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
　　所谓“衙内”，就是宋元时人们对“官二代”的称呼。在我们的印象中，衙内似乎都是无法无天、欺男霸女的一类人，比如《水浒传》中的高衙內。我们今天要讲的赵衙内，也是这么一号人物。
　　
　　趙衙内，大名赵仁恕，他的父亲赵彦若，是宋哲宗朝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属于天子近臣兼教师。
　　元五年（1090），赵仁恕在京西北路颍昌府阳翟县（今河南禹州）担任知县。我们不知道这赵仁恕是沾了父荫才踏上仕途，还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总之赵仁恕在阳翟县为官，“酷虐赃污”，劣迹斑斑。
　　京西北路提刑官锺浚闻知，便向朝廷揭发了赵仁恕的罪行。宋代的提刑官，为监司，除了负有司法职能之外，还承担着监察州县官的责任。锺浚检举赵仁恕，是履行职责。
　　按锺浚的指控，赵仁恕在阳翟县知县任上，滥用私刑，私自制造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铁裹长枷等非法刑具，迫害犯人，平民巩辛因遭受刑讯逼供，“脊骨曲跌，脚纽筋急，永为残疾”;又，赵仁恕每决遣罪人，即用瓦片擦犯人创口，导致犯人大出血;还“暗添杖数”，致使犯人王宗、郭德二人被杖死;又强雇民家女子数十人为女使（奴婢）;侵占诸色官钱“凡数百贯”;过量使用官酒，以致公使酒库“亏官钱二千余贯”;贱买红罗数十匹，然后贵价出卖，从中牟利……
　　朝廷立即指示颍昌府成立一个临时法庭——制勘院，立案调查赵仁恕不法情事。这个时候，按宋朝惯例，赵仁恕的父亲赵彦若理当避嫌，闭门谢客，切不可对赵仁恕案发表意见。但赵彦若爱子心切，站出来奏报皇上：“臣往为谏官，尝劾王安礼，浚实安礼党，恐挟此报怨，狱有不平，愿移狱改推。”意思是说，他以前当台谏官时，得罪过王安礼（前宰相王安石之弟），而锺浚呢，是王安礼的党羽，他这次恐怕是挟私报怨，我儿子受了冤屈，在锺浚担任提刑官的京西北路是得不到公正审判的，乞请移送别路审理。
　　朝廷考虑到赵仁恕案牵连甚广，被告人加上干连证人，需要讯问的人数以百计，如果移送别路审理，非常麻烦。但赵彦若的意见也不能不考虑，因此宋哲宗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改组制勘院，委任淮南东路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的知县孟易为制勘院法官，前往颍昌府主持推勘赵仁恕案。
　　在接受制勘院审讯时，赵仁恕对检控的罪行多不承认，“所招情罪十未二三”，还提前消灭了一部分罪证：“事发之后，令其妻、男烧毁草历（当指登记官钱出纳的账本）。”主审官孟易也知道赵仁恕背景很深，后台很硬，“观望风旨”，最后推勘出来的结论与“前勘大情出入”。
　　断罪
　　转眼到了元六年（1091）六月。赵仁恕枉法一案审了差不多一年，仍无法结案。这一切，让人不能不怀疑，这赵仁恕案的幕后，是不是有一名高人在暗中指点，替赵衙内洗脱罪名？
　　大理寺调阅了卷宗之后，只认可赵仁恕“强雇部民女使”、“不觉察妻阿庞买物亏价”、“自盗官钱五贯八百五十五文足用于雇人搬家”等情节，认为其犯罪情节轻微。至于其他控罪，则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采信。朝廷根据大理寺的裁定，下敕对赵仁恕作出了处分：“追两官，罚铜十斤，除名勒停”，即革去赵仁恕的官职，并处罚金。
　　敕令发布之日，“公议甚喧”，整个御史台与谏院立即炸了窝，台谏官交章上书，奏论朝廷处置失当。台谏官的意见，归纳起来，首先是反对停止制勘，反对大理寺约法。按宋朝制度，大理寺审判之时，外人不得干预，但审判结果出来之后，台谏官有权提出质疑。
　　右正言姚则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提出诘难：大理寺这次断罪，未经录问，按大宋律法，凡未经录问即结案，其判决便不足以服人，将来赵仁恕如果“别有翻论，则朝廷又须诏狱”，如此一来，“于国家公道何所取信”？
　　因此，台谏官要求重新成立制勘院，穷究赵仁恕案。殿中侍御史杨畏也提出一个重审赵仁恕案的方案：朝廷下诏停止制勘已经过了好多天，屈指算来，赵仁恕此时应该已回到京师家中，何不将赵仁恕“勾赴御史台，据案引问”？如果服罪，“则据罪论刑”;如果不服，朝廷再指派法官前往颍昌府推治。总而言之，“必使仁恕服罪，不使他日可以幸免而后已”。
　　但台谏官要求重新制勘的意见，未为朝廷采纳。于是台谏官继续上疏弹劾大理寺约法不当。殿中侍御史杨畏说：赵仁恕罪大恶极，大理寺断罪却避重就轻，对赵仁恕触犯的罪行“一切略而不问”，而朝廷居然采信大理寺的裁决，“臣实未知所谓也”！
　　弹劾
　　台谏官并未因此罢休，既然“赵仁恕罪名约法断放，其狱既难追正”，那好，且尊重大理寺的裁决，但赵仁恕父亲赵彦若的责任，也需要追究，“当稍重彦若之责”。
　　现在台谏官将进攻的矛头直指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右正言姚说，赵仁恕案之所以审了十余月仍未能结案，以至干连证人“久在囚系”，都是拜赵彦若所赐。本来，颍昌府对赵仁恕案已调查清楚，但赵彦若却称本路监司挟私报怨，其子并无赃污等事，朝廷这才下诏别路差官推勘，而“勘官孟易因而观望风旨”，推勘结果被录问官驳回，以致一审再审，淹延时日。这一切，“皆缘彦若奏陈所致”。
　　台谏官进而指出，赵彦若的做法，显然已经构成妨碍司法公正之罪，“以声势动摇其狱”，致使法官“望风附会，希合权贵”，最后导致“仁恕之罪十脱其九”。本来，国家司法自有程序，假设制勘院冤屈了赵仁恕，“自许翻论”，按大宋司法制度，罪人翻供，将自动启动“移司别勘”的程序。哪有制勘院尚未结正，而理应避嫌的官亲却“侥求别鞫”的道理？赵彦若“心昵恶子，依倚形势，以紊朝廷公法，罪当重黜”。
　　平心而论，赵彦若奏称京西北路提刑官锺浚是王安礼党人，其举报赵仁恕之举可能出自挟私报怨之心，确实犯了干预司法之大忌，难洗替儿子脱罪的嫌疑。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赵彦若的提议，即本路按发的案件，应当移路别勘，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一起案子如果是本路按发（类似于公诉），然后又由本路司法机关推勘的话，难免会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 　　但赵彦若作为赵仁恕的父亲，又是皇帝近臣，的确不应该过问案子的审判，所以也难怪台谏官要弹劾他。
　　侍御史賈易上书弹奏，不知赵彦若有何面目“入侍帷幄，出入禁涂”，给皇帝经筵讲课，大谈“先王仁义之言”？另一位监察御史虞策更是直接告诉宋哲宗：赵彦若“行谊如此”，犹可以当他的翰林侍读，“侍经帷幄，谈先圣王道德，启沃人主”，这么荒谬的事情，臣“未闻也”。
　　由于台谏官交章弹劾，赵彦若只好上疏请辞翰林学士兼侍读之职，“乞京东宫观差遣”，领一份闲职。但宋哲宗没有批准，“诏不许”。
　　而台谏官都等着朝廷罢黜赵彦若呢。现在皇帝还要挽留赵彦若，台谏官又岂肯罢休？监察御史安鼎第三次上书：“臣前后论列（赵彦若之罪），其诚至恳到矣，其言至明切矣，而天听高远，终未听纳。臣反复思索，未识其由，岂谓臣卑微不足信耶？不然，陛下左右有为彦若之党者，挟私好，曲为游辞，以蔽惑明圣也。”安鼎这么说，是不指名弹劾宰相刘挚庇护姻亲赵彦若。
　　结局
　　面对台谏官咄咄逼人的攻势，高太后与宋哲宗自觉已保不住赵彦若了，不得不于元六年七月下诏，罢去赵彦若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务，改任一个闲职：提举万寿观。过了一个月，又诏赵彦若“任便居住”，“复有旨差兵级二十人送彦若还青州（今山东青州）”。赵彦若随即雇佣一叶客舟，“飘然而去”。
　　对赵彦若的罢职，亲家刘挚是愤愤不平的。他说，“彦若笃学，有纯德”，只不过是一名书呆子，全然不谙世故。他救儿子仁恕，“虽出于一时迫切妄作”，却是父子之爱，“难深责之”。如今，彦若既“罢翰林，又罢经筵，又罢史院，又降差遣，而又降职名，是当何等罪也”？我刘挚因为是彦若姻亲，避嫌不敢言，每见同僚奏及彦若之事，都先下殿避嫌，但“他日必有辯之者”。
　　然而，此时刘挚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元六年十月，姚、虞策、郑雍等台谏官对刘挚发起了连环弹劾，称其亲戚赵仁恕犯法，而刘挚“并不尽公施行”;又言刘挚“操心不公，居官挠法，阴结党与，潜图其私”;又言刘挚“备位宰相，徇私坏法，收恩立党”。
　　刘挚受到台谏官弹劾，只好再三提出辞职。十一月，哲宗皇帝“以从挚所乞为辞”，免去了刘挚的宰相之职，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
　　北宋赵仁恕一案，尽管在审理过程中，其父赵彦若企图干预司法、救护儿子，大理寺的约法断罪也有草草了事之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赵彦若却因此惹火上身，被台谏官轮番轰炸，最后不得不解职还乡;赵家姻亲、宰相刘挚替赵彦若打抱不平，也受台谏官弹劾而罢相。
　　（龙庆宏摘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