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首批18位博士集体加冕
1983年5月27日，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及其老师、校长们与一批硕士齐聚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因当时在美国读书未到场。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马中骐，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号博士”，是唯一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前就已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他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不久“文革”爆发，他无奈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了物理系助教。1977年，命运有了转机。他去大连参会途中到京看望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数月后国家正式下达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原来，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马中骐终于看到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他已37岁，按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胡宁等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一份提案称：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寬年龄限制。4月，距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学校广告栏里看到“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且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的通知，喜出望外。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这次考试比以后的要相对容易，但当时能通过的人却少之又少。胡宁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后者几乎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其成绩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人奢望能得硕士、博士头衔。当时中国还没建立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完成，却逢“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1961年聂荣臻领衔起草学位条例，未及完成又逢“文革”。直到1979年，中国再次酝酿建立学位制度，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议建立学位制，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头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
马中骐当时由于专业课水平出众，胡宁特批他不用上专业课，直接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他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从1982年2月马中骐首个博士论文顺利答辩，到1983年4月10000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
因意义重大，当时博士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争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式衣着，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更是鲜为人知。鉴于此，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统一学位服，而按大型会议惯例每人发放200元置装费自己决定着装。只有王建磐一人穿了西装，可他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也没请示什么人，只觉得穿洋装不太好，想着平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便去买了套蓝色的确良卡其军便装。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入场券，粉色票面上印着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是钱老！”李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是科学界泰斗“两弹一星”元勋、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
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鲜明记载了改革开放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
五讲四美三热爱：吹响精神文明建设号角
“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改革开放初期首创的群众性活动，内容丰富、思想性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基本言行准则，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公认的公民道德规范指南。随着活动深入、广泛、持久的开展，文明礼貌蔚然成风。
江苏省无锡市34中学校领导注意到该校有些后进生模仿社会上乱穿戴、怪发型甚至追崇逃课、恶作剧、爆粗口、打群架等所谓流行风潮，如不及时引导势必影响整个校风。为此，校方管理层形成共识：既然学生审美出了问题，那就从这点入手来讨论美、来让学生懂得什么是美从而懂得分辨美丑、善恶、真假并经多次商议提出“三美”口号：思想美、语言美、仪表美等主流价值观，在全校师生中掀起“三美”学习高潮并取得良效。该校政工组组长徐荣照写了篇《无锡34中学开展“三美”教育》投给《文汇报》。该报收稿后并未直接刊发，而是将原稿寄至无锡市教育局核实确认属实后，才于1980年6月14日登在头版。
半月后，《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发表短文《“三美”教育好》，引起《新华日报》记者关注，特意到学校查访一周，在亲身体验到“三美”教育给学校带来的变化后再次报道，称该校开了个好头，并明确提出全国大中小学都要进行“三美”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随即，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该校开展审美教育活动的经验，明确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要来一个“五讲”。共青团中央对其综合加工时，分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高占祥也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并受到启发。他意识到，需制定个针对性强的简明口号即易记易懂易传播的道德规范，以便在全国青少年中推广，重塑新青年形象。他找到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一起研究，根据武汉和无锡等市的一些经验及“文革”前的“五热爱”，提出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讨论完“五讲”后，考虑到有些人没耐心听讲却爱美，故又综合出“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其中，有人提出，邓小平刚刚提出艰苦奋斗，而我们提仪表美是否强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岂不和中央讲话精神不一致？于是，“仪表美”被划掉变成了“五讲四美”。高占祥可惜之余也觉欣慰：五讲四美，是道德突破政治，也是解放思想。当时“左”的思想还较严重，提出了美就是一种成功。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共青团中央努力在亿万青少年中倡导文明素质的提高、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和树立良好的精神风貌与道德水准。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9家单位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精神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单位立即响应，28日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表示把该活动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来抓。从此，“五讲四美”活动得到社会普遍承认并广泛开展起来。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还倡议将每年3月作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1982年1月30日，团中央发出《关于1982年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意见》，要求各级团组织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突击队的作用，把这次“文明礼貌月”作为“五讲四美”活动深入的一项重点工作，切实安排好开展好。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该报告根据团中央等单位的意见，建议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25日，中宣部、团中央等16家单位发出《动员起来，扎扎实实抓好“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建议，一定要把首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搞好。
4月26日至5月4日，中宣部、共青团中央在京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总结成果和经验后着重讨论了如何经常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问题。会议认为，应不失时机地把群众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各方面工作上来，努力争取党风、社会风气和治安在本年更大好转。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即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少、极其重要的特征。“五讲四美”活动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学雷锋活动、义务劳动、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等，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方法和形式，要充分肯定、不断充实提高；这些活动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1984年3月5日，团中央发出通知，推广北京市团组织开展的综合包户服务的经验。这项活动为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和在实践中对青少年进行生动共产主义教育积累了经验，将学雷锋活动同本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严密完整的综合服务网，在服务单位间、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间形成有机联系，并使服務经常化制度化系列化，是将党的温暖送到人民心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这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声势浩大效果显著。1985年，根据经济改革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贵在坚持，决定不再开展集中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引导活动向创建城乡文明单位、加强精神文明的基础性和制度化发展。
与此同时，早在1981年，针对部分青年因缺乏对党史的了解而对中国、对社会主义、对党产生片面认识尤其少数人在信仰信念信心上发生动摇的情况，团中央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我爱祖国我爱党”教育活动。通过学党史，解决青年实际思想问题，教育青年信任党，热爱党，在困难时期坚定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四化”的信心。各地团委按照团中央的部署广泛开展此项活动。团沈阳市委在开展“两热爱”活动中结合青年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入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教育，使青年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谅党和国家的困难，加深对党和祖国的感情。教育活动效果明显。11月团中央批转团沈阳市委《关于开展“三热爱”教育的情况报告》，推广沈阳经验。
1982年4月，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同时，团中央在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中提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和经济形势教育，以此来巩固扩大“文明礼貌月”活动成果。强调把重点放在基层，注重实效。7月，再发通知，深入开展“三热爱”教育，要求集中开展一次“学历史、爱祖国、做党的好儿女，当振兴中华的突击队”教育活动，并抓好4件事：开展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的宣讲活动；注重运用当地史料和乡土教材教育青年；组织青年开展社会调查；教育青年以“我为祖国添光彩”的实际行动，把爱国热情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来。8月至10月，各地团组织以迎接党的十二大和团的十一大召开为中心口号集中开展“三热爱”教育。
1983年，团中央将“三热爱”活动融入“五讲四美”活动中，并在1月提出《关于1983年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2月与中宣部等24家单位联合发出《1983年继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作为第二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主要内容。中共中央也根据广泛要求，宣布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万里为主任。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分别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把这项全民活动更有组织有声势有成效地推向高潮。 其间，还提出过首个严要求、通俗化号召：做“四有”新人。它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有”新人最初从1980年5月底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辅导员》杂志题词中演变而来：“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2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中把其题词延伸为“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强健体魄的新一代。这不仅是学校和共青团的责任，而且要靠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1985年，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在四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培养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从此，做“四有”新人的口号和以此为主题的活动在全国各行业如火如荼持续展开。
“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四有”新人活动经多年实践，内容和形式不断发展，逐渐和学雷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活动之一。随着时代变迁，文明倡导的口号在与时俱进，但内在精髓不曾改变，一脉相承。
中国建起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
中国的南极科考始于改革开放。1984年11月开始在南极建造长城站。从这年首次开展南极考察至今，共有“向阳红10号”“J121号”“海洋四号”“极地号”“雪龙号”等科考船相继担任极地科考任务。
早在1980年初，中国派出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搭乘“大力神”飞机，去的是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凯西站。董兆乾后来回忆：“要说不怕，那是骗人的，极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想到我们的飞机要在一块浮冰上降落，心里总有点发怵。但真正踏出机舱门的那一刻，让我觉得所有努力和冒险都是值得的。”
1984年，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由上海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启航，赴南极洲和南太平洋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编队由两艘船、两支队伍组成：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远洋综合考察船，载115人；海军“J121”号打捞救生船，载308人。12月26日，编队抵达南极洲南部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的麦克斯韦尔湾。31日，考察队登岛并举行长城站奠基典礼，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南极洲。1985年2月25日，长城站在乔治王岛南端的菲尔德斯半岛东岸建成，为常年越冬站，中国成为第18个在南极洲建立科学考察站的国家。
考察队在南极洲和南太平洋考察了海洋生物、水文、地质、气象、地球物理、海洋环境等6个学科23个项目，取得14项突破性成绩，历时142天航程4.9万公里。期间，“J121”号曾出现较大机械故障，“向阳红10”号曾出现主机“心肌梗死”，之后机电系统又相继出现320余次故障。
在南极建站后中国人意识到：若无破冰船，未来的南极科考将困难重重，特别是长城站已建，补给不能中断。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于1985从芬兰EFFOA船舶公司购买了原系芬兰劳马船厂1971年建造的一艘具有 1A级抗冰能力的杂货船“雷亚”号，投资750万元由沪东造船厂进行改装，使该船成为一艘多功能、多用途、综合性并适宜于高纬度高严寒海域航行的南极科考运输船。
改装工程于1986年9月完工并命名其为“极地”号。改装后船上装有先进的卫星导航和通讯设备，以及直升飞机平台和机库等。至此，中国南极科考终于告别没有专业破冰极地科考船的“裸奔”岁月。10月31日上午，“极地”号在青岛港启航，载着我国第3次南极科考队126人，并进行我国航海史上首次环球航行。其主要任务是：扩建完善长城站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199天航程26700海里，劈波斩浪排除万难，穿越了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1987年5月17日返抵青岛。
可“极地”号仅解决了极地破冰船有没有的问题，并非特别好用，即因破冰能力较差只能在冰密度小于五成的浮冰区航行。这次首航后经历仅8年6个南极航次后于1994年匆匆退役。因中国终于有了较专业的“雪龙”号南极科考船。1992年，中国得知烏克兰赫尔松船厂有一艘在建的破冰船原想投入北冰洋沿岸运输，随着苏联的解体此船没人买单。乌克兰对此船急于出手，中国派人前去考察并交了170万美元定金，于1993年买了回来。“雪龙”号拥有1.2米的破冰能力，虽比起俄、美、加等国破冰船能力并不出众，但中国人小心使用，悉心维护，甚至曾驰援过俄罗斯“费德洛夫院士”号科考船。
时光如梭，建站斐然。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队乘坐“雪龙”号从2016年11月2日出发到2017年4月11日返回上海，历时161天安全航行3.1万海里。先后在长城站、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海陆空立体协同考察，取得丰硕成果：在罗斯海鲸湾水域抵达最南纬度78°41′，刷新全球科考船在南极海域到达的最南端纪录，获取大量航海数据资料，居世界航海史上里程碑意义。亮点多多：“雪鹰601”的业务化飞行，深冰芯总进度突破800米大关等。中国科考队的考察空间因此拓展到南极上空，开启了中国南极海陆空立体化协同考察的新纪元。
2017年9月，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破冰船“雪龙2”号开工，受到全球造船业和极地考察界的高度关注。2018年4月，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各项考察任务，顺利返抵上海。考察队334人历时160多天总航程3.8万余海里，先后在罗斯海、中山站、普里兹湾、戴维斯海、阿蒙森海等区域开展了海陆空立体协同考察，收获颇为丰硕。首先，考察队完成了我国第5个南极考察站——恩克斯堡岛新站临时建筑和临时码头的搭建，实现了发电、海水淡化、通信等功能，于2月7日举行新站选址奠基仪式并按计划完成了新站基础测绘、工程地勘等任务。其次，开展了南大洋业务化调查。考察队在南极半岛海域、普里兹湾、戴维斯海、罗斯海等海域及沿“雪龙”号航线开展了业务化调查。“向阳红01” 号与“雪龙”号首次同步实施南大洋调查。考察队首次在西风带海域阿蒙森海5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展海洋站位综合调查，完成了5个断面37个站位的全深度、多学科综合调查，是我国南极考察史上最长的全深度海洋综合观测经向大断面，还在阿蒙森海陆架区实施了首次地球物理调查。首次实现“雪鹰601”固定翼飞机运载大规模人员进出南极中山站，总计执行80次起降。在科研观测方面，“雪鹰601”共完成19个架次的飞行观测，累计飞行超过4.5万公里，观测区域覆盖东南极冰架系统、冰下山脉、冰下湖泊及深部峡谷系统等。考察队还完成了中山站夏季考察，首次参与保护南极重要历史文化遗址的国际合作。 从1984年派出首支南极考察队算起，中国南极事业已走过34个年头，虽与一些发达国家或南半球具有地缘优势的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建成并投入运行4座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对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洲而言，其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异常复杂多样，只有建立更多科考站并以此为依托形成更丰富的研究数据，才能进一步大幅增进对其认识。而对致力于建设南极科研强国的中国来说，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进步，在现有考察站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正精心选址准备建立新科考站。据一位新西兰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南极洲地区拥有多个基地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已成南极洲的主要力量。
最早成立的股份制企业、最早发行的股票
1984年7月，当人们还在争论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时，有一家百货商场已在进行着股份制改造的工作。这就是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始建于1953年4月，原名为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第四批发部，后定名为天桥百货商场。它有着优良的成绩：1958年成为全国闻名的红旗单位，倡导开展“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命名为“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在全国掀起“学天桥，赶天桥”的热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并获得许多光荣称号。1958年周总理曾来视察过。然而因旧体制下只能长期维持简单再生产，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当时商场的财务审批权限仅在10元以下，无自主经营权。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后，1983年天桥商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大胆选择了股份制公司这种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组织形式，借以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和发展的一条新路。
1984年，商场开始实行一系列股份制改造工作，并以每股100元人民币，由工商银行代理分期发行，共1000万元。同年7月26日，天桥百货股份公司召开成立大会。一期发行股票300万元，1988年二期又发行700万元。改造后的企业经营资产增至1.6亿元，营业额达2亿元，面积扩大到17000平方米。1992年元月19日，扩建的新商场举行开业典礼。到年底，天桥百货共发行股票总额2870万元……
该公司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率先突破，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全国首家正式注册的商业股份制企业、全国首家由国营企业转制为股份制的企业。它的诞生，标志着一套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股份制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早期该公司成立发行的股票虽未像深圳发展银行一样交易，但它的成立已宣告了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开始。
秦其斌，1940年出生，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1984年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有知识懂技术又有管理经验的他不甘于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他就大胆设想提出扬声器除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做成音响。促成了电声总厂下设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小飞乐”）的创新。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但资金从哪里来？此前他曾参加过市区工商联集会，结识了些老工商业主，他们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他。情急之下他提出股份制的构想：企业拿出1元钱的同时再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1元钱，这样，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有人说，搞股份制，这不是要培养一批“食利阶层”、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吗？好在对于政治并不十分敏感的他也没多想，只是觉得党委已通过了、厂里也作了动员，这事就必须做。
当“小飞乐”开始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一向嗅觉灵敏的媒体马上跟进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新鲜事物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厂里电话响个不停，上门来访的也很多。素不相识的上海外贸学院某教授写信称赞鼓励他：“你是英雄，走了條很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可相比之下厂里职工对出资认购股份却有种种顾虑质疑，迫使他更倾向于向社会公开发行：50元1股，发行1万股。发行股票那天，许多人早早排队购买，人头攒动，盛况空前。就这样，“小飞乐”实现了我国证券市场零的突破。
召开成立大会前须走一道关键程序——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孰料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工商局疑惑地问：“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秦其斌答：“我们是股份制的。”工商局说：“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登记表格上仅有3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算私营，那就登记“集体”的吧，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但始料不及的是，“集体”这一性质为后来首次分红带来困扰。
经种种艰难风波后，1984年11月18目，“小飞乐”成立大会在锦江俱乐部隆重举行。秦其斌虽荣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却是“零股东”。在当时环境下有的领导还特意嘱咐他：“你是党员干部，不能买股票，家属也不能买！”后经讨论上级部门最终批准他购买1股股票。
1986年初，“小飞乐”首次分红。刚完成操作，税务局稽查大队就查账审核并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税务局工作人员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于是他只好写检讨交罚款。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其历史性价值不言而喻。
同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领的证券代表团。二人亲切会谈之余，凡尔霖送给邓小平两件特殊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股票，市场经济的象征，在中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因而邓能否接受这两件礼物他心中忐忑不安。可他过虑了。邓不仅高兴收下礼品，还将一张人民币50元的“小飞乐”股票回赠给他。这张股票成为首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凡尔霖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首位外国股东。此举让世界为之轰动。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盛大阅兵
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阅兵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指引下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初步取得很大成就形势下举行的，是继1959年国庆后25年来举行的首次盛大阅兵。 上午10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国庆阅兵总指挥秦基伟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部队并在天安门城楼讲话。之后，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共42个方队。首长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受阅官兵对应高呼“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整个阅兵历时1小时。此次亮点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仪仗队首次成为受阅第一方队；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全部亮相，是此前历次阅兵式上亮相方队数量和种类最多、最全的一次；战略导弹首次公开亮相，战略导弹方队、武装警察方队和女兵方队首次受阅；国产122毫米40管自行火箭炮、130毫米30管自行火箭炮、火箭布雷车等首次受阅；京郊首次出现阅兵村。群众游行队伍中自发举出“小平您好”的横标。
10时29分38秒，三军仪仗队护卫着鲜红的八一军旗率先雄赳赳气昂昂进入天安门广场。其正式组建于1952年3月，担负着迎接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军队高级将领来访和重大庆典、重要活动的仪仗司礼任务。英烈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他们继承老班长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兢兢业业地做好专业工作，为军旗增辉添彩。飘扬的八一军旗，带着南昌城头的弹雨、长征路上的风尘、抗日烽火的硝烟、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涛声走来了。这面军旗下曾聚集了多少优秀中华儿女，旗帜上曾染着多少烈士英雄鲜血。经22年浴血奋战，终于簇拥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升起，35年来又忠诚地护卫着共和国走过壮丽的行程。在三军仪仗队的护卫下，八一军旗引导着中国武装力量的方阵自豪地从雄伟的天安门前通过，引人注目，振奋人心。
接踵而来的是军事院校方队、步兵方队、水兵方队、空降兵方队、女卫生兵方队、武装警察方队和男女民兵方队。他们铿锵有力的足音，分明有万里长征路上千万双草鞋的脚步声；勇往直前的英姿，则凸显解放战争隆隆炮声中百万雄师跃上江南岸的身影。这次国庆大阅兵，名团、劲旅、雄师齐上阵，许多有荣誉称号的部队都派出代表。有参加过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井冈山反“围剿”斗争的红军连队；有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的英雄部队；有在解放战争中为扭转华东战局而血战泉城的“济南第一团”；有把红旗插在太原城头的“大功团”“猛虎连”；有在渡江战役中突破长江天险、首先踏上南岸的“渡江先锋营”。还有当年进军大西南、参加成都大会战的刘邓大军中的老部队，他们的新一代带着新捷报来接受老首长的检阅。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英雄出！在这些英雄部队中又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人民功臣。
受阅的军事院校方队6个：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和石家庄陆军学校，他们是全军军事院校的代表。学员们身着新式军服正步前进。在这些院校里，培养着我军新一代的高中级指挥员。受阅方队中有1/3的人在军事训練、自卫还击作战中建立功勋，其中有7人是与共和国同龄的指挥员。
受阅的步兵方队有5个，他们雄赳赳地进至天安门前时，由肩枪齐步走变为端枪正步走，整齐划一，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一条线，表现了人民解放军优良的军事素质。这一片片象征着青春和生命的绿色，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视觉享受。
受阅水兵方队由来自万里海疆的北海舰队组成。英俊魁梧的水兵穿白上衣蓝裤子，手握冲锋枪，显得分外威武整齐。从天安门城楼向下看，方队像大海波浪一样汹涌向前，一片白色中队列的点与线如浪花起伏翻滚着，海军新一代在乘风破浪前进。
头戴绿色钢盔、身着伞兵服的空降兵方队开进了广场。在新时代强大的合成军中，空降兵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兵种。其八一跳伞队，曾在国际比赛中为我军和国家争得荣誉。受阅伞兵由“黄继光连”和“上甘岭特功八连”组成。他们的前辈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功勋卓著；新一代又在为人民建立新的业绩。队列中走着身材魁梧的 “黄继光连”连长李明龙：在20世纪80年代的边境重大作战中他先后15次带领尖刀排完成突击任务，荣立二等功，后入军校深造。
最为壮观的是绵延24公里的机械化部队方队，它们威武雄壮、浩浩荡荡，十分抢眼，分4路入场。这24个方队由陆海空三军的428辆战车组成，其中有反坦克导弹、火箭炮、火箭布雷车、大口径榴弹炮和加农炮、装甲输送车、坦克、自行火炮、地对空导弹、战略导弹等。受阅空军驾驶着94架由喷气式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4个空中梯队掠过天安门上空。
邓小平力促最早引进日本松下外资
1987年9月8日，在经多方数年竭诚努力后，日本松下与北京市及电子部等所属的4家企业合资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随之又先后在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等地投资建合资企业。创始人松下幸之助（1894-1989）当时已病重却一直关心着该厂的建设情况，当公司领导把竣工图片给他看时他脸上露出满意笑容。
该合资公司创两项纪录：双方投资达到248亿日元，是当时投资规模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当年投产即盈利，引起日本业界轰动。其他日本公司纷纷到该公司参观访问并追随松下迈出了进入中国的步伐。
这一结果源自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此行重要目的即参观日本企业现代化的生产面貌。在邓眼里，现代化首先是电子工业化。但中国别说汽车生产电子化，仅家电生产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三大件，老百姓购买得排队等候。为此，邓谋划中国的现代化想找人“帮一点忙”。28日邓会见被誉为经营之神的商界名人松下幸之助，参观了松下的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并仔细看了产品的生产流程。会谈中邓并不讳言中国的落后现实说“我们确实是抱着一种请教的态度同你们见面的”。还说：“过去中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也很自豪。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去。”如此坦率令松下幸之助倍感亲切。因此，当邓问“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时，松下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听到此话邓脸上挂满笑容连连点头说好，并诚邀其去中国考察，松下欣然接受。 1979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访华的首位国际级的民间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受到国宾级接待。数日后松下与邓会谈说：“企业管理是个综合性艺术，经营也是立体空间的，有无限创造性的艺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艺术家。前天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神通广大。经营管理者也该像孙悟空那样神通广大才行。”邓感慨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缺少孙悟空”。访华期间他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建厂前夕，上海灯泡厂派员工分批到该公司研修考察。他们中很多人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孙悟空”，其中包括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是第二批赴松下考察团的负责人之一。
邓还请松下对中国改革开放及与外国技术合作等问题提建议。松下十分认真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建议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应忽略与国外中小企业的交流。邓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在具体谈到电子工业的发展时邓说：“我们四机部要更多地请教你，这个部搞电子工业。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好，这个部是关键性的。什么叫现代化？恐怕首先是电子工业化吧，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我们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帮助我们提高，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松下表示：“我下决心一定要支持中国电子工业的现代化。”他还就此提出将联合日本电机、电子企业共同帮助中国电子工业迅速迈上台阶的设想。随后邓再次与其见面商讨了此事。
回国后，年逾八旬的松下亲约日本一些电子工业巨头并接受采访宣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曾专门撰文：“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谦虚而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令人感动。日本和中国同是亚洲国家，又是邻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许多先进技术都是中国传授的，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没有今天日本的发展。”但因日本电子业界对当时中国情况不够了解，企业间也存在竞争，其设想未能得到其他日本公司的足够支持，未能启动。身边人劝给邓写封信说明情况后了结此事。可松下说，我与邓是君子约定，不能实现的话，更要当面说明。
正因如此，1980年，已85岁高龄的松下再度访华，向邓致歉。邓说，事情没办成不要紧，但情谊仍在，只要彼此有合作的愿望就行，中国开放的政策也不会变。松下很感动地向邓表示，松下公司将单独同中国合作，为其他日本企业树立一个中日合资的典范，准备在北京成立彩色显像管厂。因当时日本加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该委员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新技术，故而北京彩管厂办得异常坎坷。但松下幸之助态度坚决，不畏艰险，常叮嘱时任松下商社社长山下俊彦亲自处理此事。随后几年间，山下俊彦在日、中等国不辞辛劳竭智尽力多方奔走……
正是邓小平那次访日，使松下电器公司成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资企业。从1990年到1996年北京松下的产品销售额从6.5亿元增加到29.4亿元。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松下电器一度是国人最为熟悉并接受的洋品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松下电器亦分享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利好。中国成为其最大的生产基地，贴着“Made in China”的松下产品一半销往全球市场。截至2018年2月底，松下在中国设立了100家左右的生产点。
（责编 孟红）
1983年5月27日，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及其老师、校长们与一批硕士齐聚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因当时在美国读书未到场。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马中骐，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号博士”，是唯一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前就已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他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不久“文革”爆发，他无奈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了物理系助教。1977年，命运有了转机。他去大连参会途中到京看望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数月后国家正式下达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原来，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马中骐终于看到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他已37岁，按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胡宁等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一份提案称：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寬年龄限制。4月，距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学校广告栏里看到“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且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的通知，喜出望外。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这次考试比以后的要相对容易，但当时能通过的人却少之又少。胡宁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后者几乎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其成绩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人奢望能得硕士、博士头衔。当时中国还没建立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完成，却逢“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1961年聂荣臻领衔起草学位条例，未及完成又逢“文革”。直到1979年，中国再次酝酿建立学位制度，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议建立学位制，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头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
马中骐当时由于专业课水平出众，胡宁特批他不用上专业课，直接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他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从1982年2月马中骐首个博士论文顺利答辩，到1983年4月10000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
因意义重大，当时博士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争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式衣着，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更是鲜为人知。鉴于此，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统一学位服，而按大型会议惯例每人发放200元置装费自己决定着装。只有王建磐一人穿了西装，可他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也没请示什么人，只觉得穿洋装不太好，想着平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便去买了套蓝色的确良卡其军便装。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入场券，粉色票面上印着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是钱老！”李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是科学界泰斗“两弹一星”元勋、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
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鲜明记载了改革开放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
五讲四美三热爱：吹响精神文明建设号角
“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改革开放初期首创的群众性活动，内容丰富、思想性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基本言行准则，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公认的公民道德规范指南。随着活动深入、广泛、持久的开展，文明礼貌蔚然成风。
江苏省无锡市34中学校领导注意到该校有些后进生模仿社会上乱穿戴、怪发型甚至追崇逃课、恶作剧、爆粗口、打群架等所谓流行风潮，如不及时引导势必影响整个校风。为此，校方管理层形成共识：既然学生审美出了问题，那就从这点入手来讨论美、来让学生懂得什么是美从而懂得分辨美丑、善恶、真假并经多次商议提出“三美”口号：思想美、语言美、仪表美等主流价值观，在全校师生中掀起“三美”学习高潮并取得良效。该校政工组组长徐荣照写了篇《无锡34中学开展“三美”教育》投给《文汇报》。该报收稿后并未直接刊发，而是将原稿寄至无锡市教育局核实确认属实后，才于1980年6月14日登在头版。
半月后，《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发表短文《“三美”教育好》，引起《新华日报》记者关注，特意到学校查访一周，在亲身体验到“三美”教育给学校带来的变化后再次报道，称该校开了个好头，并明确提出全国大中小学都要进行“三美”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随即，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该校开展审美教育活动的经验，明确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要来一个“五讲”。共青团中央对其综合加工时，分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高占祥也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并受到启发。他意识到，需制定个针对性强的简明口号即易记易懂易传播的道德规范，以便在全国青少年中推广，重塑新青年形象。他找到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一起研究，根据武汉和无锡等市的一些经验及“文革”前的“五热爱”，提出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讨论完“五讲”后，考虑到有些人没耐心听讲却爱美，故又综合出“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其中，有人提出，邓小平刚刚提出艰苦奋斗，而我们提仪表美是否强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岂不和中央讲话精神不一致？于是，“仪表美”被划掉变成了“五讲四美”。高占祥可惜之余也觉欣慰：五讲四美，是道德突破政治，也是解放思想。当时“左”的思想还较严重，提出了美就是一种成功。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共青团中央努力在亿万青少年中倡导文明素质的提高、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和树立良好的精神风貌与道德水准。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9家单位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精神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单位立即响应，28日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表示把该活动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来抓。从此，“五讲四美”活动得到社会普遍承认并广泛开展起来。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还倡议将每年3月作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1982年1月30日，团中央发出《关于1982年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意见》，要求各级团组织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突击队的作用，把这次“文明礼貌月”作为“五讲四美”活动深入的一项重点工作，切实安排好开展好。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该报告根据团中央等单位的意见，建议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25日，中宣部、团中央等16家单位发出《动员起来，扎扎实实抓好“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建议，一定要把首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搞好。
4月26日至5月4日，中宣部、共青团中央在京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总结成果和经验后着重讨论了如何经常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问题。会议认为，应不失时机地把群众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各方面工作上来，努力争取党风、社会风气和治安在本年更大好转。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即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少、极其重要的特征。“五讲四美”活动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学雷锋活动、义务劳动、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等，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方法和形式，要充分肯定、不断充实提高；这些活动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1984年3月5日，团中央发出通知，推广北京市团组织开展的综合包户服务的经验。这项活动为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和在实践中对青少年进行生动共产主义教育积累了经验，将学雷锋活动同本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严密完整的综合服务网，在服务单位间、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间形成有机联系，并使服務经常化制度化系列化，是将党的温暖送到人民心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这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声势浩大效果显著。1985年，根据经济改革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贵在坚持，决定不再开展集中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引导活动向创建城乡文明单位、加强精神文明的基础性和制度化发展。
与此同时，早在1981年，针对部分青年因缺乏对党史的了解而对中国、对社会主义、对党产生片面认识尤其少数人在信仰信念信心上发生动摇的情况，团中央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我爱祖国我爱党”教育活动。通过学党史，解决青年实际思想问题，教育青年信任党，热爱党，在困难时期坚定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四化”的信心。各地团委按照团中央的部署广泛开展此项活动。团沈阳市委在开展“两热爱”活动中结合青年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入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教育，使青年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谅党和国家的困难，加深对党和祖国的感情。教育活动效果明显。11月团中央批转团沈阳市委《关于开展“三热爱”教育的情况报告》，推广沈阳经验。
1982年4月，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同时，团中央在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中提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和经济形势教育，以此来巩固扩大“文明礼貌月”活动成果。强调把重点放在基层，注重实效。7月，再发通知，深入开展“三热爱”教育，要求集中开展一次“学历史、爱祖国、做党的好儿女，当振兴中华的突击队”教育活动，并抓好4件事：开展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的宣讲活动；注重运用当地史料和乡土教材教育青年；组织青年开展社会调查；教育青年以“我为祖国添光彩”的实际行动，把爱国热情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来。8月至10月，各地团组织以迎接党的十二大和团的十一大召开为中心口号集中开展“三热爱”教育。
1983年，团中央将“三热爱”活动融入“五讲四美”活动中，并在1月提出《关于1983年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2月与中宣部等24家单位联合发出《1983年继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作为第二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主要内容。中共中央也根据广泛要求，宣布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万里为主任。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分别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把这项全民活动更有组织有声势有成效地推向高潮。 其间，还提出过首个严要求、通俗化号召：做“四有”新人。它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有”新人最初从1980年5月底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辅导员》杂志题词中演变而来：“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2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中把其题词延伸为“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强健体魄的新一代。这不仅是学校和共青团的责任，而且要靠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1985年，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在四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培养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从此，做“四有”新人的口号和以此为主题的活动在全国各行业如火如荼持续展开。
“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四有”新人活动经多年实践，内容和形式不断发展，逐渐和学雷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活动之一。随着时代变迁，文明倡导的口号在与时俱进，但内在精髓不曾改变，一脉相承。
中国建起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
中国的南极科考始于改革开放。1984年11月开始在南极建造长城站。从这年首次开展南极考察至今，共有“向阳红10号”“J121号”“海洋四号”“极地号”“雪龙号”等科考船相继担任极地科考任务。
早在1980年初，中国派出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搭乘“大力神”飞机，去的是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凯西站。董兆乾后来回忆：“要说不怕，那是骗人的，极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想到我们的飞机要在一块浮冰上降落，心里总有点发怵。但真正踏出机舱门的那一刻，让我觉得所有努力和冒险都是值得的。”
1984年，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由上海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启航，赴南极洲和南太平洋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编队由两艘船、两支队伍组成：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远洋综合考察船，载115人；海军“J121”号打捞救生船，载308人。12月26日，编队抵达南极洲南部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的麦克斯韦尔湾。31日，考察队登岛并举行长城站奠基典礼，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南极洲。1985年2月25日，长城站在乔治王岛南端的菲尔德斯半岛东岸建成，为常年越冬站，中国成为第18个在南极洲建立科学考察站的国家。
考察队在南极洲和南太平洋考察了海洋生物、水文、地质、气象、地球物理、海洋环境等6个学科23个项目，取得14项突破性成绩，历时142天航程4.9万公里。期间，“J121”号曾出现较大机械故障，“向阳红10”号曾出现主机“心肌梗死”，之后机电系统又相继出现320余次故障。
在南极建站后中国人意识到：若无破冰船，未来的南极科考将困难重重，特别是长城站已建，补给不能中断。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于1985从芬兰EFFOA船舶公司购买了原系芬兰劳马船厂1971年建造的一艘具有 1A级抗冰能力的杂货船“雷亚”号，投资750万元由沪东造船厂进行改装，使该船成为一艘多功能、多用途、综合性并适宜于高纬度高严寒海域航行的南极科考运输船。
改装工程于1986年9月完工并命名其为“极地”号。改装后船上装有先进的卫星导航和通讯设备，以及直升飞机平台和机库等。至此，中国南极科考终于告别没有专业破冰极地科考船的“裸奔”岁月。10月31日上午，“极地”号在青岛港启航，载着我国第3次南极科考队126人，并进行我国航海史上首次环球航行。其主要任务是：扩建完善长城站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199天航程26700海里，劈波斩浪排除万难，穿越了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1987年5月17日返抵青岛。
可“极地”号仅解决了极地破冰船有没有的问题，并非特别好用，即因破冰能力较差只能在冰密度小于五成的浮冰区航行。这次首航后经历仅8年6个南极航次后于1994年匆匆退役。因中国终于有了较专业的“雪龙”号南极科考船。1992年，中国得知烏克兰赫尔松船厂有一艘在建的破冰船原想投入北冰洋沿岸运输，随着苏联的解体此船没人买单。乌克兰对此船急于出手，中国派人前去考察并交了170万美元定金，于1993年买了回来。“雪龙”号拥有1.2米的破冰能力，虽比起俄、美、加等国破冰船能力并不出众，但中国人小心使用，悉心维护，甚至曾驰援过俄罗斯“费德洛夫院士”号科考船。
时光如梭，建站斐然。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队乘坐“雪龙”号从2016年11月2日出发到2017年4月11日返回上海，历时161天安全航行3.1万海里。先后在长城站、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海陆空立体协同考察，取得丰硕成果：在罗斯海鲸湾水域抵达最南纬度78°41′，刷新全球科考船在南极海域到达的最南端纪录，获取大量航海数据资料，居世界航海史上里程碑意义。亮点多多：“雪鹰601”的业务化飞行，深冰芯总进度突破800米大关等。中国科考队的考察空间因此拓展到南极上空，开启了中国南极海陆空立体化协同考察的新纪元。
2017年9月，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破冰船“雪龙2”号开工，受到全球造船业和极地考察界的高度关注。2018年4月，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各项考察任务，顺利返抵上海。考察队334人历时160多天总航程3.8万余海里，先后在罗斯海、中山站、普里兹湾、戴维斯海、阿蒙森海等区域开展了海陆空立体协同考察，收获颇为丰硕。首先，考察队完成了我国第5个南极考察站——恩克斯堡岛新站临时建筑和临时码头的搭建，实现了发电、海水淡化、通信等功能，于2月7日举行新站选址奠基仪式并按计划完成了新站基础测绘、工程地勘等任务。其次，开展了南大洋业务化调查。考察队在南极半岛海域、普里兹湾、戴维斯海、罗斯海等海域及沿“雪龙”号航线开展了业务化调查。“向阳红01” 号与“雪龙”号首次同步实施南大洋调查。考察队首次在西风带海域阿蒙森海5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展海洋站位综合调查，完成了5个断面37个站位的全深度、多学科综合调查，是我国南极考察史上最长的全深度海洋综合观测经向大断面，还在阿蒙森海陆架区实施了首次地球物理调查。首次实现“雪鹰601”固定翼飞机运载大规模人员进出南极中山站，总计执行80次起降。在科研观测方面，“雪鹰601”共完成19个架次的飞行观测，累计飞行超过4.5万公里，观测区域覆盖东南极冰架系统、冰下山脉、冰下湖泊及深部峡谷系统等。考察队还完成了中山站夏季考察，首次参与保护南极重要历史文化遗址的国际合作。 从1984年派出首支南极考察队算起，中国南极事业已走过34个年头，虽与一些发达国家或南半球具有地缘优势的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建成并投入运行4座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对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洲而言，其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异常复杂多样，只有建立更多科考站并以此为依托形成更丰富的研究数据，才能进一步大幅增进对其认识。而对致力于建设南极科研强国的中国来说，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进步，在现有考察站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正精心选址准备建立新科考站。据一位新西兰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南极洲地区拥有多个基地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已成南极洲的主要力量。
最早成立的股份制企业、最早发行的股票
1984年7月，当人们还在争论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时，有一家百货商场已在进行着股份制改造的工作。这就是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始建于1953年4月，原名为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第四批发部，后定名为天桥百货商场。它有着优良的成绩：1958年成为全国闻名的红旗单位，倡导开展“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命名为“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在全国掀起“学天桥，赶天桥”的热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并获得许多光荣称号。1958年周总理曾来视察过。然而因旧体制下只能长期维持简单再生产，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当时商场的财务审批权限仅在10元以下，无自主经营权。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后，1983年天桥商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大胆选择了股份制公司这种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组织形式，借以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和发展的一条新路。
1984年，商场开始实行一系列股份制改造工作，并以每股100元人民币，由工商银行代理分期发行，共1000万元。同年7月26日，天桥百货股份公司召开成立大会。一期发行股票300万元，1988年二期又发行700万元。改造后的企业经营资产增至1.6亿元，营业额达2亿元，面积扩大到17000平方米。1992年元月19日，扩建的新商场举行开业典礼。到年底，天桥百货共发行股票总额2870万元……
该公司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率先突破，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全国首家正式注册的商业股份制企业、全国首家由国营企业转制为股份制的企业。它的诞生，标志着一套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股份制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早期该公司成立发行的股票虽未像深圳发展银行一样交易，但它的成立已宣告了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开始。
秦其斌，1940年出生，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1984年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有知识懂技术又有管理经验的他不甘于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他就大胆设想提出扬声器除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做成音响。促成了电声总厂下设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小飞乐”）的创新。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但资金从哪里来？此前他曾参加过市区工商联集会，结识了些老工商业主，他们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他。情急之下他提出股份制的构想：企业拿出1元钱的同时再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1元钱，这样，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有人说，搞股份制，这不是要培养一批“食利阶层”、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吗？好在对于政治并不十分敏感的他也没多想，只是觉得党委已通过了、厂里也作了动员，这事就必须做。
当“小飞乐”开始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一向嗅觉灵敏的媒体马上跟进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新鲜事物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厂里电话响个不停，上门来访的也很多。素不相识的上海外贸学院某教授写信称赞鼓励他：“你是英雄，走了條很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可相比之下厂里职工对出资认购股份却有种种顾虑质疑，迫使他更倾向于向社会公开发行：50元1股，发行1万股。发行股票那天，许多人早早排队购买，人头攒动，盛况空前。就这样，“小飞乐”实现了我国证券市场零的突破。
召开成立大会前须走一道关键程序——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孰料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工商局疑惑地问：“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秦其斌答：“我们是股份制的。”工商局说：“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登记表格上仅有3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算私营，那就登记“集体”的吧，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但始料不及的是，“集体”这一性质为后来首次分红带来困扰。
经种种艰难风波后，1984年11月18目，“小飞乐”成立大会在锦江俱乐部隆重举行。秦其斌虽荣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却是“零股东”。在当时环境下有的领导还特意嘱咐他：“你是党员干部，不能买股票，家属也不能买！”后经讨论上级部门最终批准他购买1股股票。
1986年初，“小飞乐”首次分红。刚完成操作，税务局稽查大队就查账审核并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税务局工作人员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于是他只好写检讨交罚款。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其历史性价值不言而喻。
同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领的证券代表团。二人亲切会谈之余，凡尔霖送给邓小平两件特殊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股票，市场经济的象征，在中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因而邓能否接受这两件礼物他心中忐忑不安。可他过虑了。邓不仅高兴收下礼品，还将一张人民币50元的“小飞乐”股票回赠给他。这张股票成为首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凡尔霖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首位外国股东。此举让世界为之轰动。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盛大阅兵
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阅兵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指引下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初步取得很大成就形势下举行的，是继1959年国庆后25年来举行的首次盛大阅兵。 上午10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国庆阅兵总指挥秦基伟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部队并在天安门城楼讲话。之后，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共42个方队。首长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受阅官兵对应高呼“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整个阅兵历时1小时。此次亮点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仪仗队首次成为受阅第一方队；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全部亮相，是此前历次阅兵式上亮相方队数量和种类最多、最全的一次；战略导弹首次公开亮相，战略导弹方队、武装警察方队和女兵方队首次受阅；国产122毫米40管自行火箭炮、130毫米30管自行火箭炮、火箭布雷车等首次受阅；京郊首次出现阅兵村。群众游行队伍中自发举出“小平您好”的横标。
10时29分38秒，三军仪仗队护卫着鲜红的八一军旗率先雄赳赳气昂昂进入天安门广场。其正式组建于1952年3月，担负着迎接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军队高级将领来访和重大庆典、重要活动的仪仗司礼任务。英烈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他们继承老班长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兢兢业业地做好专业工作，为军旗增辉添彩。飘扬的八一军旗，带着南昌城头的弹雨、长征路上的风尘、抗日烽火的硝烟、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涛声走来了。这面军旗下曾聚集了多少优秀中华儿女，旗帜上曾染着多少烈士英雄鲜血。经22年浴血奋战，终于簇拥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升起，35年来又忠诚地护卫着共和国走过壮丽的行程。在三军仪仗队的护卫下，八一军旗引导着中国武装力量的方阵自豪地从雄伟的天安门前通过，引人注目，振奋人心。
接踵而来的是军事院校方队、步兵方队、水兵方队、空降兵方队、女卫生兵方队、武装警察方队和男女民兵方队。他们铿锵有力的足音，分明有万里长征路上千万双草鞋的脚步声；勇往直前的英姿，则凸显解放战争隆隆炮声中百万雄师跃上江南岸的身影。这次国庆大阅兵，名团、劲旅、雄师齐上阵，许多有荣誉称号的部队都派出代表。有参加过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井冈山反“围剿”斗争的红军连队；有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的英雄部队；有在解放战争中为扭转华东战局而血战泉城的“济南第一团”；有把红旗插在太原城头的“大功团”“猛虎连”；有在渡江战役中突破长江天险、首先踏上南岸的“渡江先锋营”。还有当年进军大西南、参加成都大会战的刘邓大军中的老部队，他们的新一代带着新捷报来接受老首长的检阅。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英雄出！在这些英雄部队中又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人民功臣。
受阅的军事院校方队6个：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和石家庄陆军学校，他们是全军军事院校的代表。学员们身着新式军服正步前进。在这些院校里，培养着我军新一代的高中级指挥员。受阅方队中有1/3的人在军事训練、自卫还击作战中建立功勋，其中有7人是与共和国同龄的指挥员。
受阅的步兵方队有5个，他们雄赳赳地进至天安门前时，由肩枪齐步走变为端枪正步走，整齐划一，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一条线，表现了人民解放军优良的军事素质。这一片片象征着青春和生命的绿色，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视觉享受。
受阅水兵方队由来自万里海疆的北海舰队组成。英俊魁梧的水兵穿白上衣蓝裤子，手握冲锋枪，显得分外威武整齐。从天安门城楼向下看，方队像大海波浪一样汹涌向前，一片白色中队列的点与线如浪花起伏翻滚着，海军新一代在乘风破浪前进。
头戴绿色钢盔、身着伞兵服的空降兵方队开进了广场。在新时代强大的合成军中，空降兵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兵种。其八一跳伞队，曾在国际比赛中为我军和国家争得荣誉。受阅伞兵由“黄继光连”和“上甘岭特功八连”组成。他们的前辈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功勋卓著；新一代又在为人民建立新的业绩。队列中走着身材魁梧的 “黄继光连”连长李明龙：在20世纪80年代的边境重大作战中他先后15次带领尖刀排完成突击任务，荣立二等功，后入军校深造。
最为壮观的是绵延24公里的机械化部队方队，它们威武雄壮、浩浩荡荡，十分抢眼，分4路入场。这24个方队由陆海空三军的428辆战车组成，其中有反坦克导弹、火箭炮、火箭布雷车、大口径榴弹炮和加农炮、装甲输送车、坦克、自行火炮、地对空导弹、战略导弹等。受阅空军驾驶着94架由喷气式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4个空中梯队掠过天安门上空。
邓小平力促最早引进日本松下外资
1987年9月8日，在经多方数年竭诚努力后，日本松下与北京市及电子部等所属的4家企业合资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随之又先后在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等地投资建合资企业。创始人松下幸之助（1894-1989）当时已病重却一直关心着该厂的建设情况，当公司领导把竣工图片给他看时他脸上露出满意笑容。
该合资公司创两项纪录：双方投资达到248亿日元，是当时投资规模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当年投产即盈利，引起日本业界轰动。其他日本公司纷纷到该公司参观访问并追随松下迈出了进入中国的步伐。
这一结果源自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此行重要目的即参观日本企业现代化的生产面貌。在邓眼里，现代化首先是电子工业化。但中国别说汽车生产电子化，仅家电生产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三大件，老百姓购买得排队等候。为此，邓谋划中国的现代化想找人“帮一点忙”。28日邓会见被誉为经营之神的商界名人松下幸之助，参观了松下的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并仔细看了产品的生产流程。会谈中邓并不讳言中国的落后现实说“我们确实是抱着一种请教的态度同你们见面的”。还说：“过去中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也很自豪。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去。”如此坦率令松下幸之助倍感亲切。因此，当邓问“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时，松下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听到此话邓脸上挂满笑容连连点头说好，并诚邀其去中国考察，松下欣然接受。 1979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访华的首位国际级的民间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受到国宾级接待。数日后松下与邓会谈说：“企业管理是个综合性艺术，经营也是立体空间的，有无限创造性的艺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艺术家。前天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神通广大。经营管理者也该像孙悟空那样神通广大才行。”邓感慨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缺少孙悟空”。访华期间他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建厂前夕，上海灯泡厂派员工分批到该公司研修考察。他们中很多人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孙悟空”，其中包括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是第二批赴松下考察团的负责人之一。
邓还请松下对中国改革开放及与外国技术合作等问题提建议。松下十分认真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建议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应忽略与国外中小企业的交流。邓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在具体谈到电子工业的发展时邓说：“我们四机部要更多地请教你，这个部搞电子工业。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好，这个部是关键性的。什么叫现代化？恐怕首先是电子工业化吧，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我们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帮助我们提高，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松下表示：“我下决心一定要支持中国电子工业的现代化。”他还就此提出将联合日本电机、电子企业共同帮助中国电子工业迅速迈上台阶的设想。随后邓再次与其见面商讨了此事。
回国后，年逾八旬的松下亲约日本一些电子工业巨头并接受采访宣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曾专门撰文：“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谦虚而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令人感动。日本和中国同是亚洲国家，又是邻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许多先进技术都是中国传授的，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没有今天日本的发展。”但因日本电子业界对当时中国情况不够了解，企业间也存在竞争，其设想未能得到其他日本公司的足够支持，未能启动。身边人劝给邓写封信说明情况后了结此事。可松下说，我与邓是君子约定，不能实现的话，更要当面说明。
正因如此，1980年，已85岁高龄的松下再度访华，向邓致歉。邓说，事情没办成不要紧，但情谊仍在，只要彼此有合作的愿望就行，中国开放的政策也不会变。松下很感动地向邓表示，松下公司将单独同中国合作，为其他日本企业树立一个中日合资的典范，准备在北京成立彩色显像管厂。因当时日本加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该委员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新技术，故而北京彩管厂办得异常坎坷。但松下幸之助态度坚决，不畏艰险，常叮嘱时任松下商社社长山下俊彦亲自处理此事。随后几年间，山下俊彦在日、中等国不辞辛劳竭智尽力多方奔走……
正是邓小平那次访日，使松下电器公司成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资企业。从1990年到1996年北京松下的产品销售额从6.5亿元增加到29.4亿元。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松下电器一度是国人最为熟悉并接受的洋品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松下电器亦分享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利好。中国成为其最大的生产基地，贴着“Made in China”的松下产品一半销往全球市场。截至2018年2月底，松下在中国设立了100家左右的生产点。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