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就在写诗，但她并不懂诗——因为她是文盲。但14年前，苦楝花最盛的春天，去世后的母亲一定能读懂我的诗了。
　　我一直用诗歌描写有关母亲的小事物，比如跟随母亲出嫁的柳制线箩——一瞬间就是老线箩了。每年夏天，母亲会替它涮上一遍桐油。上面有歪斜的毛笔字——“顾细银”。字迹也已渐渐地隐深，看不清楚。那还是我七岁时写下的，笔画粗鄙。记得那天我写完后，五十岁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名字，眼睛发亮，陌生得就像她少妇时的模样。柳制线箩里的碎布们褪色的褪色，回忆的回忆，而老线板的一头缠绕着白线，一头还缠绕着黑线。线上插着的几根针都已经锈了。塑料鞋底没有流行的时候，它们总是那么雪亮，又那么温热。童年唯一的一本旧《毛泽东选集》还在，它的腹中夹着一大叠报纸剪成的鞋样。报纸上的文字零乱，发黄的针眼零落。所有的脚印都从那座村庄消失了。
　　——我所认为的好诗歌，就是那针线，就是那针眼，密密麻麻，永远不能偿还。
　　我还写过陪伴母亲的老石臼。不知道多少岁的老石臼里，全是父親爱吃的糯米……我使劲地跳到臼柄上，像一个猛士。可臼柄纹丝不动，就像是在嘲笑，我在家里拍的胸脯吹的牛。我再次摩拳擦掌，吸气，肚皮贴到背脊上。可还没有跳上去，草绳的裤带就这样松了下来，没穿裤头的我令臼那边喂米的母亲哈哈大笑。再后来，木制的臼柄升起，木制的臼柄落下，它的那颗“大牙齿”上，粘的都是臼好的米粉。用力踏着臼柄的母亲敞开了衣服，衰老的乳房像老丝瓜一样摇荡，绝望的我看见她的发上布满了白色的米灰。趁着母亲去喂臼口的一瞬，赌气的我再次跳到踏臼的木柄上，我在迅速下沉，木柄吃惊地升起，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身体中突然窜出，令母亲头上的米灰都变了颜色。那些糯米们一瞬间，就这么粉身碎骨。
　　——我所认为的好诗歌，就是母亲留在糯米团上的指纹。那石臼嘴巴中的糯米，被得粉碎，又被母亲捏成了糯米团，每一只糯米团上，都是母亲那忧伤的指纹。
　　诗人在现代化的路途上注定是忧伤的。忧伤在于不断地丧失，丧失了小学（他的小学已成了养猪场），丧失了中学（中学变成了一家私立幼儿园），同样丧失了故乡（撤乡并镇的浪潮改变了故乡的名字）。在我的身后，一片废墟接着一片废墟，恍如我多年写诗留下的废墟。但故乡永远不会丢失，因为诗人拥有所有的记忆，童年的记忆，小伙伴的记忆，青山绿水的记忆，母亲和灯火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拥有别人没有的特权，那就是可以通过赤诚，通过滚烫的体温，灌溉自己的诗歌，再通过诗歌顺利地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