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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奚若，多数人会联想起两件事：一件事是，1941年，在国民参议会会议期间，他当面指责蒋介石过于独裁，蒋介石则反驳说张奚若过于“刻薄”，由此就有了再次邀请时张奚若发的八字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另一件事是，整风运动初期（1957年5月13日），张奚若提出了十六字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这两件事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不管哪个党、哪个政府、哪种主义领导，张奚若都是油盐不进的刺儿头和“硬汉”。但很少有人探讨这种民主气质和科学精神的来源，这似乎并非自明之理。
硬汉素描像
张奚若喜欢头戴宽边礼帽，手拄文明杖，架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颇似欧洲的旧派绅士，既讲究又不失平易。
对于这个硬汉形象，徐志摩有一段素描文字。1925年秋，北京三大副刊之一的《晨报》主编徐志摩请好友张奚若提意见，张奚若说改也白搭，不如停办。徐志摩对这个“有名的炮手”诚恳约稿，张奚若却写了一篇《副刊殃》，对思想界的堕落极为反感，借此直抒胸臆。徐志摩在这篇文章后加了一个很长的附注，对张奚若进行了素描：
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
如果对张奚若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有所了解，大约就能知道这个硬汉的“硬”是有原因的。张奚若1889年10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一个中医世家，通过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成年时考入新式学堂——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该校较早聘请了外教和海外归来的留日学生，这些留日学生创办了《夏声》等进步报刊，也带来了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办的《民报》，学生们自然浸润了民主思想，这里还较早教授自然科学、英语和近代社会科学知识。早在1907年，张奚若与学生自治会杨鹤庆等人曾鼓动学潮，赶走了当时学堂中一位教学无能又寻衅殴打工友的日籍英语教师谢华（佐滕晋三），张、杨二人由此遭勒令退学。二人于次年先后入上海理化专修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
在上海学习期间是张奚若实践和磨炼革命意志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1908年，张奚若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陕西籍的于右任、杨西堂等革命志士并多次参与革命行动，辗转于上海和日本等地，先后结识了宋教仁、吴玉章等人。在辛亥革命期间曾被清军羁押入狱两月有余，在湖北襄阳革命军光复南阳后得以出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张奚若深感辛亥革命只是让中国换了个招牌，并未让中国走向现代化。他决意出国攻读土木工程专业，“预备学些实在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由于是自费赴美的留学生，他接受了忘年交杨西堂的资助。杨西堂还把女儿杨景仁许配给他，并随后将订立婚约的女儿送往英国攻读英国文学，二人在英国办理了结婚手续。
由于数学不好、不喜欢画图，1915年秋张奚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18年，当时哥大的比尔德（Charb Beard）和罗宾逊（Jame Robinson）在纽约市中心设立了社会研究所，邀请拉斯基（Harold，J.Laski）以及拉斯基的老师巴克（Earnest Barker）在该机构讲学，张奚若钦佩比自己还小4岁的拉斯基的学问，较早地将拉斯基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回国后，张奚若就嘱托杨景仁联合金岳霖、徐志摩等，在北京办了《政治学报》，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兼发行。《政治学报》是国内研究者很少重视的一份杂志，一共出了3期，作者多为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政治学的中国留学生和部分已经回国的留学生。现存能够看到的仅有2期，出刊时间分别为1919年12月1日和1920年8月1日。张奚若在第1期上发表了《主权论沿革》，对狄格著《公法界之大革命》和拉斯基著《政权性质论》的书评，在第2期上发表了《社约论考》，对巴克著《希腊政治理论》以及一篇题为《国家社会》的书评。在国内呆了一年多时间，张奚若于1921年再度赴英、法、德、意等国游学，专门进行人权和民主思想考察研究，直到1925年初回国，担任北京国际出版交换局局长。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只有两个关键词：革命、民主。
1927年夏，张奚若在蔡元培邀请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教。其实他也对“书生从政”颇有微词，他劝导学生，做改革家为上策，做政治学者是中策，做普通公民是下策，但决不可蝇营狗苟。在主持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期间，他告诫学生“升官发财莫入此门”，坚持“政治学系”不是“政治系”，只教为学为人的方法，不教当官的技巧。正如他的学生端木正回忆，“他并不绝对斥责教授做官，他膺服‘哲人君主’之说”，他“虽不反对学者从政，却非常反对政客教书。”
1952年11月，张奚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随着院校和专业的合并和分拆，诸多一流教授被迫转岗或改变研究方向。1955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小学“减负”和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建议，1957年他又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建设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予以发展，因此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进行。”由于重工业体系建设是新中国的重中之重，他只能顾全大局，压缩教育经费。此后张奚若担任了中國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约请国务院各部委党外正、副部长时亲切地称其为“奚老”，并肯定张奚若在外交学会的工作，“最忙的是张奚老”。周恩来还检讨了自己对张奚若阻止拆牌楼的建议批评过于严厉，同时谈到张奚若能够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对张奚若的十六字批评评价是“好人说错话”），体现了思想进步。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逝世后，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廖承志在悼词中说张奚若“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努力从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活动，不辞劳苦，鞠躬尽瘁，作出了有效的贡献。”浸淫到骨子里的民主气质 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以及“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论战中，张奚若不顾与蒋廷黻和胡适的同窗之情，毅然割袍断义。因为他深知蒋廷黻的“开明专制”意在抬高国家权力，而所谓的“民国”已经异化为“党国”，三民主义已经异化为取消民权的“二民主义”，蒋介石已经异化为“大獨裁者”。所以，他既反对蒋廷黻的“开明专制论”，又反对国家社会党人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同样，在胡适、陈序经与十教授有关“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争论中，他既反对本位文化论者的提法又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提法。他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因为所谓的“本位”就是国家独裁，就是蒋介石独裁。而一味地要求“全盘西化”，则是数典忘祖，要知道“民族的自尊心是不应该打到的，民族的自信心是不应该摇动的。我们今日再不如人，我们还应该使大家明白这不过是一个时代陡变的暂时现象。我们若急起直追，是不难于相当时期后恢复我们旧日的地位的。”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却在政治系乃至整个学校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北方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西南联大的第二任政治学系主任便由张奚若担任。汪子嵩回忆说，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刚结束，运动时期的刊物《罢委会通讯》要停刊，他和昆明学联的几个学生准备出版《学生报》。第一位邀请公开演讲的教授就是张奚若。这位言辞犀利、逻辑严密的政治学家对蒋介石没有一点客气，严厉指责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化、无能、自私的政府”，如果变成一个党政军合一的政府，“那就会更腐化，更无知了”。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时事演讲会上，张奚若更是毫不客气地将国民党政府称为“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公开声称自己是无党无派，早已脱离国民党。他甚至公开提出，请蒋介石“下野”或“滚蛋”。在当时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局面下，敢如此说话的，是真男儿。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回忆，在西南联大时，他经常听到张奚若发牢骚：“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上半年的一次学习会上，对在会上喊出的“毛主席万岁”，张奚若还是率性直言，“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毛泽东对张奚若提出的十六字批评“印象深刻”，但在此后的反右派运动中批评“好大喜功”的张奚若却得以幸免，何以如此？在1958年1月28日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答案，“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1950年3月底4月初，张奚若又联合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老舍、冯友兰、陈序经、竺可桢、梁思成、金岳霖、曾昭抡、周培源等人，共同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呼吁联合国制止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对中国、朝鲜以及东亚地区的侵略罪行。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学者，张奚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预见了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由张奚若领衔签署的这份留美学生的声明，显示了其洞察力和领袖群伦的士林之风。
张奚若有个最根本的看法，类似美国联邦党人在讨论美国建立何种政治制度时的看法：并非人人都是天使。即使按照孙中山的权能分立理论，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但政府官员在理智、经验和具体操作上都有局限，他们的智力也并非完全高于普通人，所以权力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必须受到限制。有鉴于此，张奚若认为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少数人“将一切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完全以巩固政权为目的，是不顾人民死活的，他们的经济是有办法的。他们不但有印刷机，还有黄金和外汇。”1947年7月，张奚若在闻一多遇难一周年之际写下纪念文章，行文虽在歌颂闻一多，但也抒发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谁能像你将‘人民’看作真正的主人翁，社会的主体，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他。”张奚若何尝不是如此，民主、自由是浸淫在他骨髓里的气质。
科学是训练出来的国民素质
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钱端升、张奚若和王赣愚被称为“政治系三杰”。张奚若围绕原著精读、课程体系、专题研究等三个方面有梯度、有层次地开课，尤其重视学生课程论文的材料引用、注释、参考文献，以此作为判分依据。据说，1936年秋，有八位学生选修了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一个零分，三个不及格，唯有张翰书的课程考试，既有问题意识，又符合学术规范，得了满分。可以说西南联大在当时国内学术规范做得不够好的情况下，为后来一批杰出的政治学者可以和国际同行对话做了良好的学术准备。
即便是对自己钦佩的拉斯基，张奚若仍以科学的标准评判拉斯基1936年出版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他认为拉斯基最大的失误就是沿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他将科学和思想作为中西分殊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现在一般人只知注重特殊科学或学术而不知科学化的思想方法和态度更是重要。一种特殊科学只能作它的特殊范围以内的事，但科学化的思想、态度与作事方法却是效力普遍，应用无穷的。”如果普通国民都有这种“科学化的思想、态度和作事方法”，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无思想、无能力导致的混乱，社会上专家固然重要，但能够统揽全局的科学决策者更重要，现代化说到底是思想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就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养成。
责任编辑：鲍家树
硬汉素描像
张奚若喜欢头戴宽边礼帽，手拄文明杖，架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颇似欧洲的旧派绅士，既讲究又不失平易。
对于这个硬汉形象，徐志摩有一段素描文字。1925年秋，北京三大副刊之一的《晨报》主编徐志摩请好友张奚若提意见，张奚若说改也白搭，不如停办。徐志摩对这个“有名的炮手”诚恳约稿，张奚若却写了一篇《副刊殃》，对思想界的堕落极为反感，借此直抒胸臆。徐志摩在这篇文章后加了一个很长的附注，对张奚若进行了素描：
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
如果对张奚若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有所了解，大约就能知道这个硬汉的“硬”是有原因的。张奚若1889年10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一个中医世家，通过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成年时考入新式学堂——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该校较早聘请了外教和海外归来的留日学生，这些留日学生创办了《夏声》等进步报刊，也带来了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办的《民报》，学生们自然浸润了民主思想，这里还较早教授自然科学、英语和近代社会科学知识。早在1907年，张奚若与学生自治会杨鹤庆等人曾鼓动学潮，赶走了当时学堂中一位教学无能又寻衅殴打工友的日籍英语教师谢华（佐滕晋三），张、杨二人由此遭勒令退学。二人于次年先后入上海理化专修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
在上海学习期间是张奚若实践和磨炼革命意志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1908年，张奚若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陕西籍的于右任、杨西堂等革命志士并多次参与革命行动，辗转于上海和日本等地，先后结识了宋教仁、吴玉章等人。在辛亥革命期间曾被清军羁押入狱两月有余，在湖北襄阳革命军光复南阳后得以出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张奚若深感辛亥革命只是让中国换了个招牌，并未让中国走向现代化。他决意出国攻读土木工程专业，“预备学些实在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由于是自费赴美的留学生，他接受了忘年交杨西堂的资助。杨西堂还把女儿杨景仁许配给他，并随后将订立婚约的女儿送往英国攻读英国文学，二人在英国办理了结婚手续。
由于数学不好、不喜欢画图，1915年秋张奚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18年，当时哥大的比尔德（Charb Beard）和罗宾逊（Jame Robinson）在纽约市中心设立了社会研究所，邀请拉斯基（Harold，J.Laski）以及拉斯基的老师巴克（Earnest Barker）在该机构讲学，张奚若钦佩比自己还小4岁的拉斯基的学问，较早地将拉斯基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回国后，张奚若就嘱托杨景仁联合金岳霖、徐志摩等，在北京办了《政治学报》，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兼发行。《政治学报》是国内研究者很少重视的一份杂志，一共出了3期，作者多为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政治学的中国留学生和部分已经回国的留学生。现存能够看到的仅有2期，出刊时间分别为1919年12月1日和1920年8月1日。张奚若在第1期上发表了《主权论沿革》，对狄格著《公法界之大革命》和拉斯基著《政权性质论》的书评，在第2期上发表了《社约论考》，对巴克著《希腊政治理论》以及一篇题为《国家社会》的书评。在国内呆了一年多时间，张奚若于1921年再度赴英、法、德、意等国游学，专门进行人权和民主思想考察研究，直到1925年初回国，担任北京国际出版交换局局长。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只有两个关键词：革命、民主。
1927年夏，张奚若在蔡元培邀请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教。其实他也对“书生从政”颇有微词，他劝导学生，做改革家为上策，做政治学者是中策，做普通公民是下策，但决不可蝇营狗苟。在主持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期间，他告诫学生“升官发财莫入此门”，坚持“政治学系”不是“政治系”，只教为学为人的方法，不教当官的技巧。正如他的学生端木正回忆，“他并不绝对斥责教授做官，他膺服‘哲人君主’之说”，他“虽不反对学者从政，却非常反对政客教书。”
1952年11月，张奚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随着院校和专业的合并和分拆，诸多一流教授被迫转岗或改变研究方向。1955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小学“减负”和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建议，1957年他又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建设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予以发展，因此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进行。”由于重工业体系建设是新中国的重中之重，他只能顾全大局，压缩教育经费。此后张奚若担任了中國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约请国务院各部委党外正、副部长时亲切地称其为“奚老”，并肯定张奚若在外交学会的工作，“最忙的是张奚老”。周恩来还检讨了自己对张奚若阻止拆牌楼的建议批评过于严厉，同时谈到张奚若能够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对张奚若的十六字批评评价是“好人说错话”），体现了思想进步。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逝世后，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廖承志在悼词中说张奚若“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努力从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活动，不辞劳苦，鞠躬尽瘁，作出了有效的贡献。”浸淫到骨子里的民主气质 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以及“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论战中，张奚若不顾与蒋廷黻和胡适的同窗之情，毅然割袍断义。因为他深知蒋廷黻的“开明专制”意在抬高国家权力，而所谓的“民国”已经异化为“党国”，三民主义已经异化为取消民权的“二民主义”，蒋介石已经异化为“大獨裁者”。所以，他既反对蒋廷黻的“开明专制论”，又反对国家社会党人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同样，在胡适、陈序经与十教授有关“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争论中，他既反对本位文化论者的提法又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提法。他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因为所谓的“本位”就是国家独裁，就是蒋介石独裁。而一味地要求“全盘西化”，则是数典忘祖，要知道“民族的自尊心是不应该打到的，民族的自信心是不应该摇动的。我们今日再不如人，我们还应该使大家明白这不过是一个时代陡变的暂时现象。我们若急起直追，是不难于相当时期后恢复我们旧日的地位的。”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却在政治系乃至整个学校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北方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西南联大的第二任政治学系主任便由张奚若担任。汪子嵩回忆说，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刚结束，运动时期的刊物《罢委会通讯》要停刊，他和昆明学联的几个学生准备出版《学生报》。第一位邀请公开演讲的教授就是张奚若。这位言辞犀利、逻辑严密的政治学家对蒋介石没有一点客气，严厉指责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化、无能、自私的政府”，如果变成一个党政军合一的政府，“那就会更腐化，更无知了”。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时事演讲会上，张奚若更是毫不客气地将国民党政府称为“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公开声称自己是无党无派，早已脱离国民党。他甚至公开提出，请蒋介石“下野”或“滚蛋”。在当时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局面下，敢如此说话的，是真男儿。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回忆，在西南联大时，他经常听到张奚若发牢骚：“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上半年的一次学习会上，对在会上喊出的“毛主席万岁”，张奚若还是率性直言，“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毛泽东对张奚若提出的十六字批评“印象深刻”，但在此后的反右派运动中批评“好大喜功”的张奚若却得以幸免，何以如此？在1958年1月28日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答案，“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1950年3月底4月初，张奚若又联合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老舍、冯友兰、陈序经、竺可桢、梁思成、金岳霖、曾昭抡、周培源等人，共同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呼吁联合国制止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对中国、朝鲜以及东亚地区的侵略罪行。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学者，张奚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预见了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由张奚若领衔签署的这份留美学生的声明，显示了其洞察力和领袖群伦的士林之风。
张奚若有个最根本的看法，类似美国联邦党人在讨论美国建立何种政治制度时的看法：并非人人都是天使。即使按照孙中山的权能分立理论，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但政府官员在理智、经验和具体操作上都有局限，他们的智力也并非完全高于普通人，所以权力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必须受到限制。有鉴于此，张奚若认为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少数人“将一切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完全以巩固政权为目的，是不顾人民死活的，他们的经济是有办法的。他们不但有印刷机，还有黄金和外汇。”1947年7月，张奚若在闻一多遇难一周年之际写下纪念文章，行文虽在歌颂闻一多，但也抒发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谁能像你将‘人民’看作真正的主人翁，社会的主体，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他。”张奚若何尝不是如此，民主、自由是浸淫在他骨髓里的气质。
科学是训练出来的国民素质
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钱端升、张奚若和王赣愚被称为“政治系三杰”。张奚若围绕原著精读、课程体系、专题研究等三个方面有梯度、有层次地开课，尤其重视学生课程论文的材料引用、注释、参考文献，以此作为判分依据。据说，1936年秋，有八位学生选修了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一个零分，三个不及格，唯有张翰书的课程考试，既有问题意识，又符合学术规范，得了满分。可以说西南联大在当时国内学术规范做得不够好的情况下，为后来一批杰出的政治学者可以和国际同行对话做了良好的学术准备。
即便是对自己钦佩的拉斯基，张奚若仍以科学的标准评判拉斯基1936年出版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他认为拉斯基最大的失误就是沿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他将科学和思想作为中西分殊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现在一般人只知注重特殊科学或学术而不知科学化的思想方法和态度更是重要。一种特殊科学只能作它的特殊范围以内的事，但科学化的思想、态度与作事方法却是效力普遍，应用无穷的。”如果普通国民都有这种“科学化的思想、态度和作事方法”，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无思想、无能力导致的混乱，社会上专家固然重要，但能够统揽全局的科学决策者更重要，现代化说到底是思想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就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养成。
责任编辑：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