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有赖劳动者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因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构建主要源于三个进程。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其次是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计划就业体制的解体，再次就是目前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这三个进程都推动了传统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解体。在寻求新的结合方式的过程中，蕴含了转型中国社会冲突发生的基本逻辑。
　　生产冲突
　　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重要场域之一是工厂，这也是马克思开展阶级研究所聚焦的地方。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移民，主要集中于工厂。就劳动强度来看，这些工人长期承担高负荷劳动，工作时间远高于八小时；为便于管理，工厂一般还设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尽管如此，工人工资水平仍较为低下，一般仅能满足自身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开支，而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医疗和教育等费用则未能包含在工资收入之内。沈原据此提出，中国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属于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众多传统劳动力再生产支出项目只能由劳动力所在的农村家庭来承担，历史的、道德的因素难以发挥重用。
　　近两年的一些劳工事件是新问题，不如说这仅是转型期间生产冲突的一个延续。通过采用自上而下推动的分权式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经济发展的重任交给了地方政府。在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但资本相对匮乏的地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资本流入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集体选择。由于赋予了资本更强的议价能力，制度供给中的劳动保护难以得到切实落实。当前，通过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建构、城市偏向的社会支出和自上而下推动的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正在新一轮的转移，生产冲突解决的道路依然漫长。
　　分配冲突
　　大规模的生产冲突与严峻的分配形势相伴随而生。从收入来看，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是逐步上升的，并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从财产来看，根据研究，数据显示，无论是财产总额还是分类，分布都高度不均等，资源占有差距是探究这一差距的关键。比如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一方面不同家庭、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个人参与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在垄断性行业、职业从业的机会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他们在获取银行信贷及土地等各方面的机会也有明显差异。因而不同群体实现资本积累的速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资本占有格局不同，一些劳动力不得不谋求以交易方式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但由于一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壁垒的存在，他们不得不既接受生产过程中的剥夺，也接受生活机遇差异带来的分配剥夺。
　　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的转型是在政治体制未发生根本变动的背景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无论劳动力、土地还是其他要素，其定价总受到一些壁垒的制约，并不等于其边际贡献，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以租金的形式被攫取。与之相对应，即便社会职业结构在不断分化，劳动在分解，所有权与控制权也在分离，但实际收益与应有收益并不匹配，使得各种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高度同质的，社会具有普遍的被剥夺感，甚至沦入相对剥夺地位。推动社会产生了比较明显的阶层意识和冲突感。
　　通过把社会冲突分为生产冲突和分配冲突两类，这一结论使得我们需要更加深入思考既有社会分层和冲突理论。工业化国家社会两极冲突趋缓与劳动分解所带来的劳动者异质性为前提，使得劳动者在交叉压力的作用下，难以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与此同时，尽管各国公民权利的实现存在差序格局，但总体而言这些国家还是赋予了各阶层表达意见和参与政治运行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有助于他们通过制度内渠道加强组织和劳动者保护，缓解生产过程中的冲突，另一方面更能进一步通过再分配压力弱化分配冲突，使得社会各阶层不至于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而转而诉诸于激进的阶级行动。实证研究发现，正是赋权的进一步扩大，才推动了工业化国家逐步加强劳动保护立法，开展以教育、社会保障及其他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