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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原本以译入为主的翻译活动也逐渐转变为以译出为主，汉语古诗词英译也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之一。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对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的内容大致分为（一）包括古诗词译本和内涵英译在内的接受研究;（二）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主体性接受研究;（三）作家和作品英译研究;（四）包括理论和译者在内的其他接受研究。研究整体上呈现从微观实践层面到宏观理论层面的多维度、跨学科发展态势，但大部分仍旧集中于具体译本的翻译操作实践，即翻译策略、方法与主体性发挥间关联的探讨。
关键词：汉语古诗词 英译 读者接受
在中国借鉴西方文化经验的几次大潮中，80年代改革开放的翻译活动有一个鲜明特征：泽入西方名家经典占据着主要地位。经过30年的励精图治，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国力还是在文化影响力方面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这种影响力出现的翻译活动也与改革开放初期有明显不同，即在理念上由以吸收西方文化经验为主转向以介绍自身文化为主;在翻译行为上，由以译人为主转向译出为主。这是近十年来中国翻译界最值得瞩目的重大事件之一，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们对其作品和译者的讨论是这个事件的高潮和象征。虽然以译出为主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将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活动体现的是文化自信，但是作品译出的接受程度如何却不仅仅靠自信体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译出喧嚣之后，具有责任感的翻译研究者们开始考虑和讨论我国文化经典译出的接受状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本文就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古诗词英译接受状况研究展开调查研究。
以“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为主题进行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的电子检索，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的专著为3部，CNKI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核心期刊和学报为主）的相关研究论文为103篇。通过检索与分析，清晰呈现出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的研究概况。
电子检索统计结果表明，在2007至2016年十年间，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一直有不间断的研究。
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译本，而接受理论强调的则是包括译者在内的读者主体性。从接受理论视角而言，翻译研究更加强调读者主体性发挥，因此，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主要针对以下几方面进行，即文本英译接受研究和主体性接受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翻译接受研究。
1 文本英译接受研究
翻译研究离不开文本分析，以译本和译本内涵为对象的研究论文多达79篇，占论文总数的78%。综合看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围绕接受美学核心概念的文本研究和文本内涵接受研究两大视角。
1.1 文本英译接受研究
将近半数的论文围绕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文本空白”以及“文本召唤结构”三大概念探讨古诗词英译，研究者们从不同侧面研究泽本接受，如某一专业领域内的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学者梁颖和李振分别选取谶诗和涉医诗词为研究对象，前者从接受理论核心概念出发，分析许渊冲《唐诗三百首》中的谶诗英译，并归纳总结补充、解释、替代、删减、注释及音译等取悦读者并使读者接受效果最佳化的翻译策略使用…。后者以古典文学例如《诗经》中涉及的与医相关的诗词英译为研究对象，将接受理论中的读者中心作为翻译指导原则，总结出“等化”和“浅化”等翻译方法，以“为‘现实的读者’和‘观念的读者’带来别致的艺术召唤[2]”。不同领域古诗词英译策略和方法归纳体现的是译者针对译文读者反映而對原文的主体性发挥。
文本英译接受第二类研究是针对某位诗人诗歌的英译接受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著名诗人诗词。学者王再玉基于接受理论核心概念研究李白诗歌的英译情况，并总结出直译、注释、删减以及补充等几种翻译方法，翻译方法总结为的是译文读者能更好地接受译文，从而实现译文的审美[3]。周锡梅从接受理论视角对比吴钧陶与Witter Bynner的杜甫诗歌英译及其接受情况。该学者主要探讨不同译本出现原因，并得出结论：不同译者，当其身份为原诗读者时对诗歌有不同理解;当其身份为译者时，其自身已有的译诗理论和其为与译文读者视阈融合而做出的努力等都会促使不同译本出现[4]。薛慧使用对比研究法，详细比对杨宪益、汪榕培和戴维·亨顿三位译者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翻译思想、翻译方法和翻译版本，并建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当重视读者作用，发挥创造性，以达到读者接受的最佳效果[5]。针对某位诗人诗歌的英译接受研究强调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主体创造性，也强调读者对于翻译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类研究聚焦于某一首诗词的英译接受，此类研究仍以名诗英译为主。学者姚娜结合接受理论和诗词翻译特殊性，从音、形和意等不同层次对比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长恨歌》英译本中的文化移植，得出许译本于音美、形美和意美等几方面都更适合英语读者，更能给予译文读者阅读享受的结论[6]。宋延辉从接受理论角度指出《江南》许渊冲英译本中译者忽略了原诗中的重要题眼“江南”和译者对关键信息“戏”的理解偏差，译诗无法激发出译文读者对江南一地隐含意蕴的想象和呈现鱼儿对青年男女相互追逐嬉戏的隐喻含义，该学者在基于许译本的基础上提出自译本[7]。较之姚娜和宋延辉，学者徐宜修对李商隐《锦瑟》英译有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该学者比对译者John Turner对原诗中“自伤”的理解，许渊冲的“悼亡”以及Shui Chien-tung和Keith Bisley的“咏瑟”三个译本后指出，正是原诗文本结构的开放性和召唤性赋予文本具体化解释的可能性，从而呈现出译者别具个人理解特色的译本引。在微观层次上针对具体诗歌英译接受研究显现出一些共性：首先，研究对象广泛但均以名诗名作为主;其次，许渊冲译本是学者们公认的重要研究文本;再次，多译本对比研究中，译本选择主导以汉语为母语译者与英语为母语译者译本对比研究;还有，无论是使用描述性研究法从不同视角分析一个译本还是对比研究法探讨不同译本接受状况，研究均落脚于同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主体性发挥。 文本接受视角下的第四类研究为诗集英泽接受研究，如《诗经》《宋词》和《楚辞》的英译接受状况研究。学者李巧珍逐一分析James Legge，Ezra Pound，许渊冲和汪榕培与任秀桦四个译本翻译过程中译者期待视野的体现，并横向比较四位译者对《诗经》原文本中未定点与空白的处理。研究指出，译者都已成为《诗经》另外的创作主体，这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对原诗中的未定点和空白进行具体化处理，具体化处理重构了原诗意义;正是不同读者基于各自不同赋予原作品的理解不断地挖掘对原文的阐释，进而不断揭示原文丰富的语义潜能[9]。孟雪以许渊冲《楚辞》英译本为案例，分析译者在译文中从动植物名称、神话典故和修辞手法三方面以及在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阈融合的实现[10]。此类研究使用多译本对比研究法或个案研究法，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围绕接受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基于各自对原诗中未定点与空白的不同理解探讨对其具体化处理，并在具体化处理过程中赋予了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进而反证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对原诗语义的挖掘、阐释与丰富。译者主体性发挥也是多译本不断出现的前提保证。
1.2 文本内涵英译接受研究
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中的文本内涵涵盖原作品中意象、空白和模糊语等几大视角。
作为诗人抒情的事物载体，意象在汉语古诗词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意象翻译研究占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总研究近四分之一。学者韦黎丽对比“孔雀”意象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后分析原文本诗歌标题和第一行中“孔雀”在四个泽本中的不同呈现，指出该意象在不同译本中的差异源于几位译者对“孔雀”数量和含义等的不同理解。几位译者在将该模糊意象具体化的过程中为其注入不同内涵以迎合译文目标读者视野期待[11]。另一位学者张洁以陶渊明诗歌中的意象英译为研究对象，围绕“读者期待”“文本的不确定性”和“读者的角色和地位”探讨直译、直译加注、改写以及省略等不同译本翻译方法，以体现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接受[12]。纵览汉语古诗词中意象英译接受研究，学者们的主要研究思路为以同一原文本中不同意象为研究对象或以多个译本中从语音到意象至意境等从具体到宏观的不同层级为研究对象，对比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译本中的不同呈现方式，强调接受理论与传统理论的不同之处，即以读者为中心，并强调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中心主体作用，或是通过归纳法总结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空白”是接受理论强调的核心概念之一，译者为迎合译文读者期待视野而对原文本中“空白”的填补也是研究范畴之一。闵莉以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代表作《锦瑟》为文本，对古诗词中空白翻译接受做出较为全面的研究。该学者在将空白分为句法、语义和意象等三类，从词性活用、句子成分省略以及节奏和韵律视角分析句法空白，从词语意义、典故意义、象征意义视角分析语义空白，以及从物境、情境以及意境方面探讨意象空白。译者对空白的填补直接关乎译文读者的译本接受[13]。刘淇也同样使用对比研究法分析《天沙净·秋思》五个译本中句法空白、语义空白和韵律空白三个层面诗歌意境的审美再现，并提出汉语古诗词翻译的指导原则：神似观照下的形似，具体为针对三个不同层面的翻译实践方法探讨。该学者也指出该领域的一些研究局限，例如句法空白中的功能词省略翻译及语义空白中的隐喻和典故翻译等[14]。总之， “空白”英译接受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原文本中句法、语义和韵律等，学者们着重分析从音到意的空白处理方式，总结空白意境再现的方法与策略并指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些微观局限。
文本内涵英泽接受第三类较多的是“模糊”翻译研究。作为汉语古诗词中的重要元素，学者郑洁在举例分析古诗词中模糊美的再现后指出，汉语古诗词中的模糊美来自原诗词的多重意义，诗词中的模糊美来自意象，即意象使其物化、具体化。基于此，该研究得出结论：其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遵循审美对等原则。其二，模糊美可以通过意象传递。其三，汉语古诗词中模糊美传递需要通过文本分析经历审美和再现两个过程。接受美学理论和汉语古诗词模糊美都强调空白和未定点以及读者的主体作用[15]。李瑞凌从词汇模糊角度举例分析汉语古诗词中数字和叠字的英译，并提出由译出与隐含两种译法得出的不同审美效果。根据“显”与“隐”带来的不同的翻译审美效果，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有跨文化障碍前提下，对汉语古诗词中数字的“显”译法是为与读者期待视野融合做出的努力，可以为读者弥补原文中的空白，激发读者想象力，从而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审美感受;反之，对数字的“隐”译法则会限制译文读者的想象空间，读者无法获得等同的审美感受。针对叠字，无论“显”或“隐”均会损害原诗中模糊美异质文化再现[16]。接受理论视角下汉语古诗词模糊美英译研究主体思路仍旧是以翻译实践层面的分析体现译者主体性发挥。
文本英译接受研究与文本内涵接受研究均以接受理论为支撑，围绕该理论中几大核心观点，以个案分析和多译本对比分析法为主，大部分研究均基于翻译的微观操作层面，即翻泽原则的探讨或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归纳总结，并通过微观操作层面的探讨凸显读者主体地位。
2 主体性接受研究
与遵循“作品与作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翻译与批评研究模式不同，接受理论认定作品的意义由读者赋予，强调读者的主体性。关于翻译活动的主体性有很多争论[17]。在翻译活动中，所谓翻译的主体应该包括译者、作者和读者、甚至是翻译的发起人或赞助者，因为这几者都会对译文的理解和构建产生影响[18]。因此，本文第三部分以翻泽活动主体为视角呈现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状况。
2.1 译者主体性
虽然文本英译接受与文本内涵接受研究主要指向译者主体性创造与发挥，仍有学者直接就“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学者刘月明基于“原文本一译文本”的二维翻译研究模式上，以实例分析比较同一原文本不同译者的审美介入程度，即主体性意识强弱给译文带来的不同质和量的变化，进而说明译者积极的审美介入是影响译作质量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原本的二维翻译模式也升级为“原文本一译者（读者）一译文本”的三维翻译研究模式。汉语古诗词的凝练与虚实相生的特点为译者介入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译者的审美介入也必然造成虚实双方的嬗变，即“译者对自身主体作用的界定不同，無论是在翻译观还是翻译实践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差异”[19]。陈宋洪从读者期待视野、文本召唤结构以及文学历史性分析译者主体选择、主体创造和主体演进等几方面，并指出主体视角选择与期待视野的差异、召唤结构给予译者的遐思、在变化演进的历史视角中是译者对译本的不断传承与创造、对诗性之美的追求与探索[20]。 译者主体性研究强调接受理论对翻译的影响，结合接受理论核心概念拓宽翻译的理论研究范畴，从译者主体性体现多译本差异性与可行性。
2.2 译文读者主体性
文学批评家Grierson（ 1969：3）认为，你无法完全欣赏外语诗歌的全部好处，在母语读者和外语读者之间，其阅读反应注定存在差异。 “在译品问世之后，读者的感受如何是一个社会上的客观存在，因此按理说是可以用调查方法加以测定的[21]。”因此，与文本接受和译者主体性研究方法不同，译文读者接受研究的主要方法为实证研究，即译文读者对译本及译本内涵的可接受性测试研究。自金陧先生1998年首次就《静夜思》八个来自不同译者英译本向西方读者的问卷调查和2006年马红军教授专门就许渊冲汉诗英译译文及翻译策略对西方普通读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之后，陆续有学者测定译文读者对译作的可接受度，以证实英语读者对译作的认可度。这样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形式与内容、译者译作认可以及汉语古诗词外译究竟应该由谁来译等几个方面。
学者张钦以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第五首的五个来自不同译者的译本为研究对象，从问卷调查数据得出形式和内容均在诗歌翻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如二者间出现矛盾，则应优先于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可以依靠直译加注等有利于读者接受的灵活的归化策略[22]。赵旭卉向不同年龄的英语为母语读者发出问卷，测试《诗经·采薇》两个译本读者接受度，该调查也显示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内容应重于形式， “诗歌翻译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对应，而应追求一首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在目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所谓“忠实”，反而适得其反[23]。”尽管两位学者问卷中的古诗词英译本都分别来自中国译者和国外汉学家，但测试结论并不在于谁的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接受，而是通过译本比较体现汉语古诗词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学体裁中形式与内容的重要关系。
对泽作读者接受度调查研究主要围绕著名国内翻译家，例如许渊冲和汪榕培。继马红军教授六首古诗词许渊冲英泽调查之后，陈赓钒继续《琵琶行》许渊冲英译本读者接受个案研究。该研究通过问卷以对比其他国外译者译本的方式测试英语读者对许译本用词、诗意与音韵节奏等几方面的接受度。调查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尽管许译本中使用了一些例如汉语拼音和英语古体单词等对读者接受造成困难的词，读者基本认可许译本，并认为较其他两个译本而言，许译本更具诗意，读者因此更倾向于韵体译诗，但同时也不能为追求诗意而因韵害义[24]。许渊冲先生是韵体译诗的代表，汪榕培先生也是。孟娆调查汪榕培五首汉语古诗英译本英语读者接受度，每首译诗和其他两个分别来自国内中文译者或国外译者译本对比，调查数据显示，除“孔雀东南飞”AnneBirrell译本风格和“敕勒歌”许渊冲译本音韵节奏和译文风格略胜汪译本外，其他方面均为汪译本更受英语读者认可。该研究也进一步总结出译者汪榕培在保留音韵节奏的同时使译作传神达意的翻译策略，即避免韵体译诗的因韵害意、对原诗有着正确有效的理解、创造性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关注读者的感受、正确地再现原诗的意象等[25]。
自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们把焦点置于长期以来处于边缘位置的读者身上，研究汉语古诗词翻译的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关注汉语古诗词对西方普通读者的传播工作究竟应该由谁来完成，熟知中国文化并懂英语的国内译者？还是了解中国文化并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来伟婷就三首汉语古诗词英译本向英语读者发出调查问卷，每首古诗附有五个出自国内译者、国外译者或国内外译者合译译本。此调查结论为，“国内和国外译者的合译作品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译作，其次是中国泽者，最后是国外译者。”依此结论，该研究也归纳出译作成败的关键策略，例如将读者置于首要位置，有效缩短目标读者和中国读者“预期视野”，填补文化差距、用意译法更好地传递原诗意象和意境等[26]。 译文读者主体性接受研究显示：就汉语古诗词海外传播接受度而言，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无疑更具有发言权，而要对读者对译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测量，问卷调查是行之有效并较为客观的研究法。学者陈赓钒调查问卷第一部分问及受访者阅读英译汉语古诗词的频率时，67%受访者坦承他们“极少”或“从不”阅读英译本汉语古诗词，这与马红军教授于2006年对许渊冲翻译专题研究时所作问卷调查得到数据一致。这些数据说明汉语古诗词在英语国家的接受度仍旧不高，中国文化的“走出去”的路仍漫长而艰辛。结合不同译者不同译本对比的问卷调查是得出结论的常用法，尽管许渊冲先生的英译一直颇受争议，但几乎所有的问卷中都引用许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这足以证明许老先生在汉语古诗词英译领域不可或缺的位置。许渊冲和汪榕培是韵体译诗的代表，汉语古诗词究竟以韵体翻译还是自由体翻译也是争议已久，读者认可许译和汪译韵体诗意的同时也欣赏自由体对诗词原文本的传神达意，但无论韵体或否，不能因韻害义是普遍观点。无论是中国译者，还是外国译者，或是国内外译者合译，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也许无论由谁来译，唯有传神达意才能得到读者认可和接受。
3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立足于更为宏观的位置，纵览作家及其作品历时形象变异和接受。作家和作品接受虽以名家名作为主流，但仍旧大致可划分三类，即作家和作品接受、作家和作品误译接受与作家和作品创造性叛逆接受研究。
3.1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英译接受研究以杜甫等著名诗人及其诗词为主。学者郝稷将杜甫及其诗词进入英语世界分为10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的发轫期、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提升期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深化发展期。并在归纳各阶段特点后指出，杜甫及其作品研究从英国转移至美国、杜甫作品翻译与学术研究是杜甫为英语读者接受的两个重要途径，杜甫形象经历了由早期误泽较多到中期较为真实呈现及后期重新构建历程。杜甫域外传播和接受研究对于完善杜诗学理论体系构建及面对世界文学命题都具有重要意义[27]。常呈霞在收集整理国内涉及杜甫翻译及其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期刊论文后总结出，杜诗英译、杜诗译者和译本以及杜诗在英美传播与接受状况等几个杜诗在英美世界接受的主要研究维度[28]。 以杜诗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出去”起到关键作用。
3.2 误译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误译接受研究以译者庞德及其译诗为主。学者黄曼婷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接受美学为视角，以译诗文本解读的方式分析译诗中的文字误译、构造误译、文化误译和韵律误译等几个方面，并分析译者自身、译语接受主体以及译本接受环境等使译诗获得接受的因素。该学者在基于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庞德对汉语古诗词的英译实际上是对其再创造和再发明的过程[29]。四川大学朱徽教授在其专著《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第七章“为西土移植神州种子”中，专门介绍了埃兹拉·庞德对汉语古诗词等中国典籍和儒家哲学的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影响。对于庞德为代表人物开创的“意象派”，朱徽教授指出“‘意象派’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古诗影响，其诗学理念和艺术手法中有不少受惠于汉诗英译[30]。”无论龐德的译诗是应该被称为“无奈”误译还是有意改写，这些译诗均对英语世界产生过极大影响，学者们也常以“误译”为视角分析阐述其现象和产生的原因。
3.3 创造性英译接受研究
寒山诗英译及其接受是创造性英译的典型例子，多位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审视中国非主流诗人寒山及其禅诗在英语世界的创造性英译、接受和影响。郭小春以斯奈德寒山诗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美国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社会背景，详细分析斯奈德选择寒山诗为翻译对象的原因、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泽诗在美国的接受状况与译诗在英译过程中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31]。另一学者曹颖分析的是斯奈德与中国文化之间构成的接受与影响的互动关系。该学者梳理了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基于当时美国本土文化特点和需求以及译者斯奈德本人生活经历和个人理解，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加强主体性身份，对中国文化进行文化过滤，有选择、创造性地将汉语古诗词进行本土化改造并接受其成为美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的过程[32]。由于诗人寒山及其诗歌在中国国内本土地位与被创造性英译接受后他国化地位的巨大差异，不断有学者对此现象颇感兴趣。学者们主要从不同视角对比探究寒山本人形象和其诗与斯奈德创造性英译后呈现出的诗人形象与译诗差异，以及译诗被异化和接受原因等。
4 其他接受研究
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除去文本及文本内涵英译接受研究、主体性接受研究及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等几大板块外，还有理论和译者接受等其他几方面研究。
4.1 汉语古诗词英译理论研究
与其他传统诗歌的翻译标准不同，有学者从接受理论视角，以读者为中心解读汉语古诗词英译标准。谢晓禅在基于吕俊教授的翻译标准之上结合接受理论核心概念与汉语古诗词的共性，多元化阐释接受理论视角下汉语古诗词英译标准，即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的定向性、为读者审美需要有效保留诗中空白、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和灵活处理文化因素等[33]。汉语古诗词英译多元标准对诗词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大有裨益，它促进译者与原诗作者间的对话，从审美感受上尊重读者期待视野，为同一诗词不同译本的出现提供理论依据，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学者王佳妮着手于汉语古诗词英译的动态过程，指出由于涉及的民族文化差异和审美习惯以及读者个体性不同等原因，源语审美环境相对缺失，汉语古诗词即使被完整而理性化地传递，也无法使译人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反应，这样的“失衡”就会导致原诗与译诗间原本应有的美学价值对等成为“假象对等”。为实现译人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似反应，该学者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提出具体的翻译实作技巧[34]。
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理论研究辅助汉语古诗词的有效英译并提高其译本接受度，理论结合实践促进汉语古诗词为西方英语读者接受。
4.2 译者研究
作为第一读者和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研究也是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研究包括国外汉学家及国内译者研究，国外汉学家以加里·斯奈德、埃兹拉·庞德和阿瑟·韦利为代表，国内译者当属许渊冲为首。
加里·斯奈德研究聚焦于寒山诗翻译，一方面主要结合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和译者个人经历，深入探析译者斯奈德的主体性发挥，即其创造性叛逆在寒山诗英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阐释寒山诗在经过斯奈德的有意“误读”和创造性“误译”后在美国呈现出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接受状况。学者周蒙对斯奈德译诗选择原因做出研究，并从读者期待视野、文本不确定性与读者地位三个核心视角审视斯纳德的寒山诗英译，指出正是斯奈德对译文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考虑使得其译本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35]。
埃兹拉·庞德与其英译和加里·斯奈德与其英译的接受过程有些相似，都是汉语古诗词经过两位译者创造性英译甚至“误译”后进入英语世界并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学者黄曼婷从微观操作层面人手，将庞德英译中误译细分为文字误译、结构误译、文化误译以及韵律误译，总结出是泽者自身、译语接受主体和译本接受环境等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庞德英译汉语古诗词在西方得到接受[36]另一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即庞德作为译者自身对原文本的选择及其误译原因，译文读者与环境对庞德译本的认可与接受原因分析。学者翟萍指出译者本身对译本选择是译本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正是为了宣扬他（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他才热衷于翻译中国古诗，因为中国诗注重“音乐”“意象”与“神韵”，这些均可与庞德政治探索的新诗方向不谋而合，“他（庞德）面临的读者早已厌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伤感诗风，时代呼唤着新的诗学风格”，并且“这些（他所选的）诗恰好表达了战争中的欧美读者欲说还休的情感[37]”。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结合成就了庞德译诗在英语世界的被接受。
阿瑟·韦利是早于加里·斯奈德并与埃兹拉·庞德同时代的翻译家，是英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他使中国古诗进入了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他的《汉诗170首》于1918年初次出版之后的三十年内在英国再版12次、美国9次。他在1962年再版《汉诗170首》时重写前言说： “该书出版四十年以来，销售一直很平稳，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受到了那些通常不看诗的人的喜欢[38]。”学者陈橙主要考察阿瑟·韦利以“弹性节奏”为基础的半自由诗体翻译创新、直译策略以及归化与异化平衡等几方面与主体文学需求间的关系，梳理译者主体能动性在文本选择与翻译目的间的平衡与发挥[39]。李冰梅呈现出韦利译诗让中国文学走进英语文学的另一条道路，即通过美国当代女诗人、1985年普利策奖得主卡洛琳·凯瑟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以韦利译诗为题材，诗歌的副标题即为“向韦利致敬”[40]。其中，《河畔夏日》（ Summer Near theRiver）就是仿照韦利的《子夜歌五首》而作。据此，李冰梅指出：韦利的创意性翻译让中国诗有了异域的韵味，凯瑟又让这首带有异域韵味的中国诗彻底变成了英诗，表达现代西方女性的情感世界，而不再是南朝女子唱出的质朴民歌[41]。这些都显示出英语世界普通读者和诗人对韦利译诗的接受，也体现着韦利译诗对英语世界读者及诗人诗坛的巨大影响。 谈及汉语古诗词国内译者，许渊冲仍居首位。只是“由于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实践领域，加之他的理论话语方式与论证过程大都从具体译例出发，并最终归于实践，更由于我国学术传统及评价模式往往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因此绝大多数文章都将其理论与译例结合在一起加以评判，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李昕在探讨了许渊冲翻译思想及理论后，详述许译思想、理论及策略在具体翻译作品中的应用.再以译例分析译者翻译思想的体现[42]。此外，部分学者在分析许渊冲翻译理论、思想贡献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理论中的不足之处。例如，在完成“三美”的进程中，许渊冲翻译未能完整遵守接受美学的尺度，有些译文和原文发生误差，这些误差导致他的译文读者得不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审美体验。对于实践未能完全实现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审美感受的争议，学者谢晓指出，完成三美的进程中，许渊冲的翻译未能完整遵守接收美学的尺度，有些译文和原文发生误差，正是这些误差导致他的译文读者得不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审美体验[43]。
总之，无论其理论或实践是否有瑕疵，许译本成为汉语古诗词英译研究样本数量之广就已证明了许译本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
5 结语
纵览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从研究内容上大致分为古诗词英译本和内涵英译在内的译本接受研究，包括译者和译本读者在内的主体性接受研究，作家作品英译接受研究，以及包括理论与泽者在内的其他接受研究等几大方面。从研究层面上看为从翻译实作的微观实践到译作接受历程及理论等多维度、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但大部分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具体译本的微观翻译实践，即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探讨，以及与主体性发挥间关联的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涵盖个案研究、描述性研究、经验总结以及问卷调查等，其中，个案研究、描述性研究与经验总结法为主要使用方法。从学科视角而言，十年间的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支撑下与中国古代文论或阐释学等其他理论结合，折射出多维度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傾向。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大多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从译本与内涵的实践方面分析译本对原诗词意境等各层次的再现，这样的再现反射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主体性发挥主要以描述性研究方法比对分析多位译者主体性的不同发挥，译者主体性差异是同一首古诗词呈现不同英译的主要根源。作家作品宏观接受主要脉络是以历史的视角在以专著为主的研究中得到厘清。问卷调查法以实证和量化的方式力证读者对同一古诗词不同英译本的接受程度，也是客观检测读者对译文接受度的好方法。
在接受理论观照下，汉语古诗词英译研究总体面貌呈现为对译本微观操作研究多于对译本宏观接受研究，对译者主体性分析多过对译文读者接受研究，以学者个人感受代替英语读者感受，对译文主观评价分析多于译文客观接受调查。这些都说明，尽管译者和学者都对汉语古诗词外译传播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仍旧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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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古诗词 英译 读者接受
在中国借鉴西方文化经验的几次大潮中，80年代改革开放的翻译活动有一个鲜明特征：泽入西方名家经典占据着主要地位。经过30年的励精图治，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国力还是在文化影响力方面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这种影响力出现的翻译活动也与改革开放初期有明显不同，即在理念上由以吸收西方文化经验为主转向以介绍自身文化为主;在翻译行为上，由以译人为主转向译出为主。这是近十年来中国翻译界最值得瞩目的重大事件之一，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们对其作品和译者的讨论是这个事件的高潮和象征。虽然以译出为主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将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活动体现的是文化自信，但是作品译出的接受程度如何却不仅仅靠自信体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译出喧嚣之后，具有责任感的翻译研究者们开始考虑和讨论我国文化经典译出的接受状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本文就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古诗词英译接受状况研究展开调查研究。
以“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为主题进行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的电子检索，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的专著为3部，CNKI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核心期刊和学报为主）的相关研究论文为103篇。通过检索与分析，清晰呈现出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的研究概况。
电子检索统计结果表明，在2007至2016年十年间，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一直有不间断的研究。
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译本，而接受理论强调的则是包括译者在内的读者主体性。从接受理论视角而言，翻译研究更加强调读者主体性发挥，因此，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主要针对以下几方面进行，即文本英译接受研究和主体性接受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翻译接受研究。
1 文本英译接受研究
翻译研究离不开文本分析，以译本和译本内涵为对象的研究论文多达79篇，占论文总数的78%。综合看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围绕接受美学核心概念的文本研究和文本内涵接受研究两大视角。
1.1 文本英译接受研究
将近半数的论文围绕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文本空白”以及“文本召唤结构”三大概念探讨古诗词英译，研究者们从不同侧面研究泽本接受，如某一专业领域内的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学者梁颖和李振分别选取谶诗和涉医诗词为研究对象，前者从接受理论核心概念出发，分析许渊冲《唐诗三百首》中的谶诗英译，并归纳总结补充、解释、替代、删减、注释及音译等取悦读者并使读者接受效果最佳化的翻译策略使用…。后者以古典文学例如《诗经》中涉及的与医相关的诗词英译为研究对象，将接受理论中的读者中心作为翻译指导原则，总结出“等化”和“浅化”等翻译方法，以“为‘现实的读者’和‘观念的读者’带来别致的艺术召唤[2]”。不同领域古诗词英译策略和方法归纳体现的是译者针对译文读者反映而對原文的主体性发挥。
文本英译接受第二类研究是针对某位诗人诗歌的英译接受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著名诗人诗词。学者王再玉基于接受理论核心概念研究李白诗歌的英译情况，并总结出直译、注释、删减以及补充等几种翻译方法，翻译方法总结为的是译文读者能更好地接受译文，从而实现译文的审美[3]。周锡梅从接受理论视角对比吴钧陶与Witter Bynner的杜甫诗歌英译及其接受情况。该学者主要探讨不同译本出现原因，并得出结论：不同译者，当其身份为原诗读者时对诗歌有不同理解;当其身份为译者时，其自身已有的译诗理论和其为与译文读者视阈融合而做出的努力等都会促使不同译本出现[4]。薛慧使用对比研究法，详细比对杨宪益、汪榕培和戴维·亨顿三位译者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翻译思想、翻译方法和翻译版本，并建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当重视读者作用，发挥创造性，以达到读者接受的最佳效果[5]。针对某位诗人诗歌的英译接受研究强调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主体创造性，也强调读者对于翻译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类研究聚焦于某一首诗词的英译接受，此类研究仍以名诗英译为主。学者姚娜结合接受理论和诗词翻译特殊性，从音、形和意等不同层次对比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长恨歌》英译本中的文化移植，得出许译本于音美、形美和意美等几方面都更适合英语读者，更能给予译文读者阅读享受的结论[6]。宋延辉从接受理论角度指出《江南》许渊冲英译本中译者忽略了原诗中的重要题眼“江南”和译者对关键信息“戏”的理解偏差，译诗无法激发出译文读者对江南一地隐含意蕴的想象和呈现鱼儿对青年男女相互追逐嬉戏的隐喻含义，该学者在基于许译本的基础上提出自译本[7]。较之姚娜和宋延辉，学者徐宜修对李商隐《锦瑟》英译有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该学者比对译者John Turner对原诗中“自伤”的理解，许渊冲的“悼亡”以及Shui Chien-tung和Keith Bisley的“咏瑟”三个译本后指出，正是原诗文本结构的开放性和召唤性赋予文本具体化解释的可能性，从而呈现出译者别具个人理解特色的译本引。在微观层次上针对具体诗歌英译接受研究显现出一些共性：首先，研究对象广泛但均以名诗名作为主;其次，许渊冲译本是学者们公认的重要研究文本;再次，多译本对比研究中，译本选择主导以汉语为母语译者与英语为母语译者译本对比研究;还有，无论是使用描述性研究法从不同视角分析一个译本还是对比研究法探讨不同译本接受状况，研究均落脚于同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主体性发挥。 文本接受视角下的第四类研究为诗集英泽接受研究，如《诗经》《宋词》和《楚辞》的英译接受状况研究。学者李巧珍逐一分析James Legge，Ezra Pound，许渊冲和汪榕培与任秀桦四个译本翻译过程中译者期待视野的体现，并横向比较四位译者对《诗经》原文本中未定点与空白的处理。研究指出，译者都已成为《诗经》另外的创作主体，这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对原诗中的未定点和空白进行具体化处理，具体化处理重构了原诗意义;正是不同读者基于各自不同赋予原作品的理解不断地挖掘对原文的阐释，进而不断揭示原文丰富的语义潜能[9]。孟雪以许渊冲《楚辞》英译本为案例，分析译者在译文中从动植物名称、神话典故和修辞手法三方面以及在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阈融合的实现[10]。此类研究使用多译本对比研究法或个案研究法，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围绕接受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基于各自对原诗中未定点与空白的不同理解探讨对其具体化处理，并在具体化处理过程中赋予了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进而反证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对原诗语义的挖掘、阐释与丰富。译者主体性发挥也是多译本不断出现的前提保证。
1.2 文本内涵英译接受研究
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中的文本内涵涵盖原作品中意象、空白和模糊语等几大视角。
作为诗人抒情的事物载体，意象在汉语古诗词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意象翻译研究占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总研究近四分之一。学者韦黎丽对比“孔雀”意象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后分析原文本诗歌标题和第一行中“孔雀”在四个泽本中的不同呈现，指出该意象在不同译本中的差异源于几位译者对“孔雀”数量和含义等的不同理解。几位译者在将该模糊意象具体化的过程中为其注入不同内涵以迎合译文目标读者视野期待[11]。另一位学者张洁以陶渊明诗歌中的意象英译为研究对象，围绕“读者期待”“文本的不确定性”和“读者的角色和地位”探讨直译、直译加注、改写以及省略等不同译本翻译方法，以体现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接受[12]。纵览汉语古诗词中意象英译接受研究，学者们的主要研究思路为以同一原文本中不同意象为研究对象或以多个译本中从语音到意象至意境等从具体到宏观的不同层级为研究对象，对比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译本中的不同呈现方式，强调接受理论与传统理论的不同之处，即以读者为中心，并强调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中心主体作用，或是通过归纳法总结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空白”是接受理论强调的核心概念之一，译者为迎合译文读者期待视野而对原文本中“空白”的填补也是研究范畴之一。闵莉以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代表作《锦瑟》为文本，对古诗词中空白翻译接受做出较为全面的研究。该学者在将空白分为句法、语义和意象等三类，从词性活用、句子成分省略以及节奏和韵律视角分析句法空白，从词语意义、典故意义、象征意义视角分析语义空白，以及从物境、情境以及意境方面探讨意象空白。译者对空白的填补直接关乎译文读者的译本接受[13]。刘淇也同样使用对比研究法分析《天沙净·秋思》五个译本中句法空白、语义空白和韵律空白三个层面诗歌意境的审美再现，并提出汉语古诗词翻译的指导原则：神似观照下的形似，具体为针对三个不同层面的翻译实践方法探讨。该学者也指出该领域的一些研究局限，例如句法空白中的功能词省略翻译及语义空白中的隐喻和典故翻译等[14]。总之， “空白”英译接受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原文本中句法、语义和韵律等，学者们着重分析从音到意的空白处理方式，总结空白意境再现的方法与策略并指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些微观局限。
文本内涵英泽接受第三类较多的是“模糊”翻译研究。作为汉语古诗词中的重要元素，学者郑洁在举例分析古诗词中模糊美的再现后指出，汉语古诗词中的模糊美来自原诗词的多重意义，诗词中的模糊美来自意象，即意象使其物化、具体化。基于此，该研究得出结论：其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遵循审美对等原则。其二，模糊美可以通过意象传递。其三，汉语古诗词中模糊美传递需要通过文本分析经历审美和再现两个过程。接受美学理论和汉语古诗词模糊美都强调空白和未定点以及读者的主体作用[15]。李瑞凌从词汇模糊角度举例分析汉语古诗词中数字和叠字的英译，并提出由译出与隐含两种译法得出的不同审美效果。根据“显”与“隐”带来的不同的翻译审美效果，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有跨文化障碍前提下，对汉语古诗词中数字的“显”译法是为与读者期待视野融合做出的努力，可以为读者弥补原文中的空白，激发读者想象力，从而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审美感受;反之，对数字的“隐”译法则会限制译文读者的想象空间，读者无法获得等同的审美感受。针对叠字，无论“显”或“隐”均会损害原诗中模糊美异质文化再现[16]。接受理论视角下汉语古诗词模糊美英译研究主体思路仍旧是以翻译实践层面的分析体现译者主体性发挥。
文本英译接受研究与文本内涵接受研究均以接受理论为支撑，围绕该理论中几大核心观点，以个案分析和多译本对比分析法为主，大部分研究均基于翻译的微观操作层面，即翻泽原则的探讨或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归纳总结，并通过微观操作层面的探讨凸显读者主体地位。
2 主体性接受研究
与遵循“作品与作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翻译与批评研究模式不同，接受理论认定作品的意义由读者赋予，强调读者的主体性。关于翻译活动的主体性有很多争论[17]。在翻译活动中，所谓翻译的主体应该包括译者、作者和读者、甚至是翻译的发起人或赞助者，因为这几者都会对译文的理解和构建产生影响[18]。因此，本文第三部分以翻泽活动主体为视角呈现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状况。
2.1 译者主体性
虽然文本英译接受与文本内涵接受研究主要指向译者主体性创造与发挥，仍有学者直接就“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学者刘月明基于“原文本一译文本”的二维翻译研究模式上，以实例分析比较同一原文本不同译者的审美介入程度，即主体性意识强弱给译文带来的不同质和量的变化，进而说明译者积极的审美介入是影响译作质量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原本的二维翻译模式也升级为“原文本一译者（读者）一译文本”的三维翻译研究模式。汉语古诗词的凝练与虚实相生的特点为译者介入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译者的审美介入也必然造成虚实双方的嬗变，即“译者对自身主体作用的界定不同，無论是在翻译观还是翻译实践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差异”[19]。陈宋洪从读者期待视野、文本召唤结构以及文学历史性分析译者主体选择、主体创造和主体演进等几方面，并指出主体视角选择与期待视野的差异、召唤结构给予译者的遐思、在变化演进的历史视角中是译者对译本的不断传承与创造、对诗性之美的追求与探索[20]。 译者主体性研究强调接受理论对翻译的影响，结合接受理论核心概念拓宽翻译的理论研究范畴，从译者主体性体现多译本差异性与可行性。
2.2 译文读者主体性
文学批评家Grierson（ 1969：3）认为，你无法完全欣赏外语诗歌的全部好处，在母语读者和外语读者之间，其阅读反应注定存在差异。 “在译品问世之后，读者的感受如何是一个社会上的客观存在，因此按理说是可以用调查方法加以测定的[21]。”因此，与文本接受和译者主体性研究方法不同，译文读者接受研究的主要方法为实证研究，即译文读者对译本及译本内涵的可接受性测试研究。自金陧先生1998年首次就《静夜思》八个来自不同译者英译本向西方读者的问卷调查和2006年马红军教授专门就许渊冲汉诗英译译文及翻译策略对西方普通读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之后，陆续有学者测定译文读者对译作的可接受度，以证实英语读者对译作的认可度。这样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形式与内容、译者译作认可以及汉语古诗词外译究竟应该由谁来译等几个方面。
学者张钦以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第五首的五个来自不同译者的译本为研究对象，从问卷调查数据得出形式和内容均在诗歌翻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如二者间出现矛盾，则应优先于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可以依靠直译加注等有利于读者接受的灵活的归化策略[22]。赵旭卉向不同年龄的英语为母语读者发出问卷，测试《诗经·采薇》两个译本读者接受度，该调查也显示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内容应重于形式， “诗歌翻译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对应，而应追求一首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在目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所谓“忠实”，反而适得其反[23]。”尽管两位学者问卷中的古诗词英译本都分别来自中国译者和国外汉学家，但测试结论并不在于谁的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接受，而是通过译本比较体现汉语古诗词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学体裁中形式与内容的重要关系。
对泽作读者接受度调查研究主要围绕著名国内翻译家，例如许渊冲和汪榕培。继马红军教授六首古诗词许渊冲英泽调查之后，陈赓钒继续《琵琶行》许渊冲英译本读者接受个案研究。该研究通过问卷以对比其他国外译者译本的方式测试英语读者对许译本用词、诗意与音韵节奏等几方面的接受度。调查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尽管许译本中使用了一些例如汉语拼音和英语古体单词等对读者接受造成困难的词，读者基本认可许译本，并认为较其他两个译本而言，许译本更具诗意，读者因此更倾向于韵体译诗，但同时也不能为追求诗意而因韵害义[24]。许渊冲先生是韵体译诗的代表，汪榕培先生也是。孟娆调查汪榕培五首汉语古诗英译本英语读者接受度，每首译诗和其他两个分别来自国内中文译者或国外译者译本对比，调查数据显示，除“孔雀东南飞”AnneBirrell译本风格和“敕勒歌”许渊冲译本音韵节奏和译文风格略胜汪译本外，其他方面均为汪译本更受英语读者认可。该研究也进一步总结出译者汪榕培在保留音韵节奏的同时使译作传神达意的翻译策略，即避免韵体译诗的因韵害意、对原诗有着正确有效的理解、创造性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关注读者的感受、正确地再现原诗的意象等[25]。
自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们把焦点置于长期以来处于边缘位置的读者身上，研究汉语古诗词翻译的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关注汉语古诗词对西方普通读者的传播工作究竟应该由谁来完成，熟知中国文化并懂英语的国内译者？还是了解中国文化并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来伟婷就三首汉语古诗词英译本向英语读者发出调查问卷，每首古诗附有五个出自国内译者、国外译者或国内外译者合译译本。此调查结论为，“国内和国外译者的合译作品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译作，其次是中国泽者，最后是国外译者。”依此结论，该研究也归纳出译作成败的关键策略，例如将读者置于首要位置，有效缩短目标读者和中国读者“预期视野”，填补文化差距、用意译法更好地传递原诗意象和意境等[26]。 译文读者主体性接受研究显示：就汉语古诗词海外传播接受度而言，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无疑更具有发言权，而要对读者对译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测量，问卷调查是行之有效并较为客观的研究法。学者陈赓钒调查问卷第一部分问及受访者阅读英译汉语古诗词的频率时，67%受访者坦承他们“极少”或“从不”阅读英译本汉语古诗词，这与马红军教授于2006年对许渊冲翻译专题研究时所作问卷调查得到数据一致。这些数据说明汉语古诗词在英语国家的接受度仍旧不高，中国文化的“走出去”的路仍漫长而艰辛。结合不同译者不同译本对比的问卷调查是得出结论的常用法，尽管许渊冲先生的英译一直颇受争议，但几乎所有的问卷中都引用许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这足以证明许老先生在汉语古诗词英译领域不可或缺的位置。许渊冲和汪榕培是韵体译诗的代表，汉语古诗词究竟以韵体翻译还是自由体翻译也是争议已久，读者认可许译和汪译韵体诗意的同时也欣赏自由体对诗词原文本的传神达意，但无论韵体或否，不能因韻害义是普遍观点。无论是中国译者，还是外国译者，或是国内外译者合译，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也许无论由谁来译，唯有传神达意才能得到读者认可和接受。
3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立足于更为宏观的位置，纵览作家及其作品历时形象变异和接受。作家和作品接受虽以名家名作为主流，但仍旧大致可划分三类，即作家和作品接受、作家和作品误译接受与作家和作品创造性叛逆接受研究。
3.1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英译接受研究以杜甫等著名诗人及其诗词为主。学者郝稷将杜甫及其诗词进入英语世界分为10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的发轫期、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提升期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深化发展期。并在归纳各阶段特点后指出，杜甫及其作品研究从英国转移至美国、杜甫作品翻译与学术研究是杜甫为英语读者接受的两个重要途径，杜甫形象经历了由早期误泽较多到中期较为真实呈现及后期重新构建历程。杜甫域外传播和接受研究对于完善杜诗学理论体系构建及面对世界文学命题都具有重要意义[27]。常呈霞在收集整理国内涉及杜甫翻译及其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期刊论文后总结出，杜诗英译、杜诗译者和译本以及杜诗在英美传播与接受状况等几个杜诗在英美世界接受的主要研究维度[28]。 以杜诗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出去”起到关键作用。
3.2 误译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误译接受研究以译者庞德及其译诗为主。学者黄曼婷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接受美学为视角，以译诗文本解读的方式分析译诗中的文字误译、构造误译、文化误译和韵律误译等几个方面，并分析译者自身、译语接受主体以及译本接受环境等使译诗获得接受的因素。该学者在基于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庞德对汉语古诗词的英译实际上是对其再创造和再发明的过程[29]。四川大学朱徽教授在其专著《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第七章“为西土移植神州种子”中，专门介绍了埃兹拉·庞德对汉语古诗词等中国典籍和儒家哲学的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影响。对于庞德为代表人物开创的“意象派”，朱徽教授指出“‘意象派’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古诗影响，其诗学理念和艺术手法中有不少受惠于汉诗英译[30]。”无论龐德的译诗是应该被称为“无奈”误译还是有意改写，这些译诗均对英语世界产生过极大影响，学者们也常以“误译”为视角分析阐述其现象和产生的原因。
3.3 创造性英译接受研究
寒山诗英译及其接受是创造性英译的典型例子，多位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审视中国非主流诗人寒山及其禅诗在英语世界的创造性英译、接受和影响。郭小春以斯奈德寒山诗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美国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社会背景，详细分析斯奈德选择寒山诗为翻译对象的原因、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泽诗在美国的接受状况与译诗在英译过程中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31]。另一学者曹颖分析的是斯奈德与中国文化之间构成的接受与影响的互动关系。该学者梳理了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基于当时美国本土文化特点和需求以及译者斯奈德本人生活经历和个人理解，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加强主体性身份，对中国文化进行文化过滤，有选择、创造性地将汉语古诗词进行本土化改造并接受其成为美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的过程[32]。由于诗人寒山及其诗歌在中国国内本土地位与被创造性英译接受后他国化地位的巨大差异，不断有学者对此现象颇感兴趣。学者们主要从不同视角对比探究寒山本人形象和其诗与斯奈德创造性英译后呈现出的诗人形象与译诗差异，以及译诗被异化和接受原因等。
4 其他接受研究
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除去文本及文本内涵英译接受研究、主体性接受研究及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等几大板块外，还有理论和译者接受等其他几方面研究。
4.1 汉语古诗词英译理论研究
与其他传统诗歌的翻译标准不同，有学者从接受理论视角，以读者为中心解读汉语古诗词英译标准。谢晓禅在基于吕俊教授的翻译标准之上结合接受理论核心概念与汉语古诗词的共性，多元化阐释接受理论视角下汉语古诗词英译标准，即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的定向性、为读者审美需要有效保留诗中空白、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和灵活处理文化因素等[33]。汉语古诗词英译多元标准对诗词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大有裨益，它促进译者与原诗作者间的对话，从审美感受上尊重读者期待视野，为同一诗词不同译本的出现提供理论依据，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学者王佳妮着手于汉语古诗词英译的动态过程，指出由于涉及的民族文化差异和审美习惯以及读者个体性不同等原因，源语审美环境相对缺失，汉语古诗词即使被完整而理性化地传递，也无法使译人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反应，这样的“失衡”就会导致原诗与译诗间原本应有的美学价值对等成为“假象对等”。为实现译人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似反应，该学者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提出具体的翻译实作技巧[34]。
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理论研究辅助汉语古诗词的有效英译并提高其译本接受度，理论结合实践促进汉语古诗词为西方英语读者接受。
4.2 译者研究
作为第一读者和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研究也是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研究包括国外汉学家及国内译者研究，国外汉学家以加里·斯奈德、埃兹拉·庞德和阿瑟·韦利为代表，国内译者当属许渊冲为首。
加里·斯奈德研究聚焦于寒山诗翻译，一方面主要结合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和译者个人经历，深入探析译者斯奈德的主体性发挥，即其创造性叛逆在寒山诗英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阐释寒山诗在经过斯奈德的有意“误读”和创造性“误译”后在美国呈现出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接受状况。学者周蒙对斯奈德译诗选择原因做出研究，并从读者期待视野、文本不确定性与读者地位三个核心视角审视斯纳德的寒山诗英译，指出正是斯奈德对译文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考虑使得其译本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35]。
埃兹拉·庞德与其英译和加里·斯奈德与其英译的接受过程有些相似，都是汉语古诗词经过两位译者创造性英译甚至“误译”后进入英语世界并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学者黄曼婷从微观操作层面人手，将庞德英译中误译细分为文字误译、结构误译、文化误译以及韵律误译，总结出是泽者自身、译语接受主体和译本接受环境等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庞德英译汉语古诗词在西方得到接受[36]另一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即庞德作为译者自身对原文本的选择及其误译原因，译文读者与环境对庞德译本的认可与接受原因分析。学者翟萍指出译者本身对译本选择是译本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正是为了宣扬他（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他才热衷于翻译中国古诗，因为中国诗注重“音乐”“意象”与“神韵”，这些均可与庞德政治探索的新诗方向不谋而合，“他（庞德）面临的读者早已厌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伤感诗风，时代呼唤着新的诗学风格”，并且“这些（他所选的）诗恰好表达了战争中的欧美读者欲说还休的情感[37]”。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结合成就了庞德译诗在英语世界的被接受。
阿瑟·韦利是早于加里·斯奈德并与埃兹拉·庞德同时代的翻译家，是英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他使中国古诗进入了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他的《汉诗170首》于1918年初次出版之后的三十年内在英国再版12次、美国9次。他在1962年再版《汉诗170首》时重写前言说： “该书出版四十年以来，销售一直很平稳，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受到了那些通常不看诗的人的喜欢[38]。”学者陈橙主要考察阿瑟·韦利以“弹性节奏”为基础的半自由诗体翻译创新、直译策略以及归化与异化平衡等几方面与主体文学需求间的关系，梳理译者主体能动性在文本选择与翻译目的间的平衡与发挥[39]。李冰梅呈现出韦利译诗让中国文学走进英语文学的另一条道路，即通过美国当代女诗人、1985年普利策奖得主卡洛琳·凯瑟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以韦利译诗为题材，诗歌的副标题即为“向韦利致敬”[40]。其中，《河畔夏日》（ Summer Near theRiver）就是仿照韦利的《子夜歌五首》而作。据此，李冰梅指出：韦利的创意性翻译让中国诗有了异域的韵味，凯瑟又让这首带有异域韵味的中国诗彻底变成了英诗，表达现代西方女性的情感世界，而不再是南朝女子唱出的质朴民歌[41]。这些都显示出英语世界普通读者和诗人对韦利译诗的接受，也体现着韦利译诗对英语世界读者及诗人诗坛的巨大影响。 谈及汉语古诗词国内译者，许渊冲仍居首位。只是“由于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实践领域，加之他的理论话语方式与论证过程大都从具体译例出发，并最终归于实践，更由于我国学术传统及评价模式往往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因此绝大多数文章都将其理论与译例结合在一起加以评判，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李昕在探讨了许渊冲翻译思想及理论后，详述许译思想、理论及策略在具体翻译作品中的应用.再以译例分析译者翻译思想的体现[42]。此外，部分学者在分析许渊冲翻译理论、思想贡献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理论中的不足之处。例如，在完成“三美”的进程中，许渊冲翻译未能完整遵守接受美学的尺度，有些译文和原文发生误差，这些误差导致他的译文读者得不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审美体验。对于实践未能完全实现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审美感受的争议，学者谢晓指出，完成三美的进程中，许渊冲的翻译未能完整遵守接收美学的尺度，有些译文和原文发生误差，正是这些误差导致他的译文读者得不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审美体验[43]。
总之，无论其理论或实践是否有瑕疵，许译本成为汉语古诗词英译研究样本数量之广就已证明了许译本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
5 结语
纵览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从研究内容上大致分为古诗词英译本和内涵英译在内的译本接受研究，包括译者和译本读者在内的主体性接受研究，作家作品英译接受研究，以及包括理论与泽者在内的其他接受研究等几大方面。从研究层面上看为从翻译实作的微观实践到译作接受历程及理论等多维度、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但大部分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具体译本的微观翻译实践，即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探讨，以及与主体性发挥间关联的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涵盖个案研究、描述性研究、经验总结以及问卷调查等，其中，个案研究、描述性研究与经验总结法为主要使用方法。从学科视角而言，十年间的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支撑下与中国古代文论或阐释学等其他理论结合，折射出多维度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傾向。汉语古诗词英译接受研究大多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从译本与内涵的实践方面分析译本对原诗词意境等各层次的再现，这样的再现反射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主体性发挥主要以描述性研究方法比对分析多位译者主体性的不同发挥，译者主体性差异是同一首古诗词呈现不同英译的主要根源。作家作品宏观接受主要脉络是以历史的视角在以专著为主的研究中得到厘清。问卷调查法以实证和量化的方式力证读者对同一古诗词不同英译本的接受程度，也是客观检测读者对译文接受度的好方法。
在接受理论观照下，汉语古诗词英译研究总体面貌呈现为对译本微观操作研究多于对译本宏观接受研究，对译者主体性分析多过对译文读者接受研究，以学者个人感受代替英语读者感受，对译文主观评价分析多于译文客观接受调查。这些都说明，尽管译者和学者都对汉语古诗词外译传播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仍旧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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