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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脍炙人口的浪漫小诗出自20世纪70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铜官窑窑址的一件唐代瓷器上。诗句作者现已不可考,可能是陶工自己的随性创作,也可能是当时流行的里巷歌谣,诗文与瓷器相映成趣,珠联璧合,为我们呈现了诗酒纵横的大唐风气,也书写了长沙铜官窑独有的浪漫情怀。相隔1000多年的岁月,这件瓷器依然诉说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描绘着长沙窑的兴盛与荣耀。
长沙铜官窑亦称长沙窑,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始于8世纪后半期,首创釉下多彩,打破了当时以青白釉色为主的生产格局,形成了陶瓷生产中“南青北白长沙彩”的鼎足之势,这里也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
长沙铜官窑前后经历了200多年,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也是9世纪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彩瓷生产基地。唐朝诗人李群玉曾在《石渚》一诗中描绘了这里窑口遍布、红焰飞扬的陶瓷制造场景:“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1988年,德国寻宝者在印尼勿里洞外海海域打捞出一艘被称为“黑石号”的唐代沉船。在这艘沉船上,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依然保存完整,其中有一件瓷碗用褐色写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这句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该瓷碗的产地,证实了唐代的长沙窑与世界多个国家存在着贸易交往。这意味着,早在1000多年前,长沙窑瓷器就已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物美价廉、独具特色的长沙窑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的角色,扩大了大唐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釉下多彩是长沙窑的一大特色,这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它是将铁、铜等金属掺入颜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颜色面釉;入窑后,经高温一次烧成。窑内高温使颜料中的金属元素产生氧化还原反应,变为绿、褐、黄、绛等颜色。这些颜色在陶瓷上巧妙搭配,形成了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等图案,缤纷多彩,经久不褪,为后世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品种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不仅如此,长沙窑能够风靡海外市场,俘获阿拉伯人和粟特人的心,还因为它与外来文化的完美互动。敢于创新、富于智慧的工匠们利用多变的装饰技法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他们使用模印贴花技术模仿阿拉伯地区惯常使用的狮纹、对鸟纹、椰枣纹、胡人乐舞纹,甚至将阿拉伯文字进行主观加工,使其呈现出纹样般的装饰效果,单独作为铭文装饰呈现。针对东南亚市场,工匠们则根据佛教典故,将莲花、摩羯等佛教图腾装饰在陶瓷器物上,以此满足东南亚佛教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在与海外文化的融合与交汇中,形成了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
铜官窑工匠的智慧还不止于此,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唐朝,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营销意识,十分重视产品宣传。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长沙窑陶瓷制品的铭文装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广告词的形式呈现的,且类型多种多样:有单纯书写器物功能、制作者姓氏的,如“赵家注子”;也有进行品牌推广的,如“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甚至还有劝人行善的公益广告。
借助獨特的手工业技术手段,长沙铜官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词歌赋、谚语及产品广告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创举。
2018年,有一件长沙窑出产的青釉褐彩诗文执壶现身央视文博节目《国家宝藏》的舞台,惊艳了众人。它通高19厘米,壶口外翻,粗颈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瓜棱形腹,平底,其造型传承自唐代以前的鸡首壶,形成了今天酒器的初始模样。壶腹有褐彩题写诗歌一首:“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诗文生动活泼,呈现了春天的生机盎然与唐人的生活意趣,将诗与酒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以文作饰是长沙窑的又一特色。长沙铜官窑使用的瓷器纹饰除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人物、园林景观外,还有不少是诗文书法。这在当时十分罕见,可以说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是最早在瓷器上大量采用诗文装饰的民间窑口。 由于长沙铜官窑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平民,因此,其诗多是流传于民间的诗词或民歌,以五言诗居多,只有少许七言诗,六言诗则少之又少。这些诗并不怎样强调合乎韵律,也不以重用字为忌,只求意境,只求通俗,只求神韵,完全不同于四平八稳、严格韵律的馆阁体,语言淳朴,感情真挚。
有的长沙窑瓷器题诗:“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其诗文通俗易懂,勉励男儿离家创业,豁达直爽;有的褐彩壶上题诗:“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其诗文质朴简练,表达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情感细腻……这些诗文的内容多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创作,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包括经商活动、边塞征战、爱情婚姻、宗教道义、读书处事、劝诫训诫等,迎合了劳动人民的需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使人们在使用陶瓷生活用具的同时,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诗句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字体上,长沙窑瓷器题诗主要以易写易识的行书为主。
长沙窑将质朴的泥土与璀璨的文化熔于一炉,创造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美,其烧制于陶器上的诗文,承载了湖湘文化与精神,也是对唐朝诗歌文化的拾遗补缺,对研究唐代的诗词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如今的铜官古镇已不复喧嚣,石渚湖波平如镜,湖畔树木亭亭如盖,摇曳生姿,倒映在湖水中,偶尔有三五只白鹭从湖面掠过,静谧而安详;不过,我们還是可以通过长沙铜官窑遗址一窥当年的盛况。
1956年,湖南省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铜官窑遗址,先后经6次考古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基本情况。遗址分布总面积约0.68平方千米,遗址区内的市场遗址、码头遗址、货区及生活区和墓葬区等文化遗址均保存较好,其中,谭家坡1号龙窑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龙窑,对研究我国陶瓷生产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为了有效保护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为长沙铜官窑的研究提供空间,同时为公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提供良好的平台,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于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1月16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授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牌匾。这里从此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走近遗址、了解遗址、保护遗址。
在遗址公园中,穿越漫长的时空,今人可以与古人对话。那如龙脊一般的长长斜坡上,曾经装满了一批又一批的陶坯器型,陶器上的各种铭刻诗文、印模贴花和彩饰彩绘都闪耀着古人的浪漫;穿过窑门、制坯区,仿佛能看到瓷泥在工匠们手中旋转、成型、彩绘、上釉,每一个步骤都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每一件成品都化身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在这里,游人能了解到更多长沙窑背后的故事,感受到千年前铜官的辉煌,震撼于唐代经济的繁荣与开放,沉醉于优美的陶瓷艺术,也会产生更多对于文化传承的思考。
走向世界的千年陶都
长沙铜官窑亦称长沙窑,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始于8世纪后半期,首创釉下多彩,打破了当时以青白釉色为主的生产格局,形成了陶瓷生产中“南青北白长沙彩”的鼎足之势,这里也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
长沙铜官窑前后经历了200多年,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也是9世纪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彩瓷生产基地。唐朝诗人李群玉曾在《石渚》一诗中描绘了这里窑口遍布、红焰飞扬的陶瓷制造场景:“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1988年,德国寻宝者在印尼勿里洞外海海域打捞出一艘被称为“黑石号”的唐代沉船。在这艘沉船上,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依然保存完整,其中有一件瓷碗用褐色写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这句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该瓷碗的产地,证实了唐代的长沙窑与世界多个国家存在着贸易交往。这意味着,早在1000多年前,长沙窑瓷器就已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物美价廉、独具特色的长沙窑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的角色,扩大了大唐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创新融合的工匠智慧
釉下多彩是长沙窑的一大特色,这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它是将铁、铜等金属掺入颜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颜色面釉;入窑后,经高温一次烧成。窑内高温使颜料中的金属元素产生氧化还原反应,变为绿、褐、黄、绛等颜色。这些颜色在陶瓷上巧妙搭配,形成了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等图案,缤纷多彩,经久不褪,为后世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品种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不仅如此,长沙窑能够风靡海外市场,俘获阿拉伯人和粟特人的心,还因为它与外来文化的完美互动。敢于创新、富于智慧的工匠们利用多变的装饰技法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他们使用模印贴花技术模仿阿拉伯地区惯常使用的狮纹、对鸟纹、椰枣纹、胡人乐舞纹,甚至将阿拉伯文字进行主观加工,使其呈现出纹样般的装饰效果,单独作为铭文装饰呈现。针对东南亚市场,工匠们则根据佛教典故,将莲花、摩羯等佛教图腾装饰在陶瓷器物上,以此满足东南亚佛教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在与海外文化的融合与交汇中,形成了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
铜官窑工匠的智慧还不止于此,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唐朝,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营销意识,十分重视产品宣传。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长沙窑陶瓷制品的铭文装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广告词的形式呈现的,且类型多种多样:有单纯书写器物功能、制作者姓氏的,如“赵家注子”;也有进行品牌推广的,如“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甚至还有劝人行善的公益广告。
借助獨特的手工业技术手段,长沙铜官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词歌赋、谚语及产品广告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创举。
以文作饰的质朴浪漫
2018年,有一件长沙窑出产的青釉褐彩诗文执壶现身央视文博节目《国家宝藏》的舞台,惊艳了众人。它通高19厘米,壶口外翻,粗颈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瓜棱形腹,平底,其造型传承自唐代以前的鸡首壶,形成了今天酒器的初始模样。壶腹有褐彩题写诗歌一首:“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诗文生动活泼,呈现了春天的生机盎然与唐人的生活意趣,将诗与酒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以文作饰是长沙窑的又一特色。长沙铜官窑使用的瓷器纹饰除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人物、园林景观外,还有不少是诗文书法。这在当时十分罕见,可以说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是最早在瓷器上大量采用诗文装饰的民间窑口。 由于长沙铜官窑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平民,因此,其诗多是流传于民间的诗词或民歌,以五言诗居多,只有少许七言诗,六言诗则少之又少。这些诗并不怎样强调合乎韵律,也不以重用字为忌,只求意境,只求通俗,只求神韵,完全不同于四平八稳、严格韵律的馆阁体,语言淳朴,感情真挚。
有的长沙窑瓷器题诗:“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其诗文通俗易懂,勉励男儿离家创业,豁达直爽;有的褐彩壶上题诗:“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其诗文质朴简练,表达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情感细腻……这些诗文的内容多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创作,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包括经商活动、边塞征战、爱情婚姻、宗教道义、读书处事、劝诫训诫等,迎合了劳动人民的需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使人们在使用陶瓷生活用具的同时,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诗句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字体上,长沙窑瓷器题诗主要以易写易识的行书为主。
长沙窑将质朴的泥土与璀璨的文化熔于一炉,创造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美,其烧制于陶器上的诗文,承载了湖湘文化与精神,也是对唐朝诗歌文化的拾遗补缺,对研究唐代的诗词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重返舞台的再度启航
如今的铜官古镇已不复喧嚣,石渚湖波平如镜,湖畔树木亭亭如盖,摇曳生姿,倒映在湖水中,偶尔有三五只白鹭从湖面掠过,静谧而安详;不过,我们還是可以通过长沙铜官窑遗址一窥当年的盛况。
1956年,湖南省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铜官窑遗址,先后经6次考古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基本情况。遗址分布总面积约0.68平方千米,遗址区内的市场遗址、码头遗址、货区及生活区和墓葬区等文化遗址均保存较好,其中,谭家坡1号龙窑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龙窑,对研究我国陶瓷生产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为了有效保护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为长沙铜官窑的研究提供空间,同时为公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提供良好的平台,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于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1月16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授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牌匾。这里从此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走近遗址、了解遗址、保护遗址。
在遗址公园中,穿越漫长的时空,今人可以与古人对话。那如龙脊一般的长长斜坡上,曾经装满了一批又一批的陶坯器型,陶器上的各种铭刻诗文、印模贴花和彩饰彩绘都闪耀着古人的浪漫;穿过窑门、制坯区,仿佛能看到瓷泥在工匠们手中旋转、成型、彩绘、上釉,每一个步骤都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每一件成品都化身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在这里,游人能了解到更多长沙窑背后的故事,感受到千年前铜官的辉煌,震撼于唐代经济的繁荣与开放,沉醉于优美的陶瓷艺术,也会产生更多对于文化传承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