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北京档案》再次全新改版的一年，我衷心祝愿《北京档案》越办越好，再创辉煌。
　　说起改版，至今难忘1996年《北京档案》由双月刊变成月刊的那次改版。作为热心读者和通讯员的我，有幸参加了当年的改版座谈会。会议征求大家对改版的意见，我提出若能新辟一个带有互动性质的辩论栏目，定会吸引读者的眼球，不过，前提是领导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对不同观点的宽容。这无异于将了领导一军，谁知领导马上把球又踢了回来，说：“这个栏目就交给你吧！”这真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从此，我就以阿昆的名义主持“每期一辩”，没想到一干就是15年。
　　这是跨世纪的15年，也是我饱尝编辑工作酸甜苦辣的15年。原来，从确定辩题到组织多位作者的文稿，再到把这些内容不同的文稿，编成围绕一个论点、互相关联、上下贯通的一篇文章，真比亲自撰写一篇文章还难。难在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难在一个页码，要容下八九个人的观点，必须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而最难的则是辩题要有可辩性，正方、反方都要能自圆其说，不可一边倒。这不能不让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有时甚至竟彻夜难眠。
　　15年来“每期一辩”共推出辩题31个，年均2个。这些辩题按内容可分为六类：一是直面现实生活的，如“档案工作还是要讲默默无闻”、“女士更适宜做档案工作”、“档案工作太清苦”；二是瞄准当前热点的，如“档案人员跳槽的是非利弊”、“历史能否戏说”、“尘封馆藏因何屡被‘发现’”；三是触及敏感话题的，如“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各省没必要都办档案刊物”、“企业档案：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四是探讨未来走向的，如“机构精简大势所趋，档案部门何去何从”、“电子文件能否取代纸质文件？”、“企业重组话档案”；五是研究业务学术，如“档案收集难在哪？”、“档案馆有无休闲功能？”、“区县档案编研何去何从？”；六是围绕中心工作的，如“何为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评说档案三十年”、“我说编制‘十二五’档案规划”。每个辩题均视来稿情况，短者仅一季，长者过半年。辩论的宗旨是：不求答案高度一致，但求众说纷纭中，广开了言路，启迪了思路，开拓了视野；不求观点严谨全面，但求三言五语中，有真知灼见，能阐明事理，推动工作。其间，中国档案报、《上海档案》等报刊予以了转载，影响竟波及全国档案界，非我所料。虽然每期只有一个页码，约1700字，一年下来，也两万字有余，15年日积月累竟然留下洋洋30余万字。每期作者八九人，每年近百人次，15年作者累积过千人次，可能创下《北京档案》诸多栏目中，作者光顾的最高纪录。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回顾“每期一辩”能从上世纪末一路走来，我首先要感谢领导对栏目的一贯支持，这支持就是无比的信任、极其的放手和非常的宽容。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也参与过辩论，当然用了笔名，为的是避免定调子，影响其他作者的独立思考。
　　我还要感谢专家学者对栏目的热忱指导。档案界的知名教授陈兆祦曾在《北京档案》著文说：“半年来连续读了《北京档案》2000年第1期至第5期刊登的讨论‘案卷标准化有利有弊’的各种意见，受益匪浅，并联想到一些问题，现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受益匪浅”实为专家的“过誉”之词，但栏目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点评，仍让我受宠若惊。也就是在这千禧之年，栏目荣幸地被一家档案软件公司冠名赞助。
　　我更要感谢广大作者和读者对栏目的深情厚爱。他们中有我熟悉的师长，如兰州铁路局办公室的张立燕主任，他经常组织档案馆的同仁讨论辩题，写出的文稿总有奇思妙想，为栏目增色不少。也有我从未谋面的，如黑龙江850农场的段公健，他常年订阅《北京档案》，且常为栏目投稿。再如，原一商集团的李贺英，在奥组委工作的百忙中，抽时间给栏目提供素材，使“档案与奥运”的辩论平添几分生动与鲜活。还有一位笔名叶子的同仁，时常给栏目出点子，使栏目屡有新意。
　　“梅花香自苦寒来”，主持“每期一辩”的15年也是我经历人生转折，且受益很多的15年。1997年，是栏目开办的次年，我被广大读者推选为首届北京市十佳档案员，这得益于栏目提高了我在读者中的知名度。两年后我退居二线，又过三年我退休了，但正红火的栏目却责令我退而不休，强迫我学而不倦。近日，东城区授予我“市民学习之星”称号，我仍认为功在栏目。
　　清人赵翼有诗曰：“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万口传的李杜诗篇尚且如此，何况名不见经传的“每期一辩”？数年前，面对栏目难以再度创新和有所突破的现状，我忧虑之余，深感江郎才尽，已想偃旗息鼓，只是苦于借口难觅，不便启齿。随着《北京档案》的全新改版，已历15个春秋，也算功成名就的“每期一辩”，理应就此刹车，借坡下驴，顺势谢幕，见好就收。
　　顺便还要感谢《北京档案》编辑部的全体同仁，特别是“每期一辩”的责编武建玲。那愉快的合作、温暖的帮扶和亲切的指导，我将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