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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一篇名为《弦歌》的科幻小说中，作者设定了这样一个情节：地球遭外星人侵略，全面溃败。可不知何故，外星人独独不袭击正在演奏音乐的场所。于是，当地球上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因入侵而停止的时候，音乐家们为了防御袭击忙碌地演奏，家长们更是趋之若鹜，把孩子送去学习艺术这一必要的防身术。[1]
这样的情节安排看似荒诞不经，但此种关于学习的共识———学习是为了生存，却并非科幻小说的杜撰，而是深深铭刻在现代社会的教育理念之中。长久以来，正是在知识和技能是个人赖以生存的防身术这一理解的指引下，家长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既有的学校教育制度中进展顺利，表现优秀，更是热衷于将他们送去参加各种学校之外的教育活动，培养培养再培养。可惜的是，今天的家长和小孩，比小说中遭遇外星人入侵的人们更不幸。因为没有人可以明确告诉他们，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内，究竟什么样的防身术，是必须学习的生存之道。于是，越是希望和热衷，就越陷入一种高度惶恐不安的情绪之中。
这样的惶恐不安，实际上是几种力量共同变动，彼此叠加和挤压的结果。
首先，在新自由主义兴盛、后福特制蔓延和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共同裹挟中，社会对人的要求开始转变。其中，最鲜明的举动，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伊始，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大刀阔斧地改革学校教育体制，提倡“终身学习”或“学会学习”的教育理念。这一改革学校教育的实际效果是，一方面，人们更深切地意识到，与大工业化生产相配合的现代学校教育形式，已不再适应社会巨变。但另一方面，新的以创造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教育，又很难在既有的学校形式内“无中生有”。既有的改革无法完成一次顺利的新旧更替，而是将原本高度集中于学校教育制度中的教育权，重新打散分解，有待其他力量捕获。于是，尽管从形式上看，学校教育既可能变得更加苛严，也可能显得格外松散，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它无力独自完成教育过程，不得不大开门户、向外寻求“救助”。
其次，在这一潮流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地位大大提高，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这并不等于它们能天然填补由学校教育逐渐解体带来的空缺。这是因为，今天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基本取决于人们的本能反应，而这一反应自有其历史限定。就家庭教育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人力资本观念溢出了经济领域。以家庭为单位承担下一代的教育、好的教育应该被购买以及教育是有回报的投资，成为人们在理解家庭教育时的新条款。与此同时，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核心家庭，其自身经历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稳定的依附关系，成为展开当前家庭教育时理所当然的参照系。尽管针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年轻的父母们有着各自的反思和修正，但整体来说，在经济上升时期，将教育是一项目标明确的专门事务，家庭教育依附于学校教育，作为其有力补充的基本思路，并未改变。就社会教育而言，情况也颇为类似。作为教育市场化的有力部件，近20年来社会教育的发展极为迅速，但以配合学校教育为主的运作模式，却也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日益牢固。换言之，正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教育成了当前学校教育最稳定的同盟军。它们对既有的教育理念的共享，远远多于可能的有待扩大和明确的分歧。至此，尽管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正在迅速变化和增长，但这一同盟的确立，却大大削弱了变化的可能。
最后，潜伏在上述两类变化背后的，却是这样一幅社会图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由新一轮技术和算法大规模推动的对人的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重新定义，正在到来。如果说10年前，人们还在因没有稳定工作、无力消费、沦为“新穷人”而感到不安，并最终喊出“他们是1%，我们是99%”的口号的话，那么10年后，阿尔法狗开始敲响这99%的人们的大门。2013年，由牛津大学两位研究者发布的《就业的未来》研究报告，罗列了今后10到20年，被机器人取代风险最高的一系列职业，其中包括汽车保险评估员、贷款业务员、保险业务受理员和信用分析师等，并指出全美将有47%的工作处于被取代的高风险之中。201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公布其所预计的将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作数量的各国比例；其中，中国的比例高达77%。2017年2月，一家名为“改革”的英国智库发布报告，认为未来机器人将取代英国公共部门近25万个岗位，以便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如果说，在现代教育理念中，接受教育首先是为了工作和生存的话，那么正是这些预测数据，让20年之后人类生存和工作的面目，变得扑朔迷离。
可以看到，正在上述几股变动的共同作用之下，人们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感到了极大的惶恐。它普遍表现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精力和金钱被投入到这一组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构成的联盟之中。今天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为子女教育所准备的金钱和愿意付出的时间精力，几乎达到了它的历史峰值。但另一方面，遭遇的危机越是严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彼此之间出于本能的“协同作业”也越发紧密，留给发展出不同对教育的理解的社會空间，也就越发狭小。由此导致的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的竞争性人生，究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却也让人心底发虚、倍感迷茫。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越是投入，便可能越感迷茫不安，但想要驱赶这样的迷茫不安，唯一的方式却似乎只有持续和加大投入。如果说，在过去，社会教育学的研究，往往强调教育是统治阶级巩固自身阶级地位、复制既有社会结构的稳定器和分流器的话，那么现在，在阶层日益固化的中国社会，教育更像是一堵将隐约的未来和焦虑的现实刻意区隔开来的回音壁。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各自笨拙的方式，对它卖力地呼喊，获得回声，假想着这是从未来传回的保证。
想要摆脱这一状况，首先要做的，恐怕便是在慌不择路之前，在这条教育的歧路边，定神坐下，思考一番它的来路和可能的去处。
二
显然，和科幻小说里的外星人不同，对人类社会而言，以阿尔法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它的威力不在于选择性地打击目标，而是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由现代学校教育规范的社会对于工作、生存和未来的基本设定。 正如福柯所分析的那样，现代学校教育在传递具体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进行着更为隐秘的对空间、时间、知识类型和身体状态的规训，以便生产出与大机器生产相配合的主体。这一规训过程的背后，隐含了一系列更为基本的假设：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对时间积累和进步的想象、对效率的特定要求，对专业分工的设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主体能动性的限定。由社会提供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明确的未来，则是学校教育维持规训、延续假设的重要条件。
然而，近30年来，新的技术手段的变革、生产状况的变化，却使得这些条件开始破产。由技术变革而进一步膨胀的新自由主义工作制度，使得人们对于“工作”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对其所允诺的时间投入、经验积累和主体生成间稳定关系的质疑，日渐递增。这不光是指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或因自动化技术的升级而消失，年轻人失业问题分外严重，更是因为在这一波经济动荡的过程中，弹性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工作类型，成为新的工作常态。工作不再是一项有明确边界的任务，而变成了一个无限吸纳时间精力的黑洞。人们必须无休止地工作，以填补这一加速归零中的洞穴，证明自身。[2]有效的时间管理和自我管理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因为今天的时间已日益摆脱个人的管控，彼此变得无从驯服。至此，那个由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炼成的主体，如何在这一新的零散无序也无从积累的“工作”状态中获得认同和印证，成为极大的社会问题。这一类的认同匮乏、印证失效，不仅构成了意义感普遍缺失的来源，也成为一系列新病症（忧郁、拖延、过劳、自杀……）的起源。人们，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研究者，开始用precariaty来指称年轻人走出校园之后不得不面对的这种新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状态。积极乐观者由此设想“后工作社会”（postworksociety）的到来[3]，而消极悲观者则提出了“无用阶级”这一类极为暗淡的前景。[4]
在这样的变革时刻，对学校教育的普遍质疑和对校外教育的格外重视，究其实际，不过是一场社会自发的保护运动。和所有社会自发的保护运动一样，这一场针对教育的范围广大的社会行动，势必夹杂着各种保守与先进、后退与前行的可能。既可能是促使人们将自己对教育的重视进一步投注于学校教育中相对确定的因素，比如坚持通过竞争获得好工作的信条，从而在不改变基本设定（积累的时间观念、效率、社会分工和知识分类）的情况下，修正或改进既有的规训方式。也可能是促使人们意识到，在可见的未来，由目前这种定义理解工作、生存和教育的方式所维系的社会，只会使得竞争越发残酷，只有越来越少的人能在这一竞争中胜出，而绝大多数人势必被抛弃在外，因此教育需要改进的不仅是展开规训的方式，更是制约着规训方式的前提假设，是在当前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重新负担起社会想象的责任。[5]于是，表面看来，都是对学校教育的不满和对校外教育的重视与反思，其背后蕴含的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甚至彼此错位的选择。这一对教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在选择不远处的未来。因為无论是“后工作社会”的积极畅想，还是“无用阶级”的惨淡预言，离开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理解、选择和投身的代际传承的教育，便都不可能真正实现。
至此，今天家长面临的，并非要不要送孩子上辅导班，或者需要何种校外教育这一类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首先思考自身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重视？在这样一场看似无可避免、压力巨大的社会自发保护运动中，家长们的重视和投入，企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在为孩子形塑着何种模样的未来？就此而言，对下一代的教育，或对其“学会学习”的期盼，势必落实在父母对于当前工作和教育关系的自我理解和思考之上，是父母一辈对自身经验展开学习和反思的结果。缺乏或脱离了对这一思考而来的对教育问题的重视，不可能存在。而思考的深浅，决定了人们在这一社会自发保护运动中的现实位置。
三
每个人的受教育和成长经历不同，工作后的社会经验也不同。就此来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思考清单。不过，就整个时代而言，仍然有一些大体相同的问题，是这一代共同遭遇的。
首先，是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如何理解事关教育的一项基本信条———“教育可以被购买”？表面上看，这是教育市场化之后的必然结果，并由此延伸出一系列推论。比如，越优质的教育越昂贵，父母应该有能力在市场化的环境中为子女购买优质教育，等等。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理解和投入模式，仍不同于西方，也并未导致在购买教育过程中形成一个以信用和债务为主线的新主体。[6]大多数的情况是，以家庭为单位，准备子女所需的各类教育条件———从购房择校、辅导班到出国留学。这一部分钱是否能够在实际数额上收回成本或创造更多的受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笔投入是否可以在未来为子女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好生活，保持既有的社会阶层或进一步向上流动。换言之，尽管中国家庭同样已经将教育理解为一种投资，但相对而言，仍是一种颇为笼统的投资。它并非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单位的孤立核算，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对子女未来的可能性的合力创造。这一笼统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教育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事关整个家庭的延续和未来，以至于所有人必须共同参与的过程。由此带来的实际的坏处和可能的好处，也就颇为明显。坏处在于，较之于相对独立的个体而言，这种全家投入的模式，更容易复制过去的社会假设和结构。但可能的好处在于，这种合力共建的意识意味着，对参与者们提出更高的能动性要求，是可能的。仅仅是投入金钱，投入精力，还是父母在对社会的判断和理解中，加入自身经验，和子女一起来思考和处理当前的教育难题，也就构成了购买过程中的根本差异。
因此，在这里，对“教育可以被购买”的思考，并不在于教育是否应该被购买，而是在于在既定的购买过程中，是否可以有意识地介入其中，使这一过程从现代社会规训的两大标准制式———教育和购买[7]———中摆脱出来，形成一个在面对未来时两代人共同学习的可能空间。就这一可能的空间而言，孩子的贡献在于，他们对现代社会所规定的“教育”或“购买”，没有太多的先入之见，常常会有潜在的不同的理解和体会出现。而父母们的贡献在于，作为相对成熟也相对定型的主体，了解现代规训的意义与限度，也因此必须回答：当其所购买的教育并非一般的消费品，而既是一种既有的规训手段，也是共同参与从而创造未来的可能方法时，成年人在金钱、时间的投入之外，还需承担何种抵御压力，体会异同，进而思考和想象的责任？ 其次，承担这一责任的能力，受制于父母自身由现代学校制度所规训出来的主体能动性。正如之前所言，现代学校制度预设了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相配套的时间、空间和效率观念。在这些预设的支配下，人们形成各自不等的能动性。这一类的能动性，对上述预设的理解各有深浅不同，却往往分享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来理解教育：会与不会、简单与复杂、有趣与枯燥、应试与素质、聪明与蠢笨、勤奋与懒惰、等级和无序……这倒不是说，世界已经无法用这些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解释，而是说，当教育开始摆脱高度集中的现代生产模式之时，这些理解方式，在网络高度发达、信息海量、阅读和理解模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更容易变成新类型主体生成的障碍所在。比如，就拿看似最简单的“会与不会”来说。什么是“会”？什么是人对自己究竟能够“会什么”的理解？什么是在第一反应中认为的“不会”？这样的反应是如何来的？为什么在有些领域，人对于自己的“会”有着高度的自信和灵活的把握，而在别的领域，却无所涉及，甚至天然生出畏惧之心？显然，在“会与不会”背后隐藏着的，是一套高度灵活变动的社会知识和制度规定，是对某个时代中人的经验、时间、限度和可能性的短暂定型，却往往被径直理解为长久有效的社会规定。至此，在关注和理解教育的过程中，父母是将这个时代所规定了的“会与不会”，直接复制给了下一代，还是对其展开了自己的思考，撬动其边界，恐怕便是在教育过程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主体能动性的运用。
最后，这一对主体能动性边界的思考，并非漫无目的的冥想，而是和现时代的工作经验紧密关联。和上一代的父母不同，70后、80后的工作经验，没有太多改革开放的兴奋之情，也大都错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利益分享的喜悦。他们对工作中的残酷竞争、枯燥、无意义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剥削的理解，势必更为深刻和直接，将更多的生活意义向内投注于家庭生活，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关注子女教育问题，是其中必然包含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此种情况下，却很少有人追问，倘若目前这一种高度竞争、没有边界、缺乏安全感和意义感的工作状态，无法令自己满意、只想逃避的话，那么，自己的孩子在将来应该如何工作才是快乐和幸福的？换言之，对所有时代的父母而言，笼统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将来幸福快乐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更为具体地思考和尝试这一希望，并在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和重视中体现出来。比如，人是否必须工作？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存，这样的工作是否值得追求？是否值得从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保证？良好的教育和幸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倘若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那么一家人企图合力创造的，究竟又是什么？
一旦这些提问不再限于单个家庭的范围，而是放到社会层面加以考量的时候，问题也就变成了：对那些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的家长们而言，媒体是否愿意以及如何在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这一二分法之外，更整体性地为现代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提供线索，促其在各种定制和购买教育的过程中，创造切实的思路？对一个要求新一代公民学会学习的政府来说，应当为这一类针对主体性边界的思考提供什么样的媒体条件和社会条件，以便在生存竞争之外，人们仍有可能获得展开这一类思考时所必须的余裕？而对一个主张“更美好的生活”的城市来说，又应当在当前已经被经济利益和行政利益高度管控的城市中，为这样的教育提供何种更为自主的得以发生的空间？
此时此刻，可以说，整个社会都站在了校外教育的歧路口。每一個购买着教育的家长，他们所要摆脱的是“购买”的限定，展开对“教育”更为全面的理解。而对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急需摆脱的观念便是，无视中国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潜在的巨大能动性的社会意义，将其窄化为由家庭之间的高度竞争、优胜劣汰而决定的事务。尤其是，当今天媒体的引导、社会保障和商业空间，总是将人们既有的对能动性的理解和追求，引向各种没有未来也因此无害的日常生活领域的DIY，而独独不愿意在教育领域提供共同撬动主体性边界，重新探讨能动性的社会条件时，更是如此。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又说，“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眼看着100年就要过去了，父母们的愿望并未改变。只是，我们必须追问，今天的父母能为子女做的，究竟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今天的社会，为教育和人类社会进步所能做的，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想来，这样的评价，一刻也不来自于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或精神食粮的储备的多少，而是源于当前社会对于自身和整个人类历史理解能力的高低。毕竟，离开了每一代人对自己和这个社会的健全和解放的理解，又如何可能去健全和解放下一代，从而让自己这一代变得可以被超越呢？
注释
[1]《弦歌》，郝景芳：《孤独深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计件制和计时制不同，当前的工作计算是一种不断加速度的“归零”制度。无论是对金融零售业而言，还是专业科研领域，尽快结算工作成果，使之归零，以便展开新一轮证明自身的竞争，构成了今天结算和考量工作的主流。无论上一个月、上一个季度的业绩如何出色，既无法对下个月的数据有任何帮助，也无法证明你目前的工作能力（其可能的效果是证明你变得更差了）。在此过程中，人被分割为越来越短暂的时间片段，必须全力证明和保存在这些时间片段中的自己。
[3]在欧美学界，伴随着对“工作”的质疑和人工智能而来的危机感，“后工作社会”的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比如，Paul Mason：Postcapitalism：AGuidetoOurFuture，AllenLane2015；NickSrnicek&AlexWillams：InventingtheFuture：Postcapitalismanda WorldWithoutWork，Verso2015；PeterFleming：TheMythologyofWork。
[4]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5]一直以来，关于想象力的匮乏，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最简明的定义来自赫希曼，所谓缺乏想象力，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去设想一种与我们已经熟知的状态完全不同的状态”。（杰里米·阿德尔曼：《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68页）当学校教育要求学生学会学习，企业要求员工具有创造力的时候，究竟什么是今天的“熟知状态”，这一状态从哪里来，如何与这一状态拉开根本的距离，却都未曾仔细考量。回避这一思考的责任，而向创造力和想象力喊话，是各类喊话者的失职。家长也不例外。
[6]拉扎拉脱认为这一以信用-债务，尤其是由教育投入和产出的这一观念导致的学费债务所形成的主体，成为西方社会新的主体类型。MaurizioLazzarato：TheMaking oftheIndebtedMan，Semiotext（e）2012.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对中国社会而言，债务主体的形成，最重要的契机并非学费债务，而是住房贷款。
[7]粗略来说，现代社会通过“教育”训练生产者，通过“购买”训练“消费者”。尽管今天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但由“教育”和“购买”展开主体规训的模式，并未改变。
在一篇名为《弦歌》的科幻小说中，作者设定了这样一个情节：地球遭外星人侵略，全面溃败。可不知何故，外星人独独不袭击正在演奏音乐的场所。于是，当地球上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因入侵而停止的时候，音乐家们为了防御袭击忙碌地演奏，家长们更是趋之若鹜，把孩子送去学习艺术这一必要的防身术。[1]
这样的情节安排看似荒诞不经，但此种关于学习的共识———学习是为了生存，却并非科幻小说的杜撰，而是深深铭刻在现代社会的教育理念之中。长久以来，正是在知识和技能是个人赖以生存的防身术这一理解的指引下，家长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既有的学校教育制度中进展顺利，表现优秀，更是热衷于将他们送去参加各种学校之外的教育活动，培养培养再培养。可惜的是，今天的家长和小孩，比小说中遭遇外星人入侵的人们更不幸。因为没有人可以明确告诉他们，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内，究竟什么样的防身术，是必须学习的生存之道。于是，越是希望和热衷，就越陷入一种高度惶恐不安的情绪之中。
这样的惶恐不安，实际上是几种力量共同变动，彼此叠加和挤压的结果。
首先，在新自由主义兴盛、后福特制蔓延和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共同裹挟中，社会对人的要求开始转变。其中，最鲜明的举动，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伊始，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大刀阔斧地改革学校教育体制，提倡“终身学习”或“学会学习”的教育理念。这一改革学校教育的实际效果是，一方面，人们更深切地意识到，与大工业化生产相配合的现代学校教育形式，已不再适应社会巨变。但另一方面，新的以创造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教育，又很难在既有的学校形式内“无中生有”。既有的改革无法完成一次顺利的新旧更替，而是将原本高度集中于学校教育制度中的教育权，重新打散分解，有待其他力量捕获。于是，尽管从形式上看，学校教育既可能变得更加苛严，也可能显得格外松散，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它无力独自完成教育过程，不得不大开门户、向外寻求“救助”。
其次，在这一潮流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地位大大提高，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这并不等于它们能天然填补由学校教育逐渐解体带来的空缺。这是因为，今天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基本取决于人们的本能反应，而这一反应自有其历史限定。就家庭教育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人力资本观念溢出了经济领域。以家庭为单位承担下一代的教育、好的教育应该被购买以及教育是有回报的投资，成为人们在理解家庭教育时的新条款。与此同时，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核心家庭，其自身经历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稳定的依附关系，成为展开当前家庭教育时理所当然的参照系。尽管针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年轻的父母们有着各自的反思和修正，但整体来说，在经济上升时期，将教育是一项目标明确的专门事务，家庭教育依附于学校教育，作为其有力补充的基本思路，并未改变。就社会教育而言，情况也颇为类似。作为教育市场化的有力部件，近20年来社会教育的发展极为迅速，但以配合学校教育为主的运作模式，却也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日益牢固。换言之，正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教育成了当前学校教育最稳定的同盟军。它们对既有的教育理念的共享，远远多于可能的有待扩大和明确的分歧。至此，尽管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正在迅速变化和增长，但这一同盟的确立，却大大削弱了变化的可能。
最后，潜伏在上述两类变化背后的，却是这样一幅社会图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由新一轮技术和算法大规模推动的对人的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重新定义，正在到来。如果说10年前，人们还在因没有稳定工作、无力消费、沦为“新穷人”而感到不安，并最终喊出“他们是1%，我们是99%”的口号的话，那么10年后，阿尔法狗开始敲响这99%的人们的大门。2013年，由牛津大学两位研究者发布的《就业的未来》研究报告，罗列了今后10到20年，被机器人取代风险最高的一系列职业，其中包括汽车保险评估员、贷款业务员、保险业务受理员和信用分析师等，并指出全美将有47%的工作处于被取代的高风险之中。201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公布其所预计的将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作数量的各国比例；其中，中国的比例高达77%。2017年2月，一家名为“改革”的英国智库发布报告，认为未来机器人将取代英国公共部门近25万个岗位，以便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如果说，在现代教育理念中，接受教育首先是为了工作和生存的话，那么正是这些预测数据，让20年之后人类生存和工作的面目，变得扑朔迷离。
可以看到，正在上述几股变动的共同作用之下，人们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感到了极大的惶恐。它普遍表现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精力和金钱被投入到这一组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构成的联盟之中。今天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为子女教育所准备的金钱和愿意付出的时间精力，几乎达到了它的历史峰值。但另一方面，遭遇的危机越是严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彼此之间出于本能的“协同作业”也越发紧密，留给发展出不同对教育的理解的社會空间，也就越发狭小。由此导致的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的竞争性人生，究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却也让人心底发虚、倍感迷茫。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越是投入，便可能越感迷茫不安，但想要驱赶这样的迷茫不安，唯一的方式却似乎只有持续和加大投入。如果说，在过去，社会教育学的研究，往往强调教育是统治阶级巩固自身阶级地位、复制既有社会结构的稳定器和分流器的话，那么现在，在阶层日益固化的中国社会，教育更像是一堵将隐约的未来和焦虑的现实刻意区隔开来的回音壁。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各自笨拙的方式，对它卖力地呼喊，获得回声，假想着这是从未来传回的保证。
想要摆脱这一状况，首先要做的，恐怕便是在慌不择路之前，在这条教育的歧路边，定神坐下，思考一番它的来路和可能的去处。
二
显然，和科幻小说里的外星人不同，对人类社会而言，以阿尔法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它的威力不在于选择性地打击目标，而是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由现代学校教育规范的社会对于工作、生存和未来的基本设定。 正如福柯所分析的那样，现代学校教育在传递具体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进行着更为隐秘的对空间、时间、知识类型和身体状态的规训，以便生产出与大机器生产相配合的主体。这一规训过程的背后，隐含了一系列更为基本的假设：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对时间积累和进步的想象、对效率的特定要求，对专业分工的设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主体能动性的限定。由社会提供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明确的未来，则是学校教育维持规训、延续假设的重要条件。
然而，近30年来，新的技术手段的变革、生产状况的变化，却使得这些条件开始破产。由技术变革而进一步膨胀的新自由主义工作制度，使得人们对于“工作”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对其所允诺的时间投入、经验积累和主体生成间稳定关系的质疑，日渐递增。这不光是指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或因自动化技术的升级而消失，年轻人失业问题分外严重，更是因为在这一波经济动荡的过程中，弹性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工作类型，成为新的工作常态。工作不再是一项有明确边界的任务，而变成了一个无限吸纳时间精力的黑洞。人们必须无休止地工作，以填补这一加速归零中的洞穴，证明自身。[2]有效的时间管理和自我管理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因为今天的时间已日益摆脱个人的管控，彼此变得无从驯服。至此，那个由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炼成的主体，如何在这一新的零散无序也无从积累的“工作”状态中获得认同和印证，成为极大的社会问题。这一类的认同匮乏、印证失效，不仅构成了意义感普遍缺失的来源，也成为一系列新病症（忧郁、拖延、过劳、自杀……）的起源。人们，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研究者，开始用precariaty来指称年轻人走出校园之后不得不面对的这种新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状态。积极乐观者由此设想“后工作社会”（postworksociety）的到来[3]，而消极悲观者则提出了“无用阶级”这一类极为暗淡的前景。[4]
在这样的变革时刻，对学校教育的普遍质疑和对校外教育的格外重视，究其实际，不过是一场社会自发的保护运动。和所有社会自发的保护运动一样，这一场针对教育的范围广大的社会行动，势必夹杂着各种保守与先进、后退与前行的可能。既可能是促使人们将自己对教育的重视进一步投注于学校教育中相对确定的因素，比如坚持通过竞争获得好工作的信条，从而在不改变基本设定（积累的时间观念、效率、社会分工和知识分类）的情况下，修正或改进既有的规训方式。也可能是促使人们意识到，在可见的未来，由目前这种定义理解工作、生存和教育的方式所维系的社会，只会使得竞争越发残酷，只有越来越少的人能在这一竞争中胜出，而绝大多数人势必被抛弃在外，因此教育需要改进的不仅是展开规训的方式，更是制约着规训方式的前提假设，是在当前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重新负担起社会想象的责任。[5]于是，表面看来，都是对学校教育的不满和对校外教育的重视与反思，其背后蕴含的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甚至彼此错位的选择。这一对教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在选择不远处的未来。因為无论是“后工作社会”的积极畅想，还是“无用阶级”的惨淡预言，离开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理解、选择和投身的代际传承的教育，便都不可能真正实现。
至此，今天家长面临的，并非要不要送孩子上辅导班，或者需要何种校外教育这一类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首先思考自身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重视？在这样一场看似无可避免、压力巨大的社会自发保护运动中，家长们的重视和投入，企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在为孩子形塑着何种模样的未来？就此而言，对下一代的教育，或对其“学会学习”的期盼，势必落实在父母对于当前工作和教育关系的自我理解和思考之上，是父母一辈对自身经验展开学习和反思的结果。缺乏或脱离了对这一思考而来的对教育问题的重视，不可能存在。而思考的深浅，决定了人们在这一社会自发保护运动中的现实位置。
三
每个人的受教育和成长经历不同，工作后的社会经验也不同。就此来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思考清单。不过，就整个时代而言，仍然有一些大体相同的问题，是这一代共同遭遇的。
首先，是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如何理解事关教育的一项基本信条———“教育可以被购买”？表面上看，这是教育市场化之后的必然结果，并由此延伸出一系列推论。比如，越优质的教育越昂贵，父母应该有能力在市场化的环境中为子女购买优质教育，等等。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理解和投入模式，仍不同于西方，也并未导致在购买教育过程中形成一个以信用和债务为主线的新主体。[6]大多数的情况是，以家庭为单位，准备子女所需的各类教育条件———从购房择校、辅导班到出国留学。这一部分钱是否能够在实际数额上收回成本或创造更多的受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笔投入是否可以在未来为子女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好生活，保持既有的社会阶层或进一步向上流动。换言之，尽管中国家庭同样已经将教育理解为一种投资，但相对而言，仍是一种颇为笼统的投资。它并非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单位的孤立核算，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对子女未来的可能性的合力创造。这一笼统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教育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事关整个家庭的延续和未来，以至于所有人必须共同参与的过程。由此带来的实际的坏处和可能的好处，也就颇为明显。坏处在于，较之于相对独立的个体而言，这种全家投入的模式，更容易复制过去的社会假设和结构。但可能的好处在于，这种合力共建的意识意味着，对参与者们提出更高的能动性要求，是可能的。仅仅是投入金钱，投入精力，还是父母在对社会的判断和理解中，加入自身经验，和子女一起来思考和处理当前的教育难题，也就构成了购买过程中的根本差异。
因此，在这里，对“教育可以被购买”的思考，并不在于教育是否应该被购买，而是在于在既定的购买过程中，是否可以有意识地介入其中，使这一过程从现代社会规训的两大标准制式———教育和购买[7]———中摆脱出来，形成一个在面对未来时两代人共同学习的可能空间。就这一可能的空间而言，孩子的贡献在于，他们对现代社会所规定的“教育”或“购买”，没有太多的先入之见，常常会有潜在的不同的理解和体会出现。而父母们的贡献在于，作为相对成熟也相对定型的主体，了解现代规训的意义与限度，也因此必须回答：当其所购买的教育并非一般的消费品，而既是一种既有的规训手段，也是共同参与从而创造未来的可能方法时，成年人在金钱、时间的投入之外，还需承担何种抵御压力，体会异同，进而思考和想象的责任？ 其次，承担这一责任的能力，受制于父母自身由现代学校制度所规训出来的主体能动性。正如之前所言，现代学校制度预设了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相配套的时间、空间和效率观念。在这些预设的支配下，人们形成各自不等的能动性。这一类的能动性，对上述预设的理解各有深浅不同，却往往分享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来理解教育：会与不会、简单与复杂、有趣与枯燥、应试与素质、聪明与蠢笨、勤奋与懒惰、等级和无序……这倒不是说，世界已经无法用这些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解释，而是说，当教育开始摆脱高度集中的现代生产模式之时，这些理解方式，在网络高度发达、信息海量、阅读和理解模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更容易变成新类型主体生成的障碍所在。比如，就拿看似最简单的“会与不会”来说。什么是“会”？什么是人对自己究竟能够“会什么”的理解？什么是在第一反应中认为的“不会”？这样的反应是如何来的？为什么在有些领域，人对于自己的“会”有着高度的自信和灵活的把握，而在别的领域，却无所涉及，甚至天然生出畏惧之心？显然，在“会与不会”背后隐藏着的，是一套高度灵活变动的社会知识和制度规定，是对某个时代中人的经验、时间、限度和可能性的短暂定型，却往往被径直理解为长久有效的社会规定。至此，在关注和理解教育的过程中，父母是将这个时代所规定了的“会与不会”，直接复制给了下一代，还是对其展开了自己的思考，撬动其边界，恐怕便是在教育过程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主体能动性的运用。
最后，这一对主体能动性边界的思考，并非漫无目的的冥想，而是和现时代的工作经验紧密关联。和上一代的父母不同，70后、80后的工作经验，没有太多改革开放的兴奋之情，也大都错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利益分享的喜悦。他们对工作中的残酷竞争、枯燥、无意义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剥削的理解，势必更为深刻和直接，将更多的生活意义向内投注于家庭生活，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关注子女教育问题，是其中必然包含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此种情况下，却很少有人追问，倘若目前这一种高度竞争、没有边界、缺乏安全感和意义感的工作状态，无法令自己满意、只想逃避的话，那么，自己的孩子在将来应该如何工作才是快乐和幸福的？换言之，对所有时代的父母而言，笼统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将来幸福快乐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更为具体地思考和尝试这一希望，并在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和重视中体现出来。比如，人是否必须工作？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存，这样的工作是否值得追求？是否值得从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保证？良好的教育和幸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倘若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那么一家人企图合力创造的，究竟又是什么？
一旦这些提问不再限于单个家庭的范围，而是放到社会层面加以考量的时候，问题也就变成了：对那些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的家长们而言，媒体是否愿意以及如何在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这一二分法之外，更整体性地为现代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提供线索，促其在各种定制和购买教育的过程中，创造切实的思路？对一个要求新一代公民学会学习的政府来说，应当为这一类针对主体性边界的思考提供什么样的媒体条件和社会条件，以便在生存竞争之外，人们仍有可能获得展开这一类思考时所必须的余裕？而对一个主张“更美好的生活”的城市来说，又应当在当前已经被经济利益和行政利益高度管控的城市中，为这样的教育提供何种更为自主的得以发生的空间？
此时此刻，可以说，整个社会都站在了校外教育的歧路口。每一個购买着教育的家长，他们所要摆脱的是“购买”的限定，展开对“教育”更为全面的理解。而对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急需摆脱的观念便是，无视中国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潜在的巨大能动性的社会意义，将其窄化为由家庭之间的高度竞争、优胜劣汰而决定的事务。尤其是，当今天媒体的引导、社会保障和商业空间，总是将人们既有的对能动性的理解和追求，引向各种没有未来也因此无害的日常生活领域的DIY，而独独不愿意在教育领域提供共同撬动主体性边界，重新探讨能动性的社会条件时，更是如此。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又说，“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眼看着100年就要过去了，父母们的愿望并未改变。只是，我们必须追问，今天的父母能为子女做的，究竟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今天的社会，为教育和人类社会进步所能做的，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想来，这样的评价，一刻也不来自于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或精神食粮的储备的多少，而是源于当前社会对于自身和整个人类历史理解能力的高低。毕竟，离开了每一代人对自己和这个社会的健全和解放的理解，又如何可能去健全和解放下一代，从而让自己这一代变得可以被超越呢？
注释
[1]《弦歌》，郝景芳：《孤独深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计件制和计时制不同，当前的工作计算是一种不断加速度的“归零”制度。无论是对金融零售业而言，还是专业科研领域，尽快结算工作成果，使之归零，以便展开新一轮证明自身的竞争，构成了今天结算和考量工作的主流。无论上一个月、上一个季度的业绩如何出色，既无法对下个月的数据有任何帮助，也无法证明你目前的工作能力（其可能的效果是证明你变得更差了）。在此过程中，人被分割为越来越短暂的时间片段，必须全力证明和保存在这些时间片段中的自己。
[3]在欧美学界，伴随着对“工作”的质疑和人工智能而来的危机感，“后工作社会”的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比如，Paul Mason：Postcapitalism：AGuidetoOurFuture，AllenLane2015；NickSrnicek&AlexWillams：InventingtheFuture：Postcapitalismanda WorldWithoutWork，Verso2015；PeterFleming：TheMythologyofWork。
[4]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5]一直以来，关于想象力的匮乏，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最简明的定义来自赫希曼，所谓缺乏想象力，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去设想一种与我们已经熟知的状态完全不同的状态”。（杰里米·阿德尔曼：《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68页）当学校教育要求学生学会学习，企业要求员工具有创造力的时候，究竟什么是今天的“熟知状态”，这一状态从哪里来，如何与这一状态拉开根本的距离，却都未曾仔细考量。回避这一思考的责任，而向创造力和想象力喊话，是各类喊话者的失职。家长也不例外。
[6]拉扎拉脱认为这一以信用-债务，尤其是由教育投入和产出的这一观念导致的学费债务所形成的主体，成为西方社会新的主体类型。MaurizioLazzarato：TheMaking oftheIndebtedMan，Semiotext（e）2012.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对中国社会而言，债务主体的形成，最重要的契机并非学费债务，而是住房贷款。
[7]粗略来说，现代社会通过“教育”训练生产者，通过“购买”训练“消费者”。尽管今天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但由“教育”和“购买”展开主体规训的模式，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