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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石移动董事CEO李敬搞网络出身，“在音乐圈我不资深，我们是外来者”。
“人缺少不了音乐，所以音乐就永存？这个逻辑有错误。”他带着点质问。他认为，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如果有一天有一项新技术取代了互联网呢？”
“在互联网技术下，整个音乐产业链已经跟以前唱片时代的音乐产业链不一样了，你还按照以前的模式去做不死才怪！现在的90后在寝室，蒙一床被子隔音就能录制音乐，他们都能砸了70后的饭碗！”李敬在接受《瞭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强调，应该是“唱片工业已死，音乐产业要永存”。
介质革命带来的新公司
理科出身的李敬把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音乐革命看得很简单：一种介质代替另一种介质，“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
就好像当年有卡带机，然后CD取代了卡带。然而不同的是，在从卡带到CD的变化中，唱片公司一样赚钱，“而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有人赚不着钱了，所以反对。”他这样比较说。
其实回顾整个现代音乐史，音乐产业的历次飞跃都来自于技术革新。技术一次次打破旧有的产业利益链，建立新的分配格局。唱片就曾被誉为人类重大发明之一，它的产生曾经促进了音乐的大发展，成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唱片转化为数字CD，全球唱片业迎来近20年的大繁荣。1982年，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颤栗》全球销量破亿张，至今无人能破此纪录。
“当时也充斥着很多盗版，即便这种情况下，普普通通一个唱片公司一个专辑就能卖上百万，白金奖就能卖几百万，那时候我们开年会吃喝都在人民大会堂。”国际唱片业协会中国区首席代表郭彪对《瞭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傻子都能赚钱。唱片发行之前就已经听到了钱的响声。”李敬说。
其实数字音乐的介质在短短10年中也在变化：先是MP3机—它被李敬认为是过渡产物，然后是PC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趋势。
在数字介质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销售和传播合二为一：听众从听到一首歌然后去淘唱片店，变为跑到网上找歌听、直接下载。
当传统唱片工业最辉煌的时候，发行商、音像厂“拿着钱堵在唱片公司门口排队”，希望得到授权。音乐人需要集中精力生产好歌，唱片公司想要谁红很少会失手，“因为它掌握了媒体，但现在网络上一首歌不知道怎样就红了。电视报纸都没那么强势了，网络越来越受关注，这就是改变了音乐的传播。”
为了解决这个被李敬称为“复杂”的传播问题，他的公司里有几十个人专门研究：刚研究透了搜索引擎，又出来了微博、社交媒体，“就算我们是网络出身的，也应接不暇”。
成立于2002年的滚石移动，投资方除了滚石唱片集团，还有宏碁技术投资、德国西门子移动投资、华登国际投资、联想投资，叫做“全网电信增值业务提供商”。其实它的前身就是滚石唱片旗下的滚石网路科技娱乐通信事业部。
作为一家“新型的音乐公司”，李敬称自己的企业每年有4亿元以上的营业收入，且一直盈利。不过他也说，自己还处在深刻了解传统音乐的过程中。
这类公司的出现，大大改变了音乐工业的传统—唱片公司以往都是以制作室、录音棚为主，小型、个性突出。“我觉得未来这种工作室形式会被淘汰。未来的唱片公司有强大的销售能力和推动能力，你会发现，这个产业链各个环节就发生了变化，更像四大国际唱片公司那样，但是这对企业的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资金筹措能力是一个考验。”
具体来说，唱片工业是以制作人为核心，然而现在随着市场推广、销售渠道的多样化、复杂化，制作公司扮演了主要角色。
音乐的变现难题
唱片工业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2012年初，知名音乐人宋柯丢下一句“唱片已死”，短暂地离开过音乐圈。似一声惊雷，士气低落的唱片业为此纷纷攘攘了好长一段时间。
半年不到，宋柯加盟恒大音乐。2013年11月9日晚，里皮带领的恒大足球夺得亚冠冠军。恒大音乐“主教练宋皮”（宋柯自我戏称）将“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大篷车从南京派到了天河体育中心，为狂欢夜助兴。
但部分观众对“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植入广告太多颇有微词，“音乐节像广告节”。宋柯则公开回应称，如果仅靠门票收入，恒大音乐节单场亏损近200多万元。
2013年“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30场巡演除门票收入外，还将带来1亿元广告赞助。为此，2014年巡演预计将增加到40至50场。
现场音乐已经取代唱片业成为全球音乐产业中收入规模最大的部分，音乐节甚至被视为音乐人的出路之一。
在宋柯看来，音乐节远远没有达到“井喷”，正规的非常少，很多地方还未曾有过音乐节。“蛋糕要做大，音乐人才有饭吃。”
1996年，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宋柯还是一个珠宝商人。在好友高晓松的怂恿下，心底仍怀理想的他创办了麦田音乐。宋柯在太合麦田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漫画，上面写着“为人民的娱乐服务”。
这个口号也正是宋柯这些年摸索的主线。在正式成立麦田音乐之前，高晓松带着宋柯在上海一些唱片发行公司转了一圈。
那时盗版已经暗潮汹涌，但宋柯认为还是可以挣钱。麦田音乐成立之初，依靠高晓松、朴树、叶蓓等歌手着实赚了一把。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迅速崛起，唱片大势渐去。网络全面对接、深度介入音乐产业链。唱片公司既无法对接网络的欲望，也没能满足音乐人的欲望。
身为老板的宋柯，也曾感到这种内外压力。据业内人士转述，在2011年香港流行音乐节的论坛上，宋柯就曾表示：“我不开心，我不愿去伺候那些膨胀的艺人，那我就要放弃。”
2011年6月，在文化部的鼎力协调下，音乐产业里曾经水火不容的音乐制作方和百度等互联网渠道方，在北京宣布成立了网络音乐的行业协调组织“网络音乐行业发展联盟”，各方签署公约，貌似握手言和共同探寻多方共赢的产业模式。 但是，今天看来联盟各方的利益纠葛并未化解，唱片业的颓势也没能扭转。
2012年年初，宋柯去开烤鸭店了。或许坐在自家烤鸭店里盘算着营收时，对于中国音乐行业的赚钱问题，他琢磨出了一点东西：内容提供商不能从音乐流通体系里挣得40%利润，就玩不下去。不是赚不了钱，是没有话语权。
当时，宋柯曾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网络音乐总体年收入约为300亿元，作为内容制作方的音乐公司只拿到约6亿元。与此同时，2010年电影市场票房为103亿元，内容商可以拿到35%至40%，约35亿至40亿元。”
这种对比似乎也暗合形势。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王炬就对本刊记者表示：“流行音乐发展百余年，到现在为止，音乐的形成模式、流通模式已经越来越和电影相似了。”
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总裁许晓峰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行业中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地损伤原创者的利益。”
“中国大陆的音乐严格来说已经陷入趋众，艺术个性没有了，好作品就没了。归根结底还是缺少有个性有品位的艺术工作者。”王炬说。
当然，有业内人士也表示，音乐行业缺的不仅是音乐人才，更缺互联网专业人才。
10%和90%
对于数字音乐，郭彪的看法是：2000年中国就有了数字音乐，至今已13年，“如果出现5年时就修法，那就好了。”
作为传统音乐人，他说：“我现在真的有些害怕，害怕什么新的科技又出来了。因为中国的科技更新太快了，中国人接受这个很快，利用新科技打烟雾弹。著作权人没弄明白，国家主管部门没弄明白，法官没弄明白，但是他弄得明白，就借助这个机会就开始盗版。他说这不是盗版，这是技术手段。”
郭彪跟互联网“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法院已经基本弄明白了，“觉得毕竟你们互联网不能老这样啊”。
他说，数字音乐面临的网络盗版主要有三种：大量的没有经过授权的内容网站，将产品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但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更严重的是深层链接网站，将盗版网站全链一起，使得盗版得以实现，自己通过MP3窗口收广告费；第三是音乐爱好者将种子上传，大约占20%。
通过“斗争”，第二类的深层链接有一大部分已经进入合法范畴，比如百度等大网站提供的链接。但是下载工具提供的深层链接还没有向音乐人付费。而在国外，第三种、即P2P才是焦点。
对于涉及多个文化艺术领域的版权问题，郭彪说：“最关键的还是法制环境。我们打了那么多年官司，我们是在吃亏、在流血的，那些网站反正拖一天是一天。”
版权问题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投资积极性下降。因为投资的回收差，原来集中在唱片制作领域的资本进入演艺行业，“但这些都不是主业”。
郭彪说：“现在一开会，基本上是两个阵营，一个是内容产业，一个是互联网。”
不过他认为，唱片行业不可能消失。虽然科技使进入音乐行业的门槛降低，但是作为商业产品仍然需要对艺人的培养和包装，“从这个意义上讲，唱片公司无可替代”。
而面对财大气粗的互联网公司，“没有几个权利人能真正有实力和大的互联网公司坐下来谈判。”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刘平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解释说，无线音乐和在线音乐现在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无线音乐虽然利益非常大，但是权利人尤其是原创作者获得的利益寥寥无几，一部分被唱片公司拿到了，更大一部分被运营商拿去了。中国移动数字音乐可以达到300亿元，因为他们是渠道，是垄断的。”
他举出《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为例：这两首歌做彩铃的时候，词曲作者也能分到上千万元，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移动开始没明白，后来明白了，就改规矩了，采取买断方式，用5万元买断，剩下的跟你没关系。这就非常不公平，但他是渠道，你不进它的渠道，当时就没有其他渠道可上了。”
至于在线音乐，“其实上只是解决了不到10%，其他90%多的还没解决呢！”
走出技术的牢笼
王炬曾参加一个关于数字音乐的论坛，他强烈地感受到，“唱片业已经从论坛的主人变成现在的听客、看客。”
王炬说：“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一家是做演出的公司的负责人之外，其他都是做数字、网站、移动的，所有唱片公司的负责人都坐台下。演讲的也都是做数字的，2011年还有宋柯、沈黎晖等做唱片的，2012年就完全没有了。”
数字音乐给传统唱片公司带来的冲击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在于传播方式和渠道，还体现在对音乐内容的影响上。“腐朽守旧”的传统唱片工业，看起来在新技术面前几乎一无是处。
不仅是曾经辉煌的国际五大唱片公司转眼间从“五大”变“四大”，又从“四大”缩至“三大”，国内唱片业也是凄凄惨惨。
2004年，宋柯开始警惕地意识到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数字音乐有了商业化的可能。2005年中国唱片业进入资本时代，从华纳音乐先后出走的宋柯、许晓峰相继获得巨额融资创业。
宋柯的太合麦田不仅从运作刀郎作品的无限增值业务中既赚钱又赚口碑，2005年又签约了超女冠军李宇春。许晓峰的创盟音乐则采取较为稳健的方式。不过在业余时间，许晓峰鼓捣出了北大原创音乐20年纪念专辑《未名湖是个海洋》，至今被奉为经典。
网络的兴起以及无线增值业务的繁荣带来了机遇，这期间的种种绚丽，让不少业内人士都以为中国唱片业复活了，并且迎来了第二春。
殊不知，这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一些以唱片为主体的音乐公司已经私下将主营业务转移到艺人经纪和商演领域。
多年以来，唱片界和互联网公司形同水火，自身不会也不甘心拥抱新技术。唱片业一步步日薄西山。现如今，明星出专辑仅相当于印名片，一线歌手的专辑销量也不过上万张。唱片公司最大的愿望就是活着。
至今，整个音乐产业也未能找到适应互联网新技术的成功商业模式，陷入技术牢笼。做唱片挣不到钱，人们归结为盗版猖獗；网络音乐时代音乐依然不赚钱，人们归咎于免费下载。
“不解决百度、中国移动对音乐的压榨问题，中国数字音乐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许晓峰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全世界每首音乐都慰藉了千百万人的心灵，唯独在中国创造音乐的人的心灵却受到很大的伤害。就像一个演喜剧的小丑，为大家带来笑声，自己却生活在苦闷中。”
“人缺少不了音乐，所以音乐就永存？这个逻辑有错误。”他带着点质问。他认为，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如果有一天有一项新技术取代了互联网呢？”
“在互联网技术下，整个音乐产业链已经跟以前唱片时代的音乐产业链不一样了，你还按照以前的模式去做不死才怪！现在的90后在寝室，蒙一床被子隔音就能录制音乐，他们都能砸了70后的饭碗！”李敬在接受《瞭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强调，应该是“唱片工业已死，音乐产业要永存”。
介质革命带来的新公司
理科出身的李敬把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音乐革命看得很简单：一种介质代替另一种介质，“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
就好像当年有卡带机，然后CD取代了卡带。然而不同的是，在从卡带到CD的变化中，唱片公司一样赚钱，“而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有人赚不着钱了，所以反对。”他这样比较说。
其实回顾整个现代音乐史，音乐产业的历次飞跃都来自于技术革新。技术一次次打破旧有的产业利益链，建立新的分配格局。唱片就曾被誉为人类重大发明之一，它的产生曾经促进了音乐的大发展，成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唱片转化为数字CD，全球唱片业迎来近20年的大繁荣。1982年，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颤栗》全球销量破亿张，至今无人能破此纪录。
“当时也充斥着很多盗版，即便这种情况下，普普通通一个唱片公司一个专辑就能卖上百万，白金奖就能卖几百万，那时候我们开年会吃喝都在人民大会堂。”国际唱片业协会中国区首席代表郭彪对《瞭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傻子都能赚钱。唱片发行之前就已经听到了钱的响声。”李敬说。
其实数字音乐的介质在短短10年中也在变化：先是MP3机—它被李敬认为是过渡产物，然后是PC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趋势。
在数字介质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销售和传播合二为一：听众从听到一首歌然后去淘唱片店，变为跑到网上找歌听、直接下载。
当传统唱片工业最辉煌的时候，发行商、音像厂“拿着钱堵在唱片公司门口排队”，希望得到授权。音乐人需要集中精力生产好歌，唱片公司想要谁红很少会失手，“因为它掌握了媒体，但现在网络上一首歌不知道怎样就红了。电视报纸都没那么强势了，网络越来越受关注，这就是改变了音乐的传播。”
为了解决这个被李敬称为“复杂”的传播问题，他的公司里有几十个人专门研究：刚研究透了搜索引擎，又出来了微博、社交媒体，“就算我们是网络出身的，也应接不暇”。
成立于2002年的滚石移动，投资方除了滚石唱片集团，还有宏碁技术投资、德国西门子移动投资、华登国际投资、联想投资，叫做“全网电信增值业务提供商”。其实它的前身就是滚石唱片旗下的滚石网路科技娱乐通信事业部。
作为一家“新型的音乐公司”，李敬称自己的企业每年有4亿元以上的营业收入，且一直盈利。不过他也说，自己还处在深刻了解传统音乐的过程中。
这类公司的出现，大大改变了音乐工业的传统—唱片公司以往都是以制作室、录音棚为主，小型、个性突出。“我觉得未来这种工作室形式会被淘汰。未来的唱片公司有强大的销售能力和推动能力，你会发现，这个产业链各个环节就发生了变化，更像四大国际唱片公司那样，但是这对企业的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资金筹措能力是一个考验。”
具体来说，唱片工业是以制作人为核心，然而现在随着市场推广、销售渠道的多样化、复杂化，制作公司扮演了主要角色。
音乐的变现难题
唱片工业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2012年初，知名音乐人宋柯丢下一句“唱片已死”，短暂地离开过音乐圈。似一声惊雷，士气低落的唱片业为此纷纷攘攘了好长一段时间。
半年不到，宋柯加盟恒大音乐。2013年11月9日晚，里皮带领的恒大足球夺得亚冠冠军。恒大音乐“主教练宋皮”（宋柯自我戏称）将“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大篷车从南京派到了天河体育中心，为狂欢夜助兴。
但部分观众对“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植入广告太多颇有微词，“音乐节像广告节”。宋柯则公开回应称，如果仅靠门票收入，恒大音乐节单场亏损近200多万元。
2013年“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30场巡演除门票收入外，还将带来1亿元广告赞助。为此，2014年巡演预计将增加到40至50场。
现场音乐已经取代唱片业成为全球音乐产业中收入规模最大的部分，音乐节甚至被视为音乐人的出路之一。
在宋柯看来，音乐节远远没有达到“井喷”，正规的非常少，很多地方还未曾有过音乐节。“蛋糕要做大，音乐人才有饭吃。”
1996年，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宋柯还是一个珠宝商人。在好友高晓松的怂恿下，心底仍怀理想的他创办了麦田音乐。宋柯在太合麦田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漫画，上面写着“为人民的娱乐服务”。
这个口号也正是宋柯这些年摸索的主线。在正式成立麦田音乐之前，高晓松带着宋柯在上海一些唱片发行公司转了一圈。
那时盗版已经暗潮汹涌，但宋柯认为还是可以挣钱。麦田音乐成立之初，依靠高晓松、朴树、叶蓓等歌手着实赚了一把。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迅速崛起，唱片大势渐去。网络全面对接、深度介入音乐产业链。唱片公司既无法对接网络的欲望，也没能满足音乐人的欲望。
身为老板的宋柯，也曾感到这种内外压力。据业内人士转述，在2011年香港流行音乐节的论坛上，宋柯就曾表示：“我不开心，我不愿去伺候那些膨胀的艺人，那我就要放弃。”
2011年6月，在文化部的鼎力协调下，音乐产业里曾经水火不容的音乐制作方和百度等互联网渠道方，在北京宣布成立了网络音乐的行业协调组织“网络音乐行业发展联盟”，各方签署公约，貌似握手言和共同探寻多方共赢的产业模式。 但是，今天看来联盟各方的利益纠葛并未化解，唱片业的颓势也没能扭转。
2012年年初，宋柯去开烤鸭店了。或许坐在自家烤鸭店里盘算着营收时，对于中国音乐行业的赚钱问题，他琢磨出了一点东西：内容提供商不能从音乐流通体系里挣得40%利润，就玩不下去。不是赚不了钱，是没有话语权。
当时，宋柯曾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网络音乐总体年收入约为300亿元，作为内容制作方的音乐公司只拿到约6亿元。与此同时，2010年电影市场票房为103亿元，内容商可以拿到35%至40%，约35亿至40亿元。”
这种对比似乎也暗合形势。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王炬就对本刊记者表示：“流行音乐发展百余年，到现在为止，音乐的形成模式、流通模式已经越来越和电影相似了。”
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总裁许晓峰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行业中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地损伤原创者的利益。”
“中国大陆的音乐严格来说已经陷入趋众，艺术个性没有了，好作品就没了。归根结底还是缺少有个性有品位的艺术工作者。”王炬说。
当然，有业内人士也表示，音乐行业缺的不仅是音乐人才，更缺互联网专业人才。
10%和90%
对于数字音乐，郭彪的看法是：2000年中国就有了数字音乐，至今已13年，“如果出现5年时就修法，那就好了。”
作为传统音乐人，他说：“我现在真的有些害怕，害怕什么新的科技又出来了。因为中国的科技更新太快了，中国人接受这个很快，利用新科技打烟雾弹。著作权人没弄明白，国家主管部门没弄明白，法官没弄明白，但是他弄得明白，就借助这个机会就开始盗版。他说这不是盗版，这是技术手段。”
郭彪跟互联网“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法院已经基本弄明白了，“觉得毕竟你们互联网不能老这样啊”。
他说，数字音乐面临的网络盗版主要有三种：大量的没有经过授权的内容网站，将产品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但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更严重的是深层链接网站，将盗版网站全链一起，使得盗版得以实现，自己通过MP3窗口收广告费；第三是音乐爱好者将种子上传，大约占20%。
通过“斗争”，第二类的深层链接有一大部分已经进入合法范畴，比如百度等大网站提供的链接。但是下载工具提供的深层链接还没有向音乐人付费。而在国外，第三种、即P2P才是焦点。
对于涉及多个文化艺术领域的版权问题，郭彪说：“最关键的还是法制环境。我们打了那么多年官司，我们是在吃亏、在流血的，那些网站反正拖一天是一天。”
版权问题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投资积极性下降。因为投资的回收差，原来集中在唱片制作领域的资本进入演艺行业，“但这些都不是主业”。
郭彪说：“现在一开会，基本上是两个阵营，一个是内容产业，一个是互联网。”
不过他认为，唱片行业不可能消失。虽然科技使进入音乐行业的门槛降低，但是作为商业产品仍然需要对艺人的培养和包装，“从这个意义上讲，唱片公司无可替代”。
而面对财大气粗的互联网公司，“没有几个权利人能真正有实力和大的互联网公司坐下来谈判。”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刘平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解释说，无线音乐和在线音乐现在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无线音乐虽然利益非常大，但是权利人尤其是原创作者获得的利益寥寥无几，一部分被唱片公司拿到了，更大一部分被运营商拿去了。中国移动数字音乐可以达到300亿元，因为他们是渠道，是垄断的。”
他举出《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为例：这两首歌做彩铃的时候，词曲作者也能分到上千万元，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移动开始没明白，后来明白了，就改规矩了，采取买断方式，用5万元买断，剩下的跟你没关系。这就非常不公平，但他是渠道，你不进它的渠道，当时就没有其他渠道可上了。”
至于在线音乐，“其实上只是解决了不到10%，其他90%多的还没解决呢！”
走出技术的牢笼
王炬曾参加一个关于数字音乐的论坛，他强烈地感受到，“唱片业已经从论坛的主人变成现在的听客、看客。”
王炬说：“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一家是做演出的公司的负责人之外，其他都是做数字、网站、移动的，所有唱片公司的负责人都坐台下。演讲的也都是做数字的，2011年还有宋柯、沈黎晖等做唱片的，2012年就完全没有了。”
数字音乐给传统唱片公司带来的冲击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在于传播方式和渠道，还体现在对音乐内容的影响上。“腐朽守旧”的传统唱片工业，看起来在新技术面前几乎一无是处。
不仅是曾经辉煌的国际五大唱片公司转眼间从“五大”变“四大”，又从“四大”缩至“三大”，国内唱片业也是凄凄惨惨。
2004年，宋柯开始警惕地意识到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数字音乐有了商业化的可能。2005年中国唱片业进入资本时代，从华纳音乐先后出走的宋柯、许晓峰相继获得巨额融资创业。
宋柯的太合麦田不仅从运作刀郎作品的无限增值业务中既赚钱又赚口碑，2005年又签约了超女冠军李宇春。许晓峰的创盟音乐则采取较为稳健的方式。不过在业余时间，许晓峰鼓捣出了北大原创音乐20年纪念专辑《未名湖是个海洋》，至今被奉为经典。
网络的兴起以及无线增值业务的繁荣带来了机遇，这期间的种种绚丽，让不少业内人士都以为中国唱片业复活了，并且迎来了第二春。
殊不知，这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一些以唱片为主体的音乐公司已经私下将主营业务转移到艺人经纪和商演领域。
多年以来，唱片界和互联网公司形同水火，自身不会也不甘心拥抱新技术。唱片业一步步日薄西山。现如今，明星出专辑仅相当于印名片，一线歌手的专辑销量也不过上万张。唱片公司最大的愿望就是活着。
至今，整个音乐产业也未能找到适应互联网新技术的成功商业模式，陷入技术牢笼。做唱片挣不到钱，人们归结为盗版猖獗；网络音乐时代音乐依然不赚钱，人们归咎于免费下载。
“不解决百度、中国移动对音乐的压榨问题，中国数字音乐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许晓峰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全世界每首音乐都慰藉了千百万人的心灵，唯独在中国创造音乐的人的心灵却受到很大的伤害。就像一个演喜剧的小丑，为大家带来笑声，自己却生活在苦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