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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黄金时代各个乡党企业家联盟中，要说规模之大，还是江苏帮。相比浙江帮和广东帮的6万会员的规模，江苏会馆的会员人数高达10万，除了几个出了大名的企业家，更多的都是一些游走在上海滩的小商小贩。这个局面的形成，主要成因在于晚清末年，江苏，尤其是南京一带遭遇极为惨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暴动，这个野蛮的破坏者所到之处，不仅人口遭到大屠杀，生意或者市场也早已荡然无存。大量的江苏难民逃离家乡，多亏了上海这座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成了江苏人的避难所。
从创业的角度看，江苏企业家在上海，当然也避免不了一窝蜂地选择办理小型钱庄，或者去到外国洋行充当买办。事实上后来江苏籍的几个大老板迅速在上海崛起，就是出自与金融和外企有关的领域。著名的席氏四兄弟，本是苏州富商之家，家产万贯，锦衣玉食，不料太平天国之乱横扫过来，席家仓促之间，带着能带动的财产，逃往上海，避开了家族灭绝之祸。正所谓福祸两相依，席家兄弟到上海之后，才意识到上海才是他们的商业智慧得以大发展的地盘。最小的席正甫，首先当上了汇丰银行的买办，接着把兄弟几个全部带进了这个职业圈子，分别在俄国道胜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机构之内帮着外国人打点中国生意，深得外国人的信任，以至于经过一段时间，不仅四兄弟是上海滩知名的银行买办，连他们的姐姐妹妹的丈夫，也就是席家女婿们，都纷纷成了大买办，总计有11位，被称为当时的上海滩最大的买办家族。
如果事实的发展仅仅如此，江苏企业家就不具有特殊性。按照浙江帮或者广东帮的思路，席家如此显赫的商业关系，接下来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私人银行，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有意思的事实就在这里，席家人没有这么做，到第三代，也就是到了席正甫四兄弟的孙子辈，他们却把家族产业的兴趣转移到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管理上面。也就是说，席家不再拘泥于企业家对市场的影响，而是从1930年代开始，加入到国民党的阵营之中，出任国家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的重要管理者。席德愗爬到了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的位置，同时兼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而他的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爬到了国民党中央造币局局长的位置，事实上在更早之前，他就和宋子文一起去美国留学，学到了大好的西方现代金融理念和方法。
席氏家族的发展格局，并不是个别现象，似乎江苏的企业家群体都愿意朝着官场走，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并不清楚。
在黄金时代的上海滩，江苏会馆的会员中有一大批能够对上海金融市场、工业制造市场产生深刻影响力的企业家，这是一个类似于帮会的集团。但接下来的局面是，这个集团里真正具有金融影响力的银行家们，几乎都没有选择去创办属于自己的私人银行，这么做的结果，当然是他们在财富方面很快就赶不上浙江人或者广东人，他们似乎只对与政府、国家有关系的工作更有兴趣。比如陈光甫、张嘉璈、钱永铭等资深的银行家，都没有抓住机会创办自己的银行，而是一直在与政府有关的银行里充当职业经理人。陈光甫一直都是江苏省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张嘉璈先是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接着被调到了北京。钱永铭在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担任总经理，时间足够长。应该说，这些优秀的银行家和职业经理人，对黄金时代的上海金融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现代银行的构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人们对他们有口皆碑，但都是赞赏他们的金融经验，可以支配的金融资产，以及良好的个人德行。但在个人财富方面，他们并不被外人所羡慕，和浙江帮或者广东帮的企业家相比，这几个江苏的银行家，实在谈不上财富大亨。
关于张嘉璈，我们曾经做过介绍，在他的银行家身份被无数人推崇之后，他选择的人生之路，并不是经办自己的私人银行，而且联合有共同知识趣味的朋友，创办媒体，传播思想，力图在金融思想的层面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出力。这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情结，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张嘉璈的家国情怀、现代化情怀，远远超过了他的财富之梦，以至于张家的所有杰出人才都从事民国时代的思想和文化工作，我说的是张嘉璈的哥哥张君劢，妹妹张幼仪。这样的现象，在江苏会馆之中，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一方面，江苏人具有很敏锐的商业市场头脑，他们会很快在一个现代的市场产业中把握住局面，形成真正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一方面，他们的目标指向，却不仅仅止步于企业和财富的获取，他们会把人生的使命和责任指向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比如更早一些的张謇，其企业家的人生可谓豪迈，不过最后他的企业模式，却是南通整体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从市场到社会，张謇的角色完全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地方治理的领袖。
所以，江苏帮的企业家渐渐形成了他们一方面是企业、一方面是国家的宏大情怀。在黄金时代的产业结构中，江苏帮企业家在棉纺产业、面粉产业所形成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传奇。我们要提到的大老板，是荣氏家族之荣崇敬和荣德生。荣氏家族的发展史，是最经典的中国现代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案例，其中一个最值得分析的细节，是荣氏家族在1949年前后的战略决策，是留在大陆，还是退守台湾。荣氏家族最后的选择是留在大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选择，人们给出了太多的理由，只有当我们站在江苏企业家集体精神，江苏帮企业家的家国情怀这个高度，或许我们才会恍然大悟，从张謇，到席氏家族，到张嘉璈兄妹，再到荣氏家族，事实上这些大名鼎鼎的江苏企业家都深藏着一个宏大的产业报国之梦。
乡党企业家的市场效用
黄金时代的企业家，以乡党的联盟形式出现，一方面加深了晚清垮塌之后中国社会自治秩序的深度演进，另一方面在市场交换的层面很好地解决了转型过程中交易费用不确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家在走出官商结合的幽深传统之后，很快找到了一种市场的发展方式，这就是同乡关系。所以，沿着同乡关系的方法来拓展市场的企业家，就不再仅仅只有浙江帮、广东帮和江苏帮这几个主要的上海同乡会馆，一些内陆省份的企业家来到上海，很快就模仿了同乡会馆的模式，如四川、湖南、安徽的企业家，也具有紧密的乡党联系，只是在规模，在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力方面，显得弱小一些而已。 因此，重要的命题是，乡党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潮流、一种态势，自然有着它的内在的市场效用。白吉尔先生在分析这方面的效用问题时，很简洁地认为，乡党企业家能够高效解决人力资源问题，能够高效解决资本的筹措问题，而且这样的解决路径，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同乡关系这一个资源平台上加以解决。可以肯定地认为，这样的效用，与中国现代企业的初步发展阶段有关，尽管少部分企业开始谋求大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合理分开，谋求一种专家管理企业的方法，但更能够被大多数企业家接受的模式，依然是传统的大股东管理企业的方式。在一个城市化的发展尚不够完全自由的时代，企业家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毫无疑问就只能选择同乡关系，因为同乡关系的人力资源既能够大致保证一种诚信品质，又能很快建立起一种有凝聚力的企业内部文化。这既是一种资源利用，也是一种管理的约束方法。当大量的同乡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这会产生一种虚拟的家族印象，给予管理者一种方便的保证。比如郑伯昭创办了自己的永泰和烟草行之后，就只招收来自广东的员工，他一次性选择了200名乡党，而且要求这些人尽量不要与本地人发生过多的接触，确保烟草行的有效管理。荣氏家族的企业在招收工人的时候，也是绝对采取了乡党原则，当他们的企业规模发展到11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之后，所雇佣的1000名职员中，有近700名是荣氏兄弟的同乡，无锡人，占到了员工人数的70%。
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传承。中国的企业家对老乡的天然信任感，几乎是挥之不去的。这或许与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至今没有完全建立有关。
至于资本的筹措方面，乡党关系所起到的效用，其实更为明显。
黄金时代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分散的，没有政府干预，也没有寡头垄断的市场。外国的银行企业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丰富的资本，但他们似乎无意关注上海之外的市场，由此那些刚到上海淘金的外省企业家，就不太可能迅速获得外资银行的资本信贷支持。政府在这个时候正在开办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不过由于规模不够，因而其信贷能力也不能辐射到大面积的创业人群之中。
正是这种分散的金融市场秩序，促使同乡会馆这样的民间自治机构很快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间借贷或者投资秩序，形成企业资金上的同乡原则。因此，乡党企业家的定义，一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管理秩序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资金民间借贷的意义。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市场秩序都建立起来了，乡党企业家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现象。
比如香港永安公司来到上海，建立自己的大型商业企业，永安大百货公司，初步的预算是250万港币。如何筹措这样巨大的资金，香港永安公司自己可以提供前期50万的资本，郭氏家族拿出了14万，剩下尚存在180万元的资金缺口。郭氏兄弟采取的办法，正是利用乡党关系，扩充永安公司的股东结构，这些股东一律来自像郭氏兄弟一样的海外华侨企业家，他们分布在香港、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悉尼，甚至还有斐济。事实上郭氏兄弟和这些四处分布的华侨企业家多年以来都有密切的来往，有些甚至是当年一起创业的伙伴。这显然是一个有着巨大含金量的乡党关系组织，当郭氏兄弟创办永安大百货公司的消息传来，乡党企业家们当然是鼎力相助。由此可见，上海滩上引领黄金时代消费时尚的永安大百货，是一家标准的外资华侨企业，标准的乡党企业。
当乡党企业家通过资金注入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现代企业，相关的企业治理结构就成为必须的课题。所有参与其中的企业家，都需要对合伙人的情况做到完全透明的了解，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思路，对财务的各项指标，都必须拥有绝对意义的知情权。这是商业合作的必要条件。一开始，人们当然选择一种传统的方式，比如通过对企业内部关键的人事进行了解，但这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接着，企业家们很快就找到了合股公司的制度框架，然后又迅速建立了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这是向外国公司学习的结果，比如永安公司，开始是由郭氏兄弟和他们的朋友、同僚一起组成，采用的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前提下的亲情式管理模式。但随着公司的改组和扩充，这种陈旧的方式就力有不逮，存在很多管理误区，因此公司治理结构迅速变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小股东的权力，确保公司有序发展。股票的概念由此出现，虽然当时中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市场，但是公司内部的股票已经出现，各个股东通过拥有股票的数量对整个公司进行监督。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由此建立起了一种复合式的私人信用关系和股份合作关系。中国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这个时候朝着现代企业制度超前走了好几步，这是黄金时代企业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最有制度性意义的历史细节。
不过，一些旧的商业习惯依然存在，比如企业一股独大，大股东不接受企业其他股东的制衡。郭氏兄弟在很长一段时间拒绝其他股东提出的限制大股东权力的条款，一度造成企业内部不和。而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在企业治理结构上采用的是典型的无限责任公司。在这个公司中，非荣氏兄弟的股份极少，因此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股东大会，企业的管理权力完全归荣氏兄弟所有。白吉尔先生嘲笑这样的局面，是一种君王式的企业管理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到30年代，荣氏兄弟的工业帝国已经足够大，他们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企业君王管理作风。或许正是这种内在的企业风格，让荣氏家族与更加强力的政府趣味相投，因此留在大陆，让万人敬仰的荣氏企业集团从此彻底从历史里消失。
（作者为作家、独立财经评论人）
从创业的角度看，江苏企业家在上海，当然也避免不了一窝蜂地选择办理小型钱庄，或者去到外国洋行充当买办。事实上后来江苏籍的几个大老板迅速在上海崛起，就是出自与金融和外企有关的领域。著名的席氏四兄弟，本是苏州富商之家，家产万贯，锦衣玉食，不料太平天国之乱横扫过来，席家仓促之间，带着能带动的财产，逃往上海，避开了家族灭绝之祸。正所谓福祸两相依，席家兄弟到上海之后，才意识到上海才是他们的商业智慧得以大发展的地盘。最小的席正甫，首先当上了汇丰银行的买办，接着把兄弟几个全部带进了这个职业圈子，分别在俄国道胜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机构之内帮着外国人打点中国生意，深得外国人的信任，以至于经过一段时间，不仅四兄弟是上海滩知名的银行买办，连他们的姐姐妹妹的丈夫，也就是席家女婿们，都纷纷成了大买办，总计有11位，被称为当时的上海滩最大的买办家族。
如果事实的发展仅仅如此，江苏企业家就不具有特殊性。按照浙江帮或者广东帮的思路，席家如此显赫的商业关系，接下来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私人银行，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有意思的事实就在这里，席家人没有这么做，到第三代，也就是到了席正甫四兄弟的孙子辈，他们却把家族产业的兴趣转移到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管理上面。也就是说，席家不再拘泥于企业家对市场的影响，而是从1930年代开始，加入到国民党的阵营之中，出任国家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的重要管理者。席德愗爬到了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的位置，同时兼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而他的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爬到了国民党中央造币局局长的位置，事实上在更早之前，他就和宋子文一起去美国留学，学到了大好的西方现代金融理念和方法。
席氏家族的发展格局，并不是个别现象，似乎江苏的企业家群体都愿意朝着官场走，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并不清楚。
在黄金时代的上海滩，江苏会馆的会员中有一大批能够对上海金融市场、工业制造市场产生深刻影响力的企业家，这是一个类似于帮会的集团。但接下来的局面是，这个集团里真正具有金融影响力的银行家们，几乎都没有选择去创办属于自己的私人银行，这么做的结果，当然是他们在财富方面很快就赶不上浙江人或者广东人，他们似乎只对与政府、国家有关系的工作更有兴趣。比如陈光甫、张嘉璈、钱永铭等资深的银行家，都没有抓住机会创办自己的银行，而是一直在与政府有关的银行里充当职业经理人。陈光甫一直都是江苏省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张嘉璈先是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接着被调到了北京。钱永铭在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担任总经理，时间足够长。应该说，这些优秀的银行家和职业经理人，对黄金时代的上海金融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现代银行的构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人们对他们有口皆碑，但都是赞赏他们的金融经验，可以支配的金融资产，以及良好的个人德行。但在个人财富方面，他们并不被外人所羡慕，和浙江帮或者广东帮的企业家相比，这几个江苏的银行家，实在谈不上财富大亨。
关于张嘉璈，我们曾经做过介绍，在他的银行家身份被无数人推崇之后，他选择的人生之路，并不是经办自己的私人银行，而且联合有共同知识趣味的朋友，创办媒体，传播思想，力图在金融思想的层面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出力。这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情结，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张嘉璈的家国情怀、现代化情怀，远远超过了他的财富之梦，以至于张家的所有杰出人才都从事民国时代的思想和文化工作，我说的是张嘉璈的哥哥张君劢，妹妹张幼仪。这样的现象，在江苏会馆之中，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一方面，江苏人具有很敏锐的商业市场头脑，他们会很快在一个现代的市场产业中把握住局面，形成真正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一方面，他们的目标指向，却不仅仅止步于企业和财富的获取，他们会把人生的使命和责任指向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比如更早一些的张謇，其企业家的人生可谓豪迈，不过最后他的企业模式，却是南通整体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从市场到社会，张謇的角色完全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地方治理的领袖。
所以，江苏帮的企业家渐渐形成了他们一方面是企业、一方面是国家的宏大情怀。在黄金时代的产业结构中，江苏帮企业家在棉纺产业、面粉产业所形成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传奇。我们要提到的大老板，是荣氏家族之荣崇敬和荣德生。荣氏家族的发展史，是最经典的中国现代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案例，其中一个最值得分析的细节，是荣氏家族在1949年前后的战略决策，是留在大陆，还是退守台湾。荣氏家族最后的选择是留在大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选择，人们给出了太多的理由，只有当我们站在江苏企业家集体精神，江苏帮企业家的家国情怀这个高度，或许我们才会恍然大悟，从张謇，到席氏家族，到张嘉璈兄妹，再到荣氏家族，事实上这些大名鼎鼎的江苏企业家都深藏着一个宏大的产业报国之梦。
乡党企业家的市场效用
黄金时代的企业家，以乡党的联盟形式出现，一方面加深了晚清垮塌之后中国社会自治秩序的深度演进，另一方面在市场交换的层面很好地解决了转型过程中交易费用不确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家在走出官商结合的幽深传统之后，很快找到了一种市场的发展方式，这就是同乡关系。所以，沿着同乡关系的方法来拓展市场的企业家，就不再仅仅只有浙江帮、广东帮和江苏帮这几个主要的上海同乡会馆，一些内陆省份的企业家来到上海，很快就模仿了同乡会馆的模式，如四川、湖南、安徽的企业家，也具有紧密的乡党联系，只是在规模，在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力方面，显得弱小一些而已。 因此，重要的命题是，乡党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潮流、一种态势，自然有着它的内在的市场效用。白吉尔先生在分析这方面的效用问题时，很简洁地认为，乡党企业家能够高效解决人力资源问题，能够高效解决资本的筹措问题，而且这样的解决路径，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同乡关系这一个资源平台上加以解决。可以肯定地认为，这样的效用，与中国现代企业的初步发展阶段有关，尽管少部分企业开始谋求大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合理分开，谋求一种专家管理企业的方法，但更能够被大多数企业家接受的模式，依然是传统的大股东管理企业的方式。在一个城市化的发展尚不够完全自由的时代，企业家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毫无疑问就只能选择同乡关系，因为同乡关系的人力资源既能够大致保证一种诚信品质，又能很快建立起一种有凝聚力的企业内部文化。这既是一种资源利用，也是一种管理的约束方法。当大量的同乡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这会产生一种虚拟的家族印象，给予管理者一种方便的保证。比如郑伯昭创办了自己的永泰和烟草行之后，就只招收来自广东的员工，他一次性选择了200名乡党，而且要求这些人尽量不要与本地人发生过多的接触，确保烟草行的有效管理。荣氏家族的企业在招收工人的时候，也是绝对采取了乡党原则，当他们的企业规模发展到11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之后，所雇佣的1000名职员中，有近700名是荣氏兄弟的同乡，无锡人，占到了员工人数的70%。
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传承。中国的企业家对老乡的天然信任感，几乎是挥之不去的。这或许与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至今没有完全建立有关。
至于资本的筹措方面，乡党关系所起到的效用，其实更为明显。
黄金时代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分散的，没有政府干预，也没有寡头垄断的市场。外国的银行企业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丰富的资本，但他们似乎无意关注上海之外的市场，由此那些刚到上海淘金的外省企业家，就不太可能迅速获得外资银行的资本信贷支持。政府在这个时候正在开办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不过由于规模不够，因而其信贷能力也不能辐射到大面积的创业人群之中。
正是这种分散的金融市场秩序，促使同乡会馆这样的民间自治机构很快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间借贷或者投资秩序，形成企业资金上的同乡原则。因此，乡党企业家的定义，一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管理秩序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资金民间借贷的意义。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市场秩序都建立起来了，乡党企业家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现象。
比如香港永安公司来到上海，建立自己的大型商业企业，永安大百货公司，初步的预算是250万港币。如何筹措这样巨大的资金，香港永安公司自己可以提供前期50万的资本，郭氏家族拿出了14万，剩下尚存在180万元的资金缺口。郭氏兄弟采取的办法，正是利用乡党关系，扩充永安公司的股东结构，这些股东一律来自像郭氏兄弟一样的海外华侨企业家，他们分布在香港、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悉尼，甚至还有斐济。事实上郭氏兄弟和这些四处分布的华侨企业家多年以来都有密切的来往，有些甚至是当年一起创业的伙伴。这显然是一个有着巨大含金量的乡党关系组织，当郭氏兄弟创办永安大百货公司的消息传来，乡党企业家们当然是鼎力相助。由此可见，上海滩上引领黄金时代消费时尚的永安大百货，是一家标准的外资华侨企业，标准的乡党企业。
当乡党企业家通过资金注入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现代企业，相关的企业治理结构就成为必须的课题。所有参与其中的企业家，都需要对合伙人的情况做到完全透明的了解，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思路，对财务的各项指标，都必须拥有绝对意义的知情权。这是商业合作的必要条件。一开始，人们当然选择一种传统的方式，比如通过对企业内部关键的人事进行了解，但这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接着，企业家们很快就找到了合股公司的制度框架，然后又迅速建立了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这是向外国公司学习的结果，比如永安公司，开始是由郭氏兄弟和他们的朋友、同僚一起组成，采用的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前提下的亲情式管理模式。但随着公司的改组和扩充，这种陈旧的方式就力有不逮，存在很多管理误区，因此公司治理结构迅速变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小股东的权力，确保公司有序发展。股票的概念由此出现，虽然当时中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市场，但是公司内部的股票已经出现，各个股东通过拥有股票的数量对整个公司进行监督。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由此建立起了一种复合式的私人信用关系和股份合作关系。中国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这个时候朝着现代企业制度超前走了好几步，这是黄金时代企业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最有制度性意义的历史细节。
不过，一些旧的商业习惯依然存在，比如企业一股独大，大股东不接受企业其他股东的制衡。郭氏兄弟在很长一段时间拒绝其他股东提出的限制大股东权力的条款，一度造成企业内部不和。而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在企业治理结构上采用的是典型的无限责任公司。在这个公司中，非荣氏兄弟的股份极少，因此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股东大会，企业的管理权力完全归荣氏兄弟所有。白吉尔先生嘲笑这样的局面，是一种君王式的企业管理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到30年代，荣氏兄弟的工业帝国已经足够大，他们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企业君王管理作风。或许正是这种内在的企业风格，让荣氏家族与更加强力的政府趣味相投，因此留在大陆，让万人敬仰的荣氏企业集团从此彻底从历史里消失。
（作者为作家、独立财经评论人）