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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可以赚钱
北欧高福利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教育免费。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免费在瑞典上大学，对国际学生的收费也是从2011年才开始的。此外，瑞典年轻人每月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近2 000元奖学金和4 000元左右的无息贷款，以支付学习期间的生活费。因此，读书在瑞典可以算是一项有报酬的“职业”。所以，我认识的很多瑞典学生都不着急毕业，甚至有很多人一个专业学到一半发现并非自己兴趣所在，便弃之投奔其他院系，从头再学。
别以为瑞典人就这样沉浸在社会福利里无所事事，我身边很多瑞典学生从本科起就开始在外兼职，有的甚至休学打工。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瑞典年轻人高中毕业后就同父母分了家，自己在外租房，并独自承担生活费；但另一方面，打工也是他们寻找“职业目标”的一个过程，很多人是在这些兼职的经历中逐渐明确了求职意向，同时找到了学术兴趣所在。
不能有不及格的学生
我在本科期间曾经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上过一期暑期学校，当时对北欧教育制度中的“平等民主”精神有很深刻的印象。让我最为感慨的是大学的评分制度，学生的期末论文评分需要经过两名以上的教师审阅后综合意见评分，如果学生对期末论文评分不满可以向学校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学校会组织专门的讨论会，像法庭辩论一样让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引入第三方人士对论文重新评分。
瑞典虽然没有这样直接的申诉制度，但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学生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全班民主选举产生，会定期参加教员职工会议，向教师反馈学生的意见。硕士第一年，我所在的专业就曾两次在收到学生委员会的批评意见后，召集全体学生开说明会，由中心主任向学生们表态如何改进教学和行政事务。
此外，瑞典还有个神奇的考试制度。这个制度不允许学生“不及格”，如果挂科，学生必须重考，重考的机会为无限次，直到及格为止。因此学生们不得不一次次重考，以便顺利取得学位。这样的制度很高成本，却有效地避免了不求甚解。
喊不出老师名字不要紧，先喝一场
在国内时感到老师就像家长，是被仰视、敬畏的对象，我们也习惯了听取老师的教诲，可到了瑞典却感受到一种全新的师生关系。
因为开学是在夏末秋初，正值瑞典传统的“龙虾节”，所以我们专业每年的迎新仪式就是一顿货真价实的“龙虾节晚宴”。自16世纪以来，瑞典人就有吃小龙虾的传统，但过度捕捞的风险让政府不得不出台禁令，将捕捞季节限定在自8月份开始的两个月内，让吃小龙虾变成一種季节性的专利。我曾以为龙虾节有什么悠久的文化传统，没想到事实的真相却是这样。
我与专业的老师和同学的第一次相识，就是龙虾节。晚餐在专业中心外的花园里举行，老师们提前搭起白色的帐篷，摆上葡萄酒和饮料。开餐前的一个多小时，大家陆续到达，坐在花园的草地上闲谈，享受夏日最后的温暖时光。
龙虾晚餐的餐桌要铺上彩纸做的桌布，纸质餐盘上印有小龙虾的图案，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带上花花绿绿的纸帽子。烈酒和葡萄酒是少不了的，此外还需要唱“龙虾歌”。每隔十几分钟，主办晚餐的学生事务负责人弗里达就会停下，用餐具轻敲高脚酒杯，提示大家歌唱时间到。于是不管会不会瑞典语，所有人都手挽着手，一边左右摇晃，一边对着事先放在桌上的歌谱“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一曲唱毕，大家碰杯，用瑞典语喊一句“干杯”，将杯中的酒一口饮尽。
我后来常常跟我的老师们说，这来瑞典上的“第一课”就让我大跌眼镜。习惯了国内严格的师生关系，忽然来到这么个国度，还没叫上老师的名字，就先一起大喝一场，真是神奇。
老师也许比学生还年轻
研究生与本科教育最大的不同，大概在于学生的年龄和五花八门的专业背景。我们班里有当了母亲的“妈妈级学生”，也有具备多年工作经验重回学堂的“专业人士”，还有服过几年兵役的“兵哥哥”。入学以后我发现，自己算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了。
与此同时，有些教师是在读博士生，也就是30岁左右。大概因为老师和学生的年龄差距小，师生之间的等级差别就不太大了。比如说对老师都是直呼其名，连“先生”、“女士”都不用加，更别说“老师”、“教授”这些头衔。而且老师也真的没有老师架子，常常会在下课后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去附近的咖啡店或餐馆喝啤酒、聊天。
经历了十几年的中国式教育，我对这些非常瑞典的习惯感到很不适应，以至于过了很久我才第一次加入这些课后的啤酒会，并开始在其他的聚餐活动上和老师们聊天。某一次同一个教历史的老师聊到最近读的课外书，他提到自己正在研究《西游记》和《水浒传》，并向我请教其中的历史细节。他激动不已地谈起他所理解的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以及他对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参悟。我不禁大为钦佩，学问做得好的人必然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也必然是永远虚心地探索新事物的人。
可以随意讨论的学术自由
我们的课程一半是老师讲课，一半是讨论会议。这些讨论会议上，常常见到老师和学生意见不一的场面。但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我不记得有任何老师批评学生的提问或观点幼稚肤浅。大多数时候，辩论虽然热烈，却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我的导师大约是我在瑞典最亲近的人之一。他是希腊人，面容慈祥，永远笑呵呵的。我和导师的交流在写毕业论文和申请博士期间日益频繁起来，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友好。有时我们会在办公室花一两个小时讨论学术问题，也经常在邮件里交换想法。
在我申请博士遇到困难的低谷时期，导师一次次鼓励我。一次他在伦敦出差，我给他发邮件咨询研究论文中的问题。大概是从邮件的字里行间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导师竟然从英国打来视频电话，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结束了那通近一个小时的视频通话，我内心百感交集，满怀感激，也深受鼓舞。
在学术上遇到瓶颈懊恼不已，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之时，我会忍不住向老师们提出疑虑。很多次我快要放弃时，他们总是笑着宽慰我，说遇到这些问题的人太多了，可他们也照样博士毕业，成为了大学教授。有一次与导师讨论我的毕业论文，我说，我还是对自己的论点没有信心。导师挑起眉毛反问，为什么要没有自信？你知道吗，我做了这么多年学术，读了那么多人的论文，很多资深的学者都不一定提得出这么深刻的观点。
现在想来，这些话本身有多少真实成分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所受到的极大鼓励，并由此能继续埋头钻研。我从两年前那个青涩而略为羞怯的本科毕业生，成长为今日这个自信而满怀热情的自己，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功不可没。
我在心中对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为人师，一定要记住他们的话语和行动，将这份真挚的爱传达下去。
（未完待续）
北欧高福利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教育免费。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免费在瑞典上大学，对国际学生的收费也是从2011年才开始的。此外，瑞典年轻人每月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近2 000元奖学金和4 000元左右的无息贷款，以支付学习期间的生活费。因此，读书在瑞典可以算是一项有报酬的“职业”。所以，我认识的很多瑞典学生都不着急毕业，甚至有很多人一个专业学到一半发现并非自己兴趣所在，便弃之投奔其他院系，从头再学。
别以为瑞典人就这样沉浸在社会福利里无所事事，我身边很多瑞典学生从本科起就开始在外兼职，有的甚至休学打工。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瑞典年轻人高中毕业后就同父母分了家，自己在外租房，并独自承担生活费；但另一方面，打工也是他们寻找“职业目标”的一个过程，很多人是在这些兼职的经历中逐渐明确了求职意向，同时找到了学术兴趣所在。
不能有不及格的学生
我在本科期间曾经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上过一期暑期学校，当时对北欧教育制度中的“平等民主”精神有很深刻的印象。让我最为感慨的是大学的评分制度，学生的期末论文评分需要经过两名以上的教师审阅后综合意见评分，如果学生对期末论文评分不满可以向学校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学校会组织专门的讨论会，像法庭辩论一样让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引入第三方人士对论文重新评分。
瑞典虽然没有这样直接的申诉制度，但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学生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全班民主选举产生，会定期参加教员职工会议，向教师反馈学生的意见。硕士第一年，我所在的专业就曾两次在收到学生委员会的批评意见后，召集全体学生开说明会，由中心主任向学生们表态如何改进教学和行政事务。
此外，瑞典还有个神奇的考试制度。这个制度不允许学生“不及格”，如果挂科，学生必须重考，重考的机会为无限次，直到及格为止。因此学生们不得不一次次重考，以便顺利取得学位。这样的制度很高成本，却有效地避免了不求甚解。
喊不出老师名字不要紧，先喝一场
在国内时感到老师就像家长，是被仰视、敬畏的对象，我们也习惯了听取老师的教诲，可到了瑞典却感受到一种全新的师生关系。
因为开学是在夏末秋初，正值瑞典传统的“龙虾节”，所以我们专业每年的迎新仪式就是一顿货真价实的“龙虾节晚宴”。自16世纪以来，瑞典人就有吃小龙虾的传统，但过度捕捞的风险让政府不得不出台禁令，将捕捞季节限定在自8月份开始的两个月内，让吃小龙虾变成一種季节性的专利。我曾以为龙虾节有什么悠久的文化传统，没想到事实的真相却是这样。
我与专业的老师和同学的第一次相识，就是龙虾节。晚餐在专业中心外的花园里举行，老师们提前搭起白色的帐篷，摆上葡萄酒和饮料。开餐前的一个多小时，大家陆续到达，坐在花园的草地上闲谈，享受夏日最后的温暖时光。
龙虾晚餐的餐桌要铺上彩纸做的桌布，纸质餐盘上印有小龙虾的图案，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带上花花绿绿的纸帽子。烈酒和葡萄酒是少不了的，此外还需要唱“龙虾歌”。每隔十几分钟，主办晚餐的学生事务负责人弗里达就会停下，用餐具轻敲高脚酒杯，提示大家歌唱时间到。于是不管会不会瑞典语，所有人都手挽着手，一边左右摇晃，一边对着事先放在桌上的歌谱“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一曲唱毕，大家碰杯，用瑞典语喊一句“干杯”，将杯中的酒一口饮尽。
我后来常常跟我的老师们说，这来瑞典上的“第一课”就让我大跌眼镜。习惯了国内严格的师生关系，忽然来到这么个国度，还没叫上老师的名字，就先一起大喝一场，真是神奇。
老师也许比学生还年轻
研究生与本科教育最大的不同，大概在于学生的年龄和五花八门的专业背景。我们班里有当了母亲的“妈妈级学生”，也有具备多年工作经验重回学堂的“专业人士”，还有服过几年兵役的“兵哥哥”。入学以后我发现，自己算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了。
与此同时，有些教师是在读博士生，也就是30岁左右。大概因为老师和学生的年龄差距小，师生之间的等级差别就不太大了。比如说对老师都是直呼其名，连“先生”、“女士”都不用加，更别说“老师”、“教授”这些头衔。而且老师也真的没有老师架子，常常会在下课后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去附近的咖啡店或餐馆喝啤酒、聊天。
经历了十几年的中国式教育，我对这些非常瑞典的习惯感到很不适应，以至于过了很久我才第一次加入这些课后的啤酒会，并开始在其他的聚餐活动上和老师们聊天。某一次同一个教历史的老师聊到最近读的课外书，他提到自己正在研究《西游记》和《水浒传》，并向我请教其中的历史细节。他激动不已地谈起他所理解的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以及他对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参悟。我不禁大为钦佩，学问做得好的人必然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也必然是永远虚心地探索新事物的人。
可以随意讨论的学术自由
我们的课程一半是老师讲课，一半是讨论会议。这些讨论会议上，常常见到老师和学生意见不一的场面。但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我不记得有任何老师批评学生的提问或观点幼稚肤浅。大多数时候，辩论虽然热烈，却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我的导师大约是我在瑞典最亲近的人之一。他是希腊人，面容慈祥，永远笑呵呵的。我和导师的交流在写毕业论文和申请博士期间日益频繁起来，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友好。有时我们会在办公室花一两个小时讨论学术问题，也经常在邮件里交换想法。
在我申请博士遇到困难的低谷时期，导师一次次鼓励我。一次他在伦敦出差，我给他发邮件咨询研究论文中的问题。大概是从邮件的字里行间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导师竟然从英国打来视频电话，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结束了那通近一个小时的视频通话，我内心百感交集，满怀感激，也深受鼓舞。
在学术上遇到瓶颈懊恼不已，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之时，我会忍不住向老师们提出疑虑。很多次我快要放弃时，他们总是笑着宽慰我，说遇到这些问题的人太多了，可他们也照样博士毕业，成为了大学教授。有一次与导师讨论我的毕业论文，我说，我还是对自己的论点没有信心。导师挑起眉毛反问，为什么要没有自信？你知道吗，我做了这么多年学术，读了那么多人的论文，很多资深的学者都不一定提得出这么深刻的观点。
现在想来，这些话本身有多少真实成分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所受到的极大鼓励，并由此能继续埋头钻研。我从两年前那个青涩而略为羞怯的本科毕业生，成长为今日这个自信而满怀热情的自己，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功不可没。
我在心中对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为人师，一定要记住他们的话语和行动，将这份真挚的爱传达下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