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由此可见，儒家不仅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
　　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荣辱，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意思是“耻”这个字对人而言太重要了。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虽有唯心主义的意味，但其中确实包含有深刻的道理。是谓，“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
　　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最有“羞耻”意识的，大概莫過于唐太宗。据《大唐新语》载：唐太宗拟出游南山，因怕他人指责而作罢。事后，唐太宗非常羞愧地向魏征坦言：“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至晚年，“羞耻尤甚”，深感有愧于民，所以临终前告诫太子：“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不致远，行游四方，供顿烦劳。”
　　朱熹说：“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知耻，能保持操守，约束己行；知耻，能反省自身，知错就改。《寄园所寄》中有一则主考官向考生认错的故事，是对“知耻近乎勇”很好的诠释：徐存斋，一介书生，不到30岁就进了翰林院当编修，朝廷派他到浙江主考，该是何等的年少气盛。阅卷中，他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颜若孔之卓”这个典，他眉头一皱，拿起笔来，划了个黑杠，批上两个字：杜撰。凡是有主考的不佳评语，考生要到堂上“领责”。这位士子捧着卷上去，一看年轻的主考大人满面愠色，不知该如何应对。但不得不为自己申辩：“大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存斋却颇有点肯于道歉的气度，敢于认错的作风，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然后，“改置一等”。这位年轻的翰林，可谓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特例。
　　顾炎武也把耻与廉放在一起，人如果要无耻的话将无所不为，如果要不廉的话将无所不取。古代很多廉吏的发端是知耻。白居易在杭州任判史三年时间，不取百姓一钱一物，名声颇好。离任还乡后，发现自己在杭州做了一件错事，即在游天竺山之时带回了两片喜爱的石头。他说：“如果都像我这么做，长此下去，那天竺山不就山将不山了！”为此，他明耻之心油生，深感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低头写下自省诗，反思自我，警示后人。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更是一种自新的力量。正确面对、勇于承认并积极纠改错误，也许会暂时丢一点面子，但赢得的是更加珍贵的公信和人心。晋代的周处，年轻时横行乡里，当地人将其同南山猛虎、江里蛟龙并称为地方“三害”。但周处有知耻之心，知道自己被乡里视为祸患，于是痛改前非，奋发图强，后被乡里举荐为官。因为知耻，使周处认清自我，弃恶从善，最终成为一代名臣。周处的蜕变，让我们看到了知耻的力量。
　　只有知耻，才能分清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美与丑，才能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官知耻要有官德，为商知耻要有商德，为医知耻要有医德，为师知耻要有师德。知耻方为大丈夫，《礼记·中庸》中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只有深怀荣辱之心才更富有激情与干劲，才能在人生旅程中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