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红旗飘扬，歌声激荡。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风华，一路征程一路歌。
回首自己72年的音乐生涯，有一颗“闪闪的红星”始终照耀着我，为人民作曲是我的本分。这颗红星，铭刻于千万人心中，那个叫潘冬子的少年英雄，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歌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传唱度很高。“红星闪闪放光芒”，理想之光从未褪色;“小小竹排江中游”，美的涟漪仍荡漾不绝;“岭上开遍映山红”，红色基因还在代代传承……它们的流行流传，得益于昂扬向上的精神内涵和富有民族性的音乐语言。
1973年春天，我接到为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的任务。音乐“气质”是无形的弦，如何安放、是否顺畅、张力是否适度，与艺术表达直接相关，需要吃透电影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电影描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通过旁白进行倒叙，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深刻的心理描写。它区别于一般的儿童电影，是抒情性的正剧儿童片。因此，不仅要解决“唱什么”，更要思考情感如何抒发、怎样把握特定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分寸。
一首好歌，融合文学性与音乐性，更是革命的激情与抒情的统一。作曲的构思，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红星，作为革命的象征贯穿全片。红星照红心，红心忠于党。斗争的风雨中，潘冬子常常捧出红星，体会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艰险的时刻里，他和椿伢子一起，将红星戴在头上，仰望北斗，向往延安。1973年10月，我带着剧本找词作家面谈，他们问我：“对主题歌有什么想法？”我提议，主题歌不如取名《红星歌》，短小点题，兼备三重气质，一是把握昂扬向上的进行曲风格，二是抓住儿歌好唱好记的特点，三是有时代感。
没过几天，词作家便拿来了歌词。当晚，我和影片摄影师之一的曹进云启程去往摄制组的驻地——江西景德镇鹅湖。40多公里的颠簸，我脑海中只盘旋着一段旋律，“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到了驻地，主题曲也构思完成了。
一开始，电影并没有《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而是创作了一首名为《高山竹子青又青》的儿歌，原定在潘冬子准备将地主恶霸胡汉三引进游击队包围圈的场景中唱。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境里唱儿歌，分量轻了，不足以表现已成长起来的潘冬子的思想深度，必须要创作一首有力量的男高音独唱。
认真地读了几遍剧本，“竹排流水”这个场景让我产生了灵感。宋大爹划着小竹排，送小冬子去姚湾镇做我党的地下工作。剧本中用18个字这样写：“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叶竹排，顺流而下。”诗情画意，美妙至极！当晚的会上，我便提出在这一段加男声独唱的建议，展示主人公潘冬子搏击风雨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理想，得到了主创人员同意。“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旋律流淌而出。
那时，摄制组住宿条件很差，我借住在当地卫生院办公室的里屋，说是里外屋，但门上没玻璃，外屋说话，里屋都听得见。一张旧桌子，勉强放下谱纸，一张旧报纸，罩上灯泡，一张旧单人床，可供休息……就在这间鹅湖农村的小屋里，我通宵达旦地工作，写出了《红星歌》等7段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11月，我带着总谱，回北京准备录歌。
就在即将交出总谱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第三稿。顺手翻开，《映山红》的歌词令我眼前一亮：“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边看边念出了声，这歌词真好！随即，我又陷入了纠结。原剧本中并没有这首歌，再写《映山红》，便要放弃前面已创作的3首。怎么办？思虑了两天，终下决心：重来！把之前创作的3首歌否了，把小屋里颇费心思写的总谱也否了！
想通了！灵感和激情便喷涌而出，仅用两个小时，便把女声独唱《映山红》的旋律写了出来！接着，很快写完混声合唱的《映山红》和乐队总谱，交付录音。至今，我都对李俊导演心存感激，他很信任我，没提出任何让我为难的意见。
音乐的本质是美。用美的旋律，营造美的意境，传递信仰、信念和信心，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奋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创作《映山红》是偶然中的必然。歌词说的是“盼”，盼的是映山红花开、红军归来，盼的是江山变成红颜色。方向端正了，分寸把握住了，就要尽情抒发革命的壮丽之情。再深入想，“夜半三更盼天明”的情景下，角色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红军走了，潘冬子和母亲躲到山间茅草棚子里。潘冬子看着爸爸留给他的红五星，问母亲：“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怎么回答？她知道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吗？她说不清。但是，她相信红军一定能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她说道：“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去参加长征的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接着，她深情地唱出了“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既是回答儿子的问题，也是表达自己对革命胜利、红军归来的向往。
邓玉华唱这首歌之前，专门去植物园和美术馆，只为亲眼见见映山红。她说：“当时美术馆有幅画，画的是杜鹃花，就叫映山红。看的过程就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再唱《映山红》，更有代人感。”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闪闪红星伴我行。我深信音乐色彩的存在，它与生命体验相关，更与理想信念相连。“红色”，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形成了我音乐创作的底色。
我亲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反击作战，目睹和倾听的无数英雄故事，是我人生观、价值观沉甸甸的“压舱石”。我一直记得与人民军队、与音乐结缘那天发生的故事。1948年3月，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报考东北音乐工作团时，唱了一首《解放军天天打胜仗》，当时的我并不知作者是谁。面试老师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才明白过来。这位老师，便是写出《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曲家刘炽。我暗下决心，立志成为他那样的创作者。
后来，从延安来东北的革命艺术家为我们上课，教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音乐。第一堂政治课上，词作家晓星讲道：“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要永葆一颗红心，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
于是，我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项伟大的事业、这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践行着当年对自己的承诺，用创作抒发对党的一片深情，从《雷锋，我们的战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地道战》，到近年来的《航天之歌》《中国梦》《歌唱新时代》……不少歌曲被广为传唱。欣慰之余，更感到作曲家责任重大。
我们常说，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首好歌，何尝不是如此？
注：1970年，作家李心田创作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公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潘冬子，争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1999年，上海歌舞团演出舞剧《闪闪的红星》，黄豆豆饰演潘冬子。200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动画电影版《闪闪的红星》，原版电影中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胡汉三的扮演者刘江为其配音。电视剧版《闪闪的红星》播出。2018年，上海芭蕾舞团演出舞剧《闪闪的红星》。
（作者为作曲家，王瑨采访整理）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2月19日
责任编辑：孙晓雪
美术插图：段明
回首自己72年的音乐生涯，有一颗“闪闪的红星”始终照耀着我，为人民作曲是我的本分。这颗红星，铭刻于千万人心中，那个叫潘冬子的少年英雄，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歌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传唱度很高。“红星闪闪放光芒”，理想之光从未褪色;“小小竹排江中游”，美的涟漪仍荡漾不绝;“岭上开遍映山红”，红色基因还在代代传承……它们的流行流传，得益于昂扬向上的精神内涵和富有民族性的音乐语言。
1973年春天，我接到为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的任务。音乐“气质”是无形的弦，如何安放、是否顺畅、张力是否适度，与艺术表达直接相关，需要吃透电影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电影描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通过旁白进行倒叙，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深刻的心理描写。它区别于一般的儿童电影，是抒情性的正剧儿童片。因此，不仅要解决“唱什么”，更要思考情感如何抒发、怎样把握特定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分寸。
一首好歌，融合文学性与音乐性，更是革命的激情与抒情的统一。作曲的构思，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红星，作为革命的象征贯穿全片。红星照红心，红心忠于党。斗争的风雨中，潘冬子常常捧出红星，体会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艰险的时刻里，他和椿伢子一起，将红星戴在头上，仰望北斗，向往延安。1973年10月，我带着剧本找词作家面谈，他们问我：“对主题歌有什么想法？”我提议，主题歌不如取名《红星歌》，短小点题，兼备三重气质，一是把握昂扬向上的进行曲风格，二是抓住儿歌好唱好记的特点，三是有时代感。
没过几天，词作家便拿来了歌词。当晚，我和影片摄影师之一的曹进云启程去往摄制组的驻地——江西景德镇鹅湖。40多公里的颠簸，我脑海中只盘旋着一段旋律，“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到了驻地，主题曲也构思完成了。
一开始，电影并没有《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而是创作了一首名为《高山竹子青又青》的儿歌，原定在潘冬子准备将地主恶霸胡汉三引进游击队包围圈的场景中唱。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境里唱儿歌，分量轻了，不足以表现已成长起来的潘冬子的思想深度，必须要创作一首有力量的男高音独唱。
认真地读了几遍剧本，“竹排流水”这个场景让我产生了灵感。宋大爹划着小竹排，送小冬子去姚湾镇做我党的地下工作。剧本中用18个字这样写：“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叶竹排，顺流而下。”诗情画意，美妙至极！当晚的会上，我便提出在这一段加男声独唱的建议，展示主人公潘冬子搏击风雨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理想，得到了主创人员同意。“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旋律流淌而出。
那时，摄制组住宿条件很差，我借住在当地卫生院办公室的里屋，说是里外屋，但门上没玻璃，外屋说话，里屋都听得见。一张旧桌子，勉强放下谱纸，一张旧报纸，罩上灯泡，一张旧单人床，可供休息……就在这间鹅湖农村的小屋里，我通宵达旦地工作，写出了《红星歌》等7段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11月，我带着总谱，回北京准备录歌。
就在即将交出总谱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第三稿。顺手翻开，《映山红》的歌词令我眼前一亮：“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边看边念出了声，这歌词真好！随即，我又陷入了纠结。原剧本中并没有这首歌，再写《映山红》，便要放弃前面已创作的3首。怎么办？思虑了两天，终下决心：重来！把之前创作的3首歌否了，把小屋里颇费心思写的总谱也否了！
想通了！灵感和激情便喷涌而出，仅用两个小时，便把女声独唱《映山红》的旋律写了出来！接着，很快写完混声合唱的《映山红》和乐队总谱，交付录音。至今，我都对李俊导演心存感激，他很信任我，没提出任何让我为难的意见。
音乐的本质是美。用美的旋律，营造美的意境，传递信仰、信念和信心，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奋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创作《映山红》是偶然中的必然。歌词说的是“盼”，盼的是映山红花开、红军归来，盼的是江山变成红颜色。方向端正了，分寸把握住了，就要尽情抒发革命的壮丽之情。再深入想，“夜半三更盼天明”的情景下，角色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红军走了，潘冬子和母亲躲到山间茅草棚子里。潘冬子看着爸爸留给他的红五星，问母亲：“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怎么回答？她知道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吗？她说不清。但是，她相信红军一定能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她说道：“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去参加长征的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接着，她深情地唱出了“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既是回答儿子的问题，也是表达自己对革命胜利、红军归来的向往。
邓玉华唱这首歌之前，专门去植物园和美术馆，只为亲眼见见映山红。她说：“当时美术馆有幅画，画的是杜鹃花，就叫映山红。看的过程就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再唱《映山红》，更有代人感。”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闪闪红星伴我行。我深信音乐色彩的存在，它与生命体验相关，更与理想信念相连。“红色”，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形成了我音乐创作的底色。
我亲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反击作战，目睹和倾听的无数英雄故事，是我人生观、价值观沉甸甸的“压舱石”。我一直记得与人民军队、与音乐结缘那天发生的故事。1948年3月，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报考东北音乐工作团时，唱了一首《解放军天天打胜仗》，当时的我并不知作者是谁。面试老师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才明白过来。这位老师，便是写出《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曲家刘炽。我暗下决心，立志成为他那样的创作者。
后来，从延安来东北的革命艺术家为我们上课，教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音乐。第一堂政治课上，词作家晓星讲道：“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要永葆一颗红心，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
于是，我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项伟大的事业、这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践行着当年对自己的承诺，用创作抒发对党的一片深情，从《雷锋，我们的战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地道战》，到近年来的《航天之歌》《中国梦》《歌唱新时代》……不少歌曲被广为传唱。欣慰之余，更感到作曲家责任重大。
我们常说，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首好歌，何尝不是如此？
注：1970年，作家李心田创作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公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潘冬子，争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1999年，上海歌舞团演出舞剧《闪闪的红星》，黄豆豆饰演潘冬子。200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动画电影版《闪闪的红星》，原版电影中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胡汉三的扮演者刘江为其配音。电视剧版《闪闪的红星》播出。2018年，上海芭蕾舞团演出舞剧《闪闪的红星》。
（作者为作曲家，王瑨采访整理）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2月19日
责任编辑：孙晓雪
美术插图：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