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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外交战线上，初有胡适博士下水使美；继有蒋宋美龄女士应邀访美，看来似乎是“珠联璧合”，构成中国抗战外交上两大亮点。然而其中背景复杂、情况曲折、涉事人也志趣迥异。本文作者当年任职于外交部情报司和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熟悉其内幕隐情。本文即为这段往事之回忆。其中需要引用的资料均有出处可查，如胡适文集(日记、演讲稿)，宋美龄之行见当时中外电讯报道等等；整篇的构筑及来龙去脉则有赖于作者之记忆力和后半生对文史的研究。可憾者，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时写时辍，费时近年，始克完成。
本文作者之主要文史著作有：《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1995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周知出版社)。《侍从室回梦录》(198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以后十余年所写的文史资料多篇散见于港、台、大陆报刊杂志(包括《世纪》)不一一列举了。
一、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风光十足
胡适是一位著名学者，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一向在文化界领袖群伦、关心政权：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理性。他一生只做过一次官(大学校长、研究院长应属其本行职务而非官职)，即在抗日战争初期，受蒋介石一再怂恿，担任过一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38年10月～1942年9月)。说起这次下水从政，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挽救民族危亡，共赴国难”。因此摒弃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政策的批评(此前，他曾办过《独立评论》数年)。而蒋介石所以一再邀请他出任外交使节，也是想利用胡适博士在欧美诸国的文化学术声誉，借以一新耳目，改善中美关系。
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又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四年，正是国际局势大变动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却在这个时期连任达三届。胡适曾就美国对远东战争的政策作过如下的分析：
“第一期策略”：我国抗战开始正系美国《新中立法》成为法令的第三个月，其策略在于不承认中日战争，因此不适用中立法，不承认日本有交战国的权利，使美国公民、船只、货物可以往来远东，使美国政府对远东战事有过问之权和应付的自由。
“第二期策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方危急。罗斯福于10月25日武汉失守之夜，给我国以《桐油借款》。1940年12月中旬，罗斯福三任总统当选后，发表两个通牒，其主旨为：每当我国战事吃紧或暴日横行之时，美国辄予我相当的援助，对中国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而其形式都是依据现行法令，不致引起美国国内和评论者之反对。如：道义上的对日本禁售飞机、废止《美日商约》、禁运卖给日本的飞机零件、汽油和废铁等；而对我国则有锡、钨借款等等经济上的支援。
“第三期策略”：罗斯福三任总统胜利当选之后，乃敢明目张胆的援助(欧亚两个地区)的作战国家，即令是向侵略者挑战而在所不惜。
1940年11月，罗斯福连续三次当选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创举。此举说明，在美国处于阴云密布的欧、亚大战的险峻的国际环境下，已经取得全国人民最大信赖和热烈的拥护。因此罗斯福在当选后乃敢不顾孤立派的干扰，在1941年1月6日在对国会的咨文中，毅然提出：以美国全国生产力甘心作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豪语；而且还有：凡美方供应的战争物资不必付现偿还，留待将来战后抵还即可之建议。并在两个月之后(1941年3月11日)正式提出《租借法案》拨款70亿美元，实践这一诺言。这正是日本决心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七个月的形势。
从以上笔者所摘录的一些记载，足见胡适作为外交大使官对国际形势之演变可以说是洞若观火。
此外，足以一提的是：1942年5月4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呼号为X.G.O.A)邀请胡大使从华盛顿向国内人民发表第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的广播演讲。那时中国对日抗战已经历四年多了。美国自珍珠港事变时向日本宣战也已有半年的时间了。胡适在广播中告诉国内同胞，他最近三个月内，旅行美国各地15000哩，亲眼目睹美国全国上下一致从事战时生产工作的努力；亲眼目睹美国全国的和平工业在短时期内改组完成为战时工业：军火、飞机、坦克的生产量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了。就连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发展。美国今年可造船800万吨，明年可造1000万吨。这样的生产力量，又有这样的运输力量相配合，我们同盟国的最后胜利绝对无可置疑了。
他在广播中说：“这20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被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的。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流血所建树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四年多来已取得了全世界敬仰的地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今年4月28日广播中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民族起来抵抗日本的，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负担相当的责任!”(笔者按：在65年后的今天，这个预言证实了。)
胡适大使在作这个广播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因为他出国五年，这是第一次用祖国语言向国内同胞说话，表达他对国事和世局的乐观看法。他以前说的“和比战难，只有苦撑待变”，这句话如今成为事实了。
中国抗战已成为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
二、局势不变，蒋介石作出外交新决策
从另一方面来讲，珍珠港事变爆发，美日正式宣战，蒋介石此刻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他多年来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善败者不亡”、“不降必胜”的理念以及一贯的战略方针，终于见功效。1941年12月8日，他在日记上写道：“抗战战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据：台湾版《“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由此可见他当时志得意满的心情。因此，经过一番深思远虑后，他对政府的外交方针和人事布局要作出重大的变动。
1942年12月23日(珍珠港事变后16日)。重庆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宋子文继郭泰祺为外交部长。宋子文早在华盛顿担任着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经办接受美援物资事宜，他的得力助手副主任施肇基博士也是历任英、美大使的外交界老手。至于原来刚刚由驻英大使出任外交部长的郭泰祺为何到任不到半年(1942年5月～9月)，突然被撤职了呢?这就要讲到当时在陪都重庆曾经喧闹过一阵的重大新闻，不可不追忆一下：
原来郭泰祺此时已年逾花甲，却从伦敦带回一位华裔交际花，似妻非妻、如妾非妾，身份暧昧。为了安顿这位贵妇人，郭泰祺动用外交部公款40万美元，在重庆两路口支路，购得原四川军阀贺国光的一座新建豪宅。地处一座小山坡 上，可以俯瞰嘉陵江、仰望浮图关(注：蒋介石把它改名为“复兴关”，作为开办中央训练团的地址)。此宅高屋凌空、花木满园，十分优雅安静。豪宅的大门前筑有青石铺的宽大台阶、层层而上，越显得它独立幽远、绿墙红瓦的气派。更不必再说其内部装饰的讲究和华丽了。
郭泰祺从伦敦回到重庆后，购下这座位于新区的豪宅，既作为自己办公会客的官邸，又尽了“金屋藏娇”的妙用。这种作风是和抗战时期一切从简的艰苦奋斗精神相悖。一时间舆论哗然。《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亲自执笔发表评论，公开指责其行为不检，滥用公款。经蒋介石嘱侍从室调查属实，立即下令将郭泰祺撤职(1941年12月23日行政院令改为去职)。部务暂由蒋自兼，借机作出外交政策及人事的大调整，一直到翌年初，方才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在华盛顿遥领；后又任命吴国桢为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继续听命于他。
三、国际宣传处的背景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国民政府，大体上是把党权交给两陈(C.C)负责；军权是以黄埔系为主要骨干，至于内政权力，则除地方军阀(如四川、云南、山西、两广……)依旧有部分势力外；中央的政学系(以张群、吴鼎昌为首)形成了一大势力，和孔(祥熙)宋(之文)相互利用，在财政、内政方面平分秋色；唯独外交方面仍承袭北洋政权时代的框架和人事，表面上依旧依赖一些老外交家，如王正廷(奉化籍，最早靠拢蒋)、颜惠庆、施肇基、郭泰祺、顾维钧等支撑局面，而核心则由国民党元老王宠惠和孔、宋掌握实权。这帮人还被视为亲美派的大本营，其总后台则是宋美龄。
抗日战争初期，宋美龄就利用身为军委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地位，利用购买军火——主要是作战飞机的特权，由周至柔和毛邦初轮流担任秘书长公开出面进行。其中，美国退伍空军陈纳德来华组织“飞虎队”志愿军与日本侵华空军作战，老百姓都知道：走的就是“夫人路线”。这才初步揭开其内幕的一角。
而如今笔者要谈的则是另一个秘密，即以原上海英文《大陆报》《ChinaPress》主编董显光为首，插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副部长名义建立的“国际宣传处”。它规模庞大，经费(主要是外汇)充足；不但独立于国民党宣传部之外，两陈(果夫、立夫C.C.)从不过问；而且网罗人才，向英美诸国派遣、设立新闻处，发行不少宣传刊物，几乎代替了外交部新闻司的对外宣传工作。这种两元化的宣传机构，外交部从来不敢置一词。
且说这位董显光副部长原是上海美国教会系统培养出来的一位秀才，籍贯系浙江宁波，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密苏理新闻学院第一期，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新成立的新闻系，即后来发展为著名的“普立滋”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他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态度诚恳，为人低调而勇于任事。1937年“八·一三”沪战发生，始进入政界，担任蒋介石的英语翻译而受知于宋美龄；直到抵重庆后，奉命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网罗了一班人马非比寻常。首先是国际宣传处的主任曾虚白，他是一位文学世家出身的人才，精通法语兼涉英、德语言，翻译过不少西方名著。
国际宣传处在重庆时代，地址就设在中二路巴县中学内。利用原学校的建筑为办公大楼，另在操场一角建成一排阳光充足而又透风的西式平房，内有沐浴、餐饮、台球、桥牌等俱乐部，作为西方各国记者来华采访时的宿舍；还有电报房、打字机房等设备，利用近旁的中央广播电台大厦发送电讯十分方便。
国际宣传处主要的一个工作组叫“撰写科”(WritingSection)，它网罗了当时年轻一代英语写作人才，大多是沪江大学和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一般都是对中英文和西方政治历史造诣颇深的精英。例如：当年最活跃的董显光的得力助手魏京蒙，就是一位语言奇才。他个性倜傥，足智多能，对付一批来华采访、顽皮成性、喜欢闹事的美国记者很有办法。此人后来随国民党去台湾成为蒋经国的密友，热恋台湾一位女记者陈薇，壮年早逝。
除了重庆的国际宣传处，董显光也早已着眼安排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出国宣传。首先聘请的是西南联大英国文学教授叶公超博士。派他先去新加坡，不久就调任为驻英国的特派员。叶公超那时在伦敦写出一篇篇(中)英文通讯，不但连续在海外英文报上发表，连重庆的《大公报》也转载了不少篇章，传诵一时。他是北洋时代名人叶恭绰的侄儿，才华出众，又擅长书画、诗词。国民党政权迁台后，他曾出任过外交部长。后因在美国对蒋介石有不满言论被沈昌焕密电告发，诱他回台湾后即遭软禁，抑郁而终。又如派夏晋麟在美国成立“中国新闻社”——实际是国际宣传处驻在美国的宣传机构。它总管包括芝加哥和旧金山以及后来增设的加拿大、墨西哥、华盛顿等几个分社。由重庆每天用短波无线电大量播发宣传资料给纽约的新闻处，经该处各专家编辑成素材后，再提供给英美各地媒体采用。纽约新闻处在宋美龄的暗中支持下，等到珍珠港事变后，更加扩大，经费也更加充足。社址从洛克菲勒中心五楼的三间小房搬迁到朝东42楼的宽敞办公室，即纽约曼哈顿洛氏广场30号。随着机构的扩充，不免需要更多的人员来工作，因此夏晋麟主任四处延揽人才，一时间来求职的不少。这一切都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发展，也可以说为宋美龄将来的访问作了准备。
笔者还记得，扩大后的中国新闻社，在蒋夫人访美前，曾出版过一册《蒋委员长抗战文集》的英译本，经过精选，译笔优美，多半出于在重庆的一位名士派英国人的手笔。此人名Mac Cauland，出身于剑桥学院的一位性情古怪学者。他一生研究东方哲学，又对庄子哲学入迷，在重庆住在半山上的一个土地庙，穿的是旧式中国长衫，布鞋，一身黑色，留着灰黄色胡须，每餐吃街边食摊，说中国话，取一个中国名字：马彬稣。性情孤傲，落落寡欢，被董显光视为上宾。他的英文造诣高超，所以(蒋介石)《委员长的演讲稿》的译文，多半是经他修饰译成。在重庆新闻圈被视为一个“怪物”。这本演讲集是从译稿中撷出一句名句作为书名：《All we are，and Allwe have》，中文译为《竭尽所能，竭尽所有》，书名相当动听，出版后颇受欢迎，也得到重庆方面的嘉许。
四、威尔基是宋访美的牵线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美国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出书的，尚不多见；有之，就是本文要讲的，大概始于1940年代，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者——温达尔·威尔基了。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系当时美国政坛上的一位怪杰。他生于印第安那州，做过律师，崛起于美国政坛，不循常规，却得到许多美国人的赞赏和支持。1940年他成为那一届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罗斯福争夺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浩大，大到他自信甚至不必再多做什么竞选活动就可以进入白宫的程度了。而在竞选过程中，他极为诚实，极有风度，并不讳言他在某种程度上赞同罗斯福的改革方案和外交政策。这种坦率的竞选风度可以说是非常 罕见的。最后他以五百万票之差败于罗斯福。然而也因此引起罗斯福对他的好感。罗斯福连任成功后，即申言：“我绝不忽视曾有2400多万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并就此委请威尔基作为他私人代表(特使)飞访世界各地。威尔基在回来后立即出版了一本非小说性的畅销书：《OneWorld》(中译《天下一家》)。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以一连四章的大量篇幅，写他在中国的经历。
威尔基这年正好满50岁，未来的政治前途非比寻常。因此，他受到重庆政府最高层次的欢迎。
威尔基一行是经苏联到达中国的，蒋介石派了他的亲信(宣传部副部长又是他的翻译官)董显光会同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将军赶到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迎接，并陪伴威氏到达重庆。威尔基在重庆6天(1942年10月2日～8日)受到蒋介石夫妇特别隆重的热忱接待。
他一到重庆，不住美国大使馆，而住到宋子文在嘉陵江边的豪宅(令美国大使高斯非常不满)。宋宅就是后来的嘉陵宾馆，离孔祥熙的住宅“范庄”不远；而“范庄”又和蒋介石在曾家岩的官邸相连通。因此威尔基处在蒋、孔、宋三面包围之中，天天能和宋家姊妹相聚在一起(有时宋庆龄也常来，她住在不远处：重庆中二路“重庆新邮”)。特别是孔祥熙夫人(大姊)宋霭龄是待客高手；在她周到的安排下，除了正式宴会，一般都是在孔宅用餐。(笔者按，宋子文早在抗战初期就去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蒋夫人宋美龄特具好感，自也顺理成章了。
威尔基和蒋氏夫妇有多次单独谈话。蒋平日说话就不多，又不懂英语，因此夫人就施出了最大的能耐，令威尔基叹服钦佩之至。
在《天下一家》中，他回忆说：“有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到蒋氏夫妇在重庆南岸长江边缘悬岩上的别墅，小董(董显光)也在，我们坐在木屋前的大凉台上，远眺重庆的山麓，俯视长江，见到点点小舟在激流中行进。重庆山城酷热，然而在此则凉风习习，甚是舒爽。当我和委员长对话时，蒋夫人为我们沏茶，并与小董轮流担当我们问的翻译。”(《OneWorld》P130)
威尔基在两次宴会上也见到过周恩来以及国民党的要员：林森(国府主席)、陈立夫、王世杰、吴国桢等等。
威尔基说：“美国人民亟须了解亚洲和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有说服力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该帮助教育美国人。”他认为蒋夫人将是最完美的亲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有效果的影响。他深信：凭蒋夫人的“机智魅力、一颗大度又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和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访客”。
就这样，威尔基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其实，从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就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唯一作战伙伴。那时罗斯福只看到具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巨大潜力，提升中国的地位，可以平衡苏联与日本刚缔结“中立条约”的缺憾。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邀请宋美龄访美必然能造成轰动一时的热潮；更可以为他的中国政策提供民意基础。结合后来的“开罗会议”，邀请蒋介石夫妇出席，更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无不都是罗斯福在对日作战初期的战略步骤。
就在威尔基离开中国的第二个月，宋美龄就应邀去了美国。这一紧密的配合速度，印证了宋的访问，乃是得力于威尔基积极推荐的结果。
五、宋美龄亮相美国引起轰动效应
1942年11月17日，宋美龄乘坐美方派来的专机到达纽约米契尔军事机场。由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前来迎接，驱车直驶“哥大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中心”(Columbia Presbvteriml Hospital Harkness Pavilion)，先住院一个时期治病，藉以观察美国朝野的动静。到了1943年2月，声称病已痊愈，转往白宫作客。到达华府时，罗斯福夫妇亲往车站迎接，待之以国宾之礼。(笔者按：那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宋美龄尚无第一夫人之身份。)只是作为“抗战英雄”蒋介石将军的夫人。至于一般美国人对宋之热情欢迎只是出于好奇和凑热闹心理，他们都是受到媒体的宣传，对中国人坚苦抗战的精神十分佩服，再加上他们当时耳闻目睹的又是一位自幼去美国受教育、能说流畅英语的东方美人，更为倾倒不已。至于工商界领袖则着眼于中国大陆战后的庞大市场诱因而纷纷出迎：至于她演讲的内容为何则并不在意。
她在华府首先出席中国大使馆在双橡园举行的欢迎酒会。由魏道明大使夫妇主持。魏道明为了讨好宋美龄，居然采用欧洲宫廷礼仪的格式，让宋美龄首先高高在上，坐在大厅宝座上，容光焕发地接待列队前来谒见的来宾(以华侨居多)。经介绍后，她只微微一起身，握手说声“谢谢!”就完毕。这在美国，未免太不讲究民主精神了。
1943年2月18日，蒋夫人宋美龄终于在华府参众两院亮相，向两院议员发表演讲。《纽约时报》用头版报道了这项大事，并发表了演讲词全文，看起来很了不起；也有记者指出：“蒋夫人的演讲是那一届国会最精彩的；不过其精彩处并不尽在内容，而在于其娇小妩媚的女人魅力和一口畅快流利的英语。”
宋美龄访美的第三场重头戏是在纽约举行的欢迎大会。地点在西城34街麦迪逊广场。那晚，座无虚席，有两万多听众。大会由著名出版商亨利·鲁斯发起，邀请威尔基和美国东部七个州州长参加。先是由纽约州的杜威(Thomas，Dewey)致欢迎辞，然后由筹委会主席介绍蒋夫人出台。谁知这位老糊涂，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喊出：“我们的贵宾”后，郑重其事地宣布：“and now I precent to you-The First lady ofJapan(日本)讲话!”全场一听大哗。这位老先生只好两手扶着讲台，把头直摇，只恨无地可钻了。其实这类“乌龙”在美国是常见的。
总之，蒋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从作客白宫起以至重游母校卫尔斯里学院等等，一举一动都是当时媒体争相宣传、万人瞩目的事件。这种轰动效应，自然要部分归功于早就到纽约为宋美龄布置工作的董显光。一些美国当时著名的记者、编辑等等都认董为新闻界前辈，人脉众多，都乐意为他的任务捧场，使宋的访美更添不少光彩。这是一个方面。
六、胡适对宋访美的观感
笔者还要谈谈另一面，即已卸任的胡适大使对宋美龄访美的观感又如何呢?
这里且录几则他的有关日记如下：
1943年3月1日
今天蒋夫人到纽约，市长Laquadia(拉瓜第亚)在市政府招待，我去一去。这是我(在美)初次见到这位太太。五年半没有看见她了。
1943年3月2日
下午去Waldorf-Astoria(华尔道夫大酒店)，投一片问候蒋夫人。
见着刘锴与邝兆荣(驻美大使馆公使和参事)晚上到Madison Sq.Garden(麦迪逊广场花园)听蒋夫人演说，到者约两万人。
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是她的演说实在不像话，不知说些什么。 1943年3月4日
今早黄仁霖打电话来，说蒋夫人要见我，约今天下午5点50分见她。我说于总领事茶会五时开始，她何能在5点50分见我?黄说：她要到6点15分才下去(参加)。
我下午去见她，屋里有林语堂和夫人、孔令侃，有郑毓秀(后来)，一会儿她出来了，风头很健，气色也好，坐下来就向孔令侃要纸烟点着吸。在这些人面前，我如何好说话?只好随便谈谈。她说：她的演说是为知识阶级说的，因为知识份子是造舆论的。(指她前几天的演说)
原来“黄忠马失前蹄”的古典是为知识阶级说的。
她一股虚娇之气令我作呕。
从胡适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胡适看不惯宋美龄的“虚娇之气”，看不惯她的“傲慢”，看不惯她的演说无内容。试想，宋美龄又何尝看得惯胡适的“学者大使”的清高和尊严；又何尝看得惯“我的朋友”胡适之道貌岸然、有板有眼的文章?对她来说，她对胡适的声誉和哲理全无一点儿借重之意。最怕的倒是胡适会干预她的言行与作风；也就是说，她不需要胡适这样的大使。只有像魏道明那样既靠着老婆拉关系、又会对“娘娘”献殷勤的人，才配做她所需要的大使。
至于说，胡适对宋美龄的演说认为不像话，显然也是从内容来评价的。但，宋美龄演说的目的是政治性的，是要博取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的。她妩媚的人身、畅快流利的美式英语代表着在战争中挣扎的中国，已足令老美动容了；更何况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老美已恨日本人骨，举国以打败日本帝国为职志，对艰苦卓著多年，已使侵略者陷入泥淖的中国人民能不引起美国广大人民喝彩吗?更无论现在已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了!因而不管宋美龄说些什么，都会打动美国人的心声。笔者老朽了(今已94岁)，认为胡适先生未免也太书卷气了!
这种虚娇之气，广大的美国民众是看不到的。只有接近她的人，至少迟早会感到迷惑。她是代表苦难的中国来求援的；然而她所表现的却是生活豪华似贵族，例如；包下全美著名的华尔道夫大酒店整整12层一层作行宫：设立由她带来的最宠爱的姨甥兄妹孔令侃和女扮男装臭名昭著的“孔二小姐”孔令伟作随从。在豪华的宾馆中公开设立“蒋夫人机要秘书办事处”(Secretariat for Madame Chiang Kai—Shek)发号施令，指挥着大使馆和中国新闻社。
据笔者那时在重庆“国宣处”一位派去的朋友回国后相告：即使平易近人、具有基督徒精神的Hollington(K.Tong)董显光，也常受这两个兄妹的颐指气使地瞎指挥。我的朋友还为他们的主任老董(Hollington)忿忿不平呢!
七、结束语
在本篇结束之际，笔者想总结几句话：
一、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一段外交史。不论是胡适大使还是宋美龄女士，都在他们个人历史上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表演。
二、胡适博士在他的后半生，对蒋介石虽然很热心支持，但并没有完全赞同蒋的政治行为。而蒋氏也只有在紧急关头才求助于他，期望他来缓解一下。例如，到了1948年末，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那时蒋又要求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或外交部长、或行政院长，甚至最后连总统都想让给他来做；但都被胡适坚决拒绝了。理由无他，如他的日记所载：“就是要保持一点自己独来独往、说话的自由。”
胡适是一位实验主义者，经验告诉他：他是救不了蒋政权的；他虽已做了“过河卒子”，只能为蒋尽点补苴罅漏的作用。也就是胡适一再谈到的“尽诤言”罢了，谈不上挽救大局，更不能阻挡历史的发展。
责任编辑：秦明章
本文作者之主要文史著作有：《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1995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周知出版社)。《侍从室回梦录》(198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以后十余年所写的文史资料多篇散见于港、台、大陆报刊杂志(包括《世纪》)不一一列举了。
一、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风光十足
胡适是一位著名学者，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一向在文化界领袖群伦、关心政权：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理性。他一生只做过一次官(大学校长、研究院长应属其本行职务而非官职)，即在抗日战争初期，受蒋介石一再怂恿，担任过一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38年10月～1942年9月)。说起这次下水从政，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挽救民族危亡，共赴国难”。因此摒弃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政策的批评(此前，他曾办过《独立评论》数年)。而蒋介石所以一再邀请他出任外交使节，也是想利用胡适博士在欧美诸国的文化学术声誉，借以一新耳目，改善中美关系。
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又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四年，正是国际局势大变动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却在这个时期连任达三届。胡适曾就美国对远东战争的政策作过如下的分析：
“第一期策略”：我国抗战开始正系美国《新中立法》成为法令的第三个月，其策略在于不承认中日战争，因此不适用中立法，不承认日本有交战国的权利，使美国公民、船只、货物可以往来远东，使美国政府对远东战事有过问之权和应付的自由。
“第二期策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方危急。罗斯福于10月25日武汉失守之夜，给我国以《桐油借款》。1940年12月中旬，罗斯福三任总统当选后，发表两个通牒，其主旨为：每当我国战事吃紧或暴日横行之时，美国辄予我相当的援助，对中国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而其形式都是依据现行法令，不致引起美国国内和评论者之反对。如：道义上的对日本禁售飞机、废止《美日商约》、禁运卖给日本的飞机零件、汽油和废铁等；而对我国则有锡、钨借款等等经济上的支援。
“第三期策略”：罗斯福三任总统胜利当选之后，乃敢明目张胆的援助(欧亚两个地区)的作战国家，即令是向侵略者挑战而在所不惜。
1940年11月，罗斯福连续三次当选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创举。此举说明，在美国处于阴云密布的欧、亚大战的险峻的国际环境下，已经取得全国人民最大信赖和热烈的拥护。因此罗斯福在当选后乃敢不顾孤立派的干扰，在1941年1月6日在对国会的咨文中，毅然提出：以美国全国生产力甘心作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豪语；而且还有：凡美方供应的战争物资不必付现偿还，留待将来战后抵还即可之建议。并在两个月之后(1941年3月11日)正式提出《租借法案》拨款70亿美元，实践这一诺言。这正是日本决心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七个月的形势。
从以上笔者所摘录的一些记载，足见胡适作为外交大使官对国际形势之演变可以说是洞若观火。
此外，足以一提的是：1942年5月4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呼号为X.G.O.A)邀请胡大使从华盛顿向国内人民发表第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的广播演讲。那时中国对日抗战已经历四年多了。美国自珍珠港事变时向日本宣战也已有半年的时间了。胡适在广播中告诉国内同胞，他最近三个月内，旅行美国各地15000哩，亲眼目睹美国全国上下一致从事战时生产工作的努力；亲眼目睹美国全国的和平工业在短时期内改组完成为战时工业：军火、飞机、坦克的生产量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了。就连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发展。美国今年可造船800万吨，明年可造1000万吨。这样的生产力量，又有这样的运输力量相配合，我们同盟国的最后胜利绝对无可置疑了。
他在广播中说：“这20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被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的。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流血所建树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四年多来已取得了全世界敬仰的地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今年4月28日广播中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民族起来抵抗日本的，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负担相当的责任!”(笔者按：在65年后的今天，这个预言证实了。)
胡适大使在作这个广播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因为他出国五年，这是第一次用祖国语言向国内同胞说话，表达他对国事和世局的乐观看法。他以前说的“和比战难，只有苦撑待变”，这句话如今成为事实了。
中国抗战已成为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
二、局势不变，蒋介石作出外交新决策
从另一方面来讲，珍珠港事变爆发，美日正式宣战，蒋介石此刻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他多年来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善败者不亡”、“不降必胜”的理念以及一贯的战略方针，终于见功效。1941年12月8日，他在日记上写道：“抗战战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据：台湾版《“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由此可见他当时志得意满的心情。因此，经过一番深思远虑后，他对政府的外交方针和人事布局要作出重大的变动。
1942年12月23日(珍珠港事变后16日)。重庆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宋子文继郭泰祺为外交部长。宋子文早在华盛顿担任着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经办接受美援物资事宜，他的得力助手副主任施肇基博士也是历任英、美大使的外交界老手。至于原来刚刚由驻英大使出任外交部长的郭泰祺为何到任不到半年(1942年5月～9月)，突然被撤职了呢?这就要讲到当时在陪都重庆曾经喧闹过一阵的重大新闻，不可不追忆一下：
原来郭泰祺此时已年逾花甲，却从伦敦带回一位华裔交际花，似妻非妻、如妾非妾，身份暧昧。为了安顿这位贵妇人，郭泰祺动用外交部公款40万美元，在重庆两路口支路，购得原四川军阀贺国光的一座新建豪宅。地处一座小山坡 上，可以俯瞰嘉陵江、仰望浮图关(注：蒋介石把它改名为“复兴关”，作为开办中央训练团的地址)。此宅高屋凌空、花木满园，十分优雅安静。豪宅的大门前筑有青石铺的宽大台阶、层层而上，越显得它独立幽远、绿墙红瓦的气派。更不必再说其内部装饰的讲究和华丽了。
郭泰祺从伦敦回到重庆后，购下这座位于新区的豪宅，既作为自己办公会客的官邸，又尽了“金屋藏娇”的妙用。这种作风是和抗战时期一切从简的艰苦奋斗精神相悖。一时间舆论哗然。《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亲自执笔发表评论，公开指责其行为不检，滥用公款。经蒋介石嘱侍从室调查属实，立即下令将郭泰祺撤职(1941年12月23日行政院令改为去职)。部务暂由蒋自兼，借机作出外交政策及人事的大调整，一直到翌年初，方才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在华盛顿遥领；后又任命吴国桢为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继续听命于他。
三、国际宣传处的背景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国民政府，大体上是把党权交给两陈(C.C)负责；军权是以黄埔系为主要骨干，至于内政权力，则除地方军阀(如四川、云南、山西、两广……)依旧有部分势力外；中央的政学系(以张群、吴鼎昌为首)形成了一大势力，和孔(祥熙)宋(之文)相互利用，在财政、内政方面平分秋色；唯独外交方面仍承袭北洋政权时代的框架和人事，表面上依旧依赖一些老外交家，如王正廷(奉化籍，最早靠拢蒋)、颜惠庆、施肇基、郭泰祺、顾维钧等支撑局面，而核心则由国民党元老王宠惠和孔、宋掌握实权。这帮人还被视为亲美派的大本营，其总后台则是宋美龄。
抗日战争初期，宋美龄就利用身为军委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地位，利用购买军火——主要是作战飞机的特权，由周至柔和毛邦初轮流担任秘书长公开出面进行。其中，美国退伍空军陈纳德来华组织“飞虎队”志愿军与日本侵华空军作战，老百姓都知道：走的就是“夫人路线”。这才初步揭开其内幕的一角。
而如今笔者要谈的则是另一个秘密，即以原上海英文《大陆报》《ChinaPress》主编董显光为首，插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副部长名义建立的“国际宣传处”。它规模庞大，经费(主要是外汇)充足；不但独立于国民党宣传部之外，两陈(果夫、立夫C.C.)从不过问；而且网罗人才，向英美诸国派遣、设立新闻处，发行不少宣传刊物，几乎代替了外交部新闻司的对外宣传工作。这种两元化的宣传机构，外交部从来不敢置一词。
且说这位董显光副部长原是上海美国教会系统培养出来的一位秀才，籍贯系浙江宁波，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密苏理新闻学院第一期，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新成立的新闻系，即后来发展为著名的“普立滋”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他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态度诚恳，为人低调而勇于任事。1937年“八·一三”沪战发生，始进入政界，担任蒋介石的英语翻译而受知于宋美龄；直到抵重庆后，奉命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网罗了一班人马非比寻常。首先是国际宣传处的主任曾虚白，他是一位文学世家出身的人才，精通法语兼涉英、德语言，翻译过不少西方名著。
国际宣传处在重庆时代，地址就设在中二路巴县中学内。利用原学校的建筑为办公大楼，另在操场一角建成一排阳光充足而又透风的西式平房，内有沐浴、餐饮、台球、桥牌等俱乐部，作为西方各国记者来华采访时的宿舍；还有电报房、打字机房等设备，利用近旁的中央广播电台大厦发送电讯十分方便。
国际宣传处主要的一个工作组叫“撰写科”(WritingSection)，它网罗了当时年轻一代英语写作人才，大多是沪江大学和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一般都是对中英文和西方政治历史造诣颇深的精英。例如：当年最活跃的董显光的得力助手魏京蒙，就是一位语言奇才。他个性倜傥，足智多能，对付一批来华采访、顽皮成性、喜欢闹事的美国记者很有办法。此人后来随国民党去台湾成为蒋经国的密友，热恋台湾一位女记者陈薇，壮年早逝。
除了重庆的国际宣传处，董显光也早已着眼安排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出国宣传。首先聘请的是西南联大英国文学教授叶公超博士。派他先去新加坡，不久就调任为驻英国的特派员。叶公超那时在伦敦写出一篇篇(中)英文通讯，不但连续在海外英文报上发表，连重庆的《大公报》也转载了不少篇章，传诵一时。他是北洋时代名人叶恭绰的侄儿，才华出众，又擅长书画、诗词。国民党政权迁台后，他曾出任过外交部长。后因在美国对蒋介石有不满言论被沈昌焕密电告发，诱他回台湾后即遭软禁，抑郁而终。又如派夏晋麟在美国成立“中国新闻社”——实际是国际宣传处驻在美国的宣传机构。它总管包括芝加哥和旧金山以及后来增设的加拿大、墨西哥、华盛顿等几个分社。由重庆每天用短波无线电大量播发宣传资料给纽约的新闻处，经该处各专家编辑成素材后，再提供给英美各地媒体采用。纽约新闻处在宋美龄的暗中支持下，等到珍珠港事变后，更加扩大，经费也更加充足。社址从洛克菲勒中心五楼的三间小房搬迁到朝东42楼的宽敞办公室，即纽约曼哈顿洛氏广场30号。随着机构的扩充，不免需要更多的人员来工作，因此夏晋麟主任四处延揽人才，一时间来求职的不少。这一切都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发展，也可以说为宋美龄将来的访问作了准备。
笔者还记得，扩大后的中国新闻社，在蒋夫人访美前，曾出版过一册《蒋委员长抗战文集》的英译本，经过精选，译笔优美，多半出于在重庆的一位名士派英国人的手笔。此人名Mac Cauland，出身于剑桥学院的一位性情古怪学者。他一生研究东方哲学，又对庄子哲学入迷，在重庆住在半山上的一个土地庙，穿的是旧式中国长衫，布鞋，一身黑色，留着灰黄色胡须，每餐吃街边食摊，说中国话，取一个中国名字：马彬稣。性情孤傲，落落寡欢，被董显光视为上宾。他的英文造诣高超，所以(蒋介石)《委员长的演讲稿》的译文，多半是经他修饰译成。在重庆新闻圈被视为一个“怪物”。这本演讲集是从译稿中撷出一句名句作为书名：《All we are，and Allwe have》，中文译为《竭尽所能，竭尽所有》，书名相当动听，出版后颇受欢迎，也得到重庆方面的嘉许。
四、威尔基是宋访美的牵线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美国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出书的，尚不多见；有之，就是本文要讲的，大概始于1940年代，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者——温达尔·威尔基了。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系当时美国政坛上的一位怪杰。他生于印第安那州，做过律师，崛起于美国政坛，不循常规，却得到许多美国人的赞赏和支持。1940年他成为那一届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罗斯福争夺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浩大，大到他自信甚至不必再多做什么竞选活动就可以进入白宫的程度了。而在竞选过程中，他极为诚实，极有风度，并不讳言他在某种程度上赞同罗斯福的改革方案和外交政策。这种坦率的竞选风度可以说是非常 罕见的。最后他以五百万票之差败于罗斯福。然而也因此引起罗斯福对他的好感。罗斯福连任成功后，即申言：“我绝不忽视曾有2400多万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并就此委请威尔基作为他私人代表(特使)飞访世界各地。威尔基在回来后立即出版了一本非小说性的畅销书：《OneWorld》(中译《天下一家》)。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以一连四章的大量篇幅，写他在中国的经历。
威尔基这年正好满50岁，未来的政治前途非比寻常。因此，他受到重庆政府最高层次的欢迎。
威尔基一行是经苏联到达中国的，蒋介石派了他的亲信(宣传部副部长又是他的翻译官)董显光会同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将军赶到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迎接，并陪伴威氏到达重庆。威尔基在重庆6天(1942年10月2日～8日)受到蒋介石夫妇特别隆重的热忱接待。
他一到重庆，不住美国大使馆，而住到宋子文在嘉陵江边的豪宅(令美国大使高斯非常不满)。宋宅就是后来的嘉陵宾馆，离孔祥熙的住宅“范庄”不远；而“范庄”又和蒋介石在曾家岩的官邸相连通。因此威尔基处在蒋、孔、宋三面包围之中，天天能和宋家姊妹相聚在一起(有时宋庆龄也常来，她住在不远处：重庆中二路“重庆新邮”)。特别是孔祥熙夫人(大姊)宋霭龄是待客高手；在她周到的安排下，除了正式宴会，一般都是在孔宅用餐。(笔者按，宋子文早在抗战初期就去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蒋夫人宋美龄特具好感，自也顺理成章了。
威尔基和蒋氏夫妇有多次单独谈话。蒋平日说话就不多，又不懂英语，因此夫人就施出了最大的能耐，令威尔基叹服钦佩之至。
在《天下一家》中，他回忆说：“有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到蒋氏夫妇在重庆南岸长江边缘悬岩上的别墅，小董(董显光)也在，我们坐在木屋前的大凉台上，远眺重庆的山麓，俯视长江，见到点点小舟在激流中行进。重庆山城酷热，然而在此则凉风习习，甚是舒爽。当我和委员长对话时，蒋夫人为我们沏茶，并与小董轮流担当我们问的翻译。”(《OneWorld》P130)
威尔基在两次宴会上也见到过周恩来以及国民党的要员：林森(国府主席)、陈立夫、王世杰、吴国桢等等。
威尔基说：“美国人民亟须了解亚洲和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有说服力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该帮助教育美国人。”他认为蒋夫人将是最完美的亲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有效果的影响。他深信：凭蒋夫人的“机智魅力、一颗大度又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和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访客”。
就这样，威尔基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其实，从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就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唯一作战伙伴。那时罗斯福只看到具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巨大潜力，提升中国的地位，可以平衡苏联与日本刚缔结“中立条约”的缺憾。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邀请宋美龄访美必然能造成轰动一时的热潮；更可以为他的中国政策提供民意基础。结合后来的“开罗会议”，邀请蒋介石夫妇出席，更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无不都是罗斯福在对日作战初期的战略步骤。
就在威尔基离开中国的第二个月，宋美龄就应邀去了美国。这一紧密的配合速度，印证了宋的访问，乃是得力于威尔基积极推荐的结果。
五、宋美龄亮相美国引起轰动效应
1942年11月17日，宋美龄乘坐美方派来的专机到达纽约米契尔军事机场。由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前来迎接，驱车直驶“哥大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中心”(Columbia Presbvteriml Hospital Harkness Pavilion)，先住院一个时期治病，藉以观察美国朝野的动静。到了1943年2月，声称病已痊愈，转往白宫作客。到达华府时，罗斯福夫妇亲往车站迎接，待之以国宾之礼。(笔者按：那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宋美龄尚无第一夫人之身份。)只是作为“抗战英雄”蒋介石将军的夫人。至于一般美国人对宋之热情欢迎只是出于好奇和凑热闹心理，他们都是受到媒体的宣传，对中国人坚苦抗战的精神十分佩服，再加上他们当时耳闻目睹的又是一位自幼去美国受教育、能说流畅英语的东方美人，更为倾倒不已。至于工商界领袖则着眼于中国大陆战后的庞大市场诱因而纷纷出迎：至于她演讲的内容为何则并不在意。
她在华府首先出席中国大使馆在双橡园举行的欢迎酒会。由魏道明大使夫妇主持。魏道明为了讨好宋美龄，居然采用欧洲宫廷礼仪的格式，让宋美龄首先高高在上，坐在大厅宝座上，容光焕发地接待列队前来谒见的来宾(以华侨居多)。经介绍后，她只微微一起身，握手说声“谢谢!”就完毕。这在美国，未免太不讲究民主精神了。
1943年2月18日，蒋夫人宋美龄终于在华府参众两院亮相，向两院议员发表演讲。《纽约时报》用头版报道了这项大事，并发表了演讲词全文，看起来很了不起；也有记者指出：“蒋夫人的演讲是那一届国会最精彩的；不过其精彩处并不尽在内容，而在于其娇小妩媚的女人魅力和一口畅快流利的英语。”
宋美龄访美的第三场重头戏是在纽约举行的欢迎大会。地点在西城34街麦迪逊广场。那晚，座无虚席，有两万多听众。大会由著名出版商亨利·鲁斯发起，邀请威尔基和美国东部七个州州长参加。先是由纽约州的杜威(Thomas，Dewey)致欢迎辞，然后由筹委会主席介绍蒋夫人出台。谁知这位老糊涂，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喊出：“我们的贵宾”后，郑重其事地宣布：“and now I precent to you-The First lady ofJapan(日本)讲话!”全场一听大哗。这位老先生只好两手扶着讲台，把头直摇，只恨无地可钻了。其实这类“乌龙”在美国是常见的。
总之，蒋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从作客白宫起以至重游母校卫尔斯里学院等等，一举一动都是当时媒体争相宣传、万人瞩目的事件。这种轰动效应，自然要部分归功于早就到纽约为宋美龄布置工作的董显光。一些美国当时著名的记者、编辑等等都认董为新闻界前辈，人脉众多，都乐意为他的任务捧场，使宋的访美更添不少光彩。这是一个方面。
六、胡适对宋访美的观感
笔者还要谈谈另一面，即已卸任的胡适大使对宋美龄访美的观感又如何呢?
这里且录几则他的有关日记如下：
1943年3月1日
今天蒋夫人到纽约，市长Laquadia(拉瓜第亚)在市政府招待，我去一去。这是我(在美)初次见到这位太太。五年半没有看见她了。
1943年3月2日
下午去Waldorf-Astoria(华尔道夫大酒店)，投一片问候蒋夫人。
见着刘锴与邝兆荣(驻美大使馆公使和参事)晚上到Madison Sq.Garden(麦迪逊广场花园)听蒋夫人演说，到者约两万人。
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是她的演说实在不像话，不知说些什么。 1943年3月4日
今早黄仁霖打电话来，说蒋夫人要见我，约今天下午5点50分见她。我说于总领事茶会五时开始，她何能在5点50分见我?黄说：她要到6点15分才下去(参加)。
我下午去见她，屋里有林语堂和夫人、孔令侃，有郑毓秀(后来)，一会儿她出来了，风头很健，气色也好，坐下来就向孔令侃要纸烟点着吸。在这些人面前，我如何好说话?只好随便谈谈。她说：她的演说是为知识阶级说的，因为知识份子是造舆论的。(指她前几天的演说)
原来“黄忠马失前蹄”的古典是为知识阶级说的。
她一股虚娇之气令我作呕。
从胡适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胡适看不惯宋美龄的“虚娇之气”，看不惯她的“傲慢”，看不惯她的演说无内容。试想，宋美龄又何尝看得惯胡适的“学者大使”的清高和尊严；又何尝看得惯“我的朋友”胡适之道貌岸然、有板有眼的文章?对她来说，她对胡适的声誉和哲理全无一点儿借重之意。最怕的倒是胡适会干预她的言行与作风；也就是说，她不需要胡适这样的大使。只有像魏道明那样既靠着老婆拉关系、又会对“娘娘”献殷勤的人，才配做她所需要的大使。
至于说，胡适对宋美龄的演说认为不像话，显然也是从内容来评价的。但，宋美龄演说的目的是政治性的，是要博取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的。她妩媚的人身、畅快流利的美式英语代表着在战争中挣扎的中国，已足令老美动容了；更何况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老美已恨日本人骨，举国以打败日本帝国为职志，对艰苦卓著多年，已使侵略者陷入泥淖的中国人民能不引起美国广大人民喝彩吗?更无论现在已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了!因而不管宋美龄说些什么，都会打动美国人的心声。笔者老朽了(今已94岁)，认为胡适先生未免也太书卷气了!
这种虚娇之气，广大的美国民众是看不到的。只有接近她的人，至少迟早会感到迷惑。她是代表苦难的中国来求援的；然而她所表现的却是生活豪华似贵族，例如；包下全美著名的华尔道夫大酒店整整12层一层作行宫：设立由她带来的最宠爱的姨甥兄妹孔令侃和女扮男装臭名昭著的“孔二小姐”孔令伟作随从。在豪华的宾馆中公开设立“蒋夫人机要秘书办事处”(Secretariat for Madame Chiang Kai—Shek)发号施令，指挥着大使馆和中国新闻社。
据笔者那时在重庆“国宣处”一位派去的朋友回国后相告：即使平易近人、具有基督徒精神的Hollington(K.Tong)董显光，也常受这两个兄妹的颐指气使地瞎指挥。我的朋友还为他们的主任老董(Hollington)忿忿不平呢!
七、结束语
在本篇结束之际，笔者想总结几句话：
一、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一段外交史。不论是胡适大使还是宋美龄女士，都在他们个人历史上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表演。
二、胡适博士在他的后半生，对蒋介石虽然很热心支持，但并没有完全赞同蒋的政治行为。而蒋氏也只有在紧急关头才求助于他，期望他来缓解一下。例如，到了1948年末，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那时蒋又要求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或外交部长、或行政院长，甚至最后连总统都想让给他来做；但都被胡适坚决拒绝了。理由无他，如他的日记所载：“就是要保持一点自己独来独往、说话的自由。”
胡适是一位实验主义者，经验告诉他：他是救不了蒋政权的；他虽已做了“过河卒子”，只能为蒋尽点补苴罅漏的作用。也就是胡适一再谈到的“尽诤言”罢了，谈不上挽救大局，更不能阻挡历史的发展。
责任编辑：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