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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坚定地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2008年3月18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建国，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公益事业的发展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自2005年6月兼任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理事长及秘书长至今，已经一千多个日夜，对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公益事业的深情与热爱，凝结为诸多思索与期许，流露闪现在陈建国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谈之间，更浸润渗透在基金会两年多来的改革与发展中。
积累第一个1000万资本金用了10年的时间，第二个1000万仅用了1年的时间；内强管理。外树形象，2005年换届后两年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谱写出11年健康扶贫路上的新篇章
记者：请问怎么理解“初级卫生保健”?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初级的”、“基本的”这类字眼。
陈建国：不错，初级卫生保健指的就是最基本的，人人都能得到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都能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服务。但也不仅仅只是“初级”的意思，还包含有“主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意思。
实际上，初级卫生保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卫生事业，包括治疗、教育、预防、康复等方面，是衡量一国卫生发展水平的非常重要的一面。
记者：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陈建国：它缘起于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会议上倡议“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对此世界卫生目标，中国政府作出了庄严承诺。我们农工党的一些有识之士藉此提议：利用本党在医卫领域的优势，成立一家公募基金会，帮助和推动我国的初保事业。(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这一提议得到了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及卫生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1996年12月30日，我会正式注册成立。
可以说，我会的创立和发展，凝聚了农工党两代领导人的心血，第一任理事长卢嘉锡、第二任理事长蒋正华都是在农工党主席的任上，兼任我会理事长。
作为中国农工党中央主办、国家卫生部主管的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我会秉承健康扶贫的宗旨，广泛联络海内外友好团体和个人，争取道义、资金和物资支持，为在我国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推出了大量公益项目与活动，迄今已达10亿元人民币的公益规模。
记者：我们了解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曾一度出现困境，甚至濒临破产。您的很多同事说您是“临危受命”。
陈建国：(笑)不能说完全是“临危受命”，其实是我主动请缨参与基金会工作的，我喜欢面对挑战。三年前，这个基金会确实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国家规定全国性基金会要800万注册资本金，当时我会账上现金仅100多万，而这还仅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有大量疑难问题非常棘手，正常的办公秩序都已无法维持。回过头来看，是农工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断然进行换届，重新开启了事业的征程。
记者：您的很多同事介绍说，您除了做好农工党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工作中，不顾自己患有低血糖、高血压且长期失眠，经常为协调处理遗留问题工作到深夜，为劝募健康扶贫资金不辞辛劳，短短两年就愁白了胡须。
陈建国：我下过乡，当过工人，做过团干，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学的又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是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人，奋斗对我而言是一种快乐。我的夫人是学者，长期在国外从事医学化工方面的研究，我一人在京，工作是我生命的主旋律，我常开玩笑地说：“粥熬千夜，情自无邪!”
记者：当时您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为什么要在48岁的年纪接手这一“烫手的山芋”?听说您曾有过中纪委官员的履职经验，又有过市委副书记的基层历练，还担任过大型国企的董事长，成功组建了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推出了中国安全套知名品牌“杰士邦”。接手一个困难重重的单位，把它理顺并发展起来，在您的人生中好像并不是第一次?
陈建国：(坚定地)责任与热爱!中国男人，也包括女人(笑)，基因是东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我坚信，基金会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日益向好的环境下，一定可以克服暂时的困难。
我还有一个人人都懂、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体会：真正把公家的事当公家的事做，是没有失败的!
近三年的实践证明，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自2005年6月换届以来，我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资本金高速增长，每年上一个大台阶。换届前，资本金不到200万元，中间还因遗留问题赔付了60万元。经过艰苦努力，2006年年底资本金首次超过1000万元。到2007年底，我会资本金已达三千多万元。
2006年，我会捐赠支出1.46亿元，公益规模在民政部排全国第四。仅仅三年时间，一个拥有“中国健康扶贫工程”品牌项目，以疾病普查、专项基金、卫生人才培训、定点医院为支柱项目，内部管理日趋规范、外部形象健康向上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
记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基金会脱胎换骨为拥有“中国健康扶贫工程”这样一个大型品牌项目的基金会，这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励精图治，才有后来的浴火重生?想必其中定有许多可圈可点的项目与动人心弦的故事。
陈建国：是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但追根溯源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统战部、农工党、卫生部等部委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
基金会的工作得到了农工党中央原主席蒋正华、原常务副主席李蒙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农工党中央各机关，及各级地方组织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基金会一事难成。我想，我的作用只是协调和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我记得在换届大会上，蒋主席明确表示：要举农工党全党之力办好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老人家直接领导基金会工作，亲自参加基金会的很多活动。农工党中央原常务副主席李蒙，现主席桑国卫、常务副主席陈宗兴、副主席汪纪戎等，都对基金会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
农工党高层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和参与我会的基金募集与捐赠活动，已经成为我会公益募捐模式的一大特色与亮点，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与信心。
说实话，2005年我敢主动请缨，信心主要来源于农工党中央主要领导挽救和改造基金会的决心，这是我的底气所在。
2007年，蒋主席亲赴湖南，参加了我会向湖南捐赠价值达3000万元人民币的“健康扶贫湖南省妇科普查”活动；李蒙原常务副主席参加了捐赠价值达 3000万元的“健康扶贫黑龙江七台河行”活动；陈宗兴常务副主席参加了“中国农村为卫生改革与发展论坛”活动；汪纪戎副主席参加了“健康扶贫山东枣庄行”活动……
两年多来，农工党的主要领导参加我会各类公益活动共计30余次，这些领导都有繁重的国务和党务活动，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会的募捐活动非常不容易。
有了农工党的大力支持，这几年我会在公益项目开展方面进步很大，我们紧紧抓住“初级卫生保健”这个主题，尽可能大地发挥公益基金的覆盖面与实施效益，比如——
基金会多年来坚持在对群众健康影响较大的上消化道疾病和妇女病等方面开展普查项目，已累计普查约4000万人，捐赠药品、医疗设备、资金价值近8亿元人民币，有6000多例癌症患者在普查中被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早癌患者因治疗及时而获新生。2007年，我们组织回访，许多获救患者泣不成声，连声感谢政府，感谢农工党，感谢我会开展的普查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为帮助基层卫生管理部门及医疗机构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基金会每年投入大量的公益资金，用于基层卫生局长与院长的培训。此项公益活动，由于针对性强，切合基层的实际需要，内容扎实，而深受欢迎，我会所聘请的培训专家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比如，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卫生部原农卫司司长李长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等。11年来，我会共举办市、县卫生局长培训班18期，培训1530人；举办乡镇卫生医院院长培训班68期，培训6930人，累计投入资金近700万元。
同时，我会还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千家医院进行公益合作，对它们进行定点帮扶，共捐赠价值约7000万元人民币的各类医疗器械与药品，许多定点医院已成为我会服务基层群众的重要健康扶贫点。
到2007年底，我会健康扶贫工程的公益项目已遍及全国，在疾病普查、基层卫生管理人才培训、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安全饮用水、定点医院扶持、重大疾病专项基金等我国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领域做了大量公益，我会倡导的“健康扶贫”概念在我国日益深入人心。
通过近三年的努力，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品牌更响亮了，募捐的渠道更通畅了，项目的执行更规范了。2008年我们完全有条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即争取用3-5年时间，把我会建成公益规模进入全国三甲的高星级基金会
记者：资金募集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尽管目前我国公益环境日益好转，但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困难与压力仍不小吧?
陈建国：难是动力。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适合我会特点的资金募集与管理的新模式，包括形成自己独特的慈善理念，培育出高品位的慈善文化，设计出更规范的慈善流程，开发出更领先的慈善项目等。
为了提高我会的募捐水平，我们一方面邀请国外高端募捐专家、知名教授到基金会讲学，介绍国外先进募捐经验；另一方面，在本会内，请有经验的项目组介绍经验、开展互动。同时，还借鉴国内外大型公益基金在品牌管理及项目开发上的成熟经验与技巧，认真研究国内外慈善市场的现状，深入了解捐赠者内心诉求，为他们量身定做慈善产品。几年来，我会在艰难中跋涉，不知不觉中，已寻觅到许多新的路径。
比如，2006年，我会与佑安医院合作创建了“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佑安肝病／艾滋病基金”。基金会、医院、厂家三方合作的公益创新模式对改善医患关系、防止医疗领域的腐败，具有积极的意义。至2007年底，该基金已协议募集资金2000万元左右，实际到位1000多万，“救助女大学生王彤”、“救助肝癌母亲张旭兰”等公益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目前，国内几家有影响的三甲医院正与我会洽谈克隆佑安肝病／艾滋病基金模式。
又比如，我会理事高翔捐款120万元设立“高翔扶贫复明专项基金”。三年来，先后免费为群众治愈白内障320多人。
还有，我会理事朱定良发起设立的农卫基金，三年来共为消化道疾病普查、妇科疾病普查、资助癌症患者、免费培训基层卫生院局长等募集并捐出资金1500多万元人民币。
大力发展各类专项基金是我会探索有特色的募捐模式的尝试，我会选择了一些对群众健康影响大的疾病设立专项基金。目前，专项基金已成为我会资金募集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经过近3年的培育，我会先后设立糖尿病、爱眼工程、肝病／艾滋病、脑中风、白内障、白血病、癌症等11只专项基金。
记者：我们了解到，2007年，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结成公益战略合作伙伴，募集人民币600万元。除了与大型国企结成公益战略合作伙伴外，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还将劝募合作延伸拓展到更宽的领域与地区吗?
陈建国：2006年，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捐赠了400万元人民币支持我会的妇女病普查，拓展了我会与台湾爱国人士的合作交流；香港百乐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坤慈女士捐赠2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芳华十八演艺专项基金”，同时捐赠5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糖尿病救助公益活动。这些公益项目标志着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开展的公益捐赠活动已迈向中国港、澳、台地区。
记者：11年，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走过不平凡的健康扶贫路，作为活跃在我国医卫领域的一家大型公益基金会，日益成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建国：可以说，通过近三年的努力，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品牌更响亮了，募捐的渠道更通畅了，项目的执行更规范了。2006年我们提出“在规范中求发展”，2007年我们提出“在发展中求创新”，2008年我们完全有条件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即争取用3－5年时间，把我会建成公益规模进入全国三甲的高星级基金会。
进入21世纪，慈善公益理念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富人千万别把向社会捐赠财富视为自己的慷慨，更不要把表面的捐赠换算成自我保护与社会荣誉。只有在内心深处把向社会付出视为快乐，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谐才不遥远
记者：2008年“两会”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月7日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说，贫富差距是中国当前一切问题的核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您怎么看待慈善公益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陈建国：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恕我直言，中国的国情和公民的贫富观决定我们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容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因此，要正确启发贫困阶层逐渐认可富裕阶层创造财富的能力，引导富裕阶层最大限度地回报社会，二者不可或缺。否则，将难以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变革。
目前，我国仍有2365万绝对贫困人口、8296万残障人士、8亿多未被现代医保制度覆盖的农村居民、3亿多未被现代医保制度覆盖的少年儿童，健康扶贫在我国仍然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当今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个人认为，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就越有必要发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只有我国社会低收入人群也能充分享到我国经济进步的成果，社会才能更加和谐，人民才能更加团结。
记者：进入21世纪，财富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话题。目前，我国各类慈善公益基金已发展到1000多家，许多公益项目发挥了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慈善公益理念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公益事业正日益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陈建国：我个人看来，企业家责任感的说法很原始，很初级，但很有必要。“感恩时代、回馈社会”应该成为富裕阶层的基本社会价值理念。富人千万别把向社会捐赠财富视为自己的慷慨，更不要把表面的捐赠换算成自我保护与社会荣誉。真正尊重社会的富人，必然赢得社会的尊重。只有在内心深处把向社会付出视为快乐，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谐才不遥远。
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全球协议，2006年，世界三大顶尖企业家盖茨、巴菲特、李嘉诚同时宣布慈善是他们的人生新的追求。其实，早在100多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就说过“人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
进入21世纪，这种财富与人生观的转型必将发生在更多的企业家身上。中华民族的慈善文明源远流长，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们一定会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有所建树、彰显境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公益事业也一定可以谱写出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文字编辑：柳林
2008年3月18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建国，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公益事业的发展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自2005年6月兼任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理事长及秘书长至今，已经一千多个日夜，对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公益事业的深情与热爱，凝结为诸多思索与期许，流露闪现在陈建国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谈之间，更浸润渗透在基金会两年多来的改革与发展中。
积累第一个1000万资本金用了10年的时间，第二个1000万仅用了1年的时间；内强管理。外树形象，2005年换届后两年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谱写出11年健康扶贫路上的新篇章
记者：请问怎么理解“初级卫生保健”?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初级的”、“基本的”这类字眼。
陈建国：不错，初级卫生保健指的就是最基本的，人人都能得到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都能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服务。但也不仅仅只是“初级”的意思，还包含有“主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意思。
实际上，初级卫生保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卫生事业，包括治疗、教育、预防、康复等方面，是衡量一国卫生发展水平的非常重要的一面。
记者：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陈建国：它缘起于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会议上倡议“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对此世界卫生目标，中国政府作出了庄严承诺。我们农工党的一些有识之士藉此提议：利用本党在医卫领域的优势，成立一家公募基金会，帮助和推动我国的初保事业。(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这一提议得到了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及卫生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1996年12月30日，我会正式注册成立。
可以说，我会的创立和发展，凝聚了农工党两代领导人的心血，第一任理事长卢嘉锡、第二任理事长蒋正华都是在农工党主席的任上，兼任我会理事长。
作为中国农工党中央主办、国家卫生部主管的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我会秉承健康扶贫的宗旨，广泛联络海内外友好团体和个人，争取道义、资金和物资支持，为在我国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推出了大量公益项目与活动，迄今已达10亿元人民币的公益规模。
记者：我们了解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曾一度出现困境，甚至濒临破产。您的很多同事说您是“临危受命”。
陈建国：(笑)不能说完全是“临危受命”，其实是我主动请缨参与基金会工作的，我喜欢面对挑战。三年前，这个基金会确实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国家规定全国性基金会要800万注册资本金，当时我会账上现金仅100多万，而这还仅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有大量疑难问题非常棘手，正常的办公秩序都已无法维持。回过头来看，是农工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断然进行换届，重新开启了事业的征程。
记者：您的很多同事介绍说，您除了做好农工党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工作中，不顾自己患有低血糖、高血压且长期失眠，经常为协调处理遗留问题工作到深夜，为劝募健康扶贫资金不辞辛劳，短短两年就愁白了胡须。
陈建国：我下过乡，当过工人，做过团干，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学的又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是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人，奋斗对我而言是一种快乐。我的夫人是学者，长期在国外从事医学化工方面的研究，我一人在京，工作是我生命的主旋律，我常开玩笑地说：“粥熬千夜，情自无邪!”
记者：当时您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为什么要在48岁的年纪接手这一“烫手的山芋”?听说您曾有过中纪委官员的履职经验，又有过市委副书记的基层历练，还担任过大型国企的董事长，成功组建了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推出了中国安全套知名品牌“杰士邦”。接手一个困难重重的单位，把它理顺并发展起来，在您的人生中好像并不是第一次?
陈建国：(坚定地)责任与热爱!中国男人，也包括女人(笑)，基因是东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我坚信，基金会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日益向好的环境下，一定可以克服暂时的困难。
我还有一个人人都懂、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体会：真正把公家的事当公家的事做，是没有失败的!
近三年的实践证明，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自2005年6月换届以来，我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资本金高速增长，每年上一个大台阶。换届前，资本金不到200万元，中间还因遗留问题赔付了60万元。经过艰苦努力，2006年年底资本金首次超过1000万元。到2007年底，我会资本金已达三千多万元。
2006年，我会捐赠支出1.46亿元，公益规模在民政部排全国第四。仅仅三年时间，一个拥有“中国健康扶贫工程”品牌项目，以疾病普查、专项基金、卫生人才培训、定点医院为支柱项目，内部管理日趋规范、外部形象健康向上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
记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基金会脱胎换骨为拥有“中国健康扶贫工程”这样一个大型品牌项目的基金会，这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励精图治，才有后来的浴火重生?想必其中定有许多可圈可点的项目与动人心弦的故事。
陈建国：是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但追根溯源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统战部、农工党、卫生部等部委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
基金会的工作得到了农工党中央原主席蒋正华、原常务副主席李蒙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农工党中央各机关，及各级地方组织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基金会一事难成。我想，我的作用只是协调和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我记得在换届大会上，蒋主席明确表示：要举农工党全党之力办好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老人家直接领导基金会工作，亲自参加基金会的很多活动。农工党中央原常务副主席李蒙，现主席桑国卫、常务副主席陈宗兴、副主席汪纪戎等，都对基金会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
农工党高层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和参与我会的基金募集与捐赠活动，已经成为我会公益募捐模式的一大特色与亮点，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与信心。
说实话，2005年我敢主动请缨，信心主要来源于农工党中央主要领导挽救和改造基金会的决心，这是我的底气所在。
2007年，蒋主席亲赴湖南，参加了我会向湖南捐赠价值达3000万元人民币的“健康扶贫湖南省妇科普查”活动；李蒙原常务副主席参加了捐赠价值达 3000万元的“健康扶贫黑龙江七台河行”活动；陈宗兴常务副主席参加了“中国农村为卫生改革与发展论坛”活动；汪纪戎副主席参加了“健康扶贫山东枣庄行”活动……
两年多来，农工党的主要领导参加我会各类公益活动共计30余次，这些领导都有繁重的国务和党务活动，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会的募捐活动非常不容易。
有了农工党的大力支持，这几年我会在公益项目开展方面进步很大，我们紧紧抓住“初级卫生保健”这个主题，尽可能大地发挥公益基金的覆盖面与实施效益，比如——
基金会多年来坚持在对群众健康影响较大的上消化道疾病和妇女病等方面开展普查项目，已累计普查约4000万人，捐赠药品、医疗设备、资金价值近8亿元人民币，有6000多例癌症患者在普查中被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早癌患者因治疗及时而获新生。2007年，我们组织回访，许多获救患者泣不成声，连声感谢政府，感谢农工党，感谢我会开展的普查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为帮助基层卫生管理部门及医疗机构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基金会每年投入大量的公益资金，用于基层卫生局长与院长的培训。此项公益活动，由于针对性强，切合基层的实际需要，内容扎实，而深受欢迎，我会所聘请的培训专家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比如，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卫生部原农卫司司长李长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等。11年来，我会共举办市、县卫生局长培训班18期，培训1530人；举办乡镇卫生医院院长培训班68期，培训6930人，累计投入资金近700万元。
同时，我会还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千家医院进行公益合作，对它们进行定点帮扶，共捐赠价值约7000万元人民币的各类医疗器械与药品，许多定点医院已成为我会服务基层群众的重要健康扶贫点。
到2007年底，我会健康扶贫工程的公益项目已遍及全国，在疾病普查、基层卫生管理人才培训、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安全饮用水、定点医院扶持、重大疾病专项基金等我国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领域做了大量公益，我会倡导的“健康扶贫”概念在我国日益深入人心。
通过近三年的努力，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品牌更响亮了，募捐的渠道更通畅了，项目的执行更规范了。2008年我们完全有条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即争取用3-5年时间，把我会建成公益规模进入全国三甲的高星级基金会
记者：资金募集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尽管目前我国公益环境日益好转，但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困难与压力仍不小吧?
陈建国：难是动力。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适合我会特点的资金募集与管理的新模式，包括形成自己独特的慈善理念，培育出高品位的慈善文化，设计出更规范的慈善流程，开发出更领先的慈善项目等。
为了提高我会的募捐水平，我们一方面邀请国外高端募捐专家、知名教授到基金会讲学，介绍国外先进募捐经验；另一方面，在本会内，请有经验的项目组介绍经验、开展互动。同时，还借鉴国内外大型公益基金在品牌管理及项目开发上的成熟经验与技巧，认真研究国内外慈善市场的现状，深入了解捐赠者内心诉求，为他们量身定做慈善产品。几年来，我会在艰难中跋涉，不知不觉中，已寻觅到许多新的路径。
比如，2006年，我会与佑安医院合作创建了“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佑安肝病／艾滋病基金”。基金会、医院、厂家三方合作的公益创新模式对改善医患关系、防止医疗领域的腐败，具有积极的意义。至2007年底，该基金已协议募集资金2000万元左右，实际到位1000多万，“救助女大学生王彤”、“救助肝癌母亲张旭兰”等公益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目前，国内几家有影响的三甲医院正与我会洽谈克隆佑安肝病／艾滋病基金模式。
又比如，我会理事高翔捐款120万元设立“高翔扶贫复明专项基金”。三年来，先后免费为群众治愈白内障320多人。
还有，我会理事朱定良发起设立的农卫基金，三年来共为消化道疾病普查、妇科疾病普查、资助癌症患者、免费培训基层卫生院局长等募集并捐出资金1500多万元人民币。
大力发展各类专项基金是我会探索有特色的募捐模式的尝试，我会选择了一些对群众健康影响大的疾病设立专项基金。目前，专项基金已成为我会资金募集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经过近3年的培育，我会先后设立糖尿病、爱眼工程、肝病／艾滋病、脑中风、白内障、白血病、癌症等11只专项基金。
记者：我们了解到，2007年，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结成公益战略合作伙伴，募集人民币600万元。除了与大型国企结成公益战略合作伙伴外，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还将劝募合作延伸拓展到更宽的领域与地区吗?
陈建国：2006年，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捐赠了400万元人民币支持我会的妇女病普查，拓展了我会与台湾爱国人士的合作交流；香港百乐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坤慈女士捐赠2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芳华十八演艺专项基金”，同时捐赠5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糖尿病救助公益活动。这些公益项目标志着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开展的公益捐赠活动已迈向中国港、澳、台地区。
记者：11年，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走过不平凡的健康扶贫路，作为活跃在我国医卫领域的一家大型公益基金会，日益成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建国：可以说，通过近三年的努力，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品牌更响亮了，募捐的渠道更通畅了，项目的执行更规范了。2006年我们提出“在规范中求发展”，2007年我们提出“在发展中求创新”，2008年我们完全有条件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即争取用3－5年时间，把我会建成公益规模进入全国三甲的高星级基金会。
进入21世纪，慈善公益理念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富人千万别把向社会捐赠财富视为自己的慷慨，更不要把表面的捐赠换算成自我保护与社会荣誉。只有在内心深处把向社会付出视为快乐，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谐才不遥远
记者：2008年“两会”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月7日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说，贫富差距是中国当前一切问题的核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您怎么看待慈善公益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陈建国：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恕我直言，中国的国情和公民的贫富观决定我们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容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因此，要正确启发贫困阶层逐渐认可富裕阶层创造财富的能力，引导富裕阶层最大限度地回报社会，二者不可或缺。否则，将难以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变革。
目前，我国仍有2365万绝对贫困人口、8296万残障人士、8亿多未被现代医保制度覆盖的农村居民、3亿多未被现代医保制度覆盖的少年儿童，健康扶贫在我国仍然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当今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个人认为，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就越有必要发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只有我国社会低收入人群也能充分享到我国经济进步的成果，社会才能更加和谐，人民才能更加团结。
记者：进入21世纪，财富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话题。目前，我国各类慈善公益基金已发展到1000多家，许多公益项目发挥了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慈善公益理念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公益事业正日益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陈建国：我个人看来，企业家责任感的说法很原始，很初级，但很有必要。“感恩时代、回馈社会”应该成为富裕阶层的基本社会价值理念。富人千万别把向社会捐赠财富视为自己的慷慨，更不要把表面的捐赠换算成自我保护与社会荣誉。真正尊重社会的富人，必然赢得社会的尊重。只有在内心深处把向社会付出视为快乐，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谐才不遥远。
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全球协议，2006年，世界三大顶尖企业家盖茨、巴菲特、李嘉诚同时宣布慈善是他们的人生新的追求。其实，早在100多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就说过“人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
进入21世纪，这种财富与人生观的转型必将发生在更多的企业家身上。中华民族的慈善文明源远流长，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们一定会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有所建树、彰显境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公益事业也一定可以谱写出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文字编辑：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