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文人，大多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而步入社会生活的。然而，他们最初的抱负和以后的遭遇常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就连独善其身的退身之路也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地冲击下变得荆棘丛生。而苏轼就是这些文人中的一个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苏轼复杂的性格特征的形成，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造就了苏轼匡扶天下的济世之志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坚强柱石，是所有的文人儒士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古代文人多以实现政治抱负为生平第一追求。以治人为基本内容的实用主义思想和以文人为基本形式的文人化官僚制度，决定了古代文人大多热衷于从政，即我们熟知的“学而优则仕”。古代文人的人生历程主要也就是一种仕途经历，要想实现儒家为其规定的人生理想，出仕是最佳的途径。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这条路上摔打滚爬，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站起，苏轼也不例外。嘉佑年间，苏轼就是怀着“奋力有当世志”的宏伟抱负和干一番经世济时大业的雄心壮志进京应试的。他写道：“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丈夫重出外，不退要当前”、“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俨然以一副舍命报国、风骨凛然的儒者面目走上了他的政治舞台。然而北宋的社会现实并没有给苏轼提供一个实现雄才大略的机会。
　　二、理学为苏轼提供了处世之道
　　宋代可谓是一个大起大落、大荣大辱、大安大危的朝代。自宋开国到徽、钦二帝被掠170余年，虽有太平盛世的繁荣之态，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积贫积弱的现象也日益加剧。尤其是靖康之变、汴京沦陷，表面上的承平突然在一夜之间消失，世人仿佛从一场噩梦中被惊醒，他们真正意识到生存危机已经来临。对这种由鼎盛而式微，由升平而离乱，由荣耀而屈辱的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异族侵凌之苦，故国河山失去之恸，感受最强烈、最深刻的莫过于文人士大夫了。他们不愿放弃在变革中求生存的政治选择，曾抗争、自救，然而已经无力回天，封建文化不可遏制的衰落之势，已击碎了他们补天救世的迷梦，被抛入生存危机的他们不得不另外寻求解脱之法。理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被称为新儒学的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说，治国济世的儒家思想，以心为本，以悟为则的禅学智慧和超世脱俗、寂寞清脱的佛道精神，成为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柱石。它在很大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兼济”与“独善”相统一的儒家人格模式，突出了主体的精神本体意识和心灵自由因素。一方面拓展和丰富了个体的内在世界，使他们可以在心灵、情性、精神的平和、自足、虚静和无限之境中去自由的品味、体悟和化解外在现实在心灵上的种种感受、动荡和悲欢；一方面又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使他们形成一种进退自如、伸屈有力的特殊行为方式，使内心的强烈抑郁和悲哀自然地转化为精神上的平衡与和谐。
　　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的苏轼，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的思想都在影响和感染着他，但由于他过人的慧根，他没有投入任何一种信仰，而是将儒家的弘毅精神与道家的无为思想和佛家的脱俗超世之境圆融地贯穿于自身，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失衡的社会天平上找到了生存的支点，以一种超脱旷达、傲世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结果，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他获得了政治生活的勇气和动力，而在佛道思想中，他又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的蹊径，从而表现出了他高超的处世之道。
　　三、高超的处世智慧——儒释道精神的统一
　　人之一生，世事变幻，浮沉不定，其根源在于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苏轼尽管自小“奋力有当世志”，结果非但不能“致君尧舜上”，而且时乖命蹇，自神宗初年王安石变法被贬，一生大多数岁月颠沛流离。《宋史》记载：“轼稍自韬，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苏轼以荣达之身事兼济之功，而实际上却是一贬再贬，甚至在“乌台诗案”中差一点送了性命。究其原因，便在于太过执着，为了坚持原则，他是义无反顾的，绝不肯“稍自韬”。但是，苏轼并不是那种一味凭热忱行事的人，广播的学识使他对社会和历史自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从而使他既能为坚持理想而作不懈的奋斗，又能讲求一点策略，注意一点方式。熙宁四年，在对神宗进谏一事上，先试谏后进谏，既能不犯人主之怒，又能集中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济世的热忱与审慎的冷静结合起来的智慧，正是苏轼之所以显得成熟老练的地方。可见，他是把明哲保身的韬晦心机用来为实现澄清天下的志向服务了。
　　一般来说，依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处在被贬的境地，尤其是经历了“乌台诗案”这九死一生之事后，苏轼必将坚守独善之道了。然而，他在离开黄州而往汝州的途中，会晤了王安石，对王安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予以了批判。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在艰危困难中不忘国事，并不像其他失意文人那样，仅仅流露出慨叹身世的诗词文赋，而是抓住可能的机会，为国为民做一点切实的事情，哪怕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可见他的人生观是入世的、积极地、乐观的。其处事的心理准则，依然体现着儒家的进取精神。然而，苏轼思想不仅仅只包容儒家文化，宋明理学中的释道精神也渗入其中，主要体现在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中。比如，熙宁中，他不能见容于新党，几遭诬陷，于是自请外放；元祐年间，他又不能兼容于旧党，结果依然是自请外放。两次外放都是自己要求的，可见他并非不识时务。元丰初年，苏轼罪废黄州，生活是“债务山积，想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而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却说：“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悉煎乎？”显然这是道家“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的态度。至于佛家体悟自身佛性，讲求“静”、“空”，在苏轼看来，“静”就意味着审物静思，其精髓在于顺应自然，莫强求，莫“知其不可而为之”。苏轼之谏神宗，用的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一言以蔽之，审物静思，顺应自然，这是佛家思想为他提供的一条通往现实而又超然独立的人生道路，使他在坚持理想抱负的同时不为穷通祸福所动，不为物役，不为挫折厄运所屈。总之，苏轼的志向与兴趣，本之于儒家，而其思维方式，则本之于道家而参之于佛家。他以儒家作指示之具，以道家做修身之术，以佛家作安身之法，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三家精义，建构了一个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融汇的大趋势。而这种融汇趋势正是通过苏轼复杂的心理世界来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