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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明、周炳辉编的《夹竹桃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确是一个鲜霞风致的好书名。“月光下的夹竹桃,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婉美动人”引出无限幻想。且夹竹桃,“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花黄了,又长出一嘟噜;”季羡林说,“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不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吗?”(季羡林《夹竹桃》)我读季老美文,连同《周越然的集外文》,又想起“言言斋”来。当年,他与嘉业堂刘承干、傅增湘、李盛铎、董康等并列为藏书大家。周越然的书斋,曾于百年中,演绎了几度兴衰覆没的藏书轶事,一如奥斯卡的电影,在我脑海映出万千变幻。
“买书买尽宋元版,读书穷探论瀛奇。”当时的周越然(1885—1962),俨然是一介书生、编译家、散文家;一部《英语模范读本》长盛不衰,风行了几十年。可还是民国时期不做官的名士。严复是他的老师,戴季陶是他的学生,他还因精通英语、富藏西书,更得辜鸿铭的赏识。但1932年遭“一·二八”日军炮火蹂躏,其元明孤本,西书古籍、珍贵抄本,毁于一旦。那辛苦搜罗之藏书,倾灰飞烟灭,“言言斋”寂灭,受了一次火与血的洗礼。
然不数年,周先生的《言言斋》,凤凰涅槃,如郭沫若说的,“死了的凤凰更生了!”大劫后,举家逃至租界,“言言斋”又移居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重拾他的淘书、读书、藏书、著书生涯。尔后出版了《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等书,现都已成抢手货,复印一部也难。诚如陈子善所说:“以独到之眼,窥视现代中国的社会万象;以清新之文,书写脱俗人生的自然意趣。”确实,周越然以文笔清丽,知识丰富,内容广博而闻于世。而他用多个笔名,发表在《晶报》上的书话专栏,更因其视野宽广,探索细微,幽默博洽,谈论避席畏闻的中外性知识,读者众多,令人入胜。
抗战后,“言言斋”斋主,卷入不测漩涡,有史料回忆:某日,日宪兵夤夜闯入周氏西摩路住所,将周氏绑架至虹口新亚大酒店,迫周氏参加大会。(即1943年8月25日~27日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事后周氏深为后悔,自认为有损民族气节。日寇投降后,不少人给周氏扣上“汉奸”帽子。周氏不得不退出学界,息隐家中。此时,“言言斋”又寂灭了一回。
1945年后,“言言斋”斋主不再见报于书报杂志,许多《人物志》《近代人物大辞典》都说周越然已离世,且有哀诗:“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时战火埋。文字漂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其实,“言言斋”仍活着,斋主也安然无恙。
1949年秋,上海解放,得陈望道之介,到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此校即今上海海洋大学。周先生中等身材,架一副眼镜,是位儒雅、和蔼、风趣的学者。他在教学上自有一套方法,这源自他中外知识功底的深厚。每有学生问及性知识,他仍以“性学”专家答道:“食色性也,都是人类天性。我研究它就发现许多奥秘。”
此《夹竹桃集》,类归三辑,有《文史杂记》,《(晶报)随笔》,《修身小品》。其中发表在《晶报》上的集外文就有二百多篇。这三辑妙文,其谈书论文、掌故趣闻、时事风俗,性知识的妙文,娓娓谈来。虽不衔接,也无呼应,但周先生笔下几十字乃至几百字的小文,却为我们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各式人物,留下了民国历史印记,同时写出无数中外文化故事,其体式各异半文半白的随笔小品,令读者有更大的阅读悬念。由于作者观察细微,深入到社会底层的脉络、细胞,为我们摄取了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家所遗忘的角落,为民国社会,记下了一部广阔的社会生活史长卷。周先生对于书持有一种特殊的终生热爱,如在《书谈》中提到的明钞本《愧郯录》,这是宋人岳珂所撰。作为藏家的周先生,不仅指出其价值在“记宋代之制度,多为史志所未备者”。而且指出此作自宋刊刻以来,直至明清的校刻本,皆有缺页竟无完本,而此明钞本却是完本,因而“不禁狂喜”,并以此本供商务影印,补宋刊之不足。对于他的狂喜,我去日本东京静嘉堂考察与阅读宋版书时,真有一种深深的感受。
那天,当静嘉堂司书(代理图书馆长)垒出这部已有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补齐的《愧郯录》,我眼睛即一亮,我马上拍照、阅读,兴奋不已。因为我见到的《愧郯录》,为宋嘉定年间(1208~1224)刊本。计十五卷,宋岳珂撰。当然,我们今日从其它图书馆,见到的只是明代岳元声之刊本。因岳为浙江嘉兴县人,万历癸未进士。而在静嘉堂看到的却是一部完整的保存非常好的宋刊善本。我在翻阅此书时,最为令我们惊诧的是,这部古旧的宋版书,却补进了手抄的十叶特殊的书纸。这是静嘉堂文库藏宋版书,从未见过的奇迹。瞧那白色极薄的影写纸上,此手写体字是那么秀雅刚劲;无框无行的影写纸,至今紧紧粘贴在框行清晰的书叶上。
这究竟是谁的手迹呢?为何不想法刊印后补进缺页呢?这按明抄本影写的小开本纸与宋刊的大开本,在版面上差异明显且不协调?……但惟有边款上留存着:“据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澹生堂抄本补写”。一行小字,令今日之读者和藏书研究者,尚可去追踪这藏书史上的一段因缘。为此,我把这视为藏书史上之佳事,在电话中告知了周炳辉先生。而电话那头传来的话语,除了一段书缘,能让人勾起永远品味,永远追忆外,似有那说不尽的怅然之感。但此奇巧书缘,还得从张元济先生说起。因为1992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上对《愧郯录》所补缺十叶,特意做了注解说明:“由张菊生先生提供。”这八个字,无疑也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章美谈。
“言言斋”的藏书轶事,尚有许多美谈,但此小文,且不侈谈,待另作他言矣。
鉴此,特抄此集中周越然祖父之《螟巢日记》一节,与读者共赏:
至天宁寺。寺去彰仪门二百步许,野田古木,景状清绝。车行迤逦,从侧门入。庭院森若,微有绿阴。寺僧邀延就座。茗罢,导至后园。牡丹数丛,英英相杂。同人捷足者,俱登坡陀月台上,余亦摄衣从之。台虽不高,可纵远月,平芜无限,远接山黛。寺僧曰:‘此台非止看月佳,雪馀雨后,乃更佳耳。浏览半晌。由香积厨折入正殿。殿前有浮屠极高峻,无梯级不可登。又前行至一殿,塑铜释迦,一手托钵,一手下垂过膝,伸五指若求布施状。游寺中者,率以钱掷钵中。钵去地三丈许,铿然一中,以为大佛欢喜。……又至客堂吃点心,茗话良久。夕阳西匿,膏车进城。至如松馆饭,有仪仙兰舫。
“买书买尽宋元版,读书穷探论瀛奇。”当时的周越然(1885—1962),俨然是一介书生、编译家、散文家;一部《英语模范读本》长盛不衰,风行了几十年。可还是民国时期不做官的名士。严复是他的老师,戴季陶是他的学生,他还因精通英语、富藏西书,更得辜鸿铭的赏识。但1932年遭“一·二八”日军炮火蹂躏,其元明孤本,西书古籍、珍贵抄本,毁于一旦。那辛苦搜罗之藏书,倾灰飞烟灭,“言言斋”寂灭,受了一次火与血的洗礼。
然不数年,周先生的《言言斋》,凤凰涅槃,如郭沫若说的,“死了的凤凰更生了!”大劫后,举家逃至租界,“言言斋”又移居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重拾他的淘书、读书、藏书、著书生涯。尔后出版了《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等书,现都已成抢手货,复印一部也难。诚如陈子善所说:“以独到之眼,窥视现代中国的社会万象;以清新之文,书写脱俗人生的自然意趣。”确实,周越然以文笔清丽,知识丰富,内容广博而闻于世。而他用多个笔名,发表在《晶报》上的书话专栏,更因其视野宽广,探索细微,幽默博洽,谈论避席畏闻的中外性知识,读者众多,令人入胜。
抗战后,“言言斋”斋主,卷入不测漩涡,有史料回忆:某日,日宪兵夤夜闯入周氏西摩路住所,将周氏绑架至虹口新亚大酒店,迫周氏参加大会。(即1943年8月25日~27日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事后周氏深为后悔,自认为有损民族气节。日寇投降后,不少人给周氏扣上“汉奸”帽子。周氏不得不退出学界,息隐家中。此时,“言言斋”又寂灭了一回。
1945年后,“言言斋”斋主不再见报于书报杂志,许多《人物志》《近代人物大辞典》都说周越然已离世,且有哀诗:“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时战火埋。文字漂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其实,“言言斋”仍活着,斋主也安然无恙。
1949年秋,上海解放,得陈望道之介,到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此校即今上海海洋大学。周先生中等身材,架一副眼镜,是位儒雅、和蔼、风趣的学者。他在教学上自有一套方法,这源自他中外知识功底的深厚。每有学生问及性知识,他仍以“性学”专家答道:“食色性也,都是人类天性。我研究它就发现许多奥秘。”
此《夹竹桃集》,类归三辑,有《文史杂记》,《(晶报)随笔》,《修身小品》。其中发表在《晶报》上的集外文就有二百多篇。这三辑妙文,其谈书论文、掌故趣闻、时事风俗,性知识的妙文,娓娓谈来。虽不衔接,也无呼应,但周先生笔下几十字乃至几百字的小文,却为我们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各式人物,留下了民国历史印记,同时写出无数中外文化故事,其体式各异半文半白的随笔小品,令读者有更大的阅读悬念。由于作者观察细微,深入到社会底层的脉络、细胞,为我们摄取了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家所遗忘的角落,为民国社会,记下了一部广阔的社会生活史长卷。周先生对于书持有一种特殊的终生热爱,如在《书谈》中提到的明钞本《愧郯录》,这是宋人岳珂所撰。作为藏家的周先生,不仅指出其价值在“记宋代之制度,多为史志所未备者”。而且指出此作自宋刊刻以来,直至明清的校刻本,皆有缺页竟无完本,而此明钞本却是完本,因而“不禁狂喜”,并以此本供商务影印,补宋刊之不足。对于他的狂喜,我去日本东京静嘉堂考察与阅读宋版书时,真有一种深深的感受。
那天,当静嘉堂司书(代理图书馆长)垒出这部已有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补齐的《愧郯录》,我眼睛即一亮,我马上拍照、阅读,兴奋不已。因为我见到的《愧郯录》,为宋嘉定年间(1208~1224)刊本。计十五卷,宋岳珂撰。当然,我们今日从其它图书馆,见到的只是明代岳元声之刊本。因岳为浙江嘉兴县人,万历癸未进士。而在静嘉堂看到的却是一部完整的保存非常好的宋刊善本。我在翻阅此书时,最为令我们惊诧的是,这部古旧的宋版书,却补进了手抄的十叶特殊的书纸。这是静嘉堂文库藏宋版书,从未见过的奇迹。瞧那白色极薄的影写纸上,此手写体字是那么秀雅刚劲;无框无行的影写纸,至今紧紧粘贴在框行清晰的书叶上。
这究竟是谁的手迹呢?为何不想法刊印后补进缺页呢?这按明抄本影写的小开本纸与宋刊的大开本,在版面上差异明显且不协调?……但惟有边款上留存着:“据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澹生堂抄本补写”。一行小字,令今日之读者和藏书研究者,尚可去追踪这藏书史上的一段因缘。为此,我把这视为藏书史上之佳事,在电话中告知了周炳辉先生。而电话那头传来的话语,除了一段书缘,能让人勾起永远品味,永远追忆外,似有那说不尽的怅然之感。但此奇巧书缘,还得从张元济先生说起。因为1992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上对《愧郯录》所补缺十叶,特意做了注解说明:“由张菊生先生提供。”这八个字,无疑也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章美谈。
“言言斋”的藏书轶事,尚有许多美谈,但此小文,且不侈谈,待另作他言矣。
鉴此,特抄此集中周越然祖父之《螟巢日记》一节,与读者共赏:
至天宁寺。寺去彰仪门二百步许,野田古木,景状清绝。车行迤逦,从侧门入。庭院森若,微有绿阴。寺僧邀延就座。茗罢,导至后园。牡丹数丛,英英相杂。同人捷足者,俱登坡陀月台上,余亦摄衣从之。台虽不高,可纵远月,平芜无限,远接山黛。寺僧曰:‘此台非止看月佳,雪馀雨后,乃更佳耳。浏览半晌。由香积厨折入正殿。殿前有浮屠极高峻,无梯级不可登。又前行至一殿,塑铜释迦,一手托钵,一手下垂过膝,伸五指若求布施状。游寺中者,率以钱掷钵中。钵去地三丈许,铿然一中,以为大佛欢喜。……又至客堂吃点心,茗话良久。夕阳西匿,膏车进城。至如松馆饭,有仪仙兰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