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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我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然而，关于中共八大的有些情况，人们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里就人们常常提到的三个问题作一概述。
七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为什么八大在距离七大11年后才召开？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准备革命转变，“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11年后，中国共产党果真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讲话中宣告：“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中共七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而从1945年召开的七大到1956年已相隔11年之久，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做了简要说明：“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准备了条件。”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报告，其中就八大未能早开的原因向六中全会专门作了详细说明。邓小平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到1956年召开八大，相距11年。应当说，相距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必须指出，八大迟迟未召开是有原因的。1945年到1949年这4年，中国人民正处在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3年，我们全力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工作，并且紧张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这七年中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在1953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于是，先后通过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和今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显然，在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这样重大事件之后，再来考虑召开八大问题，无疑是更为适当的。在这几年中，党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宪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中，有了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经过整党建党、审干、总路线宣传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实际斗争教育，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团结，党员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实际上对党的八大召开作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今天看来，八大开迟了几年固然是个缺陷，但无论从政治上或组织上说，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更为完满一些。”全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八大的各项筹备工作便由此开始。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通知：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
为什么要增设副主席和书记处，并力推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关于这一问题，1956年8月22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作了发言和说明。毛泽东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只有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总书记。现在设总书记，又设副主席。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过去的几位书记（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都当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此外还在必要时设名誉主席。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同志为总书记。因为他已经是总书记了。秘书长是什么呢？按照外国字，就是总书记。
在9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就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等问题再次讲话：“我在这里还谈一下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为好。”这样做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接着，毛泽东连着用了七个“比较”，宣传邓小平的优点，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而且“这个人也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在讨论中，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这就是“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之所以要增设副主席、设立书记处，除了以上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鉴于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对此，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作了进一步说明：“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在八大闭幕的第二天，即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其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由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组成。
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而在中共八大，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却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关于这一问题，党内是没有什么争论和异议的。
对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1943年4月22日，他在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接着，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毛泽东却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有可能在人们的认识上引起一种偏向，即把毛泽东本人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两次会议上反复说明，自己有缺点错误，并不是全都正确。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以自己的缺点错误去指导全党，而是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应当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作为“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的毛泽东本人区别开来。然而，这种区别不但在当时很难被全党所理解，就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没有被全党所理解。
在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出现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以及将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提法更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致电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回复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实际上，毛泽东一直把自己当作马恩列斯的学生，从不把自己与马恩列斯并列。1945年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就说过：“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1949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由于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出现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想法。据胡乔木回忆，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新中国建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毛泽东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等用语统统删去。胡乔木认为，毛泽东产生这种想法还与苏联共产党的态度有关。因为“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同时考虑到苏联在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和两国在当时建立的同盟关系，因此，毛泽东考虑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对此，1954年12月，毛泽东本人在一次关于政协工作的谈话中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曾解释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1954年12月5日，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起草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在写文章、讲演中遇到需要提‘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后一句话是毛泽东本人加写的。正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便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而是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了，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82年，党的十二大重新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注释略）
七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为什么八大在距离七大11年后才召开？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准备革命转变，“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11年后，中国共产党果真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讲话中宣告：“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中共七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而从1945年召开的七大到1956年已相隔11年之久，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做了简要说明：“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准备了条件。”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报告，其中就八大未能早开的原因向六中全会专门作了详细说明。邓小平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到1956年召开八大，相距11年。应当说，相距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必须指出，八大迟迟未召开是有原因的。1945年到1949年这4年，中国人民正处在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3年，我们全力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工作，并且紧张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这七年中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在1953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于是，先后通过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和今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显然，在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这样重大事件之后，再来考虑召开八大问题，无疑是更为适当的。在这几年中，党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宪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中，有了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经过整党建党、审干、总路线宣传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实际斗争教育，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团结，党员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实际上对党的八大召开作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今天看来，八大开迟了几年固然是个缺陷，但无论从政治上或组织上说，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更为完满一些。”全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八大的各项筹备工作便由此开始。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通知：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
为什么要增设副主席和书记处，并力推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关于这一问题，1956年8月22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作了发言和说明。毛泽东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只有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总书记。现在设总书记，又设副主席。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过去的几位书记（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都当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此外还在必要时设名誉主席。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同志为总书记。因为他已经是总书记了。秘书长是什么呢？按照外国字，就是总书记。
在9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就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等问题再次讲话：“我在这里还谈一下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为好。”这样做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接着，毛泽东连着用了七个“比较”，宣传邓小平的优点，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而且“这个人也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在讨论中，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这就是“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之所以要增设副主席、设立书记处，除了以上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鉴于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对此，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作了进一步说明：“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在八大闭幕的第二天，即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其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由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组成。
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而在中共八大，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却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关于这一问题，党内是没有什么争论和异议的。
对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1943年4月22日，他在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接着，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毛泽东却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有可能在人们的认识上引起一种偏向，即把毛泽东本人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两次会议上反复说明，自己有缺点错误，并不是全都正确。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以自己的缺点错误去指导全党，而是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应当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作为“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的毛泽东本人区别开来。然而，这种区别不但在当时很难被全党所理解，就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没有被全党所理解。
在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出现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以及将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提法更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致电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回复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实际上，毛泽东一直把自己当作马恩列斯的学生，从不把自己与马恩列斯并列。1945年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就说过：“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1949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由于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出现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想法。据胡乔木回忆，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新中国建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毛泽东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等用语统统删去。胡乔木认为，毛泽东产生这种想法还与苏联共产党的态度有关。因为“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同时考虑到苏联在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和两国在当时建立的同盟关系，因此，毛泽东考虑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对此，1954年12月，毛泽东本人在一次关于政协工作的谈话中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曾解释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1954年12月5日，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起草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在写文章、讲演中遇到需要提‘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后一句话是毛泽东本人加写的。正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便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而是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了，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82年，党的十二大重新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