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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幸目睹了中国和日本之间“孩子般的吵架”。
　　2012年1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中日韩首脑会议在柬埔寨金边召开。我们这些记者在位于“和平宫”的会场中等待各国领导现身。
　　“和平宫”的讲坛，被红绿黄色相间的13国国旗装饰得华丽异常。坐席呈长方形状相对排列，紧随各国首脑坐席之后的，是十几位随行官员坐席。日本当时的内阁官房副长官（政府副秘书长）齐藤劲、外务审议官（外交部官员）齐木昭隆，和即将赴北京就任驻华大使的木寺昌人三位官员最早出现在会场。
　　因为紧邻日本官员坐席，中国官员必须经过日本团队的前方才能就坐。当中国外交部一名负责人入场时，齐藤劲面带微笑，举起右手準备打招呼。但是正经过日本坐席的这位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却突然转身，强行从相隔不足50厘米的三位日本官员身旁通过。整个过程，他都对三位日本官员熟视无睹，直接通过肢体语言明确地表达了对日本方面的无视。
　　吃了闭门羹的齐藤劲目瞪口呆，只得把高举到脸颊的右手缓缓地放回了膝盖。面对这种情况，邻座的外务审议官齐木昭隆面露不快，新任大使木寺昌人也目光尾随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非常吃惊。
　　此后，日本代表团在三天的会议期间也任凭时间流逝，再也没有和中国领导人以及外交官员站在一起交谈。虽然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中日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造成的，但在这次世界各国首脑云集的国际会议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方面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官员之间的故意冷淡很明显地反映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造成关系恶化的原因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的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国有化。对于日本方面的举动，中方激烈抗议，几乎停止了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一切活动。此外两国间的贸易、观光以及文化和民间交流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2012年夏天之前，中日关系还处于良好状态。去年7月，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泉裕泰总领事曾在例行发布会上，对“上海总领事馆管辖内签证颁发数达历史最高效率”以及“赴日豪华邮轮大受欢迎，前景喜人”两件事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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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外交问题出现时并不影响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间交流活动。然而中日两国有所不同。受去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影响，事态有了180度的转变。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所有活动被中止，民间交流活动也呈停滞状态。
　　我看到，在苏州的淮海街上，数十家日本料理店被完全毁坏，各个店门口被贴上“X”的红色标记；湖南长沙市日资百货“平和堂”的三家商场、山东青岛日资超市JUSCO的各个出口都遭到破坏；丰田、本田等日系车4S店被袭击，300台以上的新车被烧成灰烬。
　　在苏州采访时，我因为肩挎尼康照相机肩带而被反日游行的群众逼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身份暴露之后，我的头部和背部遭到殴打。

　　在上海，除去拥有永久居住权的日本人，大约有5.6万日本人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若算上来华出差的日本人，总人数通常达到10万人次。早在2007年，上海就成了除美国纽约外，最多日本人居住的外国城市。在2012年秋季，吉祥航空开启了上海飞往冲绳的新航线；在海运方面，上海至长崎的定期路线“海洋玫瑰”也于2012年2月起航。然而就是在上海，我也曾被年轻人撞倒在地，他们用下翻的大拇指指着我辱骂。
　　当然，在钓鱼岛事件中，也有不少中国民众持理性态度。我在微博中一发布在青岛反日游行中被放火烧毁的日本进口轿车的照片，就有中国民众留言：“我不赞成这样的暴力行为”，“这是中国的耻辱。”
　　据我观察，参加沿海城市反日游行的，大部分是从中国内陆农村出来务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日本人都是坏蛋”的想法；他们只是通过教科书、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以及新闻报道来了解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和日本人接触过。
　　在反日游行结束后，我曾前往犯罪嫌疑人蔡洋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的老家进行追踪报道。蔡洋曾用铁锁殴打西安的日本轿车车主李建利。在蔡洋被玉米地包围的农村自家房子中，他的母亲回忆起被公安干警逮捕归案的儿子，哭诉道：“我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抗日教育。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根本没有办法让他消除反日思想啊。”
　　另一方面，在日本，大部分的日本人也没有真正和中国民众交流过，无法了解到中国人真实的品性。为了消除两国民众彼此间的隔阂，估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几十年。
　　然而，如果一直这样互相指责对方的话，消除两国国民隔阂的努力就永远无法展开。现在正值中日两国领导人换届之时，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是安倍晋三首相都有责任稳定民心，改善两国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普通群众的思想也应该成熟起来，理性地看待国家间的争端。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政府都会关注民间的舆论动向。如果中日民间发生争端，对两国都是没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