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是一封53年前我写给父亲的信。岁月无情，纸张已变黄，宛如被硫磺熏过。信纸正反面都写了字，没有留下一点空隙，折射出那个时代物资的匮乏。信纸不是标准书信纸，也不是普通的纸，是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桌上的会议用纸，由中立国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书信用蓝黑墨水写就，字体粗大，笔迹工整，文字也浅显易懂。充分体现了儿子写信时对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的关照。这封旧信在我父亲身边珍藏的小铁盒里沉睡了半个世纪，直到前年才回到我手中。它所以特殊，不仅因为它累月经年，更因为这薄薄的一张纸记录了一段使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1949年初夏的一天，正在圣约翰大学上学的我怀着一颗砰砰跳动的心，找到了忙碌中的父亲，严肃地告诉他：我决意辍学“北上”，参加革命，去当一名光荣的外事干部。
　　解放之初，上海市民对人民政权不太了解。在父亲看来，好端端的名牌圣约翰大学不读，去当什么共产党的“外事干部”，这无异于离家出走，以后也指望不上我了。
　　父亲倒不是庸碌之辈。早年，他曾参加广东潮汕地区的农民起义；抗日战争期间，也曾掩护苏北来沪采购药品的新四军干部。但他对于儿子沉迷于社会活动，无意继承老父苦心经营积累起来的家业，一心想投入人民解放事业，十分不解。
　　我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家里乱成了一团。父亲夜不成眠，但什么话也没说。倒是祖母把我叫到床前，老泪纵横地说道：“你要是就这么走了，我就死给你看！”说罢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做女工时留存的锋利的大剪刀来，眼睛直盯着我。我避开了她的目光，直瞪瞪地看着床边的白墙。祖孙一向情深。我在襁褓中丧母，是祖母悉心照顾，把我带大的。
　　对我寄予厚望的继母握着我的手，柔情地规劝：“你下面还有五个弟妹，你走了，负担就全落在你爸的身上。你忍心吗？别走了，妈替你找个新娘。你看哪个女孩合适，全由你挑！”可是铁石心肠的儿子不为所动，毅然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奔赴祖国的心脏——北京。
　　队伍在上海交大集中的那天，一家老少八口在弄堂口挥泪送别。“来信啊！”这是他们一致的嘱咐。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学习，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老父虽然读书不多，但对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伍廷芳却知之甚多。他明白：外交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虽然那时的国家干部，除吃住和每年一套冬夏制服外，每月只有3元钱的零用费。得知儿子逐渐习惯了北京的生活，工作也颇受器重，父亲稍感欣慰。但不久父亲心头上又蒙上一层厚厚的阴云，朝鲜战争爆发了。
　　父亲注视着战事的进展。开始时，朝鲜军队势如破竹，一度推进到半岛东南隅的釜山一带。但好景不长，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被腰斩，平壤失陷，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社会主义邻邦告急。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展开。
　　朝鲜战争扣人心弦。新中国同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在朝鲜战场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争。
　　1952年10月，正当山头被炮火削去2米的上甘岭战役激烈进行之时，年过半百的父亲接到我从北京写来的一封家信。信的内容一般。然而心细的父亲却从邮戳上发现：信件是从同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安东（丹东）发出的。父亲疑团顿生：儿子去了朝鲜？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可能。因为此前父亲不断地接到我从北京寄来的平安家信，信中谈到北京的春来秋去和工作及生活状况，偶尔还评述时下的国际形势。凡是父亲给我的信，我也都有回复，虽然有时稍晚。于是父亲想：大概儿子是出差去了安东吧！可是为什么信中只字未提？又去安东干什么？
　　流光瞬息，事情又过了一年。1953年9月，父亲又接到了我写的一封家信。信封上奇怪地盖了一个“外交部代转” 的蓝色长方形小印章。信封上的邮戳是：北京9月18日21时投筒。到达上海的时间是9月21日。情况正常。拆开信封，父亲却大吃一惊。信开头便是： “父母亲：告诉你们，我到朝鲜工作已经很久了。过去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以及其他的考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现在停战了，我想我可以让你们知道这件事了。”
　　儿子去朝鲜已经很久了？怎么一点不知？父亲深感意外。
　　“很久”是两年有余。
　　“工作上的原因” 说白了就是保密。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干部的行踪属保密范围。特别是到了敏感的朝鲜第一线，更不便透露。这是必须自觉遵守的纪律。
　　“其他考虑”，显而易见，就是不愿家人担忧。经过了3年激烈战斗和两年的艰苦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17日在板门店签字。停战了，不再厮杀，家人也就不必为亲人的安全担心了。
　　对于奔赴朝鲜，我在信中自豪地表示：“能够亲身参加抗美援朝的斗争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我想你们也会因我而感到光荣与骄傲的。全中国有多少青年都向往这么一个有历史性意义的斗争岗位呀！”
　　对于参加这场战争的感受，我在信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争，并且还是一次最现代化，最残酷的战争。”此话不假。这是二次大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国际战争。参战的国家共20个。中国轮番动用军队240万。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新式武器，包括凝固汽油弹和细菌武器。整个北朝鲜几乎被夷为平地。双方军民伤亡数百万，包括美方官方公布的14万美军。
　　总结参加这场战争结束前的板门店谈判的收获，我禀告父母：“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增加了不少知识，同时（它）也锻炼了我们，使我们热爱和平，憎恨战争。”参加马拉松式的板门店谈判当然是极好的学习和磨练。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敌人的狂轰滥炸、调查了敌人的特务袭击、见证了敌人对我被俘人员的暴虐，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了和平的可贵和战争的残酷，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我告诉父母：“我在这里的工作，和我过去在北京的工作差不多是一样的。过去所学的非但没有放掉，而且还有很大的进步……我的身体很好。这里吃的穿的和国内也差不多。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比北京还要暖和些。请你们别挂念。”
　　读完了信，父亲恍然大悟：原来儿子前后写了两年的假信！那些煞有介事的平安家信其实都是在“三八线”南的开城写就，托人带到北京，再从北京邮寄到上海，没有露出半点破绽。唯一露馅的一次，即从安东发出的那信。原因是：带信人疏忽，进了国境，便在安东投了邮。但也难怪，我并没有交代写的是假信！
　　自此，父亲给我的信就不用再寄到北京外交部转发，而有了一个新的地址：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字9410信箱11号，也就是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军邮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