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幕僚到日本考察各种类型的现代学校，购买新式教学用具。
　　张之洞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西方国家作为创立新式学校的借鉴国呢？他认为：一是中日相邻，可省路费，可派遣更多的留学生，也便于国家对留学生的掌控；二是日语多使用中文，易通晓；三是西方的书籍都很繁杂，而日本人已经删节酌改，中日文风相近，易效仿，可达事半功倍之效。但他真正的用意是，选择日本可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弱因办“洋务”而引发的思想革命。
　　显而易见，张之洞认定，日本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并没有动摇其天皇专制基础，反而加强了这种专制。这是张之洞所希望的，因为在他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洪水猛兽，会动摇儒家的立国根基。然而日本的政治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或中国意义上的专制体制，反而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存在某种相似。但这是张之洞所不能了解的。
　　也因此，1898年伊藤博文访华时，地方官员认为他在暗中支持光绪的戊戌变法，唯恐受牵连，只是礼节性地接待了一下他。但张之洞却不顾政变的紧张局势，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向他请教了政治方面的问题，还表达了期待与日本合作的愿望。这无疑给了士大夫和清廷一个明显的暗示：日本是我国效法的对象，这一点不会因为朝局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张之洞与伊藤博文的这段交往，让当时的国人不可思议——甲午海战时期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在短短的四年间竟化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899年，日本贵族政治家近卫笃磨出访欧美诸国，回程时顺道来到中国拜访中土大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之洞对近卫笃磨所组建的东亚同文会情有独钟，近卫笃磨对中国的学习精神也表示欢迎。两年后，近卫笃磨托人给张之洞带来信函，再次表示倾慕；张之洞回信对其组建东亚同文会的意义再次大加赞赏。
　　的确，近卫笃磨是一个所谓的“亚洲主义者”，他提出的保卫东亚、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使张之洞越发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有日本的扶助，在“中体西用”式的近代化道路上，与日本“同文同种”的中国将是第二个日本。
　　近卫笃磨的思想姑且不论，单说日本政治家所谓的“兴亚”，发展到后来却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思维，即“大东亚共荣圈”。这与“兴亚”思想即便不是一脉相承，也至少是有某种联系和渊源的。可是，这种包含着法西斯萌芽的思想，根本不是张之洞所能觉察到的，他一味地坚信，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能够革新成功，那么中国定能效仿日本，获得某种建立在儒家纲常伦理基础上的成功。
　　如果卒于1909年的张之洞能够得知近卫笃磨所谓的“兴亚”思想，在若干年之后嬗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宣传与“外交说辞”，并给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九泉之下的他不知会做何感想。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张之洞主导湖北新政近二十年，一手规划了武汉三镇的近代化革新。可是，恐怕令他抓破头皮也难以想到的是，直接推翻大清政权的第一役正好发生在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