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二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获得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此后，中国问题在莫斯科外交决策议程中的紧要性大幅度下降。直至1947年底1948年初，随着中国东北局势日益明朗，莫斯科重新关注中国问题。
　　斯大林直接掌管对华政策
　　1948年初，中共完全控制东北的前景日益显现，但斯大林对中共传递出的密切双方关系的信号仍没有明确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是斯大林通过“大国协调”的传统外交与美国达成的均势体系，苏联既是构建者之一，也是最大受益者；中共在这一体系内并没有任何地位，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是以推翻该体系的基本支柱——“蒋之下的和平”为根本目的。除非苏联利益受到威胁，当时，斯大林没有关注中国问题的必要，更不会支持中共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而美苏日益紧张的对峙态势及1947年冷战在欧洲的爆发，亦使斯大林无暇东顾。
　　1948年4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发回报告，称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内尚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根据这一时期收到的诸多报告，斯大林不难判断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仍未奠定根本动摇“蒋之下的和平”的基础。直到是年11月，中共完全控制了东北，并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才引起斯大林的关注。此时，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互动程度越来越深。12月15日，联共（布）中央专门审议了中共问题。次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林彪、高岗在九十月间分别提出的援助请求作出决议。根据决议内容可见，东北局对苏沟通机制及莫斯科对东北局请求的处理机制非常混乱，亟须最高层统一处理。
　　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开始直接掌握对华政策。1949年1月5日，科瓦廖夫将东北局的请求直接呈报给了斯大林。
　　调停风波中毛泽东态度强硬
　　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斯大林处理对华事务的态度非常谨慎，主要原因：一是柏林危机的影响。柏林危机在1948年底1949年初达到顶峰，不断联合的西方彻底突破了苏联的封锁，使斯大林认清了苏联与西方的实力差距，不会贸然在远东挑起同美国的对抗。二是维护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考虑。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对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所维系的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与利益造成革命性冲击。在重新关注中国问题之初，斯大林无疑更关注自身在远东那些得到体系确认的既得利益，而不会贸然支持自己尚不信任的共产党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干预的风险虽然不断降低，但政治干预的风险日益增长。1948年11月底，中共公开宣称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国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为排除美国政治干涉的可能，莫斯科一面断然否定那些关于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的指责，否认与中共有过任何关系；另一面否认涉及苏联的任何调停声音。然而，为了控制中国革命进程，斯大林在接到國民政府邀请后，却立即表达了要单独调停的意向。他致电毛泽东，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苏联希望参加调停，但在“同意调停之前”希望了解中共“是否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二是苏联不希望美国参加调停。
　　考虑到中共中央此前一再表达出的反对调停的立场，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补发了一封续电，称国民政府不会在没有任何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参与下同意和谈。或许为显示诚意，斯大林还将国民政府嘱咐“不宜公开”的调停文件发给了毛泽东。
　　1月12日，毛泽东针对此封电报作出回复。他在复电开首即代斯大林草拟了苏联对国民政府照会的文本：“苏联政府应这样答复……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与中国内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战争形势已经明朗，不再需要“迂回的政治手段了”，但若按照斯大林的提议答复国民政府，就会给美英法造成“应当参与调停”的印象。
　　毛泽东于1月14、15日接连发出两份指示，强调“战争必须打到底”。他还在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加上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月26日，林彪在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宣称，中共所要的“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
　　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1月15日，美英法先于苏联表明了拒绝参与调停的立场。他由此断定，这些国家事先获悉了苏联与中共都不愿调停的意向，并由此怀疑中共高层中出现了间谍。毛泽东没有断然否认这一质疑，结合他曾于1月7日告诉联共（布）中央驻延安联络员捷列宾“甚至美国人也试图跟我们建立联系”与1月14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几天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态度”的表述，不排除是毛泽东有意透露了关于苏联与中共拒绝调停的信息。
　　1949年初的调停风波“标志着苏联不再将国民政府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对手”。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即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前夜，任何外部大国，包括美国和苏联，已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了。这也促使斯大林不得不开始将中共作为独立与相对平等的政治力量。这是20年代以来斯大林首次如此对待一个外国共产党。
　　斯大林将目光由蒋介石转向毛泽东
　　调停风波同时意味着斯大林控制中国革命进程没有成功，促使他从地区秩序层面重新审视苏联在远东利益的得失。1949年1月底，他派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秘密访华。在双方首次会谈中，米高扬即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这一经验对亚洲革命具有的普遍意义。这是莫斯科首次明确表达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同。米高扬还建议组建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称联共（布）将与中共直接联系。这一方面意味着斯大林将中共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斯大林开始设计一种新的远东地区模式。
　　访华期间，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就他们当时认为重要的几乎所有历史、内政、外交问题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米高扬在谈话中不仅扮演了斯大林的“耳朵”，更充当了斯大林的“嘴巴”。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不仅自己反复斟酌那些可能将谈到的问题，还就这些问题反复征求斯大林的看法。访华期间，他同斯大林保持了密切的电报联系。因此，可将米高扬此次秘密访华视为苏联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次直接对话。
　　米高扬秘密访华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联方面体现为，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与中国革命的了解与信任；在中共方面体现为，毛泽东基本确认了同苏联结盟的方针，中共“一边倒”方针由此得以最终确立。米高扬明确承认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决定废除。毛泽东则表达了同苏联签署“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的愿望。米高扬还就与中共建国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建议，承诺将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援助新政权。以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苏联开启了同中共的结盟进程。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