德何以伟大?.载于宗白华、周辅成编《歌德之认识》,1933.
[3]杨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74.
[4]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卡夫卡《致斐丽斯》根据U.Heise编《文艺理论读本》1977年德文版译出.刘小枫译.孙凤城校.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99.
[6]诗与真(13卷).歌德选集,VOL9:587.
[7]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7.
[8]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傅维兹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选自《世界文学》197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92.
[9]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31.
[10]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55.
[11]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2.
[12]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傅维兹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选自《世界文学》197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19.
[13]同上:221.
[14]叶兆言.想起了少年维特.书城,2007,(9).
[15]同[9],1985年版449页。
[16]同上,450页。
[17]歌德著.杨武能译.少年维特的烦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
[18]同上,10.
[19]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选自《世界文学》1979,(1).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傅维兹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20.
[20]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