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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电视台记者，“五一”长假携女友外出旅游时，双双失踪。一年后这个记者因涉嫌盗窃价值10万元的摄影器材被警方抓获，可是他的女友仍然无踪无影。在警方凌厉的心理攻势下，大盗承认女友一年前已被他杀害。一个小有名气的记者，为什么要杀害他的女友并走上盗窃之路呢？
市长秘书爱上“野女孩”
现年28岁的杨军出生于贵州福泉市一个工人家庭。他学习十分刻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所乡镇中学任老师。
当老师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几年后市里招考公务员，杨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泉市广播电视局，成为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在这里，杨军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一时成为福泉市的小名人。他因此很快又被市政府看中，将他借调到市政府担任秘书，跟在市领导身边东奔西跑，引来许多人的羡慕。小城的人们无不认为他前途无量，杨军自己也是踌躇满志。
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杨军和同学一道去舞厅跳舞。由于没带舞伴，性格偏于内向的杨军老是坐在座位上当“观众”。不一会儿，同学拉了一名女孩过来做他的舞伴。“她叫袁丽。”同学告诉他。暗红色的灯光下，袁丽显得十分漂亮，漂亮得让杨军紧张得心怦怦直跳，跳舞的时候更是踩不着调，总是踩到袁丽的脚。每次被踩到脚，袁丽都笑出声来，这越发让杨军感到不好意思。
才20岁的袁丽是个10多岁就出来“混”的女孩。见了太多大胆而无耻的男人，杨军的羞怯与诚实倒让她觉得新奇，立刻对杨军有了好感。舞会结束时，她主动约杨军：“明天晚上我们再来跳舞好不好？”杨军兴奋地答应了。杨军没谈过恋爱，与女孩接触得也较少，美丽的袁丽让他感到了女性的诱惑。
从此杨军与袁丽频频来往起来，很快便坠入爱河。
他们的恋情在小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人们看来，袁丽虽然十分漂亮，但没文化，没有正式工作，贪玩，是个“野性”十足的女孩；而杨军，有才华，能干，担任市领导的秘书，有着大好前途，两人根本就不是同一类型的人。就连杨军的父母也不赞成他与袁丽谈恋爱，多次劝他不要去惹“这样的女孩”。
可是杨军像着了魔一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在他看来，袁丽美丽、娇媚，风情万种，让人魂不守舍，他怎么也舍不得放弃她。
但很快杨军开始为他的爱情苦恼了。人们说的没错，袁丽的确太爱玩了，酒吧、舞厅、夜总会是她常去的地方。杨军劝她收敛点儿，注意他的形象，但袁丽不以为意，说：“我跟你的形象有什么关系，你是市领导的秘书，形象好的很。”“你这样胡来，市领导都对我有意见了，批评我交友不慎。”杨军感到委屈。“那你别理我了，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袁丽说。结果他们的争执以杨军的妥协而告终。
杨军与袁丽同居了，不过是他住进袁丽的家，因为他的父母强烈反对，杨军从不敢把袁丽带回家。尽管这样，袁丽仍总是玩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有时甚至夜不归宿。有一天，杨军跟市领导下乡，半夜才回来，却不见袁丽的人影，杨军突然变得怒不可遏。因为在下乡的车上，市领导劝他说：“杨军，你的女朋友太出格了，会影响到你的政治前途的，你好自为之。”市领导都对他不满了，杨军感到羞愧难当。这段时间，父母也对他“上门”的举动十分生气，表示要跟他断绝关系。父亲患有严重的肝病，母亲也长期饱受类风湿的折磨，他们只有他一根独苗，他感到十分对不起父母，可是，尽管他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袁丽却依然我行我素。
杨军发狂地冲进一家家酒吧、舞厅、夜总会寻找，终于在一家舞厅找到了舞兴正浓的袁丽。杨军进到舞厅拽起袁丽就走，袁丽使劲儿挣扎，愤恨的杨军给了她一个耳光。这时一个男人挤进来，揪住杨军，狠狠给了他一拳，说：“袁丽是你打的吗？”杨军认得这个男人，他叫刘一平，是个个体户，袁丽常跟他在一起。“两口子”吵架反遭“外人”打，杨军感到奇耻大辱，要跟刘一平拼命，袁丽却一转身拉着刘一平跑出了舞厅。
杨军开始反思他与袁丽的爱情，觉得的确是旁观者清，他与袁丽发生的是一段错误的爱情。2003年春节过后，杨军正式地与袁丽分手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杨军与袁丽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杨军有了新的女友，她叫何静，是一个文静的女孩。
然而2004年1月的一天，何静杏眼怒睁地问杨军是否还和袁丽在一起。原来，袁丽打了个电话给何静，向她倾诉了与杨军的故事，说他们十分相爱，并没有分手，希望何静不要“夺爱”。任由杨军怎么解释，何静就是不信，并从此和他疏远了。
杨军又陷入了苦恼之中。这时，袁丽主动找到杨军，希望重归于好。原来，一年来，袁丽虽然交过几个朋友，但都觉得不如杨军，他们不是粗野无比，就是把她当玩物，还是杨军对她最专情，她决定回到杨军的身边，于是使出了“离间计”。这回杨军怎么骂她她也不生气，只是扑在杨军的怀里撒娇。
新女友既已离去，杨军也就接受了旧恋人。他以为经过这么一番波折，袁丽会反思自己，痛改前非，做一个本分的女孩，然而他想错了。袁丽还是旧习不改。她太了解杨军了，杨军舍不得她，杨军只会顺从她。
杨军与袁丽重归于好，再次让人们大跌眼镜。杨军也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他主动向领导提出离开市政府，仍回电视台当记者。2004年4月底，“五一”长假要来了，杨军与袁丽商量出去旅游。他心里想的是一来出去散散心，二来离开福泉，袁丽就能专心与他在一起了。袁丽高兴地答应了，两人商定去桂林、北海玩。
4月27日，袁丽和杨军踏上了旅程。4月28日他们在桂林市玩了一天，29日下午，玩累了的他们在位于灵川县定江镇八里街的桂林始发站下了车，准备第二天去北海。他们在附近找了家私人旅社住下来。登记住宿的时候，杨军不想以自己的名字登记，而袁丽一直没办身份证，旅店老板看在钱的份儿上，让他们随便写了个名字就安排他们在403号房住下了。
盗窃案牵出案中案
4月30日早上，旅店服务员整理房间，敲403号房时，里面没有人应，她以为客人还在睡觉，就先去打扫别的房间。中午，服务员再去403号房，打开门，只见一个女孩半躺在床边，脸色苍白，嘴角沾着血迹。“死人啦！”服务员吓得大声惊叫起来。
灵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经勘查，该女子为被勒脖子窒息而死，嘴角还残留血迹。搜查房间，床头柜上有一件装有女性衣物和男性衣物的行李，还有一些化妆品，但没有找到任何证件。旅店老板说住进来的是一男一女，可是男的什么时候走的他也不清楚。只记得29日晚上9时多，这名男子下到一楼，问他哪里有吃夜宵的地方，之后就出去了。至于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没有他就不清楚了。
由于无法确认女尸的身份和男子的去向，案件侦破极为艰难，警方在当地媒体登出寻尸启事，但无人认领；办案民警又到周边城市以及湖南等地调查，也毫无收获。在侦查一个多月也没能查到尸源后，警方只好将其列为悬案。
在福泉市，“五一”长假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袁丽和杨军都没有回来，也没有打电话回来。两家的家人都十分奇怪，本不愿来往的两家人频频互打电话探听消息。“他们是不是私奔了？”“不会是在外地遇害了吧？”各种猜测不断传来。在多方寻找无果后，两家人去派出所报了案。福泉警方也进行过查询，但没有结果，便将其列为失踪案。
转眼到了2005年8月11日，灵川警方接到了来自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来的一份传真，询问2004年4月底是否在一个叫八里街的地方发现一具女尸。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文荣昌一看，不由心头一震。一年前的无名女尸案有线索了？灵川警方迅速发传真证实，接着派人速往杭州。
西湖警方介绍说，今年6月17日，杭州市某广告公司丢失了两台摄像机和一台数码相机，价值13万元。经侦查，才到公司上班两天的杨军有重大嫌疑。6月20日，警方将潜逃至苏州的杨军抓获。
开始时西湖警方以为杨军只有这起案底。7月27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杨军。警方按规定将一份逮捕通知书发到福泉市杨军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由他们转送给杨军的父母。派出所民警一看，也吃了一惊，失踪一年多的杨军出现了！他出现了，那和他一起出去的袁丽呢？于是向西湖警方发去传真，介绍了这起失踪案。
西湖警方分析认为，杨军的背后一定另有隐情，便再次提审杨军。“杨军，需要我们给你叙述一下你杀害袁丽的过程吗？”西湖警方亮出现场照片。杨军沉默了。
8月17日，杨军写了一封自首书，向警方坦陈了他杀害袁丽的经过。
爱情已死去，
亲情成了他唯一的牵挂
4月29日晚上，杨军与袁丽在旅社安顿下来后，袁丽准备洗个澡。她拿换洗衣物的时候，看到了床头柜上杨军买的香蕉，她想叫杨军剥根香蕉给她吃，可是说出口的却是：“刘一平，帮我剥根香蕉。”本来杨军就对刘一平曾打过他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袁丽叫他时竟然叫成了刘一平！杨军一愣，当时就十分气愤地说：“你跟我在一起，心里想着的却是别的男人！”袁丽意识到自己口误了，却不想认错而遭杨军挖苦，固执的她说：“我爱叫谁就叫谁，不是叫你你就别应啊。”
听了袁丽的话，袁丽与别的男人在一起的一幕幕不由地浮现在杨军的脑海中，平日受惯了袁丽的气的杨军突然感觉他的承受力已到了极限，他扬手给了袁丽一巴掌，并扼住她的脖子，“你这个坏女人，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站在床边的袁丽推开杨军的手，躺在了床上，用不屑的眼神看着他，说：“杨军，我还不了解你吗，你敢动一动我，我叫你一辈子不得安生，刘一平会打死你，哼……”杨军最恨的就是刘一平，袁丽像拿住了他的脉似的，偏拿刘一平来做挡箭牌。
袁丽的话犹如火上浇油，越发让杨军狂暴，他解下皮带，指着袁丽说：“你再提刘一平，我就勒死你！”袁丽却抢过他的皮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说：“有种你就勒我，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也不会叫一声，就你这熊样……”
如果不治她一下，自己真的是一点面子也没有了。这样想着的杨军也就扑上去拉紧皮带，其实他也不是想真勒，他只是想吓一吓袁丽，只要她尖叫一声“算了”或说“我错了”，他也就趁势下台阶了。然而袁丽比他还倔强，就是不开口，眼睛闭着任由他拉紧皮带，也许她内心里算准了杨军会先向她告饶。杨军从她脸上的表情里读到了对他的蔑视，瞬间，几年来所有的委屈与耻辱如翻江倒海般地涌上心头，杨军疯狂了，将越拉越紧的皮带用力一收，只见袁丽挣扎了一下，不动了，嘴角流出了泡沫和血迹……
看到了血，杨军随即冷静下来，“袁丽！”他摇了摇袁丽的身体，可袁丽一点反应也没有，杨军感到了巨大的恐慌，他不敢看袁丽那张变得青紫的脸。杨军将她翻了个身，然后翻开袁丽的行李包，拿出他带的一本《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及他的毕业证书，还有交给袁丽支配的800元钱慌慌张张地冲下楼，正遇上店老板和几个人在一楼打牌，他怕店老板看出疑点，便说了个吃宵夜的借口。
杨军不敢久留，他叫了辆摩的，直接来到桂林南站，正好有一辆从南宁开往南昌的火车进站。杨军匆匆买了票，上了火车。
到了南昌后，杨军将那条可怕的皮带扔掉了，接着转去上海，在那里打了几个月的工。他很想打电话回去探听一下，可又怕警方正在调查此案，一打电话就暴露了自己。
心神不定的杨军不久又转去了浙江台州市，可是恐慌仍然笼罩着他，他不敢在台州久待，又转去了杭州。“这一年多来，无论我在公司打工还是走在街上，我的脑海里和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怏怏不乐的，我过着不敢和任何人联系的孤独、可耻、罪恶的生活。想到自己一念之差的罪恶，想到含辛茹苦生我养我而我又未曾报答过一天的父母，我便感到揪心般地悔恨和痛楚。”
有一天走在杭州街头，路过文新路派出所时，内心悔恨与痛楚交织的杨军差点儿走进派出所自首，然而心里存着对父母深深的愧疚，使他最终没有走进去。逃亡在外，杨军才深切地感受到亲情的珍贵和温暖。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父母见上一面。由于他才华出众，他到哪里打工都很受公司的器重，收入也较高。一段时间后，杨军已略有积蓄。2004年10月1日，杨军终于克制不住打了个电话回家。父母听到他的声音既惊讶又激动。对父母的疑问，他编了个谎言说，不想在福泉待下去了，所以偷偷外出打工，说他现在在杭州一家公司过得很好，极力邀请父母来杭州玩。对袁丽的下落，他解释说早不跟她来往了，不知她的情况。他对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你们不要跟别人说我在杭州，也不要告诉别人我打电话回家。”
由于思儿心切，两位老人连夜乘车赶往杭州。见儿子确实过得很好，老人松了一口气。可是父母的现状却让杨军深感内疚和不安，父母明显的苍老了，身体更差了。尤其是父亲，脸色黝黑，显然肝病更重了。杨军知道，这与他的不孝有极大的关系。
父母回家后，杨军很担心父母会泄漏他的行踪，立即更换了手机号，换了单位，也不再往家里打电话。以至于2005年3月父亲去世，直到现在杨军还不知道。
这次与父母团聚，促使杨军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报答父母，把父母的病治好。可是他作为一个打工仔，挣到的钱十分有限，而要治好父母的病，没有数万元是不行的。杨军为此产生了新的苦恼。6月16日，杨军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策划。他发现办公室有两台贵重的摄像机和一台价格不菲的数码相机，不由起了偷窃的念头。6月18日晚，杨军借口加班，等大家都走了，他将上述器材盗走，逃到上海卖了3万元，接着逃往苏州。杨军想躲过一阵子再将钱寄回家，没想到20日警方就将他抓获了。
2005年9月1日，杨军被广西灵川警方带到定江镇八里街指认杀人现场。当走上旅社的四楼，站在他和女友袁丽一年前住过的房间门口时，杨军禁不住悲上心头，他伏在门框上号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半个钟头。一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杨军的脑海中，懊悔与痛苦、思念与惋惜、绝望与自责交织在他的心头……
2006年4月22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盗窃罪判处杨军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3万元，合并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文中除杨军外其他为化名。）
责编/紫君
E-mail:zijun009@163.com
市长秘书爱上“野女孩”
现年28岁的杨军出生于贵州福泉市一个工人家庭。他学习十分刻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所乡镇中学任老师。
当老师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几年后市里招考公务员，杨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泉市广播电视局，成为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在这里，杨军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一时成为福泉市的小名人。他因此很快又被市政府看中，将他借调到市政府担任秘书，跟在市领导身边东奔西跑，引来许多人的羡慕。小城的人们无不认为他前途无量，杨军自己也是踌躇满志。
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杨军和同学一道去舞厅跳舞。由于没带舞伴，性格偏于内向的杨军老是坐在座位上当“观众”。不一会儿，同学拉了一名女孩过来做他的舞伴。“她叫袁丽。”同学告诉他。暗红色的灯光下，袁丽显得十分漂亮，漂亮得让杨军紧张得心怦怦直跳，跳舞的时候更是踩不着调，总是踩到袁丽的脚。每次被踩到脚，袁丽都笑出声来，这越发让杨军感到不好意思。
才20岁的袁丽是个10多岁就出来“混”的女孩。见了太多大胆而无耻的男人，杨军的羞怯与诚实倒让她觉得新奇，立刻对杨军有了好感。舞会结束时，她主动约杨军：“明天晚上我们再来跳舞好不好？”杨军兴奋地答应了。杨军没谈过恋爱，与女孩接触得也较少，美丽的袁丽让他感到了女性的诱惑。
从此杨军与袁丽频频来往起来，很快便坠入爱河。
他们的恋情在小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人们看来，袁丽虽然十分漂亮，但没文化，没有正式工作，贪玩，是个“野性”十足的女孩；而杨军，有才华，能干，担任市领导的秘书，有着大好前途，两人根本就不是同一类型的人。就连杨军的父母也不赞成他与袁丽谈恋爱，多次劝他不要去惹“这样的女孩”。
可是杨军像着了魔一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在他看来，袁丽美丽、娇媚，风情万种，让人魂不守舍，他怎么也舍不得放弃她。
但很快杨军开始为他的爱情苦恼了。人们说的没错，袁丽的确太爱玩了，酒吧、舞厅、夜总会是她常去的地方。杨军劝她收敛点儿，注意他的形象，但袁丽不以为意，说：“我跟你的形象有什么关系，你是市领导的秘书，形象好的很。”“你这样胡来，市领导都对我有意见了，批评我交友不慎。”杨军感到委屈。“那你别理我了，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袁丽说。结果他们的争执以杨军的妥协而告终。
杨军与袁丽同居了，不过是他住进袁丽的家，因为他的父母强烈反对，杨军从不敢把袁丽带回家。尽管这样，袁丽仍总是玩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有时甚至夜不归宿。有一天，杨军跟市领导下乡，半夜才回来，却不见袁丽的人影，杨军突然变得怒不可遏。因为在下乡的车上，市领导劝他说：“杨军，你的女朋友太出格了，会影响到你的政治前途的，你好自为之。”市领导都对他不满了，杨军感到羞愧难当。这段时间，父母也对他“上门”的举动十分生气，表示要跟他断绝关系。父亲患有严重的肝病，母亲也长期饱受类风湿的折磨，他们只有他一根独苗，他感到十分对不起父母，可是，尽管他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袁丽却依然我行我素。
杨军发狂地冲进一家家酒吧、舞厅、夜总会寻找，终于在一家舞厅找到了舞兴正浓的袁丽。杨军进到舞厅拽起袁丽就走，袁丽使劲儿挣扎，愤恨的杨军给了她一个耳光。这时一个男人挤进来，揪住杨军，狠狠给了他一拳，说：“袁丽是你打的吗？”杨军认得这个男人，他叫刘一平，是个个体户，袁丽常跟他在一起。“两口子”吵架反遭“外人”打，杨军感到奇耻大辱，要跟刘一平拼命，袁丽却一转身拉着刘一平跑出了舞厅。
杨军开始反思他与袁丽的爱情，觉得的确是旁观者清，他与袁丽发生的是一段错误的爱情。2003年春节过后，杨军正式地与袁丽分手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杨军与袁丽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杨军有了新的女友，她叫何静，是一个文静的女孩。
然而2004年1月的一天，何静杏眼怒睁地问杨军是否还和袁丽在一起。原来，袁丽打了个电话给何静，向她倾诉了与杨军的故事，说他们十分相爱，并没有分手，希望何静不要“夺爱”。任由杨军怎么解释，何静就是不信，并从此和他疏远了。
杨军又陷入了苦恼之中。这时，袁丽主动找到杨军，希望重归于好。原来，一年来，袁丽虽然交过几个朋友，但都觉得不如杨军，他们不是粗野无比，就是把她当玩物，还是杨军对她最专情，她决定回到杨军的身边，于是使出了“离间计”。这回杨军怎么骂她她也不生气，只是扑在杨军的怀里撒娇。
新女友既已离去，杨军也就接受了旧恋人。他以为经过这么一番波折，袁丽会反思自己，痛改前非，做一个本分的女孩，然而他想错了。袁丽还是旧习不改。她太了解杨军了，杨军舍不得她，杨军只会顺从她。
杨军与袁丽重归于好，再次让人们大跌眼镜。杨军也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他主动向领导提出离开市政府，仍回电视台当记者。2004年4月底，“五一”长假要来了，杨军与袁丽商量出去旅游。他心里想的是一来出去散散心，二来离开福泉，袁丽就能专心与他在一起了。袁丽高兴地答应了，两人商定去桂林、北海玩。
4月27日，袁丽和杨军踏上了旅程。4月28日他们在桂林市玩了一天，29日下午，玩累了的他们在位于灵川县定江镇八里街的桂林始发站下了车，准备第二天去北海。他们在附近找了家私人旅社住下来。登记住宿的时候，杨军不想以自己的名字登记，而袁丽一直没办身份证，旅店老板看在钱的份儿上，让他们随便写了个名字就安排他们在403号房住下了。
盗窃案牵出案中案
4月30日早上，旅店服务员整理房间，敲403号房时，里面没有人应，她以为客人还在睡觉，就先去打扫别的房间。中午，服务员再去403号房，打开门，只见一个女孩半躺在床边，脸色苍白，嘴角沾着血迹。“死人啦！”服务员吓得大声惊叫起来。
灵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经勘查，该女子为被勒脖子窒息而死，嘴角还残留血迹。搜查房间，床头柜上有一件装有女性衣物和男性衣物的行李，还有一些化妆品，但没有找到任何证件。旅店老板说住进来的是一男一女，可是男的什么时候走的他也不清楚。只记得29日晚上9时多，这名男子下到一楼，问他哪里有吃夜宵的地方，之后就出去了。至于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没有他就不清楚了。
由于无法确认女尸的身份和男子的去向，案件侦破极为艰难，警方在当地媒体登出寻尸启事，但无人认领；办案民警又到周边城市以及湖南等地调查，也毫无收获。在侦查一个多月也没能查到尸源后，警方只好将其列为悬案。
在福泉市，“五一”长假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袁丽和杨军都没有回来，也没有打电话回来。两家的家人都十分奇怪，本不愿来往的两家人频频互打电话探听消息。“他们是不是私奔了？”“不会是在外地遇害了吧？”各种猜测不断传来。在多方寻找无果后，两家人去派出所报了案。福泉警方也进行过查询，但没有结果，便将其列为失踪案。
转眼到了2005年8月11日，灵川警方接到了来自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来的一份传真，询问2004年4月底是否在一个叫八里街的地方发现一具女尸。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文荣昌一看，不由心头一震。一年前的无名女尸案有线索了？灵川警方迅速发传真证实，接着派人速往杭州。
西湖警方介绍说，今年6月17日，杭州市某广告公司丢失了两台摄像机和一台数码相机，价值13万元。经侦查，才到公司上班两天的杨军有重大嫌疑。6月20日，警方将潜逃至苏州的杨军抓获。
开始时西湖警方以为杨军只有这起案底。7月27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杨军。警方按规定将一份逮捕通知书发到福泉市杨军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由他们转送给杨军的父母。派出所民警一看，也吃了一惊，失踪一年多的杨军出现了！他出现了，那和他一起出去的袁丽呢？于是向西湖警方发去传真，介绍了这起失踪案。
西湖警方分析认为，杨军的背后一定另有隐情，便再次提审杨军。“杨军，需要我们给你叙述一下你杀害袁丽的过程吗？”西湖警方亮出现场照片。杨军沉默了。
8月17日，杨军写了一封自首书，向警方坦陈了他杀害袁丽的经过。
爱情已死去，
亲情成了他唯一的牵挂
4月29日晚上，杨军与袁丽在旅社安顿下来后，袁丽准备洗个澡。她拿换洗衣物的时候，看到了床头柜上杨军买的香蕉，她想叫杨军剥根香蕉给她吃，可是说出口的却是：“刘一平，帮我剥根香蕉。”本来杨军就对刘一平曾打过他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袁丽叫他时竟然叫成了刘一平！杨军一愣，当时就十分气愤地说：“你跟我在一起，心里想着的却是别的男人！”袁丽意识到自己口误了，却不想认错而遭杨军挖苦，固执的她说：“我爱叫谁就叫谁，不是叫你你就别应啊。”
听了袁丽的话，袁丽与别的男人在一起的一幕幕不由地浮现在杨军的脑海中，平日受惯了袁丽的气的杨军突然感觉他的承受力已到了极限，他扬手给了袁丽一巴掌，并扼住她的脖子，“你这个坏女人，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站在床边的袁丽推开杨军的手，躺在了床上，用不屑的眼神看着他，说：“杨军，我还不了解你吗，你敢动一动我，我叫你一辈子不得安生，刘一平会打死你，哼……”杨军最恨的就是刘一平，袁丽像拿住了他的脉似的，偏拿刘一平来做挡箭牌。
袁丽的话犹如火上浇油，越发让杨军狂暴，他解下皮带，指着袁丽说：“你再提刘一平，我就勒死你！”袁丽却抢过他的皮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说：“有种你就勒我，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也不会叫一声，就你这熊样……”
如果不治她一下，自己真的是一点面子也没有了。这样想着的杨军也就扑上去拉紧皮带，其实他也不是想真勒，他只是想吓一吓袁丽，只要她尖叫一声“算了”或说“我错了”，他也就趁势下台阶了。然而袁丽比他还倔强，就是不开口，眼睛闭着任由他拉紧皮带，也许她内心里算准了杨军会先向她告饶。杨军从她脸上的表情里读到了对他的蔑视，瞬间，几年来所有的委屈与耻辱如翻江倒海般地涌上心头，杨军疯狂了，将越拉越紧的皮带用力一收，只见袁丽挣扎了一下，不动了，嘴角流出了泡沫和血迹……
看到了血，杨军随即冷静下来，“袁丽！”他摇了摇袁丽的身体，可袁丽一点反应也没有，杨军感到了巨大的恐慌，他不敢看袁丽那张变得青紫的脸。杨军将她翻了个身，然后翻开袁丽的行李包，拿出他带的一本《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及他的毕业证书，还有交给袁丽支配的800元钱慌慌张张地冲下楼，正遇上店老板和几个人在一楼打牌，他怕店老板看出疑点，便说了个吃宵夜的借口。
杨军不敢久留，他叫了辆摩的，直接来到桂林南站，正好有一辆从南宁开往南昌的火车进站。杨军匆匆买了票，上了火车。
到了南昌后，杨军将那条可怕的皮带扔掉了，接着转去上海，在那里打了几个月的工。他很想打电话回去探听一下，可又怕警方正在调查此案，一打电话就暴露了自己。
心神不定的杨军不久又转去了浙江台州市，可是恐慌仍然笼罩着他，他不敢在台州久待，又转去了杭州。“这一年多来，无论我在公司打工还是走在街上，我的脑海里和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怏怏不乐的，我过着不敢和任何人联系的孤独、可耻、罪恶的生活。想到自己一念之差的罪恶，想到含辛茹苦生我养我而我又未曾报答过一天的父母，我便感到揪心般地悔恨和痛楚。”
有一天走在杭州街头，路过文新路派出所时，内心悔恨与痛楚交织的杨军差点儿走进派出所自首，然而心里存着对父母深深的愧疚，使他最终没有走进去。逃亡在外，杨军才深切地感受到亲情的珍贵和温暖。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父母见上一面。由于他才华出众，他到哪里打工都很受公司的器重，收入也较高。一段时间后，杨军已略有积蓄。2004年10月1日，杨军终于克制不住打了个电话回家。父母听到他的声音既惊讶又激动。对父母的疑问，他编了个谎言说，不想在福泉待下去了，所以偷偷外出打工，说他现在在杭州一家公司过得很好，极力邀请父母来杭州玩。对袁丽的下落，他解释说早不跟她来往了，不知她的情况。他对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你们不要跟别人说我在杭州，也不要告诉别人我打电话回家。”
由于思儿心切，两位老人连夜乘车赶往杭州。见儿子确实过得很好，老人松了一口气。可是父母的现状却让杨军深感内疚和不安，父母明显的苍老了，身体更差了。尤其是父亲，脸色黝黑，显然肝病更重了。杨军知道，这与他的不孝有极大的关系。
父母回家后，杨军很担心父母会泄漏他的行踪，立即更换了手机号，换了单位，也不再往家里打电话。以至于2005年3月父亲去世，直到现在杨军还不知道。
这次与父母团聚，促使杨军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报答父母，把父母的病治好。可是他作为一个打工仔，挣到的钱十分有限，而要治好父母的病，没有数万元是不行的。杨军为此产生了新的苦恼。6月16日，杨军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策划。他发现办公室有两台贵重的摄像机和一台价格不菲的数码相机，不由起了偷窃的念头。6月18日晚，杨军借口加班，等大家都走了，他将上述器材盗走，逃到上海卖了3万元，接着逃往苏州。杨军想躲过一阵子再将钱寄回家，没想到20日警方就将他抓获了。
2005年9月1日，杨军被广西灵川警方带到定江镇八里街指认杀人现场。当走上旅社的四楼，站在他和女友袁丽一年前住过的房间门口时，杨军禁不住悲上心头，他伏在门框上号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半个钟头。一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杨军的脑海中，懊悔与痛苦、思念与惋惜、绝望与自责交织在他的心头……
2006年4月22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盗窃罪判处杨军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3万元，合并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文中除杨军外其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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