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华人世界不多见的、能存在20年的独立知识团体，批判性立场的台社早已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他们眼中，台湾的威权体制已经倒台，凭靠道德立场、政治正确表态的时代已经过去，知识分子不能躲进象牙塔，要找到社会的动力之所在，挖掘贴近社会的民主机制。
“要了解真实的台湾，你应该看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秋和2008年春，记者两次前往台北参加文化交流活动，都有一些台湾学者和媒体同行给出这样的推荐。
这是一本创办于1988年2月的学术刊物，近一半的文章是学术论文，另一半则是体例自由的思想性文字。20年里，它一直是台湾学术界最具批判精神、反省力和行动力的思想杂志。
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人团体支撑着它的存在，这些学院里的教授大多有美英留学经验，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研究方向可能是产业经济、比较政治、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台湾文学、传媒研究、空间与建筑、女性主义，还可能是社会运动，农工问题和国际移民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各自的研究，以台社为交流平台，共同构成了台湾解严之后20年民主化进程全方位的关注史。
在通过知识生产与台湾社会发生联系之外，他们还是坚定的行动派。在诸多社会运动当中，有他们的声音和身影，较早的如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运，较近的，则有2006年红衫军运动。事实上，在随后与部分台社同仁接触的过程中，记者切实感受到了传说中1949年以前“民国知识分子”思与行紧密结合的风采。
今年是台社创办20周年。在华人世界，能够生存20年，并一直保持活力的独立知识团体还很罕见，为此，本刊特请台社现任总编辑、台湾大学地理系教授徐进钰，及台社顾问、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教授陈光兴，代表台社，与大陆读者分享他们的经验。
基于民间社会的批判努力
《南风窗》：20年前，台社创刊时的思想立场是什么?
台社：台社1988年发刊，当时面对的是台湾威权体制解严，社会运动方兴未艾。而学界对台湾的理解还建构在欧美中心、西化主义的意识上，研究目的在论证台湾如何赶上欧美社会的现代性。台社当时的介入所要开启的是立足于“民间社会”、从现实出发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路线奠定了台社未来的走向，也逐步建立起台社参与批判台湾社会的传承。
后来这个知识路线是如何被落实，需要仔细的检视，但80年代后期以来，台社搭起了一个批判圈的平台，相对独立于学术体制的权力运作外，使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字得以存活与流通，对于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生社群造成了长远的影响。
早期台社主要力量聚焦于出刊，每月聚会的焦点是在筹划专题。但是同时，成员也积极参与和介入社会运动，特别是劳工运动，如远东化纤、新光纺织、中国时报等重要抗争，这当然与台社形成的左翼大背景有关；1990年台湾三月野百合学运，台社成员几乎全员参与，而后接连的反军人干政、反对宪法第一百条等游行示威活动，台社许多成员是知识界组织上的核心分子。
《南风窗》：台社初期的活动形式是怎样的?有哪些思想成果?
台社：1990至1994年间，台社与外界接触的平台之一是与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化批判研讨会”，以论坛形式每个月在台北金华街清华大学月涵堂举行，讨论的内容与形式多元，包括学术演讲，现实议题的圆桌讨论等。
台社第一次的集体介入是在1994年6月间，就是借用这个平台。1994年初李登辉政权推出“南向政策”，当时《中国时报一人间副刊》正面呼应而策划了一个“南向专辑”，陈光兴撰写了《帝国之眼》一文对此进行了批判。陈文发现台北文化圈的进步分子，在当时会反常地公开出来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反应了正在快速崛起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向外扩张的欲望，然而支撑这股欲望的思想资源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这意味着思想界的去殖民工作并没有展开。
回头来看，《帝国之眼》在台北文化圈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与暗流。1994年6月11日在台北清大月涵堂所举办的文化批判讨论会，以“南进论述的批判”为题，从不同层面对南进政策的相关进行讨论，是台湾的左翼思想界少数共聚一堂的场合，开启了台社日后对台湾族群民族主义反思的基础。
大约在同一个政治脉络中，半年后，1995年1月，借着台社7周年会议的契机，编辑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共同发表了《由新国家到新社会：兼论基进的台湾社会研究》，主要的论点是反对主流政治论述，认为台湾已经“自由化”与“民主化”，而将李登辉政权定调为“民粹威权主义”其主要的霸权计划是建立新国家。从1994到1995年台社的两次介入，是在突破李登辉所构筑的强势霸权方案，民粹威权主义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削弱政权在思想界的正当性。
台社7周年会议同一个氛围中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是赵刚(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新的民族主义，还是旧的?》。这篇文章对社会科学界对新兴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呼应，进行了批判，指出缺乏进步民主内涵的理论建构是亲近于保守主义的，最后提出民主民族的另类路线。赵文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对手反应激烈。
多光谱的在野社团
《南风窗》：那么台社对台湾民族主义背景下出现的统独议题怎么看?
台社：对台社而言，台社7周年的几篇主要文章，被对手视为对建立新国家的否定，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无情批判，放在台湾惯有的二元对立思考下，台社于是被外界看成反独的外省统派。
事实上，台社成员的光谱甚宽，有本省统派，本省独派，也有外省统派，外省独派，更多的是主要注意力不在统独问题的社会运动派。至于对于大陆的态度，在199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是不了解大陆，但是基本的共识是不接受国民党的反共国策，认为要开始接触与了解实际状况，于是也才在1997年组团访问北京、上海，对很多成员来说，这是第一次去大陆也是与对岸学术思想界接处的开端。10年间，台社的几位成员逐渐开始在大陆进行研究，一般而言与大陆批判圈的朋友互动频繁、关系良好。
作为认同左翼思想、坚持社会运动路线的异议团体，台社“在野”的民间性格一直是很清楚的。因此，台社从创社以来，反国民党威权体制是成员的基本共识，相对而言也就会较为同情反对势力的民进党，2000年国民党倒台，政权更替，对所有长期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团体而言，都是相当欢迎的重要历史事件，虽然对于民进党基本教义派与其长期操作省籍政治等，持有高度的疑虑与批判的态度。
当然，疑虑被证明不是没有道理的，民进党执政后，为了巩固政权，升高统独矛盾，激化省籍冲突。陈光兴的《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企图触碰政治禁忌，直接讨论省籍问题。这篇文章与廖朝 阳的《灾难与希望》所构成“大和解?”专号的主要文章，以及朱天心、陈映真等多人的回应，是台湾思想界少有的公共论坛空间，聚集了来自不同阵营的分子，共同讨论省籍问题。无论省籍矛盾是否逐渐淡化，这个专题可以说是台社对跨越族群政治所尽的一份心力。
《南风窗》：台社还介入了哪些社会议题?
台社：性别问题一直是台社的主要关切，但是无可讳言这也是台湾左翼思想阵营低度开发的领域，何春蕤(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与宁应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长期的耕耘，是推动批判圈前进的主要力量。她们1980年代起提倡女权思想，90年代开拓同性恋权利，近10年来又将触角指向被思想界忽视、又具有社会禁忌的跨性别及性工作议题。她们二人相当有原创力与前瞻性的论述，是学术思想界不该也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台湾公民社会的保守妇女团体在2003年4月对何春蕤提出法律告诉，历经一年半到2004年9月，最后二审获判无罪。
除了性别、族群问题外，台社成员积极关心、参与介入的社会议题甚为广泛，包括媒体公共化、移民、劳工、原住民，社区、社福等。
对当前台湾社会的认识
《南风窗》：在陈水扁政府下台，而后贪腐丑闻不断的背景下，台社作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群体，如何认识当前台湾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台社：台社的一贯立场认为台湾战后经历了古典威权(蒋介石时期)、改革威权(蒋经国时期)、民粹威权(李登辉时期)乃至于在2000年之后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建立了“后威权”(陈水扁时期)o但也如同我们所坚持的，“后威权不是反威权，也不是非威权，更不必然等同于民主”，作为民主的基本价值，包括参与以及负责任的政治，并没有因为政党轮替，威权丧失就自动得到正果，相反，统治集团反而更得到程序正当的支持，而进行更错综复杂的权钱交换，并变本加厉地操弄族群政治正确的符号，来掩饰其内部贪腐与不正义的实质统治的内容。
这在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之际，更需要仔细地分析与解密，藉以对包括“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建立批判的基础，避免本土化而排除异己、民主化而拒绝问责、多元化而压迫多元、自由化而摒弃正义以及全球化而罔顾平等的历史闹剧重演。经由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到，统治集团尽管有个人或政党的差异，但在对抗平权参与、蔑视社会正义、以及操弄本土媚俗的手段上，确有意外的相似，而不会只因为程序民主化以及政治本土化，就自动形成差异。
因此，20周年，我们要特别对民进党这8年的政权进行批判的工作，也正是对于国民党马政权谨慎的警告，而避免贪腐政权的复辟。
《南风窗》：台社怎么具体看待“本土化”的问题?
台社：本土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其进步与抵抗的价值，但是也潜藏着封闭与排斥的危险，同时本土化不应该被视为本体价值，而必须放在具体的社会与政治的诉求中来审视，才能对之进行定调。
本土化在台湾的发展脉络中曾经具备一些进步的元素，例如对抗官方诉诸的现代化以及文化的霸权，并打破以族群为界线的分配体系。但是，这种诉诸地方认同，结合族群政治的操弄，而缺乏进步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型态内容，造成一种排他性极强的政治动员，不幸的，这样的本土化运动结合了“新国家运动”，成为过去近20年来的主要政治意识型态，并没有因为威权体制的松动而有所削弱，相反，甚至更加因为政权更替而取得执政优势后，成为取代一切可能进步论述的支配性霸权，使得因威权体制松动而带来的社会进步力量又被统独议题所遮蔽或瓦解。
过去5年民进党的后期执政，虽然一度在连任之后意图采取和解态势的“多元认同”论，尽管这一多元论的实质内涵仍是“独尊本土论”，姿态上已采取看似容忍宽大的措辞，但这也在深绿反弹，以及民进党政权因贪腐而无法自拔之时，很快连和解姿态都不屑。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本土论，并非仅是民进党操弄的议题，它已远比这复杂地成为了台湾的主流意识，而被新成立的马政权所吸纳并信仰，这表现在一系列所谓“台湾优先”的“爱台”政策上。诚然马政权为了避免卖台指控，采取这一口号，而本土优先也不必然排斥异己，但重要的是当道的本土论述中看不出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关联性，这也使得我们不禁要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台湾?”“这样的本土意象是可以共享的，不分阶级、族群?”当这些问题没有被论述厘清时，所有的本土论述，包括马政权的，都有可能成为压迫性的法西斯主义纲领。
台湾民主化批判
《南风窗》：同为华人社会，大陆非常关心台湾的民主，一般来说，虽然民众受官方媒体报道影响而对台湾民主有着较为负面的认识，但知识群体却普遍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对此，该如何理解你们在内部所进行的民主化批判?
台社：问责是所有民主制度设计中最基本的要素，但吊诡的是，在台湾号称民主化成熟，尤其在政党轮替以后，却经常发生了政策错误时蓝绿互批或共谋，例如乐生拆迁，无人可负责的困境，而最离谱的不外是执政贪腐，却无法可以究责，或卸责式地宣称“用选票教训”，导致人民被迫上街抗议却依然无法逼迫贪官下台，这背后除了因为统独因素作用外，更大的问题在于形式民主无法落实社会正义，经常掩饰了不正义的“社会共识”。
在这点上审视红衫军运动，就更有意义，如同赵刚指出“红衫军运动是在形式民主已经完成的前提下，反过来指出形式民主(至少在台湾)所展现的重大问题，而且无法以形式民主本身来解决：贪腐、国度分裂、政治领导团队缺乏基本道德、国家机器无节制地往财团倾斜、贫富差距极化”。
这一发展的方向，并不会因马政权的上台而有所改变，相反，在二次政党轮替的口号下，而更形巩固，甚至自傲。这种看似民主、实则卸责的政治逻辑在过去这几年内同时也荒谬地支配学术界，特别是当道学术评鉴造成台湾社会人文学界知识生产空洞的危机，但却无人负责的状态，这样的发展将造成，社会、政治、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和关切逐渐淘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将越来越像自然科学一样趋于一元。这与近来世界学术潮流强调多元异质的走向，显然背道而驰。
《南风窗》：多元化实际上也是台湾社会近年来的主流论述，你们内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台社：虽然多元文化的论述也被拿来解释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的社会发展，但却经常成为伪善打压异己的借口。尤其是在所谓“第三部门”成为台湾民间活力的主流形势下，这种“非官非民”又“既官既民”的组织，使得表面看似市民社会成熟发展的样貌，却经常吊诡地成为新的统治形态，而进一步扼杀了多元意见与行动的可能。
这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有关同志权、 娼权以及动物恋的事件，假道德恐惧之名，而行暴力法西斯统治之实，具体地展现在多起官司之中。在这些过程，一个被恐惧包围的多数，诉诸统治暴力，藉以铲除异己，清楚地成为新的治理的形态，有别于之前国家威权的管理。事实上，在后威权的多元社会里，新的管理权力往往本身就来自公民社会或公民团体的论述，这些新权力则既有吸纳也有排斥的动向，并且在国族定位的推力下与全球治理接轨。也就是说，台湾社会貌似多元价值的市民社会，其实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在威权退位后，保守力量的集结就经常成为将边陲声音排除在公共论述的主要力量。反思自由化和全球化
《南风窗》：在大陆，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你们也提出“自由化而摒弃正义”，“全球化而罔顾平等”是台湾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台社：在台湾，自由化从1980年代以来就被奉为经济政策圭臬，不因政党更替而有所改变，差别只是强度更强，更被视为教条。无疑，自由化与私有化在1980年代倡议时有着清楚的政治目标，就是瓦解国民党在经济掌控上的高地，但同时反历史地消解了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干预可能，却又有计划性地拍卖国产，国家自我阉割在经济重分配的作用，而将社会的不正义归诸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在民进党执政后，更进一步假借消灭地方派系之名，以及窃据金融改革之美名，而行金融兼并与官商勾结之实，使得国家财产被淘空，乡村地区面临金融排除的困境，自由化成为财富倾斜资本的美丽措辞，而使得国家基本的社会重分配的角色模糊，甚至扭曲。
而此同时，将国营企业的社会功能市场化，更使得包括大众运输在内的基本服务功能，失去满足地区人民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不论旧有的民进党政权或者当政的马政权，却在税制改革上不断向大资本倾斜，先后废除或降低营业税、遗产税等富人税，并提供包括土地与税制优惠等手段，来阻遏资本的西进大陆。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在所谓自由化、市场化的意识形态下，实质是一更亲资方的倾斜的糖衣，加深社会不义。这样的忧虑也呈现在我们对执政百日的马政权的若干政策上，尤其是以爱台之名进行建设，实则形成对资本退让的经济特区。
在过去5年中，全球化虚伪平等最清楚，莫过于农民与移工的议题，白米炸弹客杨儒门的事件并没有唤醒台湾蓝绿政客对全球化中农业、农民与农村“三农”问题的重视，反而将之矮化为治安事件、以及消费农村的“无米乐”。而移工的问题上，一方面资本利用差异的劳工来弱化劳工作为一个集体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对外来移工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终至爆发“泰劳”抗暴事件，而在蓝绿斗争中，又只被当成丑闻来处理，而无能针对全球化不对等的劳资关系进行反省。
未来之路
《南风窗》：20年之际，台社对于今后的方向有何思考?
台社：随着台湾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台社有越来越强的动力要对台湾社会发言。参与社会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逐渐成为台社内部思考的问题方向。
台社成员大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其中为数不少的成员直接涉入社会运动的组织，这使得台社成员的问题意识比较能够贴近社会的真实状况，而不是学院式地以学科典范与概念为前提，脱离社会现实。20年来，在不自觉的不断参与中，台社早已成为社会运动的环节之一，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变动。
但是，台社的知识生产还没有能够做到的，是经由社会参与认识到社会本身的纠缠复杂性要如何回过头来挑战、转化既有的学术方式，使得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分析方式，能够让急于面对日常生活斗争的社会运动所做出的方案更具历史的纵深，更为深入社会的基体。
由于上面这种社会参与及知识生产之间，来回相互辩证的逻辑还没有被清楚地掌握，我们的知识生产经常还是难免回到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以理论、政治立场对社会现实主观投射，停留在用规范性的命题与对手交锋，但是在历史解释上说服力不足。
这是台社中生代成员的反省，我们以“历史转向”来期许未来的知识生产能够具有历史厚度，对于现实的理解是在流动的历史纵深中展开，在此基础上来参与及介入社会。我们认为台湾的威权体制已经倒台，凭靠道德立场，政治正确表态的时代已经不再，要找到社会的动力之所在，乃至于挖掘贴近社会的民主机制，必须要转化知识方式，但是同时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躲进象牙塔，是否能够找出新的可能性决定了台社的未来动向。
“要了解真实的台湾，你应该看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秋和2008年春，记者两次前往台北参加文化交流活动，都有一些台湾学者和媒体同行给出这样的推荐。
这是一本创办于1988年2月的学术刊物，近一半的文章是学术论文，另一半则是体例自由的思想性文字。20年里，它一直是台湾学术界最具批判精神、反省力和行动力的思想杂志。
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人团体支撑着它的存在，这些学院里的教授大多有美英留学经验，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研究方向可能是产业经济、比较政治、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台湾文学、传媒研究、空间与建筑、女性主义，还可能是社会运动，农工问题和国际移民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各自的研究，以台社为交流平台，共同构成了台湾解严之后20年民主化进程全方位的关注史。
在通过知识生产与台湾社会发生联系之外，他们还是坚定的行动派。在诸多社会运动当中，有他们的声音和身影，较早的如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运，较近的，则有2006年红衫军运动。事实上，在随后与部分台社同仁接触的过程中，记者切实感受到了传说中1949年以前“民国知识分子”思与行紧密结合的风采。
今年是台社创办20周年。在华人世界，能够生存20年，并一直保持活力的独立知识团体还很罕见，为此，本刊特请台社现任总编辑、台湾大学地理系教授徐进钰，及台社顾问、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教授陈光兴，代表台社，与大陆读者分享他们的经验。
基于民间社会的批判努力
《南风窗》：20年前，台社创刊时的思想立场是什么?
台社：台社1988年发刊，当时面对的是台湾威权体制解严，社会运动方兴未艾。而学界对台湾的理解还建构在欧美中心、西化主义的意识上，研究目的在论证台湾如何赶上欧美社会的现代性。台社当时的介入所要开启的是立足于“民间社会”、从现实出发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路线奠定了台社未来的走向，也逐步建立起台社参与批判台湾社会的传承。
后来这个知识路线是如何被落实，需要仔细的检视，但80年代后期以来，台社搭起了一个批判圈的平台，相对独立于学术体制的权力运作外，使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字得以存活与流通，对于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生社群造成了长远的影响。
早期台社主要力量聚焦于出刊，每月聚会的焦点是在筹划专题。但是同时，成员也积极参与和介入社会运动，特别是劳工运动，如远东化纤、新光纺织、中国时报等重要抗争，这当然与台社形成的左翼大背景有关；1990年台湾三月野百合学运，台社成员几乎全员参与，而后接连的反军人干政、反对宪法第一百条等游行示威活动，台社许多成员是知识界组织上的核心分子。
《南风窗》：台社初期的活动形式是怎样的?有哪些思想成果?
台社：1990至1994年间，台社与外界接触的平台之一是与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化批判研讨会”，以论坛形式每个月在台北金华街清华大学月涵堂举行，讨论的内容与形式多元，包括学术演讲，现实议题的圆桌讨论等。
台社第一次的集体介入是在1994年6月间，就是借用这个平台。1994年初李登辉政权推出“南向政策”，当时《中国时报一人间副刊》正面呼应而策划了一个“南向专辑”，陈光兴撰写了《帝国之眼》一文对此进行了批判。陈文发现台北文化圈的进步分子，在当时会反常地公开出来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反应了正在快速崛起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向外扩张的欲望，然而支撑这股欲望的思想资源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这意味着思想界的去殖民工作并没有展开。
回头来看，《帝国之眼》在台北文化圈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与暗流。1994年6月11日在台北清大月涵堂所举办的文化批判讨论会，以“南进论述的批判”为题，从不同层面对南进政策的相关进行讨论，是台湾的左翼思想界少数共聚一堂的场合，开启了台社日后对台湾族群民族主义反思的基础。
大约在同一个政治脉络中，半年后，1995年1月，借着台社7周年会议的契机，编辑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共同发表了《由新国家到新社会：兼论基进的台湾社会研究》，主要的论点是反对主流政治论述，认为台湾已经“自由化”与“民主化”，而将李登辉政权定调为“民粹威权主义”其主要的霸权计划是建立新国家。从1994到1995年台社的两次介入，是在突破李登辉所构筑的强势霸权方案，民粹威权主义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削弱政权在思想界的正当性。
台社7周年会议同一个氛围中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是赵刚(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新的民族主义，还是旧的?》。这篇文章对社会科学界对新兴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呼应，进行了批判，指出缺乏进步民主内涵的理论建构是亲近于保守主义的，最后提出民主民族的另类路线。赵文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对手反应激烈。
多光谱的在野社团
《南风窗》：那么台社对台湾民族主义背景下出现的统独议题怎么看?
台社：对台社而言，台社7周年的几篇主要文章，被对手视为对建立新国家的否定，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无情批判，放在台湾惯有的二元对立思考下，台社于是被外界看成反独的外省统派。
事实上，台社成员的光谱甚宽，有本省统派，本省独派，也有外省统派，外省独派，更多的是主要注意力不在统独问题的社会运动派。至于对于大陆的态度，在199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是不了解大陆，但是基本的共识是不接受国民党的反共国策，认为要开始接触与了解实际状况，于是也才在1997年组团访问北京、上海，对很多成员来说，这是第一次去大陆也是与对岸学术思想界接处的开端。10年间，台社的几位成员逐渐开始在大陆进行研究，一般而言与大陆批判圈的朋友互动频繁、关系良好。
作为认同左翼思想、坚持社会运动路线的异议团体，台社“在野”的民间性格一直是很清楚的。因此，台社从创社以来，反国民党威权体制是成员的基本共识，相对而言也就会较为同情反对势力的民进党，2000年国民党倒台，政权更替，对所有长期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团体而言，都是相当欢迎的重要历史事件，虽然对于民进党基本教义派与其长期操作省籍政治等，持有高度的疑虑与批判的态度。
当然，疑虑被证明不是没有道理的，民进党执政后，为了巩固政权，升高统独矛盾，激化省籍冲突。陈光兴的《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企图触碰政治禁忌，直接讨论省籍问题。这篇文章与廖朝 阳的《灾难与希望》所构成“大和解?”专号的主要文章，以及朱天心、陈映真等多人的回应，是台湾思想界少有的公共论坛空间，聚集了来自不同阵营的分子，共同讨论省籍问题。无论省籍矛盾是否逐渐淡化，这个专题可以说是台社对跨越族群政治所尽的一份心力。
《南风窗》：台社还介入了哪些社会议题?
台社：性别问题一直是台社的主要关切，但是无可讳言这也是台湾左翼思想阵营低度开发的领域，何春蕤(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与宁应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长期的耕耘，是推动批判圈前进的主要力量。她们1980年代起提倡女权思想，90年代开拓同性恋权利，近10年来又将触角指向被思想界忽视、又具有社会禁忌的跨性别及性工作议题。她们二人相当有原创力与前瞻性的论述，是学术思想界不该也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台湾公民社会的保守妇女团体在2003年4月对何春蕤提出法律告诉，历经一年半到2004年9月，最后二审获判无罪。
除了性别、族群问题外，台社成员积极关心、参与介入的社会议题甚为广泛，包括媒体公共化、移民、劳工、原住民，社区、社福等。
对当前台湾社会的认识
《南风窗》：在陈水扁政府下台，而后贪腐丑闻不断的背景下，台社作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群体，如何认识当前台湾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台社：台社的一贯立场认为台湾战后经历了古典威权(蒋介石时期)、改革威权(蒋经国时期)、民粹威权(李登辉时期)乃至于在2000年之后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建立了“后威权”(陈水扁时期)o但也如同我们所坚持的，“后威权不是反威权，也不是非威权，更不必然等同于民主”，作为民主的基本价值，包括参与以及负责任的政治，并没有因为政党轮替，威权丧失就自动得到正果，相反，统治集团反而更得到程序正当的支持，而进行更错综复杂的权钱交换，并变本加厉地操弄族群政治正确的符号，来掩饰其内部贪腐与不正义的实质统治的内容。
这在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之际，更需要仔细地分析与解密，藉以对包括“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建立批判的基础，避免本土化而排除异己、民主化而拒绝问责、多元化而压迫多元、自由化而摒弃正义以及全球化而罔顾平等的历史闹剧重演。经由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到，统治集团尽管有个人或政党的差异，但在对抗平权参与、蔑视社会正义、以及操弄本土媚俗的手段上，确有意外的相似，而不会只因为程序民主化以及政治本土化，就自动形成差异。
因此，20周年，我们要特别对民进党这8年的政权进行批判的工作，也正是对于国民党马政权谨慎的警告，而避免贪腐政权的复辟。
《南风窗》：台社怎么具体看待“本土化”的问题?
台社：本土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其进步与抵抗的价值，但是也潜藏着封闭与排斥的危险，同时本土化不应该被视为本体价值，而必须放在具体的社会与政治的诉求中来审视，才能对之进行定调。
本土化在台湾的发展脉络中曾经具备一些进步的元素，例如对抗官方诉诸的现代化以及文化的霸权，并打破以族群为界线的分配体系。但是，这种诉诸地方认同，结合族群政治的操弄，而缺乏进步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型态内容，造成一种排他性极强的政治动员，不幸的，这样的本土化运动结合了“新国家运动”，成为过去近20年来的主要政治意识型态，并没有因为威权体制的松动而有所削弱，相反，甚至更加因为政权更替而取得执政优势后，成为取代一切可能进步论述的支配性霸权，使得因威权体制松动而带来的社会进步力量又被统独议题所遮蔽或瓦解。
过去5年民进党的后期执政，虽然一度在连任之后意图采取和解态势的“多元认同”论，尽管这一多元论的实质内涵仍是“独尊本土论”，姿态上已采取看似容忍宽大的措辞，但这也在深绿反弹，以及民进党政权因贪腐而无法自拔之时，很快连和解姿态都不屑。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本土论，并非仅是民进党操弄的议题，它已远比这复杂地成为了台湾的主流意识，而被新成立的马政权所吸纳并信仰，这表现在一系列所谓“台湾优先”的“爱台”政策上。诚然马政权为了避免卖台指控，采取这一口号，而本土优先也不必然排斥异己，但重要的是当道的本土论述中看不出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关联性，这也使得我们不禁要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台湾?”“这样的本土意象是可以共享的，不分阶级、族群?”当这些问题没有被论述厘清时，所有的本土论述，包括马政权的，都有可能成为压迫性的法西斯主义纲领。
台湾民主化批判
《南风窗》：同为华人社会，大陆非常关心台湾的民主，一般来说，虽然民众受官方媒体报道影响而对台湾民主有着较为负面的认识，但知识群体却普遍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对此，该如何理解你们在内部所进行的民主化批判?
台社：问责是所有民主制度设计中最基本的要素，但吊诡的是，在台湾号称民主化成熟，尤其在政党轮替以后，却经常发生了政策错误时蓝绿互批或共谋，例如乐生拆迁，无人可负责的困境，而最离谱的不外是执政贪腐，却无法可以究责，或卸责式地宣称“用选票教训”，导致人民被迫上街抗议却依然无法逼迫贪官下台，这背后除了因为统独因素作用外，更大的问题在于形式民主无法落实社会正义，经常掩饰了不正义的“社会共识”。
在这点上审视红衫军运动，就更有意义，如同赵刚指出“红衫军运动是在形式民主已经完成的前提下，反过来指出形式民主(至少在台湾)所展现的重大问题，而且无法以形式民主本身来解决：贪腐、国度分裂、政治领导团队缺乏基本道德、国家机器无节制地往财团倾斜、贫富差距极化”。
这一发展的方向，并不会因马政权的上台而有所改变，相反，在二次政党轮替的口号下，而更形巩固，甚至自傲。这种看似民主、实则卸责的政治逻辑在过去这几年内同时也荒谬地支配学术界，特别是当道学术评鉴造成台湾社会人文学界知识生产空洞的危机，但却无人负责的状态，这样的发展将造成，社会、政治、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和关切逐渐淘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将越来越像自然科学一样趋于一元。这与近来世界学术潮流强调多元异质的走向，显然背道而驰。
《南风窗》：多元化实际上也是台湾社会近年来的主流论述，你们内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台社：虽然多元文化的论述也被拿来解释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的社会发展，但却经常成为伪善打压异己的借口。尤其是在所谓“第三部门”成为台湾民间活力的主流形势下，这种“非官非民”又“既官既民”的组织，使得表面看似市民社会成熟发展的样貌，却经常吊诡地成为新的统治形态，而进一步扼杀了多元意见与行动的可能。
这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有关同志权、 娼权以及动物恋的事件，假道德恐惧之名，而行暴力法西斯统治之实，具体地展现在多起官司之中。在这些过程，一个被恐惧包围的多数，诉诸统治暴力，藉以铲除异己，清楚地成为新的治理的形态，有别于之前国家威权的管理。事实上，在后威权的多元社会里，新的管理权力往往本身就来自公民社会或公民团体的论述，这些新权力则既有吸纳也有排斥的动向，并且在国族定位的推力下与全球治理接轨。也就是说，台湾社会貌似多元价值的市民社会，其实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在威权退位后，保守力量的集结就经常成为将边陲声音排除在公共论述的主要力量。反思自由化和全球化
《南风窗》：在大陆，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你们也提出“自由化而摒弃正义”，“全球化而罔顾平等”是台湾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台社：在台湾，自由化从1980年代以来就被奉为经济政策圭臬，不因政党更替而有所改变，差别只是强度更强，更被视为教条。无疑，自由化与私有化在1980年代倡议时有着清楚的政治目标，就是瓦解国民党在经济掌控上的高地，但同时反历史地消解了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干预可能，却又有计划性地拍卖国产，国家自我阉割在经济重分配的作用，而将社会的不正义归诸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在民进党执政后，更进一步假借消灭地方派系之名，以及窃据金融改革之美名，而行金融兼并与官商勾结之实，使得国家财产被淘空，乡村地区面临金融排除的困境，自由化成为财富倾斜资本的美丽措辞，而使得国家基本的社会重分配的角色模糊，甚至扭曲。
而此同时，将国营企业的社会功能市场化，更使得包括大众运输在内的基本服务功能，失去满足地区人民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不论旧有的民进党政权或者当政的马政权，却在税制改革上不断向大资本倾斜，先后废除或降低营业税、遗产税等富人税，并提供包括土地与税制优惠等手段，来阻遏资本的西进大陆。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在所谓自由化、市场化的意识形态下，实质是一更亲资方的倾斜的糖衣，加深社会不义。这样的忧虑也呈现在我们对执政百日的马政权的若干政策上，尤其是以爱台之名进行建设，实则形成对资本退让的经济特区。
在过去5年中，全球化虚伪平等最清楚，莫过于农民与移工的议题，白米炸弹客杨儒门的事件并没有唤醒台湾蓝绿政客对全球化中农业、农民与农村“三农”问题的重视，反而将之矮化为治安事件、以及消费农村的“无米乐”。而移工的问题上，一方面资本利用差异的劳工来弱化劳工作为一个集体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对外来移工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终至爆发“泰劳”抗暴事件，而在蓝绿斗争中，又只被当成丑闻来处理，而无能针对全球化不对等的劳资关系进行反省。
未来之路
《南风窗》：20年之际，台社对于今后的方向有何思考?
台社：随着台湾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台社有越来越强的动力要对台湾社会发言。参与社会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逐渐成为台社内部思考的问题方向。
台社成员大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其中为数不少的成员直接涉入社会运动的组织，这使得台社成员的问题意识比较能够贴近社会的真实状况，而不是学院式地以学科典范与概念为前提，脱离社会现实。20年来，在不自觉的不断参与中，台社早已成为社会运动的环节之一，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变动。
但是，台社的知识生产还没有能够做到的，是经由社会参与认识到社会本身的纠缠复杂性要如何回过头来挑战、转化既有的学术方式，使得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分析方式，能够让急于面对日常生活斗争的社会运动所做出的方案更具历史的纵深，更为深入社会的基体。
由于上面这种社会参与及知识生产之间，来回相互辩证的逻辑还没有被清楚地掌握，我们的知识生产经常还是难免回到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以理论、政治立场对社会现实主观投射，停留在用规范性的命题与对手交锋，但是在历史解释上说服力不足。
这是台社中生代成员的反省，我们以“历史转向”来期许未来的知识生产能够具有历史厚度，对于现实的理解是在流动的历史纵深中展开，在此基础上来参与及介入社会。我们认为台湾的威权体制已经倒台，凭靠道德立场，政治正确表态的时代已经不再，要找到社会的动力之所在，乃至于挖掘贴近社会的民主机制，必须要转化知识方式，但是同时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躲进象牙塔，是否能够找出新的可能性决定了台社的未来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