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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杂志的百年尴尬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 ”爆发，日本当局对内加紧镇压，无产阶级文学巨大的政治鼓动性，令试图加强思想控制的当局欲除之而后快。一些右翼作家不失时机地与军部勾结，宣扬 “日本主义 ”和“日本精神 ”的法西斯主义文学作品盛行一时，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屡遭禁止，文学失去自由的现象十分显著。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和文坛形式，众多知识分子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舍斯托夫的 “不安的哲学 ”成为一种潜在的思想潮流。
这时，林房雄提出了一个口号：“日本的文艺复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文艺复兴;文学的文艺复兴，应该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课题。”尽管他的观点被认为是 “一种驳杂的主张 ”，但是当时的文坛，正期待着这种安心感和解放感，“文艺复兴 ”因此呼之欲出，《文学界》杂志也因此而生。
一九三三年十月，由武田麟太郎等人创办的《文学界》创刊号问世。《文学界》同人的思想构成是复杂的，武田麟太郎和林房雄属于无产阶级;川端康成和深田久弥属于艺术派;宇野浩二、广津和郎、丰岛与志雄等人则是既成作家。面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中村光夫认为：“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林房雄曾在《〈文学界〉创刊之时》中回忆杂志名称的确立：“提出以《文学界》命名杂志的是广津和郎，理由是 ‘字面好，寓意好 ’。直接使用藤村、透谷等人创办的杂志的名称，虽然有些难为情，也有点越界，但同时也是对明治时期《文学界》文学精神的延续。广津的提议得到了同仁们的认可，昭和时期的《文学界》杂志由此而生。”
伴随着 “文艺复兴 ”的潮流，《文学界》创刊号问世后大卖，首次发行便达到了一万册。川端康成在创刊号的 “编辑后记 ”中写道：
“正值 ‘文学复兴 ’的萌芽时期，各种文学杂志应运而生，我们为出现这样的潮流而感到高兴;本杂志在沿着这种潮流发展的同时，也会捍卫我们自己的立场。”它的出现将这股潮流现象化，同时守护了纯文学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可惜的是，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份发行第五期后，因资金筹措困难和征稿情况不容乐观的现实，《文学界》被迫休刊，创刊初期至此结束。
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新兴艺术派和转向派作家们携手共创的《文学界》，不问派别，只看才能和实力，被人们称为 “吴越同舟 ”，是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他们凝聚在一起，抵抗大众媒体的愚昧浅薄，捍卫纯文学的文坛地位。
一九三四年六月，日本文部省设立了思想局，为了国防建设，提倡设立管辖通信、情报、宣传的国家机关。虽然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机制已经开始萌芽，但是对于报纸和杂志的发行尚未出现禁止之声。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然被迫停刊三个月的《文学界》，在小林秀雄和林房雄的共同努力下再次问世，出版机构由原来的文化公论社变成了文圃堂。
从第七期开始，由武田麟太郎担任编辑，除保留杂志原有栏目外，还增加了 “政治与文学的问题 ”和“女性作家栏 ”两个专栏。杂志宣称： “我们要彻底改变编辑方针，要努力把《文学界》创办成当代文学的指导性杂志。”围绕 “政治与文学的问题 ”这个话题，青野季吉和林房雄等人召开了座谈会。与会学者们交换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林房雄提出
了“非常时期 ”的概念，得到了青野季吉等学者的认同。他认为：“在日本，之所以存在政治与文学的问题，是受到了 ‘非常时期 ’的限制和影响。作家，特别是无产阶级作家直接受法律的影响，虽然也有其他原因，但是最容易得出的便是这种 ‘非常时期 ’的影响。正是因为当今的作家们，都在将政治与文学的问题作为自身的问题来思考，才使得这个旧话题被重新讨论起来。”
一九三六年一月号起，经过同仁们的投票，决定设立 “文学界奖 ”，并在二月号上刊登了第一届获奖者名单。第一届的获奖作家作品是小林秀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第二届是北条民雄的《生命的初夜》，第三届是高见顺的《时评日志》和横光利一的《日记》，第四届是中村光夫的《二叶亭四迷论》……该奖项的评选工作至一九三七年二月的第十三届结束，最后一届获奖者是林房雄的《乃木大将》。
然而，《文学界》的经营状况仍旧是入不敷出，再次面临停刊。小林秀雄主张寻找资金更加雄厚的出版社来接手杂志的出版工作，并说服同人。于是一九三六年六月，《文学界》转到菊池宽创办的文艺春秋社出版发行，同时也标志着《文学界》文圃堂时期复刊的结束。
转社之后，由河上彻太郎担任责任编辑，他说：“在评论栏中，我们希望能够刊登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论，而尽量避免随笔式的内容。例如像林房雄的高杉晋作研究、中村光夫的福楼拜研究、阿部知二的拜伦研究、大冈升平的司汤达研究，等等。这些大人物的评论文章，敬请期待。”河上的预告虽然雄心勃勃，但是最后只有阿部和中村二人的评论问世。《文学界》一改之前以评论为中心的编辑风格，立足于近代文学意识，开始积极鼓励作家们进行小说创作。
一九三七年二月，“池谷信三郎奖 ”诞生。这个奖项是菊池宽为纪念好友池谷信三郎而设立的文学奖，前六届的评选是每年两次，此后为一年一次，至一九四二年第九届结束。第一届获奖者是中村光夫和保田与重郎二位作家，他们的获奖作品《二叶亭四迷论》和《日本的桥》刊登在《文学界》二月号上。然而，由于当时日本的侵华战争计划，国内政治局势紧张，言论管制严峻，该期刊物上刊登的川上喜久子的《微光》因被日本军部认为是反战小说，被禁止公开销售，所以中村光夫和保田与重郎只是名义上获得了 “池谷信三郎奖 ”，作品并没有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次禁售事件，对于编辑同仁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大家担心《文学界》的发行数量会因此受到影响。可是到了四月号杂志的发行，销售未减反增，并且其影响力在当时高居日本文学杂志之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卢沟桥事变 ”爆发，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日本国民生活的一切，悉数被纳入战时体制之中。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张和对内法西斯统治，使整个日本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之中。日本政府及法西斯军部发布命令：不得發表反战、反军等离间军民的言论，不得称日本的对外政策为侵略主义，等等。当局对国内舆论加强控制，封锁了国民了解战争的真相和发表意见的渠道，形成了一道言论控制的铁壁，日本文坛也由此迎来了暗黑时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强化对于用纸的管制，同时整理统合报纸、杂志。当时，用纸的不足使报社、杂志社接连废刊。一九四
○年一月号上，林房雄发表了《〈文学界〉解散论》，河上认为：“林房雄的解散论，实际上是对文坛的一种警告。”同年三月号的杂志上，罕见地刊登了同仁们的合影，《〈文学界〉解散论》使每个人面色凝重、表情冷漠。然而，当大家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文学界》存亡的时候，共同的意愿还是《文学界》不能解散。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顺应日本军部的言论号召，战争中的《文学界》开始倾向日本主义，编辑同人顺应日本国策而出版杂志，为暴虐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谱写美好乐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和十月号上的特辑 “近代的超克 ”。这是杂志社以 “知识的合作 ”为主题举行的座谈会的记录。召开此次座谈会的时点，正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火热的时期，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宣扬日本近代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它的策划者河上彻太郎认为：“这是大东亚战争开战一年间关于 ‘知识的战栗 ’。如今知识分子们的情感，自开战之后 ‘被规划为一种样态 ’，如果用 ‘一个共通的理念 ’来总结的话，就是 ‘近代的超克 ’。如何思考西方近代问题，以及受其影响下的日本未来的样子;还有，日本古典中的现代意味、世界史中日本现代史的位置，以及现代日本人未来的可能。”这些问题，用河上自己的话来讲，便是 “日本人的血性 ”与“西洋知性 ”的相互制约，是一场 “充满血腥的战役 ”。
什么是 “近代的超克 ”，与会的学者们各抒己见，铃木成高认为：
“所谓的 ‘近代的超克 ’，便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的超克，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超克，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的超克。对于日本而言，由于近代的超克這一课题与欧洲的世界支配的超克这一特殊课题相重复，于是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关于此次座谈会，小田切秀雄谈道：
“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展开的关于 ‘近代的超克 ’的讨论，既是在军国主义支配体制下的 ‘总力战 ’中思想战的一翼，又是为了杜绝近代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实行的思想政治活动。与军国主义者们野蛮号召的 ‘思想战 ’的做法相比，以《文学界》同仁们为中心展开的这次讨论，展示了其知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本质是相同的，并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这一点，与林房雄所提到的 “非常时期 ”背景下，“政治与文学 ”的关系具有相同之处。
大冈升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翻看当时的杂志目录，确实刊登了许多鼓吹战争的文章。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杂志就不能顺利出版。”大冈指出了战时《文学界》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前行的窘态。进入日本侵华战争末期，杂志不仅出现了经营困难局面，而且同人的编辑参与权被废除。一九四四年四月《文学界》的编辑与发行全权委托于《文艺春秋》，由此标志着它又一个时期的结束。
一九四七年六月《文学界》再次复刊，龟井胜一郎在 “后记 ”中表明了再次出发的新立场和自己的决心：“创刊号的同人们，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坚力量，在如今的日本文坛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不需要什么理想或者什么思想立场，他们只需要带着各自的本领就够了。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界，新人都是它的一大特色。我们当然要为新人提供版面，同时，我们自己也作为新人，希望让大家看到脱胎换骨的一面 ……”
纵观《文学界》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谓迎来了 “第三新人 ”的时代。“第三新人 ”这一名词来自《文学界》一九五三年一月号中，评论家山本健吉写了一篇题为《第三新人》的文章，从此日本文学史上出现了 “第三新人 ”这一文学用语。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界》“第三新人 ”们的 “芥川奖 ”获奖率颇高。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二○一八年，“芥川奖 ”共进行了一百五十九次评选，除去没有获奖者的三十二次评选外，刊登于《文学界》的小说，六十二次获得该奖项，几乎占据了 “芥川奖 ”的半壁江山，足见业内人士对《文学界》“文学性 ”的认可。《文学界》的“同人杂志评 ”栏目自一九五一年四月号开始，至二○○八年十二月号结束，历时五十八个年头，可以说，这是《文学界》区别于其他杂志的特色之一，“同人杂志评 ”游弋于作者与评论家之间，可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战后复刊的《文学界》在一九五五年决定设立 “文学界新人奖 ”，用以发掘和鼓励新人作家。该奖项设立初期的评选是一年数次，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号起，正式将 “文学界新人奖 ”的评选定为每年两次。截止到二○一八年十二月，共进行了一百二十三届 “文学界新人奖 ”的评选，为日本文坛发掘了不少优秀作家，获奖者同时又获得 “芥川奖 ”的作家亦不在少数。
一九五二年四月，为纪念《文艺春秋》创刊三十周年，《文学界》召开了题为 “文学界二十年来的脚步 ”的座谈会，会上关于什么是《文学界》的探讨，河上彻太郎直截了当地说：“新兴艺术派和转向派合为一体，便是《文学界》。所以，所谓《文学界》，直到最后，都被称为 ‘吴越同舟 ’。”野野上庆一在一九八三年五月号上的《回忆种种》一文中写道：“在同仁，即艺术派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或是转向组之类的旨趣之下，将同仁们的志向统一，就像当时流行的 ‘文艺复兴 ’一类的口头禅一样。可以说是对困窘文化从上至下的慢慢压抑，和相对于低俗娱乐的纯文学的拥护。”除了这种《文学界》内部成员的认识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评价。小田切秀雄在《现代日本文学辞典》中这样写道：“《文学界》是这些逃离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作家们自发的 ‘文学热 ’，出版资本利用这个机会形成的 ‘文艺复兴’，也就是说，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不想诞生出真正的文学。文坛作家们以及思想家小林秀雄，还有逃离无产阶级文学的林房雄和武田麟太郎，他们聚集在一起，做出了《文学界》。在菊池宽势力的支持下，推动文坛以文学和文学意识作为中心工作，代替理性和热情的是 ‘良知’和‘才气 ’，他们一边模仿杂志体裁，一边又努力区别于它，不与人民战线结为一体，带有自足的个人主义，在不彻底的艺术至上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挫后，推动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意识，文化意识的内面化和颓废相结合。”中野重治对于小田切的批判产生了同感：“无论第二次《文学界》的同仁中加入了多少转向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无论他们怎样宣扬与《日本浪漫派》中资本家式的鄙俗相对立，最后也只是个为最鄙俗、最野蛮的侵略战争跑腿的。”
小田切和中野所说的内容，对于《文学界》来讲都是事实;《文学界》同人们的观点虽然有些自欺欺人，但是也能够自圆其说。不管怎样，《文学界》从一九三三年创刊走到今天，四易出版机构，经历了多次停刊、复刊，在政治的漩涡和炮火的冲击下，踉跄走到了今天，它不仅留下了文学的记录，也展现了历史的轨迹。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 ”爆发，日本当局对内加紧镇压，无产阶级文学巨大的政治鼓动性，令试图加强思想控制的当局欲除之而后快。一些右翼作家不失时机地与军部勾结，宣扬 “日本主义 ”和“日本精神 ”的法西斯主义文学作品盛行一时，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屡遭禁止，文学失去自由的现象十分显著。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和文坛形式，众多知识分子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舍斯托夫的 “不安的哲学 ”成为一种潜在的思想潮流。
这时，林房雄提出了一个口号：“日本的文艺复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文艺复兴;文学的文艺复兴，应该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课题。”尽管他的观点被认为是 “一种驳杂的主张 ”，但是当时的文坛，正期待着这种安心感和解放感，“文艺复兴 ”因此呼之欲出，《文学界》杂志也因此而生。
一九三三年十月，由武田麟太郎等人创办的《文学界》创刊号问世。《文学界》同人的思想构成是复杂的，武田麟太郎和林房雄属于无产阶级;川端康成和深田久弥属于艺术派;宇野浩二、广津和郎、丰岛与志雄等人则是既成作家。面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中村光夫认为：“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林房雄曾在《〈文学界〉创刊之时》中回忆杂志名称的确立：“提出以《文学界》命名杂志的是广津和郎，理由是 ‘字面好，寓意好 ’。直接使用藤村、透谷等人创办的杂志的名称，虽然有些难为情，也有点越界，但同时也是对明治时期《文学界》文学精神的延续。广津的提议得到了同仁们的认可，昭和时期的《文学界》杂志由此而生。”
伴随着 “文艺复兴 ”的潮流，《文学界》创刊号问世后大卖，首次发行便达到了一万册。川端康成在创刊号的 “编辑后记 ”中写道：
“正值 ‘文学复兴 ’的萌芽时期，各种文学杂志应运而生，我们为出现这样的潮流而感到高兴;本杂志在沿着这种潮流发展的同时，也会捍卫我们自己的立场。”它的出现将这股潮流现象化，同时守护了纯文学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可惜的是，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份发行第五期后，因资金筹措困难和征稿情况不容乐观的现实，《文学界》被迫休刊，创刊初期至此结束。
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新兴艺术派和转向派作家们携手共创的《文学界》，不问派别，只看才能和实力，被人们称为 “吴越同舟 ”，是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他们凝聚在一起，抵抗大众媒体的愚昧浅薄，捍卫纯文学的文坛地位。
一九三四年六月，日本文部省设立了思想局，为了国防建设，提倡设立管辖通信、情报、宣传的国家机关。虽然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机制已经开始萌芽，但是对于报纸和杂志的发行尚未出现禁止之声。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然被迫停刊三个月的《文学界》，在小林秀雄和林房雄的共同努力下再次问世，出版机构由原来的文化公论社变成了文圃堂。
从第七期开始，由武田麟太郎担任编辑，除保留杂志原有栏目外，还增加了 “政治与文学的问题 ”和“女性作家栏 ”两个专栏。杂志宣称： “我们要彻底改变编辑方针，要努力把《文学界》创办成当代文学的指导性杂志。”围绕 “政治与文学的问题 ”这个话题，青野季吉和林房雄等人召开了座谈会。与会学者们交换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林房雄提出
了“非常时期 ”的概念，得到了青野季吉等学者的认同。他认为：“在日本，之所以存在政治与文学的问题，是受到了 ‘非常时期 ’的限制和影响。作家，特别是无产阶级作家直接受法律的影响，虽然也有其他原因，但是最容易得出的便是这种 ‘非常时期 ’的影响。正是因为当今的作家们，都在将政治与文学的问题作为自身的问题来思考，才使得这个旧话题被重新讨论起来。”
一九三六年一月号起，经过同仁们的投票，决定设立 “文学界奖 ”，并在二月号上刊登了第一届获奖者名单。第一届的获奖作家作品是小林秀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第二届是北条民雄的《生命的初夜》，第三届是高见顺的《时评日志》和横光利一的《日记》，第四届是中村光夫的《二叶亭四迷论》……该奖项的评选工作至一九三七年二月的第十三届结束，最后一届获奖者是林房雄的《乃木大将》。
然而，《文学界》的经营状况仍旧是入不敷出，再次面临停刊。小林秀雄主张寻找资金更加雄厚的出版社来接手杂志的出版工作，并说服同人。于是一九三六年六月，《文学界》转到菊池宽创办的文艺春秋社出版发行，同时也标志着《文学界》文圃堂时期复刊的结束。
转社之后，由河上彻太郎担任责任编辑，他说：“在评论栏中，我们希望能够刊登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论，而尽量避免随笔式的内容。例如像林房雄的高杉晋作研究、中村光夫的福楼拜研究、阿部知二的拜伦研究、大冈升平的司汤达研究，等等。这些大人物的评论文章，敬请期待。”河上的预告虽然雄心勃勃，但是最后只有阿部和中村二人的评论问世。《文学界》一改之前以评论为中心的编辑风格，立足于近代文学意识，开始积极鼓励作家们进行小说创作。
一九三七年二月，“池谷信三郎奖 ”诞生。这个奖项是菊池宽为纪念好友池谷信三郎而设立的文学奖，前六届的评选是每年两次，此后为一年一次，至一九四二年第九届结束。第一届获奖者是中村光夫和保田与重郎二位作家，他们的获奖作品《二叶亭四迷论》和《日本的桥》刊登在《文学界》二月号上。然而，由于当时日本的侵华战争计划，国内政治局势紧张，言论管制严峻，该期刊物上刊登的川上喜久子的《微光》因被日本军部认为是反战小说，被禁止公开销售，所以中村光夫和保田与重郎只是名义上获得了 “池谷信三郎奖 ”，作品并没有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次禁售事件，对于编辑同仁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大家担心《文学界》的发行数量会因此受到影响。可是到了四月号杂志的发行，销售未减反增，并且其影响力在当时高居日本文学杂志之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卢沟桥事变 ”爆发，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日本国民生活的一切，悉数被纳入战时体制之中。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张和对内法西斯统治，使整个日本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之中。日本政府及法西斯军部发布命令：不得發表反战、反军等离间军民的言论，不得称日本的对外政策为侵略主义，等等。当局对国内舆论加强控制，封锁了国民了解战争的真相和发表意见的渠道，形成了一道言论控制的铁壁，日本文坛也由此迎来了暗黑时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强化对于用纸的管制，同时整理统合报纸、杂志。当时，用纸的不足使报社、杂志社接连废刊。一九四
○年一月号上，林房雄发表了《〈文学界〉解散论》，河上认为：“林房雄的解散论，实际上是对文坛的一种警告。”同年三月号的杂志上，罕见地刊登了同仁们的合影，《〈文学界〉解散论》使每个人面色凝重、表情冷漠。然而，当大家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文学界》存亡的时候，共同的意愿还是《文学界》不能解散。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顺应日本军部的言论号召，战争中的《文学界》开始倾向日本主义，编辑同人顺应日本国策而出版杂志，为暴虐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谱写美好乐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和十月号上的特辑 “近代的超克 ”。这是杂志社以 “知识的合作 ”为主题举行的座谈会的记录。召开此次座谈会的时点，正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火热的时期，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宣扬日本近代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它的策划者河上彻太郎认为：“这是大东亚战争开战一年间关于 ‘知识的战栗 ’。如今知识分子们的情感，自开战之后 ‘被规划为一种样态 ’，如果用 ‘一个共通的理念 ’来总结的话，就是 ‘近代的超克 ’。如何思考西方近代问题，以及受其影响下的日本未来的样子;还有，日本古典中的现代意味、世界史中日本现代史的位置，以及现代日本人未来的可能。”这些问题，用河上自己的话来讲，便是 “日本人的血性 ”与“西洋知性 ”的相互制约，是一场 “充满血腥的战役 ”。
什么是 “近代的超克 ”，与会的学者们各抒己见，铃木成高认为：
“所谓的 ‘近代的超克 ’，便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的超克，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超克，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的超克。对于日本而言，由于近代的超克這一课题与欧洲的世界支配的超克这一特殊课题相重复，于是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关于此次座谈会，小田切秀雄谈道：
“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展开的关于 ‘近代的超克 ’的讨论，既是在军国主义支配体制下的 ‘总力战 ’中思想战的一翼，又是为了杜绝近代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实行的思想政治活动。与军国主义者们野蛮号召的 ‘思想战 ’的做法相比，以《文学界》同仁们为中心展开的这次讨论，展示了其知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本质是相同的，并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这一点，与林房雄所提到的 “非常时期 ”背景下，“政治与文学 ”的关系具有相同之处。
大冈升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翻看当时的杂志目录，确实刊登了许多鼓吹战争的文章。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杂志就不能顺利出版。”大冈指出了战时《文学界》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前行的窘态。进入日本侵华战争末期，杂志不仅出现了经营困难局面，而且同人的编辑参与权被废除。一九四四年四月《文学界》的编辑与发行全权委托于《文艺春秋》，由此标志着它又一个时期的结束。
一九四七年六月《文学界》再次复刊，龟井胜一郎在 “后记 ”中表明了再次出发的新立场和自己的决心：“创刊号的同人们，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坚力量，在如今的日本文坛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不需要什么理想或者什么思想立场，他们只需要带着各自的本领就够了。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界，新人都是它的一大特色。我们当然要为新人提供版面，同时，我们自己也作为新人，希望让大家看到脱胎换骨的一面 ……”
纵观《文学界》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谓迎来了 “第三新人 ”的时代。“第三新人 ”这一名词来自《文学界》一九五三年一月号中，评论家山本健吉写了一篇题为《第三新人》的文章，从此日本文学史上出现了 “第三新人 ”这一文学用语。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界》“第三新人 ”们的 “芥川奖 ”获奖率颇高。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二○一八年，“芥川奖 ”共进行了一百五十九次评选，除去没有获奖者的三十二次评选外，刊登于《文学界》的小说，六十二次获得该奖项，几乎占据了 “芥川奖 ”的半壁江山，足见业内人士对《文学界》“文学性 ”的认可。《文学界》的“同人杂志评 ”栏目自一九五一年四月号开始，至二○○八年十二月号结束，历时五十八个年头，可以说，这是《文学界》区别于其他杂志的特色之一，“同人杂志评 ”游弋于作者与评论家之间，可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战后复刊的《文学界》在一九五五年决定设立 “文学界新人奖 ”，用以发掘和鼓励新人作家。该奖项设立初期的评选是一年数次，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号起，正式将 “文学界新人奖 ”的评选定为每年两次。截止到二○一八年十二月，共进行了一百二十三届 “文学界新人奖 ”的评选，为日本文坛发掘了不少优秀作家，获奖者同时又获得 “芥川奖 ”的作家亦不在少数。
一九五二年四月，为纪念《文艺春秋》创刊三十周年，《文学界》召开了题为 “文学界二十年来的脚步 ”的座谈会，会上关于什么是《文学界》的探讨，河上彻太郎直截了当地说：“新兴艺术派和转向派合为一体，便是《文学界》。所以，所谓《文学界》，直到最后，都被称为 ‘吴越同舟 ’。”野野上庆一在一九八三年五月号上的《回忆种种》一文中写道：“在同仁，即艺术派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或是转向组之类的旨趣之下，将同仁们的志向统一，就像当时流行的 ‘文艺复兴 ’一类的口头禅一样。可以说是对困窘文化从上至下的慢慢压抑，和相对于低俗娱乐的纯文学的拥护。”除了这种《文学界》内部成员的认识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评价。小田切秀雄在《现代日本文学辞典》中这样写道：“《文学界》是这些逃离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作家们自发的 ‘文学热 ’，出版资本利用这个机会形成的 ‘文艺复兴’，也就是说，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不想诞生出真正的文学。文坛作家们以及思想家小林秀雄，还有逃离无产阶级文学的林房雄和武田麟太郎，他们聚集在一起，做出了《文学界》。在菊池宽势力的支持下，推动文坛以文学和文学意识作为中心工作，代替理性和热情的是 ‘良知’和‘才气 ’，他们一边模仿杂志体裁，一边又努力区别于它，不与人民战线结为一体，带有自足的个人主义，在不彻底的艺术至上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挫后，推动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意识，文化意识的内面化和颓废相结合。”中野重治对于小田切的批判产生了同感：“无论第二次《文学界》的同仁中加入了多少转向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无论他们怎样宣扬与《日本浪漫派》中资本家式的鄙俗相对立，最后也只是个为最鄙俗、最野蛮的侵略战争跑腿的。”
小田切和中野所说的内容，对于《文学界》来讲都是事实;《文学界》同人们的观点虽然有些自欺欺人，但是也能够自圆其说。不管怎样，《文学界》从一九三三年创刊走到今天，四易出版机构，经历了多次停刊、复刊，在政治的漩涡和炮火的冲击下，踉跄走到了今天，它不仅留下了文学的记录，也展现了历史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