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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视娱乐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文化变动。《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等娱乐节目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向社会传播了娱乐观念。而开启电视娱乐新时代的《快乐大本营》则把娱乐与游戏的狂欢性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塑造了一种纯粹的娱乐意识。
[关键词] 电视娱乐 集体欣赏 全民狂欢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电视媒介的功能无非就是寓教于乐、传播文明，宣扬主流意识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进入90年代市场文化的威力逐步显现，中心话语在娱乐的“内爆”中逐渐扁平化。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各家电视台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夺“收视率”，电视娱乐的功能被无限度的开发与放大。电视娱乐节目纷纷登场，央视相继推出了《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等寓教于乐的电视文艺节目，让观众在知识的传播中体验快乐与愉悦；湖南卫视于1997年强档推出的《快乐大本营》，开启了娱乐节目狂欢化的先河。
一、集体欣赏：寓教于乐的电视镜像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文化开始全面转型，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已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电视娱乐节目只有走“分化”的道路才能更好的适合社会的发展。多极化、多元化与多层化的电视综艺节目粉墨登场，建构了“融歌舞、曲艺、小品、杂技和魔术等多种舞台表演类文艺节目为一体的电视娱乐节目形态。”①
中央电视台1990年推出了《综艺大观》，是当时央视唯一的综艺性栏目，在海外及华人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综艺大观》每两周一期，每期50分钟。《综艺大观》类似微型春节联欢晚会，以短小精悍的节目、轻快的编排风格、精巧的表现手法，特别是现场直播的方式吸引观众的参与，由相对稳定的节目主持人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受到大家的喜爱。”②“《综艺大观》开播之时，以活泼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明星频频亮相的娱乐模式开创了娱乐节目的一种新形态，由此引发了中国屏幕上第一次娱乐热潮。”③《综艺大观》作为早期的电视文艺节目，以营造快乐的氛围为“情节点”，弘扬时代主旋律，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文艺之路。
《综艺大观》增设了热线电话、综艺寻呼等板块，以此体现节目的参与感，使节目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无论形式怎么变化，其精英叙述的方式依旧起支配作用。“《综艺大观》这类节目可以说是娱乐性和趣味性较强的栏目化的小型综艺晚会，目的是寓教于乐的‘育人’而非以‘娱乐文本’；仍然是由电视台与主办单位投资，而非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观众参与的成分很少，现场观众的存在价值基本上是鼓掌喝彩，唱主角的依然是表演者与主持人。”④
《综艺大观》等栏目在传播快乐精神的同时，其“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化感”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化感文化是一种坚持反映论和一元真理论的政府文化，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⑤《综艺大观》的内容以主流文化艺术为流行特征，歌舞、小品、相声等为主导，其内容暗含国家意志，让观众在欣赏节目内容的同时，接受规范的秩序。斯图尔特·霍尔认为，“媒体中的意识形态信息普遍通过制造虚假的现实景象来发挥作用。”⑥当观众沉浸在电视营造的氛围中时，那些看似逼真的画面与故事其实都是电视媒体制作的一种幻象。电视“缤纷的色彩和‘仿真’的影像像隐形之手控制着我们，使每一个人不得不钟情于它，人们深陷于电视的围困和纠缠之中。”⑦
以《综艺大观》为代表的娱乐节目在文以载道的使命中塑造了休闲文化。“就是人类在休闲活动中与自然界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并生成意义的过程与结果。”⑧休闲文化是社会开始全面转型的特有的一种文化想象，勾勒了电视观众“简单娱乐”的心理认知，加速了“健康快乐”指向的路径转变。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推出的电视娱乐节目注重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符合其身份与地位，体现休闲的品质、休闲文化的价值趋向。“休闲文化所倡导的积极的、健康的、有节奏的、有趣味的、有意义的、有品质的、有发展的、有创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理念，应该是通过我们最有效的途径去传播。”⑨可以说，电视通过传播寓教于乐的娱乐节目塑造了休闲文化，而休闲文化又需要通过电视这一媒介进行健康传播。
《综艺大观》作为微型的春节联欢晚会，轻快、愉悦的风格塑造了电视荧屏的靓丽景象，逼真的舞蹈、嘹亮的歌声、仿真的小品、梦幻的魔术以及绚丽的舞台堆叠为电视娱乐文化的影像文本。亦真亦幻的电视镜像表征着现实情态与时代心迹的种种意义。电视娱乐节目以文化镜像的映射视角阐释了形象连接与意义代码并指涉于现实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的电视娱乐节目在满足观众娱乐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电视的教化功能。格伯纳认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大众媒介的某些偏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和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培养’的过程。”⑩无疑，以《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电视娱乐节目以教化为主要传播手段，建构了电视娱乐节目主流、大气的“端庄”形象，置换了电视娱乐文化宏大的理论范式，体现了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在承接与维续中发生转向的功能。
二、全民狂欢：游戏人生的心理态势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单纯的“视觉体验”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一系列的感官系统被激活，全面参与成为了当代娱乐文化的真实写照。开创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之先河的《快乐大本营》在经历了15年的发展之后，并没有在电视娱乐节目同质化中走向死亡，依然屹立于电视娱乐文化格局的顶层。《快乐大本营》体现出的“游戏性”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激活官能细胞，释放青春与激情，引起全民狂欢。电视节目在表现游戏的过程中仅仅围绕“制造快乐”与“互动参与”增加节目的娱乐氛围，捕捉受众的眼球，成为拉动“眼球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
希勒认为：“游戏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感性的欲望、功利的需要和抽象的形式冲动这两重限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感性与理性相协调的自由。”[11]威廉·斯蒂芬森认为媒介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玩物。因为传播的目的就是使人能够得到快乐，即“传播—快乐（communication—pleasure）”[12]斯蒂芬森的“游戏说”在向人们揭示媒介本身所寄予的游戏性的同时，映射和烛照了当代传媒文化“游戏性”表征。《快乐大本营》通过明星参与节目组拟定的“规则游戏”娱乐大众，给观众带来了几许幽默，几许欢笑。 “快乐家族”能够让明星在短时间内忘记自己大牌的身份，迅速进入“广场式狂欢”的游戏状态。“在狂欢仪式上，等级制完全被打破，插科打诨的语言，俯就的态度和粗鄙的风尚主导了所有诙谐的游戏。”[13]葛优、陈红、范冰冰、黄海波、文章等一线明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进行各种本能的表演，尽显狂欢力量。“狂欢作为节日的价值正在于彻底打破日常时间——空间的约束，假想性地毁坏一切并更新一切，暂时摆脱了秩序体系和律令话语的钳制，在假定场景中消弭了贵贱上下的森然界限。”[14]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时代，狂欢文化已经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巫术、宗教仪式的狂欢力量。生命在“快乐原则”的尽兴释放中体验人文情怀，弥合了现代人价值虚无，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感性与理智相互交融的生命本真渐入狂欢文化场域之中，游戏人生成为了人类生存的心理态势。
康德曾言“艺术的精髓在于自由，而自由是游戏的灵魂”，电视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态，追求自由无疑是其本真状态的理性旨归。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论”出发，我们将会看到人们在观看电视时使自己的本真欲望得以满足的过程，就是人追求快乐的过程。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快乐奇观”节目，通过趣味娱乐，凭借其大胆的想象和炫目的场景，展开了一场游戏性的文化对抗与竞争，突显“快乐”的情感诉求，以达到整合娱乐营销的作用。
克拉考尔指出：“银幕或屏幕形象打动我们的魅力所在，恰是那形象满足了我们内心中普遍的愿望和情感。”[15]观众的娱乐得以满足，“快乐奇观”的存在价值得以实现。杨幂的粉丝“蜜蜂”、李宇春的粉丝“玉米”等不同粉丝群体在观看《快乐大本营》之后通过了解自己偶像的真实状态满足窥探的欲望。《快乐大本营》以“游戏化”来武装自己，本身就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手段以隐形的方式而存在。我们知道，营销的真正目的是能够使企业获取利益，电视媒体不仅仅要赢得更好的社会口碑，而且盈利也是其生存的重要法宝。《快乐大本营》的游戏性表述无疑作为一种营销策略而存在，一是满足观众的需求，为节目赢得更高的收视率；二来为湖南卫视赢得巨额的广告资助，推动湖南卫视的稳健发展。
从央视的《综艺大观》到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的发展来看，电视娱乐节目其意义转换的过程中，都凸显其娱乐的符号指向，掀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收视热潮，折射出从全民观看到全民狂欢的文化迭变。“视觉消费”、“听觉消费”占据了“寓教于乐”与“游戏人生”的景观描写，奇观社会变得更有魅力。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究” （项目编号：10YJA860007）
参考文献
① ②孙宝国：《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新华出版社，2007，P107、P109
③ 罗娟：《表演类综艺节目发展特点探析》，《电视研究》，2006（4）
④ 孙宝国：《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新华出版社，2007，P109
⑤ 陈文敏、欧阳宏生：《国内电视偶像建构30年》，《现代传播》，2011（5）
⑥[英]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08，P236
⑦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P193
⑧ ⑨俞虹：《电视受众社会阶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P178
⑩郭庆光：《传媒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226
[11]高小康：《狂欢世纪——娱乐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P50
[12]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P185
[13][14]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P174
[15][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世界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P127
作者简介
赵红勋，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电视娱乐 集体欣赏 全民狂欢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电视媒介的功能无非就是寓教于乐、传播文明，宣扬主流意识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进入90年代市场文化的威力逐步显现，中心话语在娱乐的“内爆”中逐渐扁平化。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各家电视台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夺“收视率”，电视娱乐的功能被无限度的开发与放大。电视娱乐节目纷纷登场，央视相继推出了《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等寓教于乐的电视文艺节目，让观众在知识的传播中体验快乐与愉悦；湖南卫视于1997年强档推出的《快乐大本营》，开启了娱乐节目狂欢化的先河。
一、集体欣赏：寓教于乐的电视镜像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文化开始全面转型，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已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电视娱乐节目只有走“分化”的道路才能更好的适合社会的发展。多极化、多元化与多层化的电视综艺节目粉墨登场，建构了“融歌舞、曲艺、小品、杂技和魔术等多种舞台表演类文艺节目为一体的电视娱乐节目形态。”①
中央电视台1990年推出了《综艺大观》，是当时央视唯一的综艺性栏目，在海外及华人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综艺大观》每两周一期，每期50分钟。《综艺大观》类似微型春节联欢晚会，以短小精悍的节目、轻快的编排风格、精巧的表现手法，特别是现场直播的方式吸引观众的参与，由相对稳定的节目主持人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受到大家的喜爱。”②“《综艺大观》开播之时，以活泼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明星频频亮相的娱乐模式开创了娱乐节目的一种新形态，由此引发了中国屏幕上第一次娱乐热潮。”③《综艺大观》作为早期的电视文艺节目，以营造快乐的氛围为“情节点”，弘扬时代主旋律，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文艺之路。
《综艺大观》增设了热线电话、综艺寻呼等板块，以此体现节目的参与感，使节目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无论形式怎么变化，其精英叙述的方式依旧起支配作用。“《综艺大观》这类节目可以说是娱乐性和趣味性较强的栏目化的小型综艺晚会，目的是寓教于乐的‘育人’而非以‘娱乐文本’；仍然是由电视台与主办单位投资，而非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观众参与的成分很少，现场观众的存在价值基本上是鼓掌喝彩，唱主角的依然是表演者与主持人。”④
《综艺大观》等栏目在传播快乐精神的同时，其“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化感”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化感文化是一种坚持反映论和一元真理论的政府文化，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⑤《综艺大观》的内容以主流文化艺术为流行特征，歌舞、小品、相声等为主导，其内容暗含国家意志，让观众在欣赏节目内容的同时，接受规范的秩序。斯图尔特·霍尔认为，“媒体中的意识形态信息普遍通过制造虚假的现实景象来发挥作用。”⑥当观众沉浸在电视营造的氛围中时，那些看似逼真的画面与故事其实都是电视媒体制作的一种幻象。电视“缤纷的色彩和‘仿真’的影像像隐形之手控制着我们，使每一个人不得不钟情于它，人们深陷于电视的围困和纠缠之中。”⑦
以《综艺大观》为代表的娱乐节目在文以载道的使命中塑造了休闲文化。“就是人类在休闲活动中与自然界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并生成意义的过程与结果。”⑧休闲文化是社会开始全面转型的特有的一种文化想象，勾勒了电视观众“简单娱乐”的心理认知，加速了“健康快乐”指向的路径转变。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推出的电视娱乐节目注重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符合其身份与地位，体现休闲的品质、休闲文化的价值趋向。“休闲文化所倡导的积极的、健康的、有节奏的、有趣味的、有意义的、有品质的、有发展的、有创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理念，应该是通过我们最有效的途径去传播。”⑨可以说，电视通过传播寓教于乐的娱乐节目塑造了休闲文化，而休闲文化又需要通过电视这一媒介进行健康传播。
《综艺大观》作为微型的春节联欢晚会，轻快、愉悦的风格塑造了电视荧屏的靓丽景象，逼真的舞蹈、嘹亮的歌声、仿真的小品、梦幻的魔术以及绚丽的舞台堆叠为电视娱乐文化的影像文本。亦真亦幻的电视镜像表征着现实情态与时代心迹的种种意义。电视娱乐节目以文化镜像的映射视角阐释了形象连接与意义代码并指涉于现实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的电视娱乐节目在满足观众娱乐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电视的教化功能。格伯纳认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大众媒介的某些偏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和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培养’的过程。”⑩无疑，以《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电视娱乐节目以教化为主要传播手段，建构了电视娱乐节目主流、大气的“端庄”形象，置换了电视娱乐文化宏大的理论范式，体现了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在承接与维续中发生转向的功能。
二、全民狂欢：游戏人生的心理态势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单纯的“视觉体验”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一系列的感官系统被激活，全面参与成为了当代娱乐文化的真实写照。开创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之先河的《快乐大本营》在经历了15年的发展之后，并没有在电视娱乐节目同质化中走向死亡，依然屹立于电视娱乐文化格局的顶层。《快乐大本营》体现出的“游戏性”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激活官能细胞，释放青春与激情，引起全民狂欢。电视节目在表现游戏的过程中仅仅围绕“制造快乐”与“互动参与”增加节目的娱乐氛围，捕捉受众的眼球，成为拉动“眼球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
希勒认为：“游戏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感性的欲望、功利的需要和抽象的形式冲动这两重限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感性与理性相协调的自由。”[11]威廉·斯蒂芬森认为媒介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玩物。因为传播的目的就是使人能够得到快乐，即“传播—快乐（communication—pleasure）”[12]斯蒂芬森的“游戏说”在向人们揭示媒介本身所寄予的游戏性的同时，映射和烛照了当代传媒文化“游戏性”表征。《快乐大本营》通过明星参与节目组拟定的“规则游戏”娱乐大众，给观众带来了几许幽默，几许欢笑。 “快乐家族”能够让明星在短时间内忘记自己大牌的身份，迅速进入“广场式狂欢”的游戏状态。“在狂欢仪式上，等级制完全被打破，插科打诨的语言，俯就的态度和粗鄙的风尚主导了所有诙谐的游戏。”[13]葛优、陈红、范冰冰、黄海波、文章等一线明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进行各种本能的表演，尽显狂欢力量。“狂欢作为节日的价值正在于彻底打破日常时间——空间的约束，假想性地毁坏一切并更新一切，暂时摆脱了秩序体系和律令话语的钳制，在假定场景中消弭了贵贱上下的森然界限。”[14]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时代，狂欢文化已经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巫术、宗教仪式的狂欢力量。生命在“快乐原则”的尽兴释放中体验人文情怀，弥合了现代人价值虚无，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感性与理智相互交融的生命本真渐入狂欢文化场域之中，游戏人生成为了人类生存的心理态势。
康德曾言“艺术的精髓在于自由，而自由是游戏的灵魂”，电视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态，追求自由无疑是其本真状态的理性旨归。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论”出发，我们将会看到人们在观看电视时使自己的本真欲望得以满足的过程，就是人追求快乐的过程。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快乐奇观”节目，通过趣味娱乐，凭借其大胆的想象和炫目的场景，展开了一场游戏性的文化对抗与竞争，突显“快乐”的情感诉求，以达到整合娱乐营销的作用。
克拉考尔指出：“银幕或屏幕形象打动我们的魅力所在，恰是那形象满足了我们内心中普遍的愿望和情感。”[15]观众的娱乐得以满足，“快乐奇观”的存在价值得以实现。杨幂的粉丝“蜜蜂”、李宇春的粉丝“玉米”等不同粉丝群体在观看《快乐大本营》之后通过了解自己偶像的真实状态满足窥探的欲望。《快乐大本营》以“游戏化”来武装自己，本身就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手段以隐形的方式而存在。我们知道，营销的真正目的是能够使企业获取利益，电视媒体不仅仅要赢得更好的社会口碑，而且盈利也是其生存的重要法宝。《快乐大本营》的游戏性表述无疑作为一种营销策略而存在，一是满足观众的需求，为节目赢得更高的收视率；二来为湖南卫视赢得巨额的广告资助，推动湖南卫视的稳健发展。
从央视的《综艺大观》到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的发展来看，电视娱乐节目其意义转换的过程中，都凸显其娱乐的符号指向，掀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收视热潮，折射出从全民观看到全民狂欢的文化迭变。“视觉消费”、“听觉消费”占据了“寓教于乐”与“游戏人生”的景观描写，奇观社会变得更有魅力。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究” （项目编号：10YJA860007）
参考文献
① ②孙宝国：《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新华出版社，2007，P107、P109
③ 罗娟：《表演类综艺节目发展特点探析》，《电视研究》，2006（4）
④ 孙宝国：《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新华出版社，2007，P109
⑤ 陈文敏、欧阳宏生：《国内电视偶像建构30年》，《现代传播》，2011（5）
⑥[英]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08，P236
⑦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P193
⑧ ⑨俞虹：《电视受众社会阶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P178
⑩郭庆光：《传媒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226
[11]高小康：《狂欢世纪——娱乐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P50
[12]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P185
[13][14]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P174
[15][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世界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P127
作者简介
赵红勋，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