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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三百年间，世界经济增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惊叹的：“资本主义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要多、都要大，机器的发明、电的使用，仿佛从地下呼唤出巨大的财富。”
在马克思之后的这两百年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前一百年更是不知要大多少倍，其速度呈几何级数递增。今天，人们担心的已经不是如何实现经济的增长，而是困惑于增长带来的问题。人口的剧增、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恶化，使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
环境质量已成稀缺资源
传统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五个主要因素，就是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这五种增长因素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增长都是指数增长。这就是说它们按照一定的百分比增长着。人口增长率首先决定于出生率和两代人之间的“时延”。据经济学家测算，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14年后生产上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运输量也要增加一倍。这是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具体到各个国家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各国按各自现有的人口和工业增长率发展下去，西方国家将和第三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果产生 “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局面。
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粮食需要的增长，经济增长引起不能再生自然资源耗竭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都属于指数增长的性质。因此，人类或早或迟必然会遭遇供不应求的“危机瓶颈”。技术进步会延长人口和工业的增长，但总会面对增长的最终极限的考验。世界体系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和随后的挑战。这是因为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的增长，粮食生产的增加需要资本的增长，更多的资本需要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变成污染，污染影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
污染可分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对环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有时会比增加产量的好处要大；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会损害主要的生态体系，严重的不正确的增长甚至会威胁到生命的存在。所以，问题在于今后能否既不影响经济增长，又把污染减少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技术可以用来把大多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减少到几乎等于零，不过把污染降低到零度水平，所花费的成本却是太大了。控制污染成了各个国家的当务之急。
污染主要来自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对能源尤其是燃料的消耗。据统计，现阶段95%的工业能源是由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这些燃料燃烧时，产生二氧化碳。目前，每年由于燃烧化石燃料放出的二氧化碳达200亿吨，并且以0.2%的增长率增长着，其中一半为海水吸收，另一半存于大气之中。所幸而又不幸的是，人们还不知道打乱地球上的自然生态平衡到多大程度而不致产生严重的后果；不知释放多少二氧化碳而不致引起地球上气候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不知道植物、鱼类和人类能够吸收多大剂量的放射性、铅、汞或杀虫剂而不致引起生命过程的严重中断。但是，近年来人们对化石燃料污染的危害却已达到十分敏感的程度，无论安全和管理程度如何可靠而严密，只要一提到上此类项目，当地民众就有反对声。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滞后和管理的难度，致使污染者消费环境质量，又没有花费任何成本，污染则是他们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或社会成本。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造成其他人的困难，这种成本是由社会负担的。现在环境质量已成为稀缺和十分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使用它理应支付一定的价格。实现这一设想并不是十分困难。其具体办法是对税收制度作一定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一定增加总的赋税负担，而是改变相对价格，为保护环境资源提供一定物质刺激。还有一些人主张利用行政手段，由国家制定控制污染的法律，由司法机构加以执行，对违反控制污染法律的企业或个人实行法律制裁。
经济增长代价再认识
不正确的经济增长引起的不良后果，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起来，即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三废严重的地区，环境受到污染，大量野生生物死亡，生态失去平衡，居民遭受公害病症的困扰，消耗了大量不能再生的矿产，消费了资源，造成这些物资的短缺。曾经一度是正面意义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增加了阴暗的、使人烦恼的涵义，长期地发展下去，世界将进入困境。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继续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太大了。继续经济增长不应使人失去美好的生活。像食物、衣着、居住、健康、自然、闲暇、本能的享受、安全感和自尊感都应该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物质财富的享受不是人类快乐的惟一源泉，可以说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有没有吃得过度、穿得过度、住得过度问题？人们一定要有闲暇、文化和美丽的环境。现在城镇化使许多古老的村落消失，其要害是文化传统也从此中断了。中国文化的根脉在民间、在农村。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农村没有消失。虽然历史上朝代更替了，城市被屠戮了，但农村并没有遭到很大破坏，所以中国文化的薪火也生生不息。
技术改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意义就在于每一单位的投入量得出更多的产出量。技术每前进一步，特别是像人们所期望的，如更便捷的旅行，所有按电钮的舒适享受，日夜不停的文娱节目等，都使人们从对人的依赖转移到对机器的依赖，因而不可避免地更加限制了人们之间的了解和同情心的直接交流。人们越是追求进步，越是被迫相互分离，而他们的全部服务和经验都直接依赖于技术的创造。
经济增长本身是“善”还是“恶”，要根据增长的结果来判断。经济稳定也是如此。当前许多国家都把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当成是首要政策目标，而不问经济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结构的基础上增长和稳定的，增长和稳定会怎样影响现存的资源配置格局和人们的福祉。
也许人们会说，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人类永恒的价值取向，就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一样，是不可以做任何改变的。事实上，关于传统的经济增长价值判断标准不变的假定并不是有充分根据的，上一代人所珍视的东西很可能会是后代人所鄙视的。经济增长虽然可以使人们收入提高，但人们的苦恼并不见得会因此减少；经济增长给人们以丰富的消费品，但同时会给人们带来不得不进行选择的累赘。经济增长给人们节省了精力和时间，但如果人们之间直接接触和交往减少，同机器打交道的时间增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诚挚的友好交往消失，分享幸福和悲伤的乐趣不见，引起的污染又成为人们不可免除的灾难，那样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呢？每代人的需求不同，价值判断标准各异，所以应该重视经济增长以后所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前进。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根植于我们自古以来认为的财富越多越好、“财大气粗、人穷志短”的传统理念。要避免目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就需要反思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重塑经济发展的理念，由传统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变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理念上来。
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思想渊源可上溯到亚当·斯密。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是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重要著作，也是讨论经济发展的最早著作。经济增长是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的产量的增加或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发展不但意味着产量的增加，而且表明产品、种类的改变，生产和分配产品的技术和体制的改进。增长可能是由于投入量的增加所导致的产出量的增加，也可能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发展不但具有这些内涵，而且还包括产品构成的变化和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所作贡献的相对变化等情况在内。经济发展意味着一个经济领域的发展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成长的这种结构变化和真实收入的增加扩散到所有经济领域的这种体制变化。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正统派往往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长的快慢作为判断标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则就不好。而国内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都市的整洁，以及美、尊严、生活的乐趣，等等。不能允许由于追求经济价值而牺牲其他的价值，要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比如，增加生产是以牺牲多少环境美为代价的。加尔布雷斯把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称为文化价值。如果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指标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
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托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的作用，强调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十个问题。
（1）防止出现“早熟消费”，也就是要防止在经济尚未进入“成熟阶段”时，就实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消费方式。
（2）必须注重“基础设施”，如港口、码头、交通、动力、仓库等建设，保证主导部门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3）适当限制人口，降低出生率，以保证有足够的积累率。
（4）利用本国的优势，发展“有赚取外汇能力”的部门，作为清偿外债、进口新技术设备的可靠收入来源。
（5）解决“隐蔽失业”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
（6）因为缺乏一个有力量的本国私人企业家阶级，所以国家应起很大作用，在某些私人不愿意投资或无力投资的领域，由国家代替私人企业家行使其职能。
（7）采取措施，防止或控制本国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8）吸收外资，并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以便使外国投资者消除顾虑。
（9）动员国内的闲置资金，必要时可以实行“强迫储蓄”。
（10）加紧推广新技术。
罗斯托认为，在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之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比较充分的就业，让私人市场经济去完成满足居民需求的任务。但是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后，政府的作用就不应该只局限于维持就业了，有关增进“生活质量”的许多工作是私人市场经济无法完成的，也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够实现。
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运用其强大的财政手段来发展公共服务业和环境改造事业，政府应当把提高“福利”和增进“生活质量”作为中心任务。
同时，许多服务部门需要有政府和私人经济的密切配合，共同合作，才能够得到发展，所以，发展公私混合经济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必不可少的。
罗斯托认为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以后之所以出现停滞，是因为没有一种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生产部门，只要多种新产品或服务一出现，就会吸引人们而供不应求，促使该部门必须采用新技术，并把技术的影响扩散到其他部门，带动经济成长。
回到对人的关心
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教义”或“传统智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一次新的解放，必须从“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正统派经济学的错误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把对人的关心作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包括增进人的福利、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类的友爱，发挥人的自我创造精神，等等。
在经济学中，思考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在发展的观念上，我们也应该来一个“脑筋急转弯”。比如，我们不要只想着把农民统统往城里赶，或者把农村统统变成城市，而是想应该如何把农村的路修得好一些，学校办得好一些，医生治病的水平高一些，农村的环境整洁漂亮一点，给排水条件方便一点，农民家里的厕所干净一些，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农村自己的家里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我们不要只让工人成天加班加点，认为给他们高工资就可以了，而是即便工资不太高，但工作强度轻一点，时间短一点，闲暇多一点，让他们有读书、娱乐、和亲人团聚的时间。
我们不要把那么多钱只用来盖摩天大楼，修越来越大的大广场，而是多建一点公园，多修一些养老院，让城市里也能有一片树林、一块绿地。
我们不要光认为发钱给老百姓就是改善民生，而是让人们生活得更放心一点，让食品更安全一点，工作环境更舒适一点，使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不是光看GDP的增长，不是看这个地方城市表面面貌变化多大，而是看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好不好，生活秩序好不好，社会风气好不好，是不是“路不拾遗，门不闭户”，老百姓是不是安居乐业，等等等等。
在我们的面前就摆着一面反面的镜子：当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但也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与100年前相比，虽然富裕多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大大改进了，但不平等并没有消除，有的反而更加加剧。民族、宗教、贫民区等各种重大问题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经济增长而消失。恰恰相反，经济增长后，人们精神上受压抑的状态没有消除，通货膨胀、失业、能源缺乏，城市人口拥挤，收入分配不均等等，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表现。
这不是由于工业化程度低造成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切正统学派经济学家都是把“产品越多越好”当做公共目标。然而在进入“丰裕社会”或“新工业国”阶段之后，这条“价值标准”是否适用？香烟生产得越多，得癌症的人越多；酒越多，患高血压的人越多；小汽车越多，污染、噪音越严重。因此，一些商品生产的增长并不同社会的目标相一致，社会的成就不能再单靠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来衡量。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生产的不断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目的，而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关心人、培养人，注重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人真正“成其为人”的社会。
发展让百姓受益
我们强调重塑经济发展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否定过去的经济增长成就。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当他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维持生存而不是幸福生活，他要求的是吃饱而不是吃好。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开始就是绝对完美无缺的。
而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不平等，这使相当多的人感到不满。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但是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只要你到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走一趟，特别是到中西部贫困地区走一趟，如果和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你会看到那是发生了天翻地覆、脱胎换骨的变化，绝对贫困、缺吃少穿的人已很难见到；城市的空气和污染是严重了，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面貌却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是一些牢骚满腹的持不同意见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终于真正在世界面前挺起胸膛，扬眉吐气了。作为经济增长的受益者，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有地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该正视现实，思考地看待问题，具备起码的道德理性，不能只是“端起盘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事实上，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要普通老百姓受益。一切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归根到底应该是增长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应当正视存在的问题，切切实实地研究如何解决增长带来的烦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走下去，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保持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马克思之后的这两百年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前一百年更是不知要大多少倍，其速度呈几何级数递增。今天，人们担心的已经不是如何实现经济的增长，而是困惑于增长带来的问题。人口的剧增、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恶化，使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
环境质量已成稀缺资源
传统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五个主要因素，就是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这五种增长因素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增长都是指数增长。这就是说它们按照一定的百分比增长着。人口增长率首先决定于出生率和两代人之间的“时延”。据经济学家测算，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14年后生产上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运输量也要增加一倍。这是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具体到各个国家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各国按各自现有的人口和工业增长率发展下去，西方国家将和第三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果产生 “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局面。
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粮食需要的增长，经济增长引起不能再生自然资源耗竭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都属于指数增长的性质。因此，人类或早或迟必然会遭遇供不应求的“危机瓶颈”。技术进步会延长人口和工业的增长，但总会面对增长的最终极限的考验。世界体系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和随后的挑战。这是因为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的增长，粮食生产的增加需要资本的增长，更多的资本需要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变成污染，污染影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
污染可分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对环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有时会比增加产量的好处要大；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会损害主要的生态体系，严重的不正确的增长甚至会威胁到生命的存在。所以，问题在于今后能否既不影响经济增长，又把污染减少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技术可以用来把大多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减少到几乎等于零，不过把污染降低到零度水平，所花费的成本却是太大了。控制污染成了各个国家的当务之急。
污染主要来自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对能源尤其是燃料的消耗。据统计，现阶段95%的工业能源是由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这些燃料燃烧时，产生二氧化碳。目前，每年由于燃烧化石燃料放出的二氧化碳达200亿吨，并且以0.2%的增长率增长着，其中一半为海水吸收，另一半存于大气之中。所幸而又不幸的是，人们还不知道打乱地球上的自然生态平衡到多大程度而不致产生严重的后果；不知释放多少二氧化碳而不致引起地球上气候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不知道植物、鱼类和人类能够吸收多大剂量的放射性、铅、汞或杀虫剂而不致引起生命过程的严重中断。但是，近年来人们对化石燃料污染的危害却已达到十分敏感的程度，无论安全和管理程度如何可靠而严密，只要一提到上此类项目，当地民众就有反对声。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滞后和管理的难度，致使污染者消费环境质量，又没有花费任何成本，污染则是他们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或社会成本。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造成其他人的困难，这种成本是由社会负担的。现在环境质量已成为稀缺和十分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使用它理应支付一定的价格。实现这一设想并不是十分困难。其具体办法是对税收制度作一定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一定增加总的赋税负担，而是改变相对价格，为保护环境资源提供一定物质刺激。还有一些人主张利用行政手段，由国家制定控制污染的法律，由司法机构加以执行，对违反控制污染法律的企业或个人实行法律制裁。
经济增长代价再认识
不正确的经济增长引起的不良后果，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起来，即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三废严重的地区，环境受到污染，大量野生生物死亡，生态失去平衡，居民遭受公害病症的困扰，消耗了大量不能再生的矿产，消费了资源，造成这些物资的短缺。曾经一度是正面意义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增加了阴暗的、使人烦恼的涵义，长期地发展下去，世界将进入困境。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继续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太大了。继续经济增长不应使人失去美好的生活。像食物、衣着、居住、健康、自然、闲暇、本能的享受、安全感和自尊感都应该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物质财富的享受不是人类快乐的惟一源泉，可以说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有没有吃得过度、穿得过度、住得过度问题？人们一定要有闲暇、文化和美丽的环境。现在城镇化使许多古老的村落消失，其要害是文化传统也从此中断了。中国文化的根脉在民间、在农村。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农村没有消失。虽然历史上朝代更替了，城市被屠戮了，但农村并没有遭到很大破坏，所以中国文化的薪火也生生不息。
技术改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意义就在于每一单位的投入量得出更多的产出量。技术每前进一步，特别是像人们所期望的，如更便捷的旅行，所有按电钮的舒适享受，日夜不停的文娱节目等，都使人们从对人的依赖转移到对机器的依赖，因而不可避免地更加限制了人们之间的了解和同情心的直接交流。人们越是追求进步，越是被迫相互分离，而他们的全部服务和经验都直接依赖于技术的创造。
经济增长本身是“善”还是“恶”，要根据增长的结果来判断。经济稳定也是如此。当前许多国家都把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当成是首要政策目标，而不问经济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结构的基础上增长和稳定的，增长和稳定会怎样影响现存的资源配置格局和人们的福祉。
也许人们会说，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人类永恒的价值取向，就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一样，是不可以做任何改变的。事实上，关于传统的经济增长价值判断标准不变的假定并不是有充分根据的，上一代人所珍视的东西很可能会是后代人所鄙视的。经济增长虽然可以使人们收入提高，但人们的苦恼并不见得会因此减少；经济增长给人们以丰富的消费品，但同时会给人们带来不得不进行选择的累赘。经济增长给人们节省了精力和时间，但如果人们之间直接接触和交往减少，同机器打交道的时间增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诚挚的友好交往消失，分享幸福和悲伤的乐趣不见，引起的污染又成为人们不可免除的灾难，那样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呢？每代人的需求不同，价值判断标准各异，所以应该重视经济增长以后所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前进。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根植于我们自古以来认为的财富越多越好、“财大气粗、人穷志短”的传统理念。要避免目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就需要反思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重塑经济发展的理念，由传统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变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理念上来。
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思想渊源可上溯到亚当·斯密。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是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重要著作，也是讨论经济发展的最早著作。经济增长是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的产量的增加或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发展不但意味着产量的增加，而且表明产品、种类的改变，生产和分配产品的技术和体制的改进。增长可能是由于投入量的增加所导致的产出量的增加，也可能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发展不但具有这些内涵，而且还包括产品构成的变化和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所作贡献的相对变化等情况在内。经济发展意味着一个经济领域的发展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成长的这种结构变化和真实收入的增加扩散到所有经济领域的这种体制变化。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正统派往往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长的快慢作为判断标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则就不好。而国内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都市的整洁，以及美、尊严、生活的乐趣，等等。不能允许由于追求经济价值而牺牲其他的价值，要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比如，增加生产是以牺牲多少环境美为代价的。加尔布雷斯把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称为文化价值。如果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指标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
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托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的作用，强调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十个问题。
（1）防止出现“早熟消费”，也就是要防止在经济尚未进入“成熟阶段”时，就实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消费方式。
（2）必须注重“基础设施”，如港口、码头、交通、动力、仓库等建设，保证主导部门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3）适当限制人口，降低出生率，以保证有足够的积累率。
（4）利用本国的优势，发展“有赚取外汇能力”的部门，作为清偿外债、进口新技术设备的可靠收入来源。
（5）解决“隐蔽失业”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
（6）因为缺乏一个有力量的本国私人企业家阶级，所以国家应起很大作用，在某些私人不愿意投资或无力投资的领域，由国家代替私人企业家行使其职能。
（7）采取措施，防止或控制本国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8）吸收外资，并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以便使外国投资者消除顾虑。
（9）动员国内的闲置资金，必要时可以实行“强迫储蓄”。
（10）加紧推广新技术。
罗斯托认为，在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之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比较充分的就业，让私人市场经济去完成满足居民需求的任务。但是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后，政府的作用就不应该只局限于维持就业了，有关增进“生活质量”的许多工作是私人市场经济无法完成的，也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够实现。
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运用其强大的财政手段来发展公共服务业和环境改造事业，政府应当把提高“福利”和增进“生活质量”作为中心任务。
同时，许多服务部门需要有政府和私人经济的密切配合，共同合作，才能够得到发展，所以，发展公私混合经济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必不可少的。
罗斯托认为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以后之所以出现停滞，是因为没有一种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生产部门，只要多种新产品或服务一出现，就会吸引人们而供不应求，促使该部门必须采用新技术，并把技术的影响扩散到其他部门，带动经济成长。
回到对人的关心
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教义”或“传统智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一次新的解放，必须从“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正统派经济学的错误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把对人的关心作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包括增进人的福利、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类的友爱，发挥人的自我创造精神，等等。
在经济学中，思考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在发展的观念上，我们也应该来一个“脑筋急转弯”。比如，我们不要只想着把农民统统往城里赶，或者把农村统统变成城市，而是想应该如何把农村的路修得好一些，学校办得好一些，医生治病的水平高一些，农村的环境整洁漂亮一点，给排水条件方便一点，农民家里的厕所干净一些，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农村自己的家里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我们不要只让工人成天加班加点，认为给他们高工资就可以了，而是即便工资不太高，但工作强度轻一点，时间短一点，闲暇多一点，让他们有读书、娱乐、和亲人团聚的时间。
我们不要把那么多钱只用来盖摩天大楼，修越来越大的大广场，而是多建一点公园，多修一些养老院，让城市里也能有一片树林、一块绿地。
我们不要光认为发钱给老百姓就是改善民生，而是让人们生活得更放心一点，让食品更安全一点，工作环境更舒适一点，使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不是光看GDP的增长，不是看这个地方城市表面面貌变化多大，而是看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好不好，生活秩序好不好，社会风气好不好，是不是“路不拾遗，门不闭户”，老百姓是不是安居乐业，等等等等。
在我们的面前就摆着一面反面的镜子：当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但也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与100年前相比，虽然富裕多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大大改进了，但不平等并没有消除，有的反而更加加剧。民族、宗教、贫民区等各种重大问题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经济增长而消失。恰恰相反，经济增长后，人们精神上受压抑的状态没有消除，通货膨胀、失业、能源缺乏，城市人口拥挤，收入分配不均等等，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表现。
这不是由于工业化程度低造成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切正统学派经济学家都是把“产品越多越好”当做公共目标。然而在进入“丰裕社会”或“新工业国”阶段之后，这条“价值标准”是否适用？香烟生产得越多，得癌症的人越多；酒越多，患高血压的人越多；小汽车越多，污染、噪音越严重。因此，一些商品生产的增长并不同社会的目标相一致，社会的成就不能再单靠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来衡量。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生产的不断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目的，而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关心人、培养人，注重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人真正“成其为人”的社会。
发展让百姓受益
我们强调重塑经济发展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否定过去的经济增长成就。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当他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维持生存而不是幸福生活，他要求的是吃饱而不是吃好。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开始就是绝对完美无缺的。
而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不平等，这使相当多的人感到不满。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但是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只要你到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走一趟，特别是到中西部贫困地区走一趟，如果和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你会看到那是发生了天翻地覆、脱胎换骨的变化，绝对贫困、缺吃少穿的人已很难见到；城市的空气和污染是严重了，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面貌却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是一些牢骚满腹的持不同意见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终于真正在世界面前挺起胸膛，扬眉吐气了。作为经济增长的受益者，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有地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该正视现实，思考地看待问题，具备起码的道德理性，不能只是“端起盘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事实上，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要普通老百姓受益。一切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归根到底应该是增长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应当正视存在的问题，切切实实地研究如何解决增长带来的烦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走下去，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保持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