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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