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因为疫情的原因尽量克制出门的欲望，计划中回家也是一拖再拖，写一篇跟家乡有关的小说就有了点寄情的意味。2019年开始，我准备写一个系列的小说，都是以人物为主的，写那些在我脑海中经常来回飘荡和反复思念的人，这篇是其中一篇。到2020年，我在城市生活的年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村生活的时长，乡村和乡土写作也不再是备受关注的题材，甚至已经是比较土气的代言。我经常问自己还能写什么？记忆也越来越空疏，但我所经历过的那个乡土生活本身一定是扎实的。我只能使用虚构的工具，去填补和缝合记忆的空白，我想用一种绵密的语法去表现那里的生活——物质、人情和农耕社会的日常。而实际上，固然了解一些乡土的现实，但毕竟已经隔膜了，我所能写的是那里的风度和精神，我想每一个有乡土生活经历的人往往都难以忘记，也难以祛除那个空间给予自己的痕迹。我想把这些痕迹用小说的方式写出来。
　　小时候经常跟奶奶去一位孤老太太家串门，她们有一种远房亲戚的关系，以姐妹相称。老太太住在一间简陋的房舍里，腰背驼得厉害，很艰难地绕到灶台去烧水，特别糊弄地把早饭剩下的热一热中午吃。我奶奶每次过去她家，会帮她烙几张饼，做一些饺子之类的复杂饭食，一次多做一些，留备她多吃几顿。我在乡人们的闲谈中知道她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儿子的名字叫天赐。村里人经常说起那个叫天赐的少年，如何聪慧怎样的脾性，如何骑马戴花离开我们村，又如何在战场上牺牲掉的，好像他们都亲眼见过一样。这个不幸的消息最初被隐瞒了很久，孤老太太不认识字，到村部总能拿到一封封“虚假”的信，都是本地干部以儿子的名义写给她的，然后再念给她听。之后很多年，她才知道真相，缓慢地接受了噩耗，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她在我心中留下的形象就是拄着拐杖去领抚恤金，红色的证书放在一只篮子里，吊在拐杖上，走一步篮子摇晃一下，让人觉得沉甸甸的，仿佛是时代巨大的暗影压在一个偏远之地普通人身上的重量。很多年后，我去过中越交界的一些村镇，清晨逛早市的时候，听周围的人说起街面曾经发生过的战事，仿佛看到我们村那个走散了的天才少年。
　　小说中的放映员有我家一位亲戚的影子，因为经常借宿在我们家，一种天生的多才多艺，并且是无师自通，绘画和唱歌特别厉害，我记得小朋友们都特别崇拜他，似乎他引领着一种跟本土生活不一样的风潮。小说中写到过一个细节，就是早上起床盯着看他如何梳妆打扮，那是最早见到男生这么爱美。做放映员的那段日子，他在我們那一带是风云人物特别受欢迎，他跟本地男青年的追求和想法完全不同，周旋在各种女孩之间，但从不谈婚论嫁，跟我父母年纪差不多，但我快读小学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最终他娶了一位小他十多岁的女孩，女方父母非常抗拒，还引起了一场大风波。他喜欢喝酒，到处都有人请他吃饭，或者以请他吃饭为荣，在电影失去农村市场之后，他没有及时转变想法，很多跟他一起的人离开这个行业去打工，去做生意，只有他非常寥落地继续做这件接近黄昏的事业。1993年他身体出了大问题，英年早逝，死于常年酗酒和郁郁不得志。
　　这篇小说粘合了两个英年早逝，但在我记忆中闪闪发光的人物，我尝试去讲述一个狭小空间里生命之间的精神传递，有一个偶像就像一盏灯在前面，后来者潜移默化地被偶像的光芒所吸引，哪怕拍电影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也在孤注一掷地坚持着。随着时间的发展，理想主义的东西消失了，生活也恢复到了日常的面貌。但那个最初的光芒发出者，那种充满光芒的日子是值得记忆和书写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内敛的，他们在内心默默含蕴着这种美。小说的结尾是我老早就想好的，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你不愿意再去拜访的偶像，你不愿意再去见他（她），宁愿他们留存在记忆中的高光时刻。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开篇很有感情地写过一段话，“我喜欢他，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可是我也知道，要保持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必须不再见他;不消说，我的确再也没有见过他。在西班牙，人们总是这么萍水相逢。”我明白那种感觉。
　　非常感谢《文学港》杂志，我这一写作计划中的8篇作品有2篇发在这本杂志。感谢我的责编雷默老师对我的信任和认可，也感谢他愿意跟我一起讨论很多细节问题，缓解了初学写作者内心的焦虑。从一个评论写作者转换渠道变成小说写作者，思维和行文方式都是不同的，但写作就是模仿，评论是模仿，写小说也是，模仿那些创造此种文体模式的人们说话的样子。评论家写小说有很多方式，我愿意选择一条最普通的方式，循规蹈矩去体会他人内心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