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患上巨型肝癌的那一刻，我既不觉得惊奇，也没有恐惧，更没有怀疑是否误诊的焦躁，只觉得这种疾病怎么落在我身上？惘然若失，但也不过是我生活被打乱了的那一类“失”。就是没有罹患绝症特有的天昏地暗的恐惧、惊慌与悲凉。当天晚上和平常一样，一落枕就入眠了，而且一觉到天明！
　　据说这种病灾临头却懵懂得麻木的反应，叫“钝感力”。或许我拥有这种“力”。
　　40岁刚出头，我曾一度心律不齐，检查结果，竟是房颤！ 我懵懵然，根本不想去深究房颤有多么严重，既未求医，也不问药，照常生活。30多年过去，心脏却没有再闹毛病。1996年，一年一次体检，轮到眼科，医生将左眼一查再查，说黄斑变性，相当严重，你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很正常的嘛，什么叫黄斑变性？他没有回答我，说了句这就奇了，转身招呼室内所有医生，都来检查了一遍，诊断一致。我依然懵懵然。弹指到了翌年体检，到眼科医生面前才突然想起，问道：据说，这只眼睛黄斑变性，是吗？医生说，是的，但不要紧。再到来年体检，才又想起来，再问了一次，回答的是淡淡的4个字：是的，没事。每年到这一刻，我都要问一次，答复越来越淡漠。20年以后的今天，我有了这样的推想，如果第一次检查出来就惊慌不安到处求医问药，那才是真正的劫数。
　　我还曾经是高血压患者呢，60岁左右，发现血压超标，低压接近100，有人说，低压高，最不好。因我母亲高血压，有家族史，内人就监督我天天服降压药，如此过了五六年。有一年夏天，血压正常，体检时，医生建议我坚持服降压药，我却当成了耳边风，至今血压稳定……
　　但是这一回，不能照抄老谱了。确诊我为“巨型肝癌”的肝外科专家吴志全教授，也不容我有片刻迟疑，争分夺秒地帮我转到他们中山医院住院。到这时候，我仍然只有罹患此症的不解与遗憾，不时呈现于脑际的，却是王羲之 《兰亭集序》 中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8个字，寿长、寿短，听随化育吧，每个人都有生命到头的时刻，何况我已到耄耋之年，只向医生和家属提了一个要求：只要让我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除了化疗放疗，其他治疗手段我都接受。因我的肿瘤太大，无法开刀，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主任任正刚教授给我做介入治疗。从此，每隔两个多月，就做一次介入治疗，半年，肿块便缩小了一半，然后给我做射频消融术，都属创口只用创可贴一封的微创手术。不到一年，癌细胞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治愈了！
　　有朋友笑問：会不会当初误诊了？
　　这当然是玩笑。我如释重负，却又有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为何？这次沉疴，无非是我惯有的淡然面对疾病的一次新演习罢了。以往是知病而不急于求医问药，这一次，经受了重症病人治疗中的种种折磨，不过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印证了我持有的观点：人的生命体并不脆弱，脆弱的是人性。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