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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与中国国家话剧院之间的关系，周予援说：“我是离开后又回来的人。”
职业生涯更早阶段是“当演员”，后来是“管演员”，无论是现任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还是曾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周予援一直都在研究“舞台艺术如何更好地创作和表达”。
他最新的尝试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合作的中文版《战马》。
自从2008年多位在伦敦看过《战马》舞台剧演出的业内人士将该剧口碑带至国内，引进《战马》便成了中国文化演出界的情结。
2013年8月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在伦敦签署合作备忘录及协议。借2015年中英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的机会，《战马》得以在中国开演。
制作成本6000万元人民币，中文版《战马》的开支足以拍摄一部国产电影大片。也许这在百老汇或伦敦极其平常，但对于中国的舞台剧行业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北京演出结束后，《战马》开始了中国巡演之旅。
而周予援，则继续思考和求解中国话剧面临的问题。
“创作越来越被忽视，这值得我们重视。”周予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周予援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8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等;2004年6 月起先后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副书记（主持工作），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2013 年5 月任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去作家化”非常明显
《瞭望东方周刊》：《战马》中文版受到国内业界的一致好评，从你的角度看，它给中国话剧带来了什么？
周予援：两个国家级剧院合作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不缺艺术家，缺舞台技术人员，缺题材的开发、项目运营机制、创意产业开发等等，这些都是以后要加强的。
对于国家话剧院，《战马》是开门办院的结果，包括与演出运营公司等的合作。这不是说谁都能接受的。有人也提出，我们有自己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为什么要跟别人合作？但开门办院的前景永远是光明的。
同时，当《战马》出现在我们中国的舞台上时，我们要想，中国优质的剧目在哪里？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战马》为中国演艺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比较而言，中国的杂技、歌舞走出去的多一些，戏剧很少。很多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话剧是什么样子的。合作《战马》时，就有国外演出机构问，中国原创的有什么好故事？下次讲你们中国自己的故事。我们要站在国际视野上来发展中国的戏剧。不排除有一天《狼圈腾》出现在舞台上。
谈论很多优秀的国外经典作品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无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都涌现出了不少经典的原创作品。我们应该找回过去的成功经验，培养新的戏剧人才，特别是实现编剧能力的再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原创，现状是怎样的？
周予援：我看过现在三分之二的剧目，我的形容是“悲壮的阅兵。”
我觉到，创作越来越被忽视，这值得我们重视。要强调对剧作家作品的尊重。前段时间一直有种“去作家化”的趋势，这在当下的戏剧创作中非常明显。
我认为忽视剧作的本体——角色的创造、人物刻画、人性的揭示，就必然会出现戏剧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炫目的声光电、豪华的舞美、夸张的服装……淹没了戏剧本应有的文学性、故事性和人物塑造。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还能记住戏里的什么？能够引发他们更深入的思考吗？
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尤其是院团演出运营、编剧、导演、舞台技术，等等。现在我们在培养编剧人才方面是短板，创作力量薄弱。一个省会有很多作品，但只有那几个编剧写。真正为话剧作品写作的编剧则少之又少，很多人都去写影视作品了。剧本的创作和编剧的培养是国有院团亟待加强的。另一方面，话剧作品确实难写，需要深入生活、接地气。
总体而言，我们的创作出了问题，这不仅仅是国家话剧院的问题，省市话剧院也有这样的问题。
用什么样的作品来给今天的观众看？平庸的剧本太多了，我们呼吁戏剧学院强调“剧作家培养”。
戏剧、文学不能分家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国家级话剧院，你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周予援：国家话剧院经过2014年的摸索，对“中国原创、世界经典、实验探索”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思考和定位开始逐渐清晰。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原创”。
我们到底创作什么样的中国原创作品？每个地方剧院如何拿捏好自己这个省市应该有的戏剧？
要加强原创作品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我一直说戏剧、文学不分家，应该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现在的戏剧缺少文学性，是戏剧的深度问题。
我们剧院新成立了宣传推广中心、研究教育中心等业务职能部门，就是要为原创作品、剧院的整体发展、为全国戏剧的发展搭一个好的平台。
艺术家的个性应该可以被有效展示。如果艺术家的个性被埋没，甚至被压制的话，话剧不会有春天。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国家级话剧院的负责人，你对今天中国的话剧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周予援：除了必须加强中国原创的创作，另一方面作品题材的选择也很重要。所有身边的的故事都能成为话剧作品吗？有的不适合搬到舞台上，有的搬上舞台后如何去表现？这些是剧院管理者和剧作家们要思考的。
此外，民营剧团崛起和他们关注现实的创作方向是我们国有院团不能比的。我们在各个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应向民营院团学习，需要把小剧场、大剧场的戏融为一体，把国有、民营和社区的戏融为一体，共同来求得今后中国戏剧的发展。
《战马》剧照
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样的模式可以更好地普及戏剧、培养观众？
周予援：戏剧走进校园特别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写的第一个提案就是，教育部和财政部都应该有投资，让9年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每学年要看一部儿童剧和一部儿童电影。结果没人理我。第二年我又报这个，还是没人理我。2015年我又报，终于有人理我了。
教育部和财政部答复这几年是怎么做的、未来准备做什么，等等。我也认为，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拨款里应该有专项对青少年艺术教育的培养，我们也呼吁能否开一些戏剧教育课，让戏剧教育走进课堂，做好基础。
其实从长远来看，对观众的普及是永远的，没有尽头。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怎样让观众走进剧场？
周予援：一定要实行低票价，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从国家话剧院去了中国儿艺，又回到国家话剧院，我有一个感受。原来我们会有公益的包场演出，后来要走市场，走市场就是一张张票往外卖，包场这个事就不存在了。戏剧从来都是一张票、一张票在卖。
商业性的运作和公益补贴的运作，还有包场的运作，这几者之间可以结合着去做。别说我们必须怎样、不能怎样，所有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相互作为依托，共同推动整个文化市场、艺术市场、戏剧市场的发展。不管怎样，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有时候创作了100部戏，每部戏就演一场，太可怕了。创作投入的回报，经济利益是其中之一，关键是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让更多人走进剧场看到戏剧，看到舞台艺术，这是根本。
我认为市场永远存在，关键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戏去为市场服务。话剧到底是大众艺术还是小众艺术？这个不明确就很难做。因为你到田埂、校园、社区、工厂演的话剧和在剧场里演的话剧，艺术质量能保证一样吗？但戏剧本体不能丢，戏剧的质量保障是关键。
职业生涯更早阶段是“当演员”，后来是“管演员”，无论是现任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还是曾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周予援一直都在研究“舞台艺术如何更好地创作和表达”。
他最新的尝试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合作的中文版《战马》。
自从2008年多位在伦敦看过《战马》舞台剧演出的业内人士将该剧口碑带至国内，引进《战马》便成了中国文化演出界的情结。
2013年8月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在伦敦签署合作备忘录及协议。借2015年中英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的机会，《战马》得以在中国开演。
制作成本6000万元人民币，中文版《战马》的开支足以拍摄一部国产电影大片。也许这在百老汇或伦敦极其平常，但对于中国的舞台剧行业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北京演出结束后，《战马》开始了中国巡演之旅。
而周予援，则继续思考和求解中国话剧面临的问题。
“创作越来越被忽视，这值得我们重视。”周予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8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等;2004年6 月起先后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副书记（主持工作），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2013 年5 月任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去作家化”非常明显
《瞭望东方周刊》：《战马》中文版受到国内业界的一致好评，从你的角度看，它给中国话剧带来了什么？
周予援：两个国家级剧院合作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不缺艺术家，缺舞台技术人员，缺题材的开发、项目运营机制、创意产业开发等等，这些都是以后要加强的。
对于国家话剧院，《战马》是开门办院的结果，包括与演出运营公司等的合作。这不是说谁都能接受的。有人也提出，我们有自己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为什么要跟别人合作？但开门办院的前景永远是光明的。
同时，当《战马》出现在我们中国的舞台上时，我们要想，中国优质的剧目在哪里？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战马》为中国演艺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比较而言，中国的杂技、歌舞走出去的多一些，戏剧很少。很多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话剧是什么样子的。合作《战马》时，就有国外演出机构问，中国原创的有什么好故事？下次讲你们中国自己的故事。我们要站在国际视野上来发展中国的戏剧。不排除有一天《狼圈腾》出现在舞台上。
谈论很多优秀的国外经典作品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无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都涌现出了不少经典的原创作品。我们应该找回过去的成功经验，培养新的戏剧人才，特别是实现编剧能力的再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原创，现状是怎样的？
周予援：我看过现在三分之二的剧目，我的形容是“悲壮的阅兵。”
我觉到，创作越来越被忽视，这值得我们重视。要强调对剧作家作品的尊重。前段时间一直有种“去作家化”的趋势，这在当下的戏剧创作中非常明显。
我认为忽视剧作的本体——角色的创造、人物刻画、人性的揭示，就必然会出现戏剧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炫目的声光电、豪华的舞美、夸张的服装……淹没了戏剧本应有的文学性、故事性和人物塑造。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还能记住戏里的什么？能够引发他们更深入的思考吗？
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尤其是院团演出运营、编剧、导演、舞台技术，等等。现在我们在培养编剧人才方面是短板，创作力量薄弱。一个省会有很多作品，但只有那几个编剧写。真正为话剧作品写作的编剧则少之又少，很多人都去写影视作品了。剧本的创作和编剧的培养是国有院团亟待加强的。另一方面，话剧作品确实难写，需要深入生活、接地气。
总体而言，我们的创作出了问题，这不仅仅是国家话剧院的问题，省市话剧院也有这样的问题。
用什么样的作品来给今天的观众看？平庸的剧本太多了，我们呼吁戏剧学院强调“剧作家培养”。
戏剧、文学不能分家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国家级话剧院，你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周予援：国家话剧院经过2014年的摸索，对“中国原创、世界经典、实验探索”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思考和定位开始逐渐清晰。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原创”。
我们到底创作什么样的中国原创作品？每个地方剧院如何拿捏好自己这个省市应该有的戏剧？
要加强原创作品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我一直说戏剧、文学不分家，应该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现在的戏剧缺少文学性，是戏剧的深度问题。
我们剧院新成立了宣传推广中心、研究教育中心等业务职能部门，就是要为原创作品、剧院的整体发展、为全国戏剧的发展搭一个好的平台。
艺术家的个性应该可以被有效展示。如果艺术家的个性被埋没，甚至被压制的话，话剧不会有春天。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国家级话剧院的负责人，你对今天中国的话剧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周予援：除了必须加强中国原创的创作，另一方面作品题材的选择也很重要。所有身边的的故事都能成为话剧作品吗？有的不适合搬到舞台上，有的搬上舞台后如何去表现？这些是剧院管理者和剧作家们要思考的。
此外，民营剧团崛起和他们关注现实的创作方向是我们国有院团不能比的。我们在各个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应向民营院团学习，需要把小剧场、大剧场的戏融为一体，把国有、民营和社区的戏融为一体，共同来求得今后中国戏剧的发展。
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样的模式可以更好地普及戏剧、培养观众？
周予援：戏剧走进校园特别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写的第一个提案就是，教育部和财政部都应该有投资，让9年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每学年要看一部儿童剧和一部儿童电影。结果没人理我。第二年我又报这个，还是没人理我。2015年我又报，终于有人理我了。
教育部和财政部答复这几年是怎么做的、未来准备做什么，等等。我也认为，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拨款里应该有专项对青少年艺术教育的培养，我们也呼吁能否开一些戏剧教育课，让戏剧教育走进课堂，做好基础。
其实从长远来看，对观众的普及是永远的，没有尽头。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怎样让观众走进剧场？
周予援：一定要实行低票价，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从国家话剧院去了中国儿艺，又回到国家话剧院，我有一个感受。原来我们会有公益的包场演出，后来要走市场，走市场就是一张张票往外卖，包场这个事就不存在了。戏剧从来都是一张票、一张票在卖。
商业性的运作和公益补贴的运作，还有包场的运作，这几者之间可以结合着去做。别说我们必须怎样、不能怎样，所有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相互作为依托，共同推动整个文化市场、艺术市场、戏剧市场的发展。不管怎样，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有时候创作了100部戏，每部戏就演一场，太可怕了。创作投入的回报，经济利益是其中之一，关键是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让更多人走进剧场看到戏剧，看到舞台艺术，这是根本。
我认为市场永远存在，关键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戏去为市场服务。话剧到底是大众艺术还是小众艺术？这个不明确就很难做。因为你到田埂、校园、社区、工厂演的话剧和在剧场里演的话剧，艺术质量能保证一样吗？但戏剧本体不能丢，戏剧的质量保障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