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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面板数据，本研究分析了2011-2015年间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但普惠金融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
【关键词】 普惠金融 企业经营绩效 面板数据
一.引言
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在于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努力使全社会各群体都能够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金融体系的完善，关系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投资行为，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普惠金融最初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来的。由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我国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发展普惠金融的理念，开始注重金融服务的大众化。因此，在近些年来对普惠金融影响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基于目前的文献，本文发现有的文章探讨了普惠金融对乡村扶贫的作用（杜姗姗和高聪， 2020，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葛和平和毛毅翀，2019），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秦海涛， 2019），对资本配置的影响（刘瑞凝等，2019）等。可以发现目前探讨普惠金融影响主要是使用宏观数据来进行分析其宏观经济效应。鲜有研究对普惠金融与企业生产经营、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在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中的作用。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基于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筛选：（1）由于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具有很强的行业特性，因此本文剔除了样本中的金融业企业 （2）剔除了企业财务数据不健全的样本（3）剔除了属于ST，*ST上市公司样本。为消除数据中异常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对企业数据进行了1%水平的缩尾处理。城市普惠金融水平指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在2016年公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年）。该数据在传统金融工具的基础上考虑了互联网在金融服务中的作用，基于蚂蚁金服的海量数据能够得出更为准确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因此本文选用该数据来展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该数据涉及了337个城市在2011-2015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数据可以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普惠金融从2011-2015年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数据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最终有效样本为10297。
2.2 变量选择说明
基于现有文献（柯江林和张必武，2007;李卫宁和张祎宁，2014），本文选择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由于样本中的净资产收益率（ROA）数值太小，本文将该数值乘以1000来进行处理。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和参考现有相关文献，本研究选取一下变量来分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Findex）。普惠金融發展的目标是为社会所有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为企业开展和扩大生产，进行技术创新等企业行为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企业有能力开展更多的经营项目，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预期为正。本文采用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表示城市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另外，本文还考虑了另两个普惠金融的分项指标，即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进一步地探讨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该指标反映了第一大股东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程度。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越大，对企业的经营方向的影响力越大。企业经营权控制的集中可能会有利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增加（顾昕燕，2018）
董事会人数（Board）。董事会成员数量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王莹琦，2019）。董事会成员越多能够避免决策独裁带来的决策偏误，同时董事会成员往往会与其他企业产生关联，促进企业间的经营合作和业务往来，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的财务杠杆状况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和投资行为。有的文献认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会有更低的获利能力 （兰峰和雷鹏， 2008）。但也有的文献发现伴随着负债比例的上升，企业的市场价值也会随之增加 （汪辉， 2003）。
经营成本（Cost）。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越高，这意味着企业经营利润的下降，因而过高的经营成本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降低。。
所得税费用（Tax）。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税收费用越高，这会导致企业的净利润的下降，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
存货周转率（Iturn）。企业存货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Bao and Bao，2004）。而存货周转率越高则说明企业经营能力和存货管理水平越高，推进商品流通加速能够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
每股收益（EPS）。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企业的每股收益指标越高说明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规模会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产生影响 （魏立群和王智慧， 2002），。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表示企业的规模。
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采用当年与企业注册年份之差加一来衡量。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该指标反映了企业经营的发展前景，主营业务增长率越高说明企业预期获利能力的增加。
2.3 模型设定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设定以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是指企业，t是指年份，k是指城市。ROA 是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Findex 是指企业所在城市的普惠金融水平。X是控制变量的向量， 包括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董事会人数，经营成本，存货周转率，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所得税费用以及主营业务增长率，城市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ε是回归方程的残差项。 三.实证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将2011-2015年城市层面的普惠金融数据与企业层面的财务数据相结合，使用计量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相关实证结果呈现于表1。考虑到企业经营行为与其自身特征和时间变化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以下分析。表二的第一列是没有控制城市和行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成正比，这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在第一列的基础上，加入地区和行业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地区和行业的不变特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这表明结果是稳健的。董事会成员数量越多，企业规模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经营获利能力。而企业的财务杠杆率越高和企业经营成本越大则會降低企业经营绩效。在第三列和第四列， 我们分别用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代替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越大和使用深度越大都有利于促进企业获利能力提升。
3.2 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异质性分析
3.2.1 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只体现在东部地区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3.2.2 行业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行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存在显著地差异，我们将样本划分为重工业和其他行业。结果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体现在非重工业企业，而对重工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与城市普惠金融数据结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提高，但这种效应只体现在东部地区和非重工业行业企业。因此，本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大力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完善现有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2）推进中西部地区金融设施的完善，减少企业融资难度，积极推进民间资本流动，发挥金融中介在企业生产活动中的中介作用。
（3）建立健全相关经济金融制度，确保金融资源获得的平等性。
【参考文献】
[1] 杜姗姗，高聪.湖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02）：54-55.
[2] 葛和平，毛毅翀.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6）：85-92.
[3] 秦海涛.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测及其经济效应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华北金融，2019（11）：62-69.
[4] 刘瑞凝，张倩倩，邹金晖.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J].当代经济，2019（12）：52-56.
[5] 柯江林， 张必武， 孙健敏.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高管团队重组与企业绩效改进[J].南开管理评论， 2007， 10 （5） ：104-112.
作者简介：刘鑫垚（1993.8-今），男，汉族，贵州安顺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究班学员，研究方向：大数据金融
【关键词】 普惠金融 企业经营绩效 面板数据
一.引言
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在于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努力使全社会各群体都能够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金融体系的完善，关系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投资行为，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普惠金融最初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来的。由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我国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发展普惠金融的理念，开始注重金融服务的大众化。因此，在近些年来对普惠金融影响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基于目前的文献，本文发现有的文章探讨了普惠金融对乡村扶贫的作用（杜姗姗和高聪， 2020，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葛和平和毛毅翀，2019），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秦海涛， 2019），对资本配置的影响（刘瑞凝等，2019）等。可以发现目前探讨普惠金融影响主要是使用宏观数据来进行分析其宏观经济效应。鲜有研究对普惠金融与企业生产经营、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在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中的作用。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基于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筛选：（1）由于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具有很强的行业特性，因此本文剔除了样本中的金融业企业 （2）剔除了企业财务数据不健全的样本（3）剔除了属于ST，*ST上市公司样本。为消除数据中异常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对企业数据进行了1%水平的缩尾处理。城市普惠金融水平指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在2016年公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年）。该数据在传统金融工具的基础上考虑了互联网在金融服务中的作用，基于蚂蚁金服的海量数据能够得出更为准确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因此本文选用该数据来展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该数据涉及了337个城市在2011-2015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数据可以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普惠金融从2011-2015年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数据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最终有效样本为10297。
2.2 变量选择说明
基于现有文献（柯江林和张必武，2007;李卫宁和张祎宁，2014），本文选择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由于样本中的净资产收益率（ROA）数值太小，本文将该数值乘以1000来进行处理。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和参考现有相关文献，本研究选取一下变量来分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Findex）。普惠金融發展的目标是为社会所有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为企业开展和扩大生产，进行技术创新等企业行为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企业有能力开展更多的经营项目，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预期为正。本文采用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表示城市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另外，本文还考虑了另两个普惠金融的分项指标，即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进一步地探讨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该指标反映了第一大股东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程度。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越大，对企业的经营方向的影响力越大。企业经营权控制的集中可能会有利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增加（顾昕燕，2018）
董事会人数（Board）。董事会成员数量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王莹琦，2019）。董事会成员越多能够避免决策独裁带来的决策偏误，同时董事会成员往往会与其他企业产生关联，促进企业间的经营合作和业务往来，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的财务杠杆状况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和投资行为。有的文献认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会有更低的获利能力 （兰峰和雷鹏， 2008）。但也有的文献发现伴随着负债比例的上升，企业的市场价值也会随之增加 （汪辉， 2003）。
经营成本（Cost）。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越高，这意味着企业经营利润的下降，因而过高的经营成本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降低。。
所得税费用（Tax）。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税收费用越高，这会导致企业的净利润的下降，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
存货周转率（Iturn）。企业存货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Bao and Bao，2004）。而存货周转率越高则说明企业经营能力和存货管理水平越高，推进商品流通加速能够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
每股收益（EPS）。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企业的每股收益指标越高说明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规模会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产生影响 （魏立群和王智慧， 2002），。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表示企业的规模。
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采用当年与企业注册年份之差加一来衡量。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该指标反映了企业经营的发展前景，主营业务增长率越高说明企业预期获利能力的增加。
2.3 模型设定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设定以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是指企业，t是指年份，k是指城市。ROA 是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Findex 是指企业所在城市的普惠金融水平。X是控制变量的向量， 包括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董事会人数，经营成本，存货周转率，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所得税费用以及主营业务增长率，城市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ε是回归方程的残差项。 三.实证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将2011-2015年城市层面的普惠金融数据与企业层面的财务数据相结合，使用计量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相关实证结果呈现于表1。考虑到企业经营行为与其自身特征和时间变化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以下分析。表二的第一列是没有控制城市和行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成正比，这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在第一列的基础上，加入地区和行业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地区和行业的不变特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这表明结果是稳健的。董事会成员数量越多，企业规模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经营获利能力。而企业的财务杠杆率越高和企业经营成本越大则會降低企业经营绩效。在第三列和第四列， 我们分别用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代替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越大和使用深度越大都有利于促进企业获利能力提升。
3.2 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异质性分析
3.2.1 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只体现在东部地区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3.2.2 行业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行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存在显著地差异，我们将样本划分为重工业和其他行业。结果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体现在非重工业企业，而对重工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与城市普惠金融数据结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提高，但这种效应只体现在东部地区和非重工业行业企业。因此，本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大力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完善现有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2）推进中西部地区金融设施的完善，减少企业融资难度，积极推进民间资本流动，发挥金融中介在企业生产活动中的中介作用。
（3）建立健全相关经济金融制度，确保金融资源获得的平等性。
【参考文献】
[1] 杜姗姗，高聪.湖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02）：54-55.
[2] 葛和平，毛毅翀.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6）：85-92.
[3] 秦海涛.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测及其经济效应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华北金融，2019（11）：62-69.
[4] 刘瑞凝，张倩倩，邹金晖.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J].当代经济，2019（12）：52-56.
[5] 柯江林， 张必武， 孙健敏.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高管团队重组与企业绩效改进[J].南开管理评论， 2007， 10 （5） ：104-112.
作者简介：刘鑫垚（1993.8-今），男，汉族，贵州安顺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究班学员，研究方向：大数据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